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來鴻：亂作為，不如不作為！

一、中國的曆史表明，在法治清明，社會生活公平、公正能獲得今本保障的前提下，政府官員“無為而治”最有利於經濟的發展。政府官員對經濟活動幹預的越多，經濟越缺乏生氣。放眼當今世界，概莫如此。在“太平時節”，政治家過分幹預經濟無不是經濟發展的災難。

 

二、鄧小平時代是個特殊的時代。毛時代的條條框框把中國經濟製約得“奄奄一息”。毛死後，農民與體製外的城市貧民為求生存，不斷突破“法律與規章”的束縛。當時的各級官員如果“依法行政”，嚴格執行“毛式法律法規”，紅色江山必然覆滅。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口號，大力支持人們突破舊體製的束縛發展經濟。鄧以發展GDP為衡量標準，大力提拔那些敢於突破禁區，也就是不依法行政的幹部，促使整個官場動了起來，“改革”成為趨勢。

 

改革舊體製，創立新體製，需要各級官員有主動積極的作為。但這不應該是治國的常態。僅不過是特殊時代的特殊情況而已。各級官員多數長於“政治”（但並非成熟的政治家），對經濟往往隻是“一知半解”，因此改革出現了許多弊病和偏頗，權貴階層的出現，經濟的畸形發展，都是鄧式改革，也就是說各級官員“積極作為”，的後遺症。

 

三、目前習刀刃向下的反腐（向著部級和部級以下），習要求各級官員“依法行政”，嚴守黨的政治紀律，都是為了束縛各級官員的手腳，防止他們在利益驅動下“各行其事”的“亂作為”，都是為了消解鄧時代的後遺症。
 

但習要使經濟轉型，從出口驅動，投資驅動轉為內需驅動，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就需要突破鄧時代很多法律法規和鄧模式的束縛。這就需要各級官員大膽突破，勇於探索，勇於創新。

 

習既要各級官員嚴格“依法行政”，又要各級官員勇於“突破現有法律法規的束縛”，勇於創新。這本身就很矛盾。鄧時代後期培養提拔的幹部，聽話，平庸，圓滑為主要特征。這些人缺乏創新能力與魄力，在反腐和嚴守黨的政治紀律的高壓下，明哲保身，不作為，或少作為，自然成為各級官員的首選。

 

要破解當前的困局，教授認為主要在於兩個方麵：

一、廣聚英才，在中央層麵不斷根據發展的需要進行“製度創新”。二、以GDP發展，環境保護，民生改善為硬指標，考核各級官員，實行“能者上，庸者下”的政策，破格提拔人才。迫使各級官員去探索，去突破，去創新。

四、中國現在不缺乏想當官的人，所以破解官員不作為的難題並不困難。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確保新提拔起來的”能人“，聽黨的話，甘當”核心“的”馴服工具“，這是百年來，共產黨人執政後一直沒有能破解的”歌德巴赫猜想“。

 

[Dataoying34]

頂！必須打破框框，異軍突起，選用優才，方可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