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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在我念大學三年級時去世的。在這之前,他經常高興地對他的朋友們說,不久的將來他就可以有一個家庭醫生了。當然,他沒有能等到那一天。
即使是在今天來看,父親仍然比我高大許多。在共和國的史冊上,他是建國時上海一個縣的第一任縣長,那時他還不到三十歲。在這之後,我們全家跟著他去過四川,長春一汽等地,都是當時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後來全家去了北京,他在國務院一個部裏工作。我呢,就是在北京出生的。由於常年的工作辛勞,父親不幸患了風濕性心髒病,身體狀況已經不適合在北方工作了。於是在母親的勸說下,我們全家搬到了上海,那時我大概四五歲吧。
當時上海的領導人號召各級領導幹部要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跟群眾居住在一起。於是父親就毅然決然的放棄了百把塊人民幣一個月的幹部住房津貼,搬離分配給我們家的樓房,住到了一般居民住的弄堂裏。我呢,就是在那個環境中長大的。在我的記憶裏,有一件事情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時,父母親會帶著我一起出去買東西,可是父親從來不走進商店裏去,他總是帶著我站在店門外。我問他,為什麽不進去?他笑著告訴我,因為工作關係,很多人都認識他,他擔心到了店裏,營業員會特地照顧我們,如果不接受"照顧",會傷害營業員的情感。可是接受呢,又擔心損傷領導幹部的形象。
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不搞特殊化的人。他待人和藹可親,也從不跟人發火。所以,他有很多的朋友,這當中也包括了很多平民百姓。文革開始以後,父母親受到了衝擊,可是很快的,父親由於他的人緣和形象,第一個進了"三結合"的領導班子。重新掌權後的父親,將幾乎所有的老幹部都"解放"了出來。而結果呢,他自己反而成了"逆流的黑手",第二次被打倒。這一次,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去了好幾年的五七幹校和"工宣隊"。
林彪事件以後,父親的處境相對地有所改善。他的朋友們開始來看望他了,逐漸的人也多了起來。記得那時候,每天總會有一兩撥子的人來家裏作客,絡驛不絕。那時,哪一天要是沒有人來家作客,就會覺得好新奇呢。在父親去世後的漫長歲月裏,他僅僅到我的夢中來過兩次。其中一次,竟然是他習慣性的站在他的房門口,跟招呼他的朋友一樣,招呼我回家。但是不管怎麽說,當時父親的身體狀況是越來越差的了。
那一年暑假我從北京旅遊回來,和病中住院的父親見了最後一麵,那天夜裏,他就離開我們而去了。接下來就是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總共來了千把人。第二天,上海的官方報紙,在第一版上登載了他的訃聞,其中有一句話是,"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父親去世後的那段日子裏,我一直想哭,可是不知道為什麽,一直沒有哭出來過。
但是這淚水最終還是湧了下來,那是每次回家去他的骨灰陳列室裏,看望他的時候灑下的。帶了家人去看過他以後,我總是盡量安排自己一個人再去看他一次,我有太多,太多的話,想要告訴父親。兒子一直謹守著父親對兒子的期待,苦也好,甘也好,努力的工作著,生活著。在外麵這麽多年了,兒子一家從來沒有賺過一分昧良心的錢。
放心好了,父親。
補:建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是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重點工程。跟建設大慶一樣,是抽調了全國各地的精兵強將,可是當年的建設者的居住,衣著條件都很差,一點不禦寒。很多人都病倒了,父親也是那個時候,得了鏈球菌感染,後來成為風濕熱,再得心髒病的。可是他從來不說這些事情,是母親後來告訴我們的。
家父是一個低調的人,他的人緣確實很好。文革被楸鬥時,他也掛了牌,但是造反派中的“好心人”見家父身體有病,就端來了椅子。別人是站著被鬥,他是坐著的。
在家父第二次被打倒以後,他去了五七幹校,跟當年的知青們在一起“戰天鬥地”。一次刮台風,將他住的屋子被吹倒了,將家父壓在瓦礫堆下。知青們發現“老頭”沒在,硬是從瓦礫堆下將家父刨了出來。這才發現,一跟橫梁正砸在他床頭的箱子上,沒有箱子,他的命也就完了。
你筆下的父親很令人欽佩尊敬!
好父親最終總是孩子們的英雄. (除了成長的某一特定時期, 要超越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