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目養神
如果你不幸進來了，你會失望。如果在這裏，你學到點什麽，或有什麽感受，那更是浪費你的時間了，咳，咳！
“相當冷靜”先生總是偷偷塞些似是而非的東西，混攪別人的視野。比如“博古之子回憶父親（秦邦憲）”一文，秦鐵口述，李菁執筆。
該文中“八四”之謎一章（見附文一），一開頭其實就寫得很清楚的：
“四八空難”發生後，新華社當年發的消息定性為“失事”。1956年，葉挺的兒子葉正大從蘇聯留學回國，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華廳的家裏宴請他。席間，周恩來曾告訴葉正大：當年我們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做的手腳，但是沒有證據。後來中共方麵向國民黨政府和軍調處提出這樣一個要求：以後凡是中共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坐飛機，一定要有一位國民黨的將領陪同。國民黨方麵也答應了。
這一段說明了什麽呢？
說明了雖然沒有證據，可是懷疑的確確實實就是國民黨辦的，要不然怎麽共黨方麵會要求“有一位國民黨的將領陪同”呢？而國民黨呢，顯然也是同意了的。
此係當時定案（即沒有證據，但嫌疑犯是有的）。
我也並不十分確信那篇網文所述（附文二），即用磁鐵破壞飛機儀表致使飛機失事的事情是否可行。
但是，依秦鐵（李某執筆）所述，“其實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彼此行動都是透明的，父親他們離開重慶，報紙都有公開報道，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我想國民黨特務不會有如此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吧！”
但是秦文卻是更魚目混珠了。首先說人文章漏洞百出，隻指出兩點，有欠厚道吧。但即使按這兩點分析，也是站不住腳的。就這兩點分析，比如其一“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嗬嗬，刺探的這一情報，應該還是情報嘛，不管從報上來的，還是哪裏來的。比如其二“我想國民黨特務不會有如此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吧！”則更是荒謬了！用自己愚蠢的腦袋去判斷國民黨？國民黨特務真不敢殺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明殺恐怕是不敢，但搞暗殺，就象這樣飛機失事，還是應該可能的！
說老實話，八四飛機失事，主要是四位先烈遇難，秦邦憲，葉飛，王若飛，鄧發等。這其中最令人扼腕的是王若飛和鄧發兩位。秦在建國後的命運，估計不會好過張聞天太多。葉飛呢，應該是在劉伯承其右。但是，王若飛和鄧發的命運，則有點讓人產生幻想。王因為被捕過，文革中會不會遭難？鄧發和李克農之關係和李去世後，鄧發的位子等，令人遐想。
總之，這個仇恨雖然隨著歲月可以淡化，但畢竟還是不能將老蔣和他的特務組織脫了幹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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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博古之子回憶父親（秦邦憲）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46期，
口述：秦鐵，
主筆：李菁，
原題：《短暫的輝煌——我的父親博古》
“四八”之謎
“四八空難”發生後，新華社當年發的消息定性為“失事”。1956年，葉挺的兒子葉正大從蘇聯留學回國，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華廳的家裏宴請他。席間，周恩來曾告訴葉正大：當年我們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做的手腳，但是沒有證據。後來中共方麵向國民黨政府和軍調處提出這樣一個要求：以後凡是中共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坐飛機，一定要有一位國民黨的將領陪同。國民黨方麵也答應了。
2006年，某家報紙發了篇文章，說“四八空難”是國民黨軍統特務一手製造的。文章稱，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王平是軍統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他得知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要坐飛機時，向南京的頂頭上司報告，軍統方麵安排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執行此次任務。他們派人假裝成機修人員，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麵放了磁鐵，最終導致了這場空難。隱居台灣多年的杜吉堂在臨終前，最終吐露了隱藏多年的真相。
當時很多媒體和網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葉正大在廣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來治眼睛的時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飛的兒子王興、鄧發的兒子鄧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處。正大大哥說：“事情過了這麽多年，現在終於水落石出了，軍統特務死前告訴媒體，是他們幹的。”正大大哥提議我們出麵給中央寫份報告，然後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兩個軍統特務跪在他們麵前的雕像，就像嶽飛廟裏的秦檜夫婦一樣。
但是我們幾個人商量後又覺得，還是應該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為好。當時《新華每日電訊》也發了這個消息，我們找過去，對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華社發的，因為2006年是葉挺誕辰110周年，所以他們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轉了這條報道。我們幾個人分頭查找寫這篇報道的最原始出處，但是都找不到。而我們通過各種渠道詢問，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
其實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彼此行動都是透明的，父親他們離開重慶，報紙都有公開報道，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我想國民黨特務不會有如此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應該說，“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
2005年的時候，我專門重訪了父親當年失事的地方——山西興縣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腳下的莊上村，找到了當年參加尋找飛機的民兵隊隊長張根兒。老人家向我回憶：那天天氣很不好，山上下著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兩三點鍾，有人聽到巨大的飛機轟鳴聲，然後看見一架飛機沿著黑茶山下的一條大溝，低空飛來，離地麵非常近，好像是緊貼著樹梢飛了過去，緊接著是劇烈的爆炸聲。雨停了後，村裏一些年輕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飛機斜躺在一塊凸出的巨石前約20多米的山坡上，飛機殘骸四周的樹木都被燒光。飛機機頭朝上，螺旋槳已經摔斷，飛機的碎片，還有文件紙片散落一地。
當天晚上，村幹部們開會討論此事，因為分不清敵我，大家決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屍體掩埋掉。會議開到一半，有幹部匆匆趕到，告訴大家有一架載有重要領導和高級幹部的飛機失事，正在尋找。黑茶山的民兵們得知此事後，嚇了一大跳，慶幸沒有掩埋掉那些遺體，否則就出大問題了。
