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友朋聚會。幾位來自“海裏”的朋友觀點比較獨特。現特簡述如下，與大家共品鑒。
從“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分類說起
一、所謂老一代革命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來自社會底層，諸如失業工人、貧苦農民、流氓無產者。這些人當年參加革命大多因生計窘迫，為謀求生存鋌而走險，”什麽什麽主義“對於他們來講是天書。在他們心中基本沒有什麽國家與人民的意識。他們更關心的（尤其在勝利之後），是自己的權位和子孫的福利。在大大小小的老一代革命家中，這些人占多數。這些人在軍內可致高位。在地方上，由於能力所限，很難升至省部級。
第二類人，來自家道中落的官紳人家或風雨飄搖的小康人家。這些人對現狀不滿，有危機意識，參加革命主要是想出人頭地，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這些人基本上都是精致的個人主義者，什麽主義，什麽國家與人民，對於他們而言都是謀取功利的手段而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毛和周。這些人的文化水平、辦事能力與看問題的視野都顯著高於第一類人。中共勝利後，在中高層官員中這類人占多數。
第三類人 ,來自富裕人家與官宦世家，受過良好的教育，不滿於社會黑暗而參加革命。他們固然也有建功立業出人頭地的個人意願，但也富於正義感與國家、人民意識。現團結在《炎黃春秋》旗幟下，自詡為“兩頭真”的老人大多屬於這一類人。鄧小平、彭真、陸定一也可以算這一類人。這類人由於受教育程度高，辦事能力強。同期參加革命，勝利後地位都比第一類人要高許多。
二、紅二代的分類
在文革前，紅二代由於年紀幼小，渾諢噩噩，沒有太多明顯的區別。文革大浪的衝擊使紅二代的成長出現了分化。
大部分人，隨波逐流，參與造反，上山下鄉（或當兵，進工廠，上“工農兵大學”），文革後靠父蔭混個一官半職，最後從處級或司局級的位置上退休。這些人的父輩大多是老革命中的第一類人。這些人本人的能力也很一般，退休後生活雖然高於一般百姓，但遠不如那些權貴與暴發戶。強烈的失落感使他們組建了各類紅二代組織，渴望想找回他們昔日的“貴族優越感”。這些人高調支持反腐，渴望反腐能打擊那些權貴與暴發戶。但這些人無論在民間還是在官場中都沒有什麽影響力。他們的下一代大多也沒有太大的出息與影響力。
在文革的苦難與迷茫中，少數紅二代選擇讀書（讀那些平民百姓看不到的內部讀物）作為一種精神上的解脫，渴望能在書中尋求到困惑與疑問的答案。這些人以第二類、第三類老革命家的子弟居多。通過閱讀與思索，他們中間很多人突破了思想上的桎栲，對世界，對這個製度有了一個較為真實的認識。正是這種眼界的拓展，這種對事物本質的勘破，使他們在文革後的改革開放中，如魚得水，迅速攀上高位，在政經界把握了各種實權。
當然在這一類脫穎而出的紅二代中，有些人，特別是第二類老革命家的後人，受家人的影響，把個人利益看得比較重，位高權重之後，有逐步回歸體製的趨勢。思想僵化之後，上升的速度自然也就嘎然而止。其中比較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劉源、劉亞洲、孔丹之流。
而另一些人如老板、王大人、俞大人。他們或者受苦難更為深重，或是半路嫁接到豪門之內的，或出身於關係複雜風險極大的世家。他們的讀書與思考更為厚重，為人也更為低調。由於思想超脫，對體製有深刻的了解與認識，處理方方麵麵的問題遊刃有餘，最後終於得以躍升到政權的頂層。
三、團派出身的大員。
草根出身或微末小吏家庭出身的大員，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升至省部級以上的高位，除自身工作能力外，看透這個體製是必要條件。看不破體製，很難遊刃有餘地處理官場中的各種矛盾，連一個處級局麵都難以維持，更不用說司局級、省部級了。
四、現任領導人的心理
綜上所述，現任的頂級官員，無論是草根出身還是紅二代，都是人尖中的人尖。他們對世界局勢，中國發展的窘境，體製的弊病，以及解決問題的各種可能都有著比常人清楚得多的認識。
但中國的官僚體製龐大，絕大多數出於對自身利益的維護，都反對對體製做顛覆性的改革。小打小鬧的改革也常因觸動利益格局而備受阻礙。
老板很清楚，要維護父兄的基業，必須進行顛覆性的改革。但麵對一個龐大的官僚體係，任何激進的改革都會給老板自身帶來覆滅性的危險。所以老板現在隻能走一步看一步，在“環境”許可的範圍內，試探著推進他的改革計劃。
從老板反腐的步調來看，從老板處理東海問題，南海問題、甚至中緬邊境問題的最後決策來看，老板是個頭腦清楚，辦事審慎的現實主義者。
背離文明大潮，走回頭路是條死路，這一點老板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不管目前神州大地上籠罩著多少迷霧，未來的中國隻會一步步地走向文明與民主而不是其他。
五、有關民間的鎮壓。
多年來的片麵教育使得基層民眾的頭腦簡單而迂腐，充滿了暴力革命的思維與傾向。在貧富差距巨大的現實條件下，任何火花都有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毀滅性的燎原大火。
在僵化封閉的教育體製下成長起來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先天不足，缺乏厚重的人文素質，而趨於輕浮。許多知識分子把民主製度理想化，簡單化，以為實行民主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提升自身社會地位的靈丹妙藥。看不到民主也能導致混亂與經濟崩潰，也能導致類似希特勒那樣的“民族救星”浮出水麵。所以說，目前的中國知識分子起不了社會緩衝器的作用，更難引導民眾走向理性。套用俗話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愚昧而具有暴力傾向的民眾，輕浮而偏執的知識分子，如果不予以及時的必要的鎮壓與壓製，必然會打亂改革進程，給中國帶來又一次災難。也許是納粹德國式，也許是文革式，也許是義和團式的災難。
重慶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新華社智庫的《不要讓李嘉誠跑了》，洛陽民眾集會紀念毛澤東都是災難可能降臨的不詳之兆。
所以請大家理解老板對部分具有社會煽動性知識分子的打壓。
太平天國、清朝、國民黨、或是一些大公司在崩潰之前，高層也知道危險，想改革。
能不能成功改革是另一回事。高層牽涉到的利益與人太多，即使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集團，也難以從上到下貫徹改革，因為改革意味著利益與人事的重新分配。
如果改革不成，龐大的集團隻能等著危機爆發，轟然倒台，造成一片混亂。
這是自然規律，沒有人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