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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嶋先生有句名言是諷刺人民日報的，他說人民日報上隻有日期是真的。那話在日本流傳頗廣，經常被人引用。中嶋先生在他的書裏和上課時也不止一次那樣說。那話雖然不中聽，但給人印象很深刻。
中嶋先生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但我總覺得他似乎不喜歡中國或中國文化。他經常批評中日同文同種的說法，說日本文化隻是借鑒吸收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精髓，卻揚棄了糟粕，他舉例說，比如日本就沒有太監，也沒有小腳婦女。他常常會對古代中國自詡為天下中心表示不以為然，我聽他那樣說時會想：日本自稱為日出之國，豈不是一樣？
在學部讀書時，中嶋先生的課“休講”（因教師有事而不上課）較多，有時上課鈴響，跑到大教室裏一看，裏麵空空如也，再去告示板那裏看看，貼著紙條通知說中嶋先生因事“休講”，因為中嶋先生是有名學者，各種學術和社會活動繁忙而至。他的課沒有作業和考試，期末交一篇學習報告，字數記得有規定，似乎要在數千字之上，我那時對他充沛的精力很覺得不可思議，上他課的學生有一兩百人之多，驚訝他如何有時間和精力批閱那麽多學生的長而無聊的學習報告。後來聽通曉“內幕”的“先輩”（學長）說，其實中嶋先生不看那些學習報告，直接在上麵給個分數就完了。證據是有人故意將學習報告中的前後兩頁稍稍黏在一起，發回來時仍未分開。我不曾那樣試過，覺得對老師失禮，後來我的學習報告得了一個“良”，自覺足夠好了，但心裏也未免懷疑先生八成也是隨手就給了我那個“良”而並未讀過我的報告吧。
學部畢業後，我繼續讀大學院。當時我希望選擇教授經濟學的教授岡田先生做指導教授，但岡田先生看了我的“研究計劃”後認為我的“研究方向”偏重於國際關係，建議我跟隨中嶋先生學習，他說他會替我去跟中嶋先生接洽。我雖然嘴上不說什麽，心裏卻犯嘀咕，不願意去。原因有二，其一是我覺得中嶋先生是看衰或者唱衰中國的，雖然他對於中國的批評或批判不無切中時弊之處，但明顯屬於偏見的部分也不少。而且我總覺得他討厭中國，將個人情緒帶入他的研究之中，因而對於中國的發展所做出的評價並不客觀，有些判斷和預測甚至有種一廂情願的感覺。其二是考大學院選擇指導教授時，曾經聽說過一個傳言，說是之前曾有一個日本人院生跟隨中嶋先生研究中國，那個學生與中嶋先生觀點不一致，他在碩士論文裏對中國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結果論文不獲通過，數易其稿仍於事無補，後來隻好放棄，又轉而去考東京大學重修碩士課程。基於上述兩點，我覺得如果選擇中嶋先生做指導教授，自己的立場將會很尷尬，論文也不好寫。所幸，後來中嶋先生並沒有收我為弟子。他看了我的學部論文後（岡田先生交給他的），大概不甚如意，將我原封退回給岡田教授，結果事情繞一個圈後，最後還是如我初願，岡田教授成了我的指導教授。
在大學院期間，我也選修了中嶋先生的地域研究課程。與學部的大課不一樣，大學院的課是研討會式的小課，多在小教室或教授的研究室進行。中嶋先生的課是熱門課，有十多個學生參加。而有些不太熱門的課，比如我選修的小林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和另一位教授的美國經濟史就分別都隻有兩個學生參加，頗有“淒淒慘慘戚戚”的景象。
選修中嶋先生課的學生大多來自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一兩個日本學生。台灣學生裏除一人之外，其餘明顯持台獨立場，就台灣到底是否屬於中國常與大陸學生發生爭論。有時爭得麵紅耳赤，彼此各不相讓。台灣學生便說請中嶋先生做裁判，中嶋先生說台灣當然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說西藏也不屬於中國，是被強占去的雲雲。又說到尖閣列島（釣魚島）毫無疑問是日本的，中國主張是中國的毫無道理等等。大陸學生聽著刺耳反感，但並無人與中嶋先生爭論。有一個自小學日語的姓李的女生，先生是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官員，爭論時是大陸學生的代表性人物，聽中嶋先生那樣說，雖未做反駁，但嗤之以鼻的神情十分明顯。中嶋先生“楊台抑中”，對大陸沒有褒揚之詞，他批評大陸的簡化字不倫不類，說台灣保持的漢字注音符號無可挑剔，而大陸的漢語拚音粗製濫造與注音符號不可相提並論。他在黑板上寫下一長串拚音，轉身問下麵的學生誰能看得懂？台灣學生發出一串哄笑，大陸的那個外交官夫人李君，站起身來，走到黑板前，取了粉筆，嘩嘩嘩地在那串拚音下麵寫出漢字句子，下麵的大陸學生一起叫好。中嶋先生略顯尷尬，說：“哪路耗刀”（是這樣啊）。
對中嶋先生留有印象的還有下述幾件小事。一是他曾經說起他年輕時一度十分景仰周恩來，可是後來（在電影裏？）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聲嘶力竭地高喊“文化大革命萬歲”，那份景仰就化為烏有了。二是有一次下課時看到一個日本學生叫諸星君的叫住他，將自己新出版的一本書送給中嶋先生。那個諸星君與我一同選修小林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彼此較熟。他原做過北海道那裏一家地方報紙的記者，期間曾去新疆呆過一段時間，年紀不大，卻較有經曆，那本書是關於中國印象的。我看到中嶋先生邊翻看那本書，邊與之交談給與鼓勵，熱心獎掖後進的姿態頗給人好感。此外，忘了因為什麽事情，我曾去他研究室找過中嶋先生一次，那天是中午，他正坐在桌前隨便吃一碗拉麵，說完事情後，他與我小聊一會，問我來自哪裏等等，之後對我說中國來的留學生很勤奮刻苦，不容易，又說我日語不錯，鼓勵我好好努力，並說如果申請獎學金，需要教授寫推薦信，可以去找他，無需“遠慮”（客氣），使我覺得親切和感動。後來有一次，在校園裏路遇中嶋先生，我向他打過招呼後，他又站下小聊幾句，問我近況，並與前次一樣，又提申請獎學金的事情。我覺得中嶋先生雖然對中國頗多批評和和批判，但他對於留學生，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還是發自內心十分關切和熱情的。
中嶋先生在我讀大學院期間，升任東京外大校長。我大學院的畢業證書上的校長簽名欄下就是他的大名。離開日本後數年後，輾轉聽說他後來去外地開辦了新的大學，並擔任校長和理事長，一直活躍於日本社會和學術界。寫此文之前查閱維基中嶋嶺雄條目，才知道先生已於2013年過世，享年76歲。頗覺惋惜和遺憾！又，維基裏介紹說中嶋先生年輕時曾經積極投身學生運動，擔任學生領袖，一邊看那些介紹，一邊眼前浮現他在外大時的身影和情景，遺憾惋惜之外，也對先生頗覺懷念的。（待續）
提醒他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罪行，
是你的失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