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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東京的那些年裏做過不少次翻譯，主要是口譯，也有少許筆譯。其中有兩次翻譯的經曆別有趣味，因而印象深刻。一次是為中日的聾啞人翻譯，另一次是為富士電視台翻譯中國傳奇神槍手王義夫的訓練資料錄像。
在外大讀書時，有一回留學生係（科）的一個老師介紹我去做一次翻譯，她告訴我是為中日聾啞人的文化交流做翻譯，我覺得奇怪，連忙告訴她：本人絲毫不懂手語，也從沒有學過，這個翻譯恐怕沒法做。她笑吟吟地叫我不必緊張，說到了那裏就會知道怎麽做的。我於是答應去試試看。答應後我忽然想到一個之前從未想到過的問題：聾啞語莫非也如正常語言一樣，有本國語和外國語之分？之前盡管不曾想過這個問題，潛意識裏似乎想當然地認為各國的聾啞手語都是相通的，所以不同國家的聾啞人憑借手語交流，可以世界通行無阻。直到那次去做了翻譯之後，我才知道原來聾啞語與正常語言一樣也是有母語和外語之分的。那次做翻譯的具體情形是這樣的：本人作為中日語翻譯立於中間，左邊是日本人的手語翻譯，右邊是中國人的手語翻譯，他們的各自另一邊則是日本和中國的聾啞人。當那些聾啞人相互交流時，先將各自的意思比劃給本國的手語翻譯看，手語翻譯再將那些無聲手語翻成有聲日語或中文說給本人聽，之後再由本人這個有聲翻譯將中日文相互翻譯給對方的手語翻譯，再由他們再次將有聲語言還原成無聲手語，傳達給日中兩國的聾啞人。那天去參加交流的日中聾啞人不少，場麵熱烈，有些聾啞人交流心切，不走程序，跳過翻譯直接跑去與對方聾啞人比劃手語，但很快明白“此路不通”，隻得又折回到各自手語翻譯那裏走“正常程序”交流。中方的聾啞人來自上海聾啞學校，其中有些女孩穿著時髦，相貌清秀，交流十分積極。她們有不少並非先天聾啞，而是幼時因病失聰，有的仍然會說簡單會話，時或直接跑到我麵前手舞足蹈說話提問，然而我回答她們時，她們卻聽不到，瞪大眼睛麵露焦慮，隻好轉而求助於手語翻譯。那次翻譯經曆使我認識到“正常程序”的重要性，同時也親眼目睹了隔靴搔癢的痛苦和鬱悶。
另一次翻譯是為富士電視台做的。他們錄製了幾盒中國射擊選手王義夫的訓練錄像，想要研究這個傳奇神槍手的訓練奧秘和訣竅。攝製組編輯對我說明，說他們聽說王義夫使用氣功意念訓練和比賽，因而技術完美，競技狀態穩定，比賽總能超水平發揮，他們采訪了王義夫並且拍攝錄製了一些王義夫的訓練錄像，他們要我做的工作是將錄像中王義夫與在場中國人的每一句對話一字不漏地翻成日文，即使是王義夫說話間清清喉嚨的每一聲咳嗽也要仔細甄別是否暗藏玄機另有含義。然而在那些錄像的對話中王義夫其實一字未提氣功。有意思的是王義夫在談話中不斷地說到毛澤東，他說他的精神力量就是來自毛澤東。王義夫在錄像中還給人看了一隻綠色軍用包，上麵有一個戴軍帽的毛澤東頭像，頭像下是為人民服務五個紅色的字。他說那隻包是他去韶山瞻仰毛澤東故居時買的，每次出征比賽都會隨身攜帶，比賽時將包恭恭敬敬置放在自己的休息位置處，說是想到身後的“毛主席”他心裏就會安寧沉穩有力量。幾個日本編輯聽了笑，問我他是否認真說的，我說真假要他們自己判斷，我沒聽出他是在開玩笑。
富士電視台的那次翻譯經曆使我難忘。難忘的有兩點：其一是日本人研究事物時的認真細致。日語裏有個說法是：用牙簽挑盒子裏的邊邊角角，意思是不放過任何細微末節。那些日本人將錄像翻來倒去反複觀摩研究，不放過王義夫口中吐出的每一個音節包括咳嗽聲，他們一邊聽我翻譯一邊對照錄像中王義夫說那些話時的麵部表情和音調，努力甄別判斷王義夫所說是“本音”（真話）還是“建前”（套話），是否話中有話。毛澤東名言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日本人都是“共產黨”。我後來曾經看到過一篇文章介紹說日本人僅憑借著對一張鐵人王進喜的海報相片的研究發現了中國某項石油勘探的秘密，我讀那篇文章時不期然就想起了那次的翻譯經曆。
另一點讓我難忘的是王義夫所說的關於從毛澤東那裏獲取精神力量的事。我知道他絕不是在插科打諢。而且那樣做法的人在中國運動員中為數不少。我記得曾經讀到文章說林丹也是其中之一。林丹分享其經曆和心得說，從前有一次大賽前，教練帶羽毛球國家隊去韶山，下了大巴後，李玲蔚等人很虔誠地去拜謁毛澤東，林丹不以為然，和幾個年輕人留在大巴中打牌。結果之後比賽他早早淘汰出局，而李玲蔚則得了冠軍。之後再去韶山他便從不懈怠，變得極其虔誠，比賽也屢屢得勝，而勝後他也不忘去韶山還願雲雲。毛澤東不信神怪，是唯物論者，他身後被人信奉如此，地下有知，不知是否啼笑皆非。（待續）
另，您的東京往事係列故事寫得真好，文字很有功力。謝謝您的分享。
是“思考問題”，不是“思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