從所謂“半官方”來源的資料分析，依舊是得不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N千萬這個數字的

經宜城漁翁指點，仔細閱讀了華新民的網文“關於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新資料”（連接：關於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新資料）。華文引用兩處所謂“半官方”的資料，全部來自周伯萍父子。信或者不信，但分析的話，依舊是得不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N千萬這個數字的。

第一段（藍色部分）摘自《糧食部12年紀事》（由周伯萍之子編輯）：

從1961年開始，由國務院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國務院開支的專項用糧，情況非常複雜。當時糧食部長沙千裏同誌已調撥不動糧食，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誌也無能為力。為此，周總理隻得親自與各有關省、區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決。周總理因而設計了一張與曆來的表格式樣完全不同的“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每省一張。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區間糧食調撥和國務院糧食收支的情況。

“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設計完成後，周總理囑咐陳國棟同誌立即組成一個三人小組，並決定由陳國棟同誌任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同誌和我為小組成員，立即編製一份當年的“糧食調撥計劃表”，由國棟同誌三天內直接送交總理審定。

總理還決定，“三人小組”的辦公地址設在過去供蘇聯專家辦公、居住的“友誼賓館”的一所住宅。這所住宅三個臥室兼辦公室，一個客廳，條件很好。

總理還囑咐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同誌調撥了一台帶排字、印刷設備的打字機供我們使用。

賈啟允同誌當時在國家統計局的任期已滿，即將赴貴州省任省長，他本未參加“三人小組”的任何工作，隻是由國家統計局的一名秘書送給我一份統計材料，就匆匆赴貴陽上任去了。後來聽說，他在貴州任上政績不凡，升任黨、政、軍第一把手。但在文革期間，被當地造反派打死了，令人痛惜。（注）

經國棟同誌批準，我帶了糧食部政策研究室最年輕、體格強健的幹部張金聲同誌當助手，製表工作主要由他承辦，我最後核定。我們連續工作了兩天兩夜，編出了一份“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印出四份，交國棟同誌麵交總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誌審閱。

總理審閱後，發現報表中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他認為這張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我國餓死了3000萬人，那將在國內、外引起極大的震動，國內外的反動派都將對我國進行瘋狂誣蔑；不明真相的人們也將敵視我們。總理當即決定，把這四份材料全部銷毀，並囑咐徐明同誌立即執行。

總理隨後又質問國棟同誌這到底是何原因。國棟同誌說，“據我的調查，人口減少的原因，是婦女由於食物中缺少蛋白質，導致子宮下垂，全身浮腫，暫時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數增加。這段困難時期過去後，情況即將逐漸正常。” 總理說，“這樣我就放心了。不過你們糧食部不能盲目樂觀，粗心大意。如發現新情況，務必立即向我報告。”國棟同誌表示，一定堅決照辦。

這段文字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報表中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一說，我查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那幾年人口資料，沒有哪一年（！）顯示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所謂預期的人口增長，最多的年份也不超過一千五百萬）約少三千萬的（最嚴重的是六零年比五九年的人口減少一千）！這也就是說，這份報表中的數字有誤，不準確（當然，你也可以相信這數字）。第二，陳國棟對此的解釋是關鍵。陳國棟解釋，減少是因為婦女生育率下降的結果。這就是說，所謂的人口減少，是包括了在“正常時期”預期的人口增長沒有出現。所以結論是，即使減少三千萬，也不是一些人所說的“餓死三千萬”。

第二段摘錄自周軒進關於父親周伯萍的回憶（紅色部分）：

1961年初，爸爸在匯總完全國缺糧人口的統計表後，意外地發現：隨著糧食供應日趨緊張，缺糧人口本應越來越多，卻出現了反常的數量減少。缺糧人口減少的數額還很大。爸爸經反複核算後，直接將這一重要情況反映給了總理。經總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缺糧人口的減少，表明出現了大量“非正常減少人口”，意味著餓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經反複核對統計材料，確信無誤後，連夜向陳國棟匯報。後又一起去中南海向總理正式匯報。爸爸表示，將不惜“以死相諫”，強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準大量進口糧食，以救災民。會後，總理又單獨把爸爸留了下來，再次指示爸爸根據一些原則，重新計算。對於最後計算出的數字，總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絕不允許再向任何人透露。”由總理單獨去向毛主席匯報，解決問題。爸爸回去後，又根據總理的指示，銷毀了全部原始報表。……

關於爸爸和總理最後統計出的數據，爸爸始終恪守對總理的承諾。絕不透露。總理去世後，我問到爸爸時，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後，有一次我單獨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時，爸爸似是無意地說：“我當時按照總理的要求，最後統計出來的是兩個數字，一個是1700多萬，一個是2000多萬。”我問爸爸，為什麽兩個數字之間的誤差會有3、4百萬這麽大？爸爸說，“這不是計算誤差，而是對新生兒口糧的不同計算引起的。”當我再想多問時，爸爸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言”，不僅說自己記不清了，還警告我說，今天的話，不許對任何人去講！此後，任何人再問起這個問題，爸爸的回答總是那句，“記不清了”。……

