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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文革，就會想起那件陳年往事。年代久遠得可以聞到黴味了，但印象深刻，忘記不掉。
那是我們去看跳樓自殺的死人的事。時間大約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某個夏日的下午。那時候我家住在上海東南角的某大學的家屬宿舍裏。那個大學那會兒不斷有人自殺，多是跳樓而死的。那會兒本人還小，但聽大人們議論自殺的事，覺得既恐怖，又好奇，很是刺激。有一回聽大人們說那個大學的附屬第八宿舍的三號樓有個教師從四樓倒栽蔥跳下去自殺，可是跳的時候不巧腳上穿的鬆緊鞋（一種布麵塑料底的輕便布鞋，當時穿的人較多）被窗鉤鉤住，落地前在窗台處停頓了片刻，可能不勝恐怖，心生悔意，一邊拚命掙紮一邊大叫救命。但隻瞬間，落地而死，布鞋卻留在窗鉤上。那屍體在那裏停留了很久沒人收，說是死者的頭漲得比活著時大了一大圈。我那時有個同學住在第八宿舍四號樓，就在三號樓旁邊，我原來有時候去那裏玩，後來就不去了，總覺得陰森森的有些恐怖。
那之後不久，有一天又聽說有人跳樓自殺了。這次是在大學校園內的四號樓。聽說是個叫什麽衛國的老師，原本正被隔離審查（相當於現在的“雙規”，人生自由肯定是沒有的，好像還經常要挨揍），後來不知怎麽找個空子溜出來自殺了。當天下午，有兩個鄰居家的大孩子要去大學裏看死人，本人常跟著他們玩，那天也跟著去了。
四號樓在大學的最靠東處，挨著圍牆，背對陽光。灰色的樓房，灰色的牆。我們到那裏卻好像沒有看到什麽死人，兩個大孩子正在互相問“哪裏有死人啊？”不遠處一個不認識的大人用手指著大聲說：“還找呢，就在你們的腳下呢。”低頭一看，真的就在我們的腳旁躺著那個死者。我記得當時的感受：頭皮發緊發麻，內心極其恐怖。那個死者麵對著樓房，背對著我們。耳朵裏流出的血已經幹枯，在臉上劃出不規則的血痕。地上頭周圍的一攤血已經發黑滲到泥裏。許多蒼蠅圍著他的頭飛來飛去，有的停在他的頭上臉上。那個不認識的大人走過來，用手裏拿著的一根粗樹枝去撥弄死者的頭，使得那頭轉向我們。讓我永遠難以忘記的是那個臉好像在笑，鼻子裏也流出很多的血。
後來又來了許多來看死人的活人。再後來來了一輛拖死人的汽車。兩個收屍體的去抬那個自殺者時，汽車尾部的門敞開著，裏麵重疊著堆放了四具屍體，頭朝裏，腳朝外，上半身用一種挖戰壕用的草包（那草包裏邊填入泥土可以防洪用的）草草地蓋著。那些腳戴著鐵鐐，有的還是光著腳的。收屍的將那個死者抬來堆在那些死屍上麵，然後關上車門開走了。
那天回家以後，覺得很惡心。心神不定，晚飯沒吃，父母以為我不舒服，我說沒事的。可是，晚上熄燈以後卻怎麽都睡不著。眼睛一閉，那死者的臉便會突然轉過來對著我笑。到了後半夜實在害怕的厲害，忍不住爬起來，去將父親推醒，說自己害怕睡不著覺。父親睡眼惺忪地問我發生了什麽事，我便隻好如實相告。父親責備說“你看你，你看你，都幹什麽去了呀你！”但旋即又說，“算了，太晚了，快睡吧。到我這來睡。”我爬上父親的床，睡到裏麵，摟著父親的肩膀，終於入睡了。
這事我後來一直不曾遺忘。當時的情景刻骨銘心，一閉眼就能出現在眼前。隨著年齡增長，許多次回想這件事，對那死者生不得好生，死不得善死，生前沒有尊嚴，死後還要陳屍於露天，讓人撥弄和滿足好奇心的境遇感歎無比。同時也對人的冷漠無情大為驚訝和失望。那時候那個自殺者橫屍在那裏那麽久，那麽多人去看過，卻沒有一個人找塊布替他遮蓋一下，擋住蒼蠅，替死者留點尊嚴。成人後曾讀過一篇小說，裏麵有一段描述蜜蜂對於死去同伴的淡漠和無動於衷，說一隻蜜蜂死了，佝僂著身子倒在邊上，其他的許多蜜蜂各自忙忙碌碌地搬運著食物，在那死去的蜜蜂的屍體旁來來回回地經過，卻視若無睹好像那死體不存在一般。後來下雨了，活著的蜜蜂爭先恐後都鑽進蜂巢裏去，唯獨那死去的蜜蜂被雨水衝入到下水道去了。讀那小說時，我便想到了上述自殺者，覺得他的境遇還不如那蜜蜂：死蜜蜂不過是被活著的同伴無視遺忘而已，他卻在死後還要被撥弄供同類娛樂開心。我也曾反複回想琢磨自己當時既覺得恐怖卻仍然毫不猶豫地跟著大孩子去看死人的心理，無非是強烈的獵奇心理而已。小小年紀，就已經具備了為滿足獵奇心理而撕扯同類尊嚴的本能，我後來一直覺得“人之初，性本善”是胡扯淡，與幼時的這段經曆大概不無關係。
“沉舟側畔千帆過”，要是那千帆不覺察或雖然覺察了但不在乎那隻孤舟正在沉沒倒也罷了，要是還一邊慶幸沉沒的不是自己，一邊欣賞孤舟沉沒的慘態，那孤舟該是多麽的心寒。
上述自殺者被撥弄轉過頭來，留在臉上的詭異的笑，我一直忘記不掉，不知道那是不是他對去看他屍體的活著的同類及當時那個世界的嘲笑。
當年經常被媽媽帶到單位去
記得媽媽辦公室有個姓黎的叔叔上午還逗我玩兒下午就聽說被工宣隊的人給打死了
那個人笑眯眯的樣子現在還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