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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個好人，這個“好人”是不帶任何揶揄意味的，他是那種讓人發自內心尊敬敬重的好人。他是一個為人真實誠懇人性幾近完美的人。這樣的好人如今社會上並不很多，尤其在“黨內”，更尤其在“黨內”高層頂層，不說絕無僅有，說是鳳毛麟角一點都不誇張。
在“黨”內，尤其到了高層頂層，一個人要想保持“人性”，其實相當困難。當然這是指善的好的人性，人性裏也有惡的壞的方麵，惡的壞的“人性”可以使人禽獸不如。在“黨”的人，尤其是“黨”內高層頂層的領導人物，要想潔身自好保持善的好的“人性”太不容易，因為這個“人性”很多時候與“黨性”是相抵觸相矛盾的。“黨性”是“黨”對它的黨內成員的基本要求，它要“黨員”必須對“黨”，尤其是對“黨”的領袖絕對忠誠絕對服從，“黨”的利益第一，領袖的權威意誌第一，為了維護“黨”和黨的領袖的權威和意誌，一切與“黨性”不一致甚至相抵牾的“人性”就必須泯滅掉。
彭德懷當初看到了“大躍進”的弊害，從“人性”出發，本著良心上了個意見書，觸怒了領袖，一夜之間就從彭老總變成了“反黨集團”頭子，“黨性”十足的高層領導們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個個奮勇爭先。批判會上朱德朱老總有點溫良恭儉讓，立刻惹得偉大領袖大怒，敲打鞋底怒叱他隔靴搔癢，搞得朱老總一臉尷尬啞口無言。為了讓彭德懷“認罪”檢討，兩個老帥去做他思想工作，眼淚一把鼻涕一把，苦口婆心喚起他的“黨性”，勸告他為了黨的利益，為了領袖的權威，主動低頭認錯檢討。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不忍心繼續玩弄“假大空”，與偉大領袖的“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唱反調，說“三麵紅旗”“大躍進”的成績與缺點是“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的關係，他的“人性”使他要盡力避免“人相食，你我要上史書的”，但他顯然違反了維護領袖權威和意誌的“黨性”，文革中一夕之間從國家主席變成全國最大的“叛徒，內奸，工賊”，背叛“黨性”，淒慘死去的悲涼下場也是“順理成章”的。
當彭德懷在廬山上變成“反黨集團”頭子的時候，牆倒眾人推的“眾人”裏有林彪，有劉少奇，也有那個永遠“相忍為黨”的周總理。當劉少奇變成“叛徒工賊內奸”的時候，振臂高呼打倒劉少奇的“眾人”裏有林副主席和周總理。再後來林副主席企圖叛黨投敵摔死在溫都爾汗的時候，咒罵林彪的“眾人”裏仍有繼續“相忍為黨”的周總理。這些人總是“黨性”十足，“相忍為黨”，判斷是非曲直隻以維護領袖權威和意誌的“黨性”為標準，為了這個“黨性”，可以泯滅良知，犧牲“人性”，對待昔日的戰友同誌落井下石既不心慈手軟也無心理愧疚。偶爾良心發現，本著“人性”說真話做實事，極有可能就會遇上滅頂之災。
特殊的“黨性”培育了一種“媚上欺下”的特殊“黨文化”，在這種“黨文化”中，做事不問是非隻唯領導馬首是瞻，當“黨性”與“人性”相衝突時，越是能夠泯滅“人性”，強化“黨性”，越是放棄獨立思考和人格的“奴才”，越有光明仕途。薄一波楊尚昆晚年都撰文回憶廬山會議，稱讚彭老總為民請命高風亮節的同時表達對自己當年參與牆倒眾人推的悔意。但當年他們難道不知道彭德懷是“屈打成招”的“反革命集團”頭子嗎？當然不是。他們是為了“黨性”而主動泯滅“人性”，與大夥兒一起對彭德懷落井下石。
說胡耀邦是個好人，是因為他與黨內絕大多數所謂“黨性”十足的人不一樣，他保持了一份幹淨純潔的“人性”，他不會媚上欺下，不會落井下石。相反他總是在力所能及範圍之內糾正克服“黨”的各種錯誤。他的一份備受人們稱讚的功績就是文革之後主持撥亂反正平反了大大小小許許多多的曆史冤案。胡耀邦參加革命很早，年輕有為，可是當他還是一個紅小鬼的時候卻差點被當做AB團幹掉，幸虧顧作霖和張愛萍拯救了他的生命，或許與此特殊經曆有關，他日後對於黨內各種你死我活沒完沒了的整人運動十分反感，出於是一個黨的高級幹部的立場，他必須堅持“黨性”，投入參加各種政治運動，但他並不因此就泯滅天良放棄“人性”。早在延安時期，他就看出捉拿混進黨內特務的所謂“搶救運動”的荒謬不堪，因而積極向毛澤東反映真實情況，使得這項“運動”終止。反右運動中，他努力保護部下盡可能使他們免於淪為“右派”，之後又努力為一些所謂“右派”摘掉右派帽子，並努力使他們獲得工作機會，毫無歧視。廬山會議時候他隻勉為其難地表示“擁護毛主席”，但拒絕對彭德懷落井下石。為此毛澤東遷怒於他，兩年幾乎不搭理他。他堅持獨立思考，拒絕盲目服從領袖。文革後他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中立下了極大功勞。但或許正是他的這份特立獨行，也使他在黨內被許多權勢人物看不慣，尤其是左王鄧力群，胡喬木還有保守派元老陳雲薄一波王震等人。但即便是這些他的“政敵”，對於他的誠懇正直不整人不記仇不落井下石的人格也是交口稱讚的。胡耀邦在大力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也曾經努力想要推動實行政治改革，但這個觸犯了“四項基本原則”，觸犯了“黨”的最高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即便是曾經十分賞識他的鄧小平也無法視若無睹。胡耀邦的政治結局是黯然收場的，但他在民間留有很高很好的聲譽。人們懷念他，認可他。
胡耀邦對於國家對於執政黨的前途和發展方向都有他的反省和思考。雖然他已經去世三十多年了，他的思考許多到現在仍然毫不過時。比如他說，“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而應該獨立思考；黨和國家生活應該正常化，民主化，法製化，必須杜絕家長製，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要愛護知識分子，盡力發揚知識分子的才能，應當重視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則；吸取人類文明共同的優秀成果。”這些見解，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不過就在今日上午，本人剛看到一篇官方公報，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在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第十二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內中強調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覺錘煉黨性，忠誠核心，永遠擁戴領袖，捍衛領袖，追隨領袖”。感覺三十多年過去了，胡耀邦當年提出的上述政治見解要想進入實際操作依然路途遙遠。
一直在思考中國人的“人性”和“黨性”的問題。得到的結論和作者一致。
觀察自中共在中國問世後的中國人，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人，整體上是人性越來越少，黨性越來越強。當一個人的人味越來越淡的時候，基本上他（她）就成了一個合格的“黨的人”了。
1949年以後中共領袖裏麵，胡耀邦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人性”最多、最好的一位。所以，他的失勢其實是必然的，很偶然的，被幹倒在鄧的手下而已。這不是為鄧開脫和說鄧好的意思。
可以說，中共是天下第一最缺乏人性的超大政黨。當年蘇俄對世界及人性的戕害不及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