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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正式開始於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大致是三年時間,社會上經曆了 "破四舊,立四新",紅衛兵運動,大字報大辯論,人民群眾的造反運動,清理階級隊伍和揪出人民內部的 "階級敵人",以及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等曲目。到一九六九年各個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 "革命委員會","暴風驟雨" 式的群眾運動終於停止,為文革的結束拉下帷幕。
但世麵上也有 "文革十年" 一說,指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 "四人幫" 後,文革才結束。毛澤東曾經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每隔七,八年都要來一次",要是文革十年,那這七,八年來一次就顯得太頻繁了。毛澤東自己也認為到六九年,中央和各地建立了新的領導班子,緊接著動員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文革就此劃上句號。持文革十年說的主要是一些被罷了官的 "老家夥" 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們,他們的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地位,工作和自由,以及得到補償等都是到了七六年十月以後才相繼完成的,因此有 "十年浩劫" 一詞。
說文革是一場 "文字獄",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文革前你寫過什麽,或說過什麽,文革中,都被 "革命小將" 拿毛澤東思想的 "照妖鏡" 來審視一遍,如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立馬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除了搞文字獄,還對所謂的 "階級敵人" 進行精神上和肉體上的 "殘酷鬥爭"。筆者在文革開始時還不到十歲,對文革的記憶是零星的,但對紅衛兵,造反隊,批鬥大會以及 "武鬥" 等還是留有深刻印象。自覺得當時參加的人數不少,可現在寫文章回憶文革的,清一色,都是當年的受害者。當年的 "風雲人物" 一個不見,即使被人指名道姓後,不得不出來說一句,也一概都稱自己是受了 "蒙蔽" 的受害者。
記得七七年恢複高考,一位考進上海某名牌大學的考生,入學前是市郊農場一個連隊的黨支部書記,文革時是市重點上海中學的高材生。在大學讀了不到一年,被揭發是文革時期的 "三種人"。當年參加紅衛兵運動時,將他老師的一隻眼睛打瞎了。因此他被勒令退學, 當時他說了一句頗為意味深長的話,他 "對那個教師造成的痛苦是皮肉的,但對他自己造成的痛苦是心靈的"。所以,說文革隻有輸者,沒有贏者,大概也不會有人反對。
"文霸","文痞" 和 "小爬蟲" 都是文革中常用的名詞。
文霸,霸者,聽不得不同意見,壓製他人,並打你不得還手,罵你不得還口,還要將你打倒在地,並踩上一隻腳。批鬥你,你還得歌頌我,此乃霸也。但文革中,有眾多人物被 "創造性" 的冠以 "專業霸" 的稱號,如文霸,學霸,糞霸,以及黨閥 (霸) 和軍閥 (霸) 等。
文痞,痞子,打手也,為主子服務,為他人作嫁衣裳。寫文章罵人的就是文痞,動手打人的就是武痞。他們對文革起到了興風作浪,推波助瀾的作用。
小爬蟲,這類人極多。爬蟲者,利用文革,或挑撥離間,或上竄下跳,或打擊報複,或升官發財,或數者兼得。這類人在文革中造成的危害極大,全國冤假錯案滿天飛,這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和這些 "小爬蟲" 有關。但因為文革是毛澤東發起的,所以這筆帳也可以算在毛的頭上。
毛澤東在文革中確實霸,隻要他的一句話,"中宣部是閻王殿",一大批中共高官就被打入地獄。但老毛在文革前並不霸,他能忍,"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啊。吳晗從五九年六月開始寫《海瑞的故事》,《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到六一年完成京劇《海瑞罷官》的創作,老毛一直都在忍。到了六五年才讓江青找來姚文元做打手。但老吳自己是不是打手呢?吳晗是舊中國的文人,應該很懂得 "士為知己者死" 這個道理,彭真的重用,他能不 "肝腦塗地" 嗎! 他是自告奮勇,還是受到唆使充當了 "打手" 的角色的?
毛澤東本人於一九六七年九月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談到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 是從姚文元寫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後開始的,他接著指出:
"那個時候(指1965年初),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上可以,讓江青同誌拿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一些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但江青同誌建議:"這文章就這樣發表,我看不用叫恩來同誌、康生同誌看了。"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登載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製,沒有行得通。"
從上麵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文革前 "霸" 的不是毛澤東,姚文元也不是第一痞。
除了共產黨內有 "霸",有 "痞" 外,文革前舊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學術權威們多多少少都很有些 "霸" 和 "痞" 的作風。他們從心底裏瞧不起工農幹部,還壓製工農家庭出生的新大學生,跟共產黨是麵合心不合。在他們自己的專業領域裏,實行獨斷專行,惟我獨尊和排斥異己,說這樣的話絕對不是空穴來風。被很多人推崇的陳寅恪是個敢於對共產黨說 "不" 的知識分子,其實他對共產黨還算是比較客氣的,做一天他的副手,同事或學生試試,不被壓的喘不過氣來才怪呢。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俞平伯和李希凡,當年要不是毛澤東出來說話,李希凡還有出頭的日子嗎?
筆者大學畢業分配到一家國內一流的大醫院工作,那時曾接觸過一些老 "學術權威" 們,還經常聽到同事們說起文革時的野史。有不少學術權威文革前特別霸,有個專家如果對住院醫生的病曆報告看不順眼,隨手就扔到窗戶外,還逼著住院醫生趕快下樓揀回來。另一個所謂 "權威" 文革前一上手術台就破口大罵。罵下級醫生,罵護士,罵街坊,罵共產黨。有臉皮薄的當場被罵哭了,跑出手術室。這樣的權威,專家到了文革可就受苦了,不僅被洗頭腦,而且還要受皮肉之苦 (筆者寫出來不是為文革辯護,但人民大眾不是聖賢,公報私仇的恐怕不少)。經曆過文革,這些老 "學術權威" 們終於學乖了。當筆者跨進醫院大門後就發現,這些老的 "學術權威" 們,真的很好相處,為人謙和,倒是那些中等地位的上級醫生最難侍候了。真的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這就叫:冤有頭,債有主。文革前作樂,文革中吃苦。
所以我們說文革沒有贏者,隻有輸者。還可以再補上一句:文革沒有 "對" 的,隻有 "錯" 的,說這樣的話應該也不會離譜。
(下一集預告:文革的 "對" 與 "錯",如果還有下集的話,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