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來鴻：對劉軍寧“中國改革的道德診斷”一文的評判

劉先生對一個根本的問題，為什麽“改革不講道德、沒有操守、言行不一”，的分析不到位。

極左體製在中國肆虐了三十餘年，政治令人窒息，經濟頻臨崩潰。不改革必然會亡黨亡國。中國的官僚階層和底層民眾都渴望變革。但關鍵問題在於，三十年的極左體製培養和人們思想上和行為上的惰性，很難適應社會，特別是經濟體製的巨大變化。

官僚階層在利益的驅動下，可以接受變化，但渴望保留特權。而習慣於在“體製保障下”生活的民眾，主要是數億國企員工和家屬，則很難適應變革，更不習慣於在經濟大潮中憑一己之力搏擊。那種“朝不保夕”的恐懼感，使他們懷念過去的“生活保障”，懷念過去的“社會主義製度”，甚至懷念偉大領袖。

鄧在改變中國這艘巨輪航程的過程中要保持穩定不翻船，隻能依靠官僚階層來管控民間的不滿。“打左燈向右轉”是不得已的選擇。

目前，官僚階層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可控的。最不可控的是，不適應市場經濟的城市平民，也就是當年的工人階級。他們對經濟改革的巨大不滿，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

所以目前任何當政者都隻能“打左燈向右轉”，直到在市場經濟下長大的一代占據社會主流，老一代“毛澤東時代下成長起來的工人階級”完全退出曆史舞台，當政者才有可能堂堂正正地施政。

一句話，“改革不講道德、沒有操守、言行不一”，是毛澤東時代培養出的“一代人民”（包括官員與平民）逼的。

劉先生說向右轉，隻有百分之五的人堅決反對，完全是盲人摸象之舉。洛陽街頭擁毛的集會，烏有之鄉網站的叫囂，都是顛覆改革開放方向的巨大危險。

 

【附原文】劉軍寧：中國改革的道德診斷

2016-05-04 09:22:29
湖北省2010年曾在其十二五規劃中推出十二萬億規模的投資計劃,重慶市隨即宣布將推出一萬億的投資規劃，估計將會有更多的地方競相仿效。30多年前，改革剛起步的時候，政府帶頭通過投資發展經濟引來了國內外的許多掌聲。經過了約八年沉寂之後，今天地方政府再次大張旗鼓強行拉動GDP，這樣的舉措卻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難道30多年前開啟的改革之路已經走不通了嗎？

無疑，中國的改革解決了當時中國的很多問題，但同時也製造了許多新的問題，以至於現在改革自身都成了問題。要想找到問題的答案，我們有必要從對改革的追問開始。比如說，改革的目標究竟是什麽？。

就中國改革的目標而言，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目標是發展經濟。隻要中國的經濟發展了，改革的任務也就完成了。如果這樣的話，中國已經成為金磚四國之一，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貿易額、甚至鋼和汽車的產銷量在世界各國的排名中都已經名列前茅了，那麽改革的目標也已經基本達到了，改革也應該畫上句號了。然而，似乎沒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完成使命。如果認為中國改革的動力不是擺脫貧困，而是因為舊體製、舊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如果認為中國的改革目標不應該僅僅是發展經濟，而應該是從道德上、製度上改革舊體製、舊意識形態，那麽，中國的改革幾乎還沒有發生。到目前為止，中國對於改革是什麽，中國改革本身有沒有它的靈魂、有沒有它的內在價值、有沒有它的製導係統，在朝野之間幾乎沒有什麽共識。假如改革在屬性上與舊體製、舊意識形態是完全一致的，那麽改革是多餘的。如果改革本身沒有其不同於舊體製、舊意識形態的價值導向，那麽無論已經改革了多少年，這樣的改革依然是在原地兜圈。

為什麽我們關心改革？因為改革關係到中國的未來。關於未來的走向，中國有三個選項：第一個是中國再次向左轉，回到舊體製、舊意識形態。這個選項，像1949年以後的曆史所驗證的那樣，會使中國總人口的5%的人受益，95%的人受苦受難。這個選項，與其說是對未來的一個選擇，不如說是向後的一個倒退。

第二個選項是中國在未來所謂向“右”轉，這個“右”是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開放的文化。這個選擇會使所有人受益。既便如此，大約也會有5%的人堅決不答應。我把這個未來的選項叫做改製，即中國需要根本的製度改革。

第三個選項即是民謠段子裏所說的“打左燈向右轉”。這個選項看起來似乎能造成一個共贏的局麵：舊體製保住了，95%的老百姓也可以幹點自己的私活，掙點私錢，在某種程度上既避免了在整體上轉向新體製，又避免了回到舊體製。於是，這樣的選項似乎成了關於中國未來的最好選項。這個選項是中國在過去的30年中也一直在化為現實。大家把這個“打左燈向右轉”說一套做一套的選項，積極、正麵地稱之為“改革”。

這個應該繼續是未來中國的選項嗎？我認為不應該。如果我們對這個剛過而立之年的改革，進一次簡單的道德診斷，就會很容易發現這位改革先生是一位不講道德、沒有操守、言行不一的人。這是一個不道德的“先生”，因為他說一套、做一套，說的指向東，做的卻是指向西。

這樣的改革違背了中國人的根本道德觀念，“改革先生”是一個言行不一致的先生。中國人目前可以說是生活在道德廢墟之中。在今天的中國，人們若想做到言行一致難於上青天，因為作為時代的大潮流，改革本身就是言行不一的，就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如此看來，作為改革的發起者，鄧小平的確有先見之明。他動用強權，絕不允許人們就改革的名與實、左與右、社與資進行爭論。如果可以自由進行這些爭論的話，中國改革的道德破綻就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改革先生的不道德一麵就被人一眼看穿。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果改革走到盡頭，那絕對在孔子的意料之中。而名實相副，在我看來，僅僅是合乎道德的起步。

經過上麵的道德診斷之後，如果還繼續讓改革先生左右中國未來的進程，那將繼續摧毀中國本來已經極其薄弱的道德資源，瘋狂地製造道德赤字。這位不道德的改革先生正在加劇社會的不滿，瓦解社會的道德秩序，積累怨恨，造成官民互不信任，從而引導中國走向更深的危機。

所以，中國的未來，不能靠說錯誤的一套做錯誤的一套；不能靠說舊意識形態的一套，做不同於舊意識形態的另一套；隻能靠說的是正確的一套，做的也是正確的同一套。至於正確的一套是什麽，國人心中已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