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黨國是必須有規矩。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黨國如今的規矩,不僅無法與毛時代相比,比鄧時代,江時代,胡時代都要寬鬆。這就是進步,就是希望。
毛時代,對黨內反對派的手段是高調鎮壓,堅決消滅。鄧時代是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高調”開除出黨。習時代是要求“維護黨的政治紀律”,是“低調”留黨查看。“悄悄地幹活,打槍的不要”。
盡管三代領導人維護核心權威的意願相同,但手段各異,這也是時代的進步,使其不得不如此。
在現行體製下,登上頂峰的人,不管要向哪個方向轉,不管準備走什麽路,都必須先集權,先樹立個人權威,否則不但什麽事情都幹不成。反而會有性命之憂。鄧小平搞改革,蔣經國行變法,走的都是先集權,後辦事的道路。江沒有集權的能力,隻能靠容忍貪腐,維係皇位。胡同樣沒有集權的能力,隻能靠“無為而治”保自身平安。華沒能樹起個人的權威,隻能黯然下台。
習搞集權顯然是想有所作為,但絕不是想走毛澤東的路。不僅當下的政治環境不允許,整個官僚隊伍也不會容忍毛式領袖重現。任何人如果一意孤行,肯定比毛的下場更慘。習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絲毫不糊塗。
對比一下毛和習的做法,不難得出結論。毛當年搞大躍進,彭德懷僅在黨的內部會議上提出了不同意見與批評,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慘死囹圄。任誌強公然跳出來,在大庭廣眾之下,直言不諱地否定習的說法,僅得了一個留黨查看一年的處分。處分結果還不得不保持低調,各大媒體均不得報道,不得評論。這不僅說明兩個時代,政治環境不同,領袖的風格不同,官僚隊伍對領袖的臣服程度不同。這就是社會的進步。
習總作為紅二代,要保父兄的基業,這本身不足為怪。保父兄基業隻要不采取毛的手段,比鄧,江,胡時代寬容,就是新中國的進步。這麽大的國家要從帝製轉向現代文明國家,無論從什麽角度來看,都很難一蹉而就。每一點兒進步都值得欣慰。反之,欲速而不達。曆史表明,激進隻會給這個巨大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
也許,在封建時代,這不足為怪。如今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最後的名正言順的封建王朝也消亡了一百多年了。還在“保父兄的基業”?難道一下子倒退了一百多年了?
習想要往反方向走。
從趨勢上來看,習在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