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隨便便
想到什麽說什麽。
上文提到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策略和手段高於對手，礙於篇幅未做展開，這裏再稍作補充，粗疏勾勒一下當時鬥爭的大致情況。
毛澤東登上權力頂峰之前在黨內鬥爭中的對手按時間順序主要是博古張國燾和王明。
先說博古。毛澤東與博古鬥爭的最大目標是要奪回被剝奪的軍事指揮權。紅四軍成立後，毛澤東任黨代表軍委書記和前委書記，握有最高軍事指揮權。盡管當時也受到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及湖南省委的幹擾，尤其是受到湖南省委派去井岡山的“欽差大臣”杜修經和楊開明（楊開慧的堂弟）還有一個中央派去的劉安恭的困擾，一度被剝奪指揮權靠邊站，但由於那幾個毛頭小子打仗不行，吃了敗仗，又不得不請毛澤東回來擦屁股善後，總體而言毛澤東是可以貫徹自己作戰方針的。他的作戰方針簡而言之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誘敵深入圍而殲之。雖然他的這種作戰方針被中央視為偏門左道的遊擊作風，國民黨最初也對之嗤之以鼻，但毛澤東的遊擊戰術卓有成效，在他的領導下接連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但中央機關遷移到蘇區後，毛澤東就被冷落靠邊站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是周恩來朱德指揮的，戰術沿用前三次誘敵深入戰法，依然取得勝利。1933年博古李德到達蘇區，博古擔任最高領導者，李德負責軍事，毛澤東終於被徹底邊緣化，支到基層去搞調查研究。博古年輕（當時26歲），軍事一竅不通，完全依靠軍事顧問李德，李德的作戰方針與毛澤東的截然相反，號稱“禦敵於國門之外”，與蔣軍死磕硬打，結果使得處於絕對劣勢的中央紅軍損失慘重，丟失根據地被迫長征。長征途中被圍追堵截，湘江戰役又蒙受重大損失，死了幾萬戰士，使得中央和中央紅軍（也叫一方麵軍）麵臨生死存亡空前危機。毛澤東對博古發起的奪權鬥爭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發生的。
在與博古的權力鬥爭中，毛澤東的高明之處表現在，其一：拉攏張聞天王稼祥從而分化孤立博古，並且隻追究批判軍事錯誤，奪取軍事指揮權，而不檢討清算政治路線錯誤；其二是奪回實際軍事指揮權後，顧忌共產國際觀感，將張聞天推到總書記職位，自己隱身其後。
張聞天王稼祥原本與王明博古同一陣營，都是來自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二十八個半”成員。博古擔任臨時中央書記時，張聞天王稼祥也都是臨時中央核心領導成員（張聞天是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軍委副主席，34年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張王二人政治立場與共產國際及代理人王明博古一致，認為毛澤東在山溝溝裏搞的那套不是馬列主義，但到根據地後親眼見到在博古李德領導指揮之下，紅軍屢遭挫折失敗損失慘重，因而對博古李德的領導能力和軍事方針產生嚴重不信和不滿，他們也從實際耳聞目睹之中了解並承認“老毛打仗有一套”；張王都對博古一味遷就獨斷專行的李德有意見，他們也受博古壓製，與博古李德之間關係出現裂痕。長征途中張聞天和毛澤東健康不佳坐擔架，王稼祥因傷也坐擔架。毛澤東見縫插針一路有意與他倆混在一起，發展革命友誼建立互信基礎，三人就紅軍作戰方針和前途反複檢討議論，結果使得張王對毛澤東的軍事見解為大為讚賞佩服，在張王兩人合力支持之下終於促成召開遵義會議，從此停止了舊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的軍事指揮權，改為新三人團（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指揮紅軍。最後拍板權雖然屬於周恩來，但其實周恩來幾乎完全“尊重”聽從毛澤東，毛澤東從此實際重新奪回了軍事指揮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隻批判檢討博古李德的軍事錯誤，完全避免觸碰政治路線問題，這樣既有利於團結張聞天王稼祥甚至下台後的博古等人，也避免顯得與共產國際政治路線唱反調以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被認為是他作為一個圓熟老練的政治家的十分高明的鬥爭策略。
將張聞天推到政治舞台中心取代博古擔任中共總書記被認為是毛澤東的另一項極為聰明之舉。當時王明常駐共產國際，雖然長征途中中央和紅軍與共產國際聯絡中斷，但毛澤東必須顧忌到一旦恢複聯絡後中共未經共產國際大老板點頭擅自撤換臨時中央領導人的感受和反應。將同是出自“二十八個半”根紅苗正的張聞天推到第一線，比起一向被共產國際視為喜歡自搞一套旁門左道的毛澤東自己唱主角會讓共產國際和王明舒服得多，因而減少許多可能出現的麻煩。如此，在與博古李德的鬥爭中，毛澤東通過巧妙的鬥爭策略達到了奪回失去的軍事指揮權，同時也避免了日後可能出現的麻煩的目的。
再說說與張國燾的鬥爭。張國燾與“乳臭未幹”的博古截然不同，他與毛澤東一樣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他在黨內的資曆和他的個人領導能力及威望都堪與毛澤東比肩，所以與張國燾的鬥爭才是毛澤東政治生涯裏遇到的最大挑戰。
