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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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作者江學勤
有多少學生既是清華畢業，又是北大畢業？中國哪所小學的樹木最多？世界上哪座城市每天吃掉的蘋果最多？
8月下旬，我在成都同輝學校舉辦了一個為期一天的新教師工作坊。我提出這些問題，是為了讓老師們學習如何使用不同的信息源，用邏輯推理來組織、表達他們的研究成果。
對於習慣了答案就在手邊的老師們而言，這是一個艱巨的考驗，折騰了30分鍾，他們感到不解和疲憊。
“你這些問題都是從哪裏來的？”一位老師問我。
我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我在耶魯呆了四年學習如何問這樣的問題。”
2012年12月，我在這個網站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耶魯沒教給我的三件事》的文章，我在裏麵寫道，耶魯大學的教育沒有使我做好離開學校後應對生活的準備，因為它教我重視分析智能而非情緒智能，重視成功而非幸福，重視成就而非朋友。雖然我仍然相信事實如此，但現在我也意識到，自己當時的想法遠夠不上全麵。
事後看來，耶魯的確教過我如何思考、學習和生活的其他技能，它們塑造了我的性格，讓我變得有創意。這些工具使我得以未經專業學校的培訓，靠自己的力量學習如何成為一名記者、電影人和現在的教育家。這些能力作為整體，構成了一個非常紮實的人文教育的核心。它們也指明了中國要如何促進創造力的提升，海外的中國學子要如何學習美式創新，並把其帶回國。
讓我厘清兩件事情。首先，中國學生未必要在耶魯大學學習，才能獲得良好的人文科學教育。西方有許多優秀的學校致力於傳授求知欲、淵博的學問以及邏輯推理能力。第二，進入像耶魯這樣的精英學校本身並不能保證學生獲得良好的人文教育。成敗在於學生自己是否利用了這個機會。
這裏是我在耶魯學到的三件事，我正在努力地把它們傳授中國的老師。首先，耶魯的“細讀”(close reading)技巧教會了我如何收集和分析信息（批判性思維）。 其次，耶魯大學的課程教會我如何提問、如何做研究、如何進行假設，然後如何在研討會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以便對它們進行優化（元學習）。 第三，耶魯的文化教會我，值得過的生活必須是道德的、智慧的和有明確目標的（創造力）。
一般認為，這第三件事在中國實現的難度最大。中國學生被迫在考試中相互競爭，但科學告訴我們，創造力來自內在的動機、合作和社會目的感。如果中國想培養出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那麽也需要培養出下一個甘地和達芬奇。
今年二月，我在北京八中舉辦了一個為期三天的研討會，向該校的英語教師傳授耶魯的“細讀”法。
我們讀了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的第一章，然後我向諸位老師提出了三個問題。那是一天的什麽時候？幾月份？幾個角色多大年紀？ 這些問題看似簡單，但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老師們必須自己去分析文字、角色之間的關係以及作者的意圖。
在耶魯念英語專業的四年間，我一直在做這樣的訓練。隻是那些文本更複雜、節奏更快、問題更抽象，但思維過程是一樣的。即使在今天，我還是會像看書那樣去探察人、探察情境。
比思考能力更強大的是學習能力，這是耶魯教我的第二件事。在耶魯，我們得選修四個學科的課程——語言、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科學。所有學科都專注於開發我們的元學習，也就是對我們處理、理解和使用信息和想法的方式進行分析和控製的能力。在本科的研討班課程上，我們最後往往要寫一篇學期論文。要做論文，我們不得不先提出一個研究課題，然後通過研究來形成一篇論文。我們在研討班課程上就自己的想法展開辯論，這有助於我們對論文進行打磨。
這種教學方式類似於瑞典研究者K. 安德斯·埃裏克鬆(K. Anders Ericsson)的“刻意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今天不管是學什麽，它都被視作最有效的學習方法。在“刻意練習”中，我們首先需要通過提問來確定我們的學習目標。其次，通過研究采取不同的策略，將學習過程係統化，通過在研討班上分享我們的想法來獲取反饋意見。最後一步是思考並重溫我們所學到的東西——比如通過撰寫和編輯學期論文。
2016年春天，清華大學的一名教授聘請我為它的本科生設計一門計算邏輯課程。雖然我對教學上的創新了解不少，但我對計算機一無所知，所以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學習——布爾代數(Boolean algebra)、邏輯門電路庫、內存、計算機功能結構和低級編程。我嚐試了許多不同的方法，包括上在線編程課程。最終，我偶然找到了開發課程的最有效方式。我首先在線觀看了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科學課程，通過網上快速搜索填補知識空白。然後，我教給一個本科生誌願者小組，在他們的問題和反饋中，我發現了我的教學計劃中的差距。然後，我與另一組學生重複這個過程。
今年，我向成都的這群小學老師就這個同一過程上了一節課。在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八月天，我把這些研究問題交給同輝學校的新老師，教他們元學習。那個上午，大家都很沮喪，下午我讓老師們自己寫研究課