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天下
歡迎來此暢談宗教信仰，百無禁忌。
因為了解，所以恐懼。
矽穀精英們成為了這句話的真實寫照——他們最知道電子科技產品的魔力，卻也成了最恐懼的一部分人群。他們認為，電子產品作為一種學習工具的好處被過分誇大，相反地，孩子上癮和阻礙發展的風險變得極高。
據《紐約時報》報道，矽穀的精英父母們對於電子產品，已由憂慮演變為了恐慌，他們甚至在與保姆們的工作合約中都多了些另類條款——將手機、平板、電腦甚至電視機都收起來……
在平日裏，矽穀小孩們不光不能碰，連視線裏都不能出現這些閃著光的屏幕，哪怕是隔著商店櫥窗。“惡魔就在我們的手機裏，在我們孩子的腦子裏搞破壞。”Facebook前員工雅典娜·查瓦裏亞稱。
不隻是矽穀高管，科技大佬們甚至更早就意識到高科技電子產品的危害，並采取了行動。蘋果CEO庫克今年曾說，不會讓自己的侄子侄女加入社交網絡。比爾·蓋茨也曾禁止自己的孩子在青少年以前擁有手機，他妻子梅琳達還稱，應該再晚一點解禁。此外，喬布斯當年也禁止孩子和有屏科技產品接觸。
而這股“恐科”潮更是重新定義了由貧富差距帶來的下一代“科技差距”。
矽穀保姆被明確要求：禁止孩子接觸電子產品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到來，成年人幾乎不太可能不接觸手機。不過，花錢雇人似乎是另一回事。
至少，矽穀的保姆們現在每天都回到了前科技時代。“幾乎所有雇主都強烈要求，他們的孩子不能使用任何電子產品。”聖何塞的24歲保姆喬丁·奧爾曼稱，“這兩年，（禁電子產品）成了一件大事。”
“家長現在特別介意孩子接觸電子產品，他們要求‘完全禁用電子產品’。”保姆珊農·齊默曼倒是喜歡這些新規則，這好像回到了過去，不接觸電子產品，孩子們的行為表現要好得多，也知道在戶外怎麽玩耍。
倒是這些父母，自己都遵守不了。
“這些跟科技關係最為緊密的人，在家裏倒是將電子產品控製得最嚴格。”擁有50萬保姆的UrbanSitter公司CEO琳·珀金斯稱，“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這個趨勢，做了很多關於電子產品條款的合同。”
嚴格的“手機禁用合同”，要求保姆不得在孩子麵前因任何原因使用手機。不過，合同也會附加說明，保姆可以接聽來自孩子父母的電話。
這就很難辦了。不讓保姆用手機，卻又成天想知道孩子的情況。保姆處在了一個頗為尷尬的位置。
“當孩子媽媽打電話，保姆接聽，通常會被問‘你在做什麽，怎麽在電話上？’”高端保姆和管家公司伊麗莎白·羅斯代理的朱莉·斯韋爾斯稱，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不過，這些富裕的科技界高管至少知道自己要什麽——全麵封禁。而有些家庭自己都沒想清楚，到底禁或用到什麽程度，這讓保姆更難做。
恐慌升級，私下還嚴格監控保姆
光有合同還不夠，恐慌的父母們甚至成了“手機間諜”。
附近的公園裏也到處都是“手機間諜”。“熱心人”自發地監控保姆，發現情況就會警告大家——誰看到保姆一隻手推著秋千架，一隻手在手機上，或無心讓嬰兒暴露在商店櫥窗的電視下，就會拍下照片，然後在網絡發帖。
這些自發的保姆監查員、保姆間諜們每天都會在社交媒體群組或論壇上詢問“這是你的保姆嗎？”“誰的女兒戴著個紅蝴蝶結，在多洛雷斯公園玩？你的保姆在看手機，沒用心看孩子……”
因為這個，那些用來交流育兒問題和買賣育兒裝備的論壇和社交媒體群組，現在已成了一個侵犯隱私，公開讓人難堪的地方。也有父母會站出來維護保姆，“那是我的保姆，她在給我發信息，不過非常感謝你的提醒。”
這些保姆被追蹤、被監控，隨時會在社交媒體上被掛出來，是出自於父母的擔憂，但也確實是一件具有侵犯性的事情。
