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以區少坤長沙嫖娼案為例。區老頭不過是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吃低保的城市貧民。隻不過吃飽了飯,愛在廣州找政府的麻煩(公車私用)而已。廣州地方政府很頭疼,很討厭這倔老頭。
老板要求”依法治國“,就是要求各地政府“依法”,“公開”處置打擊這些不穩定分子。比方說,對八十高齡的鐵流,你不能以揭露反右運動的非人性,汙蔑黨的領導為借口,也不能以惡毒攻擊劉雲山為罪名,但你可以非法出版“往事微痕”,非法牟利之嫌起訴他,然後再寬宏大量地依據他的認罪態度,免於對其的刑事處分。這樣做既讓人抓不住什麽把柄,又能威懾鐵流和他的同路人。
但老板剛上台兩年多,從王岐山的反腐進度來看,地市級和以下政府機構基本上還是江胡時代,周永康時代的人馬。在那個年代,“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體製下,基層提拔任用的大多都是庸才,甚至是蠢才。他們習慣於用簡單粗暴,直接鎮壓的辦法處理問題。現在要他們用法律手段對付不穩定分子,難免力不從心,常會洋相百出。
本來以長沙警方之尊,對付一個吃低保的老頭,綽綽有餘。很容易就可以給他戴上一頂嫖娼的帽子。長沙警方完全可以比照北京黃海波嫖娼案,將案犯拘留15天後,再予以六個月的收容教育。廣州警方則可以名正言順地用警車將區伯押回廣州收容教育,仔細收拾。
沒想到兩地警方聯手,“用牛刀殺雞”的處置辦法激起了民間強烈的反響。律師,抗議人士雲集長沙看守所。長沙警方似乎沒見過這陣勢,頓時亂了手腳。采取了最愚蠢的不準區伯與律師見麵的手法,把一件長沙地區的小CASE,變成了聳動全國的大新聞。最高當局的震怒可想而知。
在中國民意常常一文不值。如果不是最高當局震怒,長沙方麵根本不會草草結案,5日後就匆匆釋放了區伯,把他像一個燙手的山藥般甩還給了廣州警方。廣州方麵若不是被高層訓斥,要求立即平息事態,也不會有“8輛警察午夜千裏接嫖客”的荒誕舉措。
所以說把區伯嫖娼案的種種野蠻與愚蠢的做法都歸結到最高當局頭上,有失公允。
從鐵流案可以看出,老板以後還是要走新加坡的路,要求“依法”,“公開”處置異議分子。隻是當下基層公務人員無論從文化水平和辦事能力上看都還適應不了老板的新要求。辦事還擺脫不了周永康時代老一套的窠臼。
老板現在要爭取的側重是“官意”,而不是“民心”。“官意”當下才是老板穩定權力架構最重要的基礎。
廣州、長沙把事情辦砸的蠢官肯定要處理。但怎麽處理,將由地方決定。這裏有個管理權限問題。老板也不會“違規”小題大作。更不會因此處分地方大員(新委任的方麵大員都是老板信得過的人)。
此次事件表明,現任地方大員對老板還是很誠惶誠恐的。廣州公安係統進退失據,據說就是因為受到廣東省委和廣州市委的層層嚴厲申斥。
老板的左右還懷疑,是否有人故意把小事變成大事,故意在攪局,故意拆老板新政的台。據說事件的內幕正在秘密調查中。
地方吏治肯定要整頓,但老板也需量力而為,循序漸進,要依靠各級方麵大員來進行。直接插手地方吏治,很容易傷害自己委任的地方大員,損害自己新建立的權力架構。對老板而言,精心嗬護官員隊伍,比爭取所謂“民心”重要得多。
爭取“民心”當下也是要爭取沒有頭腦的普羅大眾和禦用知識分子的心。自由知識分子的心,現在,或者說,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根本爭取不到。對這點,老板好像心中很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