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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之間最根本的區別是，前者注重如何管理平民百姓，後者則強調管理幹部隊伍。今天閑著抽空看了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的講話視頻算是徹底折服了那老哥了，這家夥不就是在直截了當而且毫不遮掩、毫不拐彎抹角地表演如何擺平老百姓嗎？區別就是在這裏了。上半年，廣東的一把手汪洋和重慶的掌舵人薄熙來分別撰文講述自己的執政理念。汪洋強調“把蛋糕做大”，即便是謀幸福要調動民眾積極創造財富，但骨子裏還是管理民眾。薄熙來則提倡“先分好了蛋糕再做”，實際就是要管好自己人。而薄到重慶這些年的所做說為主要就是治理管理幹部隊伍。唱紅歌無非就是喚起民眾的主人意識，幫助監督幹部隊伍。什麽“做官越來越難做”（鄭雁雄語），其實中國老百姓是很講理的，隻要自身清白當官並不難。
中共執政隊伍的能力不容質疑。這幾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建設規模是在那裏明擺著的。但是，其執政隊伍內也魚龍混雜，假公濟私公飽私囊甚至魚肉鄉裏為非作歹的的確不少。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怎樣調動民眾官員積極創造財富的能力，同時又要劃清公私這根界限，其本身也是一個難題。所以官員腐敗問題是中共長期執政的一個最大考驗。因為腐敗不除，民怨難疏。
為了清除官員腐敗，那麽是不是像一些精英人士所說的那樣隻有走民主選舉之路才是治理官員腐敗的靈丹妙藥呢？其實這是錯誤的理解。
這裏且不談民主選舉的弊端了（比如執政者無能和內消耗等）。單就民主選舉和輪流執政的政治基礎提出討論。民主選舉輪流執政是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執政者在做“善”的同時也總是要做“惡”（或腐敗）的。因為執政者遲早會做惡，當他們一旦做惡了民眾就會起來將他們輪換下去。所以民主選舉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認和包容執政者做惡或腐敗的（如小布什的伊拉克戰爭），腐敗和做惡是常態，但隻有當他們做惡達到一定的“臨界點”後，民眾才會起來將他們輪換下去。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執政者如此（如陳水扁馬英九），日本走馬燈似的轉換首相也如此，還有美國的政客們（近的如Newt Gingrich、Nancy Pelosi等）莫不如此。說白了，我替你們做事情，或者我們勞苦功高幫你選上了，總不能一點好處都不拿吧？
那麽，中共長期執政的政治基礎（“打天下”應該已經用完了）是什麽呢？光是非我莫屬（即別人辦事我不放心，但我能把事情辦好）是不夠的。因為現今中國（各級）政府已經是按屆換代的了，這跟西方的民主選舉是一至了。那麽長期執政的政治基礎還應該就是“我不做惡和杜絕做惡”這一點。也就是說對腐敗等應該是零容忍的！這樣才有長期執政的民意和政治基礎，如新加坡。（題外問題：毛澤東當年為什麽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麽其鬥爭的對象主要是黨內的當權派呢？）
這樣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執政黨應當逐漸的從“廣東模式”向“重慶模式”靠攏，甚至還要超越“重慶模式”。努力管理好自己的執政隊伍，不做惡，實行民主監督，對腐敗“零容忍”，做好人民的公仆，為人民服務。這才是中國今後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
民主集中製的好處是能製衡民眾和資本的力量，壞處是無法製衡權利的獨攬。改革的出路在於對權力的限製和分配。1959年，劉少奇成為第一線的領導人，1964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1989年，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2002年胡錦濤成為國家主席。2012年，將是中國換屆的年份。中國逐漸形成一套替換國家領導人的遊戲規則。世界上這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國家都是北歐的社會主義國家。
民主選取製的優點是能愚弄民眾和製衡權利，無法解決的矛盾是無法製衡資本的力量。西方多次的經濟危機均來自資本出了問題。現在還找不到解決的方法。因為，如果製衡了資本的力量，那就不叫資本主義社會了。
君主立憲製與君主集中製都是一種落後的體製，將來會被淘汰。
如果有一天，資本主義社會找到了一條即能製衡資本力量，又能製衡民眾和權利的道路，我認為民主選取製優於民主集中製。
但，我認為今後各國會根據本國的情況製定出一種既不是完全的民主集中製也不是完全的民主選取製的新製度。
而汕尾市委書記鄭閹黨的表演正說明了不受監督不受製約的權力能讓人荒唐到何種程度。
至於提到文革動機，樓主把腐敗和毛鬥當權派連到一起，那請問當權派腐敗嗎？請好好看看七千人大會和毛文革間的關係再來發表這種所謂文革反腐的“高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