幾星期前，一位母親不放心，跟蹤著保姆到公園。在被保姆發覺後，她詢問，“你沒在玩手機，對吧？你不會讓孩子玩手機，對吧？”保姆則回道“我覺得你不需要保姆”，然後辭職。
“（電子產品）在糖果和吸毒這個度量衡上，顯然更靠近吸毒。”科技雜誌《連線》前編輯，一家機器人和無人機公司首席執行官克裏斯·安德森稱，製造這些產品的技術人員，還有那些關注科技革新的作者們都很天真，以為情況可以控製。“我們根本無法控製。這直接連接到發育中的大腦的管理愉悅感的部分。這不是我們普通父母可以理解的東西。”
安德森走過了“彎路”，眼看著自己孩子出現上癮症狀後，就成為了禁電子產品的堅定擁護者。
前微軟高管皮埃爾·羅倫指出，外界有這麽一種思想，好像孩子不接觸電子產品就會在某種維度上“殘廢”一樣，但這種思想在矽穀行不通。“這裏的人都知道，真正重要的是圍繞大數據、AI發生的那些事情，但這根本不是你在四年級擁有手機就會變得擅長的事情。”
“科技差距”再定義：限製電子產品濫用
之前，人們擔心富裕階層的學生會更早接觸網絡和電子產品，獲得更多技能，產生“科技差距”。而現在，當矽穀父母在禁止孩子接觸電子產品的時候，新的關於“科技差距”的恐慌又出現了。
“以前的科技差距是接觸電子產品的機會，現在大家都有電子產品了，新的科技差距變成了限製電子產品的濫用。”克裏斯·安德森指出。
在富裕社區，以玩樂為基礎的學前教育機構非常流行。矽穀精英的孩子回到木質玩具，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可以進行奢侈的人際互動交流。然而，那些請不起保姆，沒有課外活動參加的中產階層和底層家庭孩子隻有電子產品陪伴成長。
根據非盈利組織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的一份研究，高收入家庭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為5小時42分，而低收入家庭青少年使用電子產品娛樂的時間長達8小時7分鍾。白人孩子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明顯少於非裔和西裔孩子。
就連同一個社區的公立和私立學校裏，這種“科技差距”也很大。矽穀高管中頗受歡迎的私立學校華德福半島學校就避開了絕大部分電子產品，而附近的公立學校希爾維尤中學正在推廣其iPad課程。
不隻是矽穀高管，很多兒科醫生、教師都已關注到這一問題。“我們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在內，都已經變成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實驗。”兒科醫生娜塔莎·布爾蓋特擔憂，“如果我女兒不知道怎麽在飯桌上跟人交流怎麽辦？這樣她怎麽通過麵試，找到工作，怎麽找到她的人生伴侶？”
“我們把電視機從牆上取下來了，我把有線電視訂閱也取消了。”34歲的瑞秋·布朗伯格稱，“聽起來很瘋狂吧。”她11歲的兒子在關電視的時候就會變得憤怒，他想要的聖誕禮物是PS、任天堂遊戲機、蘋果電腦和iPhone。“我告訴他，一樣也別想要。對，我就是那個狠心的媽媽。”
更令人警醒的是，當這些科技行業從業人員變得恐慌的同時，關於孩子的電子產品的生意卻在蓬勃發展。為了把更多電子產品送進學校，蘋果和穀歌正在激烈競爭，試圖讓低齡學生盡早接觸到自己的產品，以便形成品牌忠誠度。
如果真有家庭如此管理孩子的話，客觀結果就是這個孩子在學校裏無法fit in，因為與其他孩子沒有共同語言和興趣，學習自然也不會好。讓孩子有自製力是一回事，不讓孩子擁有其他多數孩子一樣擁有的電器就是另一回事了，精神虐待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