張國燾與毛澤東的鬥爭發生在遵義會議之後一四方麵軍初次會合時候。當時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麵軍實力遠大於毛澤東的一方麵軍（中央紅軍），張毛兩雄在紅軍匯合後的進軍方向上發生爭執，毛主張北上，張主張南下，但其實爭執的真正焦點在於權力。從張國燾晚年所撰寫的回憶錄裏可以清楚看到，張國燾完全未把張聞天甚至周恩來等領導人作為對手，他認為這些名義上的中央領導人隻是秉承毛澤東意誌的傀儡，他的真正對手是毛澤東。基於雄厚強大的軍事實力，張國燾有誌於中央尤其是軍委的最高領導權。當時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曾經向毛澤東表示要讓位給張國燾，被毛澤東阻擋。為了緩和與張國燾的矛盾，後來是周恩來讓出紅軍總政委一職給張國燾以息事寧人。張國燾則勉強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針。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張國燾又生枝節。當時匯合後的紅軍重新兵分兩路過草地北上，毛澤東所在的右路軍過草地後，張國燾以下雨一條小河漲水為由命令他所率領的左路軍中止過草地北上計劃，轉而掉頭南下。他並命令右路軍總政委陳昌浩和總指揮徐向前率領右路軍一同南下。陳昌浩徐向前都是四方麵軍張國燾的老部下，雖然傾向於毛澤東的北上方針，但唯張國燾命令是聽。毛澤東絕不受張國燾挾製，見陳昌浩徐向前無意北上，當機立斷悄悄拉出一方麵軍的一三軍團（林彪和彭德懷的部隊），脫離陳昌浩徐向前，獨自北上而去，由此造成紅軍合而又分的局麵。紅軍再度分開後，毛澤東和張國燾相互聲討指責把分裂責任推向對方，張國燾更幹脆另立臨時中央，拍電報告知原中央不再承認對方。
在紅軍分裂這件事上有一個細節饒有趣味，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當時擔任右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截獲了一份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密電，內容是命令陳昌浩以強製手段裹挾毛澤東和中央一同南下。據說毛澤東痛下決心率一三軍團出走的原因正是因為葉劍英將這個神秘電報送給毛澤東看了的緣故。然而這份神秘電報後來一直查無下落。對於這份神秘電報的真實性後來有很多質疑，有專家學者做了許多詳實考證，包括向徐向前元帥以及當時的報務員收發員求證等，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還有人向晚年的當事者葉劍英元帥谘詢，但不得要領，葉元帥顧左右而言他。直接當事者張國燾陳昌浩都矢口否認這份電報的存在。如今有關當事者毛葉張陳都已故去，是否有過這份電報成了又一個“斧聲燭影”似的懸案。但如果不拘泥於神秘電報的真實性，換一個角度，從此電報存在的必要性想，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發。倘若沒有這封電報，毛澤東主動拉走一三軍團就缺少一個正當理由，石達開受洪秀全猜忌排斥被迫拉走隊伍尚且背負曆史罪名，毛澤東若無故帶走隊伍，政治上處於被動受責難處境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有了這個電報，出走是出於自我保護，被迫無奈之舉，紅軍分裂的責任無疑更多就落在意圖裹挾甚至加害中央的張國燾頭上。以毛澤東的性格和鬥爭謀略推想，隻要有必要，這份電報想必就會出現。而葉劍英對毛澤東的處境和心事能夠心領神會很可能是毛澤東誇讚他“大事不糊塗”的原因吧。
張國燾後來敗在毛澤東手下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四方麵南下之後出師不利，吃了敗仗部隊損失嚴重，而毛澤東帶走的紅軍卻在陝北會合了劉誌丹徐海東的部隊，終於找到落腳地站穩腳跟，受此形勢所迫張國燾無奈之下放棄原來計劃，轉而去陝北與毛澤東二度會合。這個原因含有運氣成分。另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得到了來自共產國際的張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支持與合作，使得勝利的天平在張毛鬥爭中偏向了毛澤東一方。在巧妙利用張浩這張共產國際牌上，毛澤東顯示了高超手腕。張浩奉命回中國尋找中央和紅軍重建中斷的聯絡，他有與共產國際聯絡的密碼，但他到達陝北找到毛澤東之前對於張毛之爭及張國燾另立臨時中央一事一無所知，更不可能帶回共產國際大老板就張毛紛爭解決辦法的裁示。然而毛澤東老謀深算藝高膽大，充分利用獨占與共產國際聯絡渠道之優勢，一方麵並不向共產國際提起張毛之爭，一方麵促使張浩不斷以共產國際大老板名義給張國燾“提建議”發指示，張國燾盡管對於那些建議和指示是否真屬於“大老板”意誌真假難辨多有懷疑，無奈他無法直接與“大老板”對話取證，加上他之前呆在蘇聯時期與王明等人關係緊張惡劣，且曾被共產國際蓋上右傾傾向烙印，使他對於自己是否能夠取得共產國際認同和支持缺乏自信，終於在與毛澤東鬥法之中敗下陣來。等他到達陝北，大勢已去，用他自己話說隻好“唯毛澤東馬首是瞻”了。
文章有點長了，先就此打住，餘言後敘吧。（待續）
遵義會議前，中共和紅軍的危亡，命在旦夕，每一位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包括毛澤東都在生死關頭，毛還用什麽權術嗎？反國軍第一，二，三，四，五次圍剿的曆史經驗和事實告訴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隻有毛能領導紅軍脫離滅亡的境地，智商再低的人也能明白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