原來，4月9日淩晨，美軍觀察組來電話：C-47失蹤了，既沒有到北平，也沒有回重慶。他們準備派兩架飛機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團軍總部秘書長的楊尚昆立即將這一消息向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做了匯報。中共方麵給所有解放區發了電報，讓軍民們協助查找飛機。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個民兵們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現場附近，撿到了一個橢圓形的印章，雖然已被燒得一塌糊塗，但是依稀能辨認出“中共重慶辦事處證章”的字樣。除此之外，還撿到了兩枚印章，一枚寫著“秦邦憲”，另一枚是“黃齊生”。黃齊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與黃炎培、馬寅初、柳亞子是很好的朋友，像國民黨的何應欽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學生。國共重慶談判時，黃齊生本來不需要去的，但他認為自己在國民黨統治區有不少人脈，可以做些工作，就隨王若飛去了重慶，沒想到一起遇難。父親的政治秘書劉祖春臨行前還問我父親：“需要我也同去嗎？”父親想了一下說：“過幾天我就回來了，你就留在這裏吧。”這句話，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晉綏軍區政治部派來了裴周玉調查飛機失事原因。當時一致認為，因為當天延安氣候惡劣，飛機準備返回西安。由於能見度差，加之飛機的導航設備比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誤入山區。為了尋找地麵目標，飛機降低飛行高度，在濃霧中撞山爆炸墜毀。
失事的飛機上，包括機組成員在內一共有17個人。可據老人回憶，比較完整的屍體隻有3具。晉綏分區陸續來人辨認遺體，當時也沒有先進技術，隻能通過其他一些方式來辨認。因為父親高度近視，常年戴眼鏡，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確定為博古；還有一個臉部有白胡子根楂，就確定為年齡最大的黃齊生；剩下的一個是葉挺。
老鄉們回憶，黑茶山地勢很陡峭，他們費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為怕白天溫度太高，他們就在晚上搬運靈柩，有時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並行，一個人背著棺材爬著前進。靈柩運到嵐縣機場後，當時美國方麵要求先運送那4位美國機組成員的遺體，但被中共方麵拒絕。後來國民政府從重慶派來了兩架飛機，一架運送中共方麵的遇難者，另一架運美國人。第一架飛機降落到了延安機場，第二架在空中盤旋兩圈後，飛到重慶。
這一次在父親失事的地方，我給父親深深鞠了一躬，也算是補上當年那個遺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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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軍統特務設計精密暗殺 “四八”空難真相大白
1946年4月8日，出席重慶國共談判與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共代表王若飛，秦邦憲，為了向中共中央匯報請示，和新四軍軍長葉挺、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進步教育家黃齊生等冒著惡劣天氣飛返延安，同機的還有八路軍軍官李紹華、彭踴左、魏萬吉、趙登俊、高瓊和葉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阿九、其女揚眉以及4名美軍駕駛人員。
（ 1946年4月8日，王若飛、秦邦憲等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在重慶舉行的中國政治協商會議與國民黨進行的和平談判後，與葉挺、鄧發一起乘飛機返回延安準備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途中，因氣候惡劣，飛機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失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4月19日延安3萬多群眾在延安機場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毛澤東親筆寫下“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詞。 這是為“四八”烈士送葬行列。 新華社發圖文 ）
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作者是顧逸之。顧逸之早年在周恩來、李克農領導下工作，1946年“四八”空難期間，他在晉綏公安總局工作。“四八空難”發生後，他奉命到現場負責實地調查和後事處理。他給中央詳細報告了事發現場的情況，在給黨中央的書麵報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難以解釋的疑問：
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墜毀的，因為飛機撞上黑茶山側峰巨石上麵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在撞山後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從4月8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來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雲霧很濃，駕駛人員很可能是在這種濃雲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點，也不會撞上巨石了。
第三，從我們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複搜查結果來看，一直沒有發現有人為製造爆炸的可疑跡象。
第四，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麽飛到東北方向，竟然飛到黃河以東的黑茶山來了呢？
當時在飛機殘骸中還發現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的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老練的飛行員，不可能發生如此低級的失誤。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國民黨特務在儀表上做了手腳，導致電訊中斷，儀表失靈，迷失航向。
但是當時苦於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黨中央為促成國共合作，表現了極大的真誠以爭取和平談判能夠順利進行，不留給國民黨留下借口，在新華社當時發布的消息中說“想係在濃霧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難的真相也就長期的成為一個鮮為人知的謎。
“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是什麽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台灣多年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了真相，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我黨開展工作。1946年4月，我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麵的通知派出飛機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國民黨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我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為了破壞我黨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製造事端以麻痹我黨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裏，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麵放了磁鐵。
4月8日，飛機上午準時飛離了重慶，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盡管有著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大的障礙，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刮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導航係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飛機就偏離了航向，可見特務的磁鐵發生了作用了。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麵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為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我黨我軍眾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多年來其真相鮮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