這兩段的關鍵是周伯萍“在匯總完全國缺糧人口的統計表後，意外地發現：隨著糧食供應日趨緊張，缺糧人口本應越來越多，卻出現了反常的數量減少”。我的問題是：缺糧人口應該是越來越多呢，還是越來越少？根據前麵的引述，中央當時向各個省調糧食是有困難的。但我們現在知道，缺糧是不平均的，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缺糧（但也有可能，各地都表示缺糧）。向中央求救調不來糧食，那麽各地各省各縣就什麽都不幹了？當然是要自救的。所謂自救就包括，從各個有富餘糧食的地區征調糧食給缺糧的地區。所以，缺糧人口減少，一個原因是餓死，另一個原因是自救了。總之，不能簡單的歸於“餓死”。

人民網的一篇網文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減少，有一些是我覺得的合理解釋。現摘錄於下（綠色部分）：

最近30年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這一說法被一些人看成是“曆史的定論”，被寫進了許多專著和文獻，並且在全社會廣泛流傳。那麽，事實的真相又是什麽呢？

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國每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這一數據顯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出現了人口統計數字大幅度減少的情況，其表現為1960—1964年間我國人口總數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長(由人口出生和死亡產生的增長)後異常減少了2644萬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淨減1000萬人。

這一時期我國人口統計數據產生這一大幅度減少的真實原因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國人口統計數據的這一大量異常減少解釋為是由三千萬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說法。

為了揭露“餓死三千萬”的荒謬性，就必須對這一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數量大幅度減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確、符合實際的分析。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筆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對這一問題進行係統研究，得到了以下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基本結論：在1959年底以前，由於工業發展的需要和“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我國出現了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大遷移，至少有3000萬以上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即這些人雖然已經遷移到市鎮並辦理了戶籍登記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農村注銷戶籍(他們在市鎮和農村同時擁有戶籍)。

第二個基本結論：在1959年以前，由於戶籍管理製度不健全，在我國(主要是廣大農村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死亡漏報現象。根據1953年和1957年兩次抽樣調查的結果，可以估計出我國這一期間產生的死亡漏報人口約為750萬，即有750萬人在1959年以前已經死亡，但沒有進行死亡登記注銷戶籍。

由於以上兩方麵原因，造成我國1959年底的戶籍統計人口總數中，存在著應注銷戶籍人口1912萬，占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的2.84%。

山東省的情況證實了上述結論。山東省在1959年底進行了一次農村人口普查，發現全省存在應注銷戶籍人口152萬人。如果按照山東省的比例，全國存在的應注銷戶籍人口數應為1890萬。這與我們研究得到的數字(1912萬)是非常接近的。這一事實證明了我們的研究結論是符合實際的。

第三個基本結論：我國在1960年前後進行了實施《戶口登記條例》的工作，1964年進行了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虛假戶籍人口1912萬的戶籍在這兩次戶籍整頓活動中被注銷。

第四個基本結論：由於我國經濟出現重大困難，在1960年到1963年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運動，3000萬以上的市鎮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1482萬人，即這些人從市鎮被精簡並注銷戶籍，但他們沒有及時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成為沒有戶籍的人(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間重新登記了戶籍)。

由於以上第三個和第四個基本結論所敘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不考慮自然增長)減少了3394萬(其中1162萬重報虛報戶籍人口被注銷、750萬死亡漏報人口被注銷、1482萬漏報戶籍人口)。這是我國這一期間戶籍統計人口數大量減少的真正原因。這些減少都僅僅是統計數據數字的減少，並不是這一時期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這些減少與這一期間我國實際人口的變化沒有關係，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國內外一些人把這一減少解釋為是由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造成的，是完全錯誤的。

在“餓死三千萬”這一說法的傳播過程中，以科爾教授為代表的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國內某課題組的專門研究，以及楊繼繩、金輝、曹樹基、丁抒等人的所謂研究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中楊繼繩等人所謂研究的實質就是把由於各種複雜原因造成的我國(或各個地區)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全部解釋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們從學術的角度對上述所有這些研究逐一進行了分析，發現這些研究都存在著重大的學術錯誤，因此他們的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營養性死亡”現象,並且在以河南省信陽專區為代表的極少數地區，這種問題還非常嚴重。我們利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進行了估算，估計出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

這裏所說的“營養性死亡”主要指的是營養性疾病(浮腫病等)死亡、營養性疾病合並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饑餓死亡”(即“餓死”)。在上述“營養性死亡”的數字中，“餓死”(完全性饑餓死亡)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們專門查證了我國這一時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個縣的地方誌和其他大量資料，查證的結果證實了我們的這一估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間出現250萬人“營養性死亡”，既是天災，也是人禍，曆史的教訓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麵地、無端地誇大非正常死亡人數，並不是嚴謹的學風，更無助於正確地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堅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作者係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不言有罪]

高論啊。”營養性死亡“，”餓死隻是一小部分“，”250萬以下“，”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以下“到多少？什麽樣的天災？誰是人禍的罪魁禍首？
為我們江蘇出了這樣的”叫獸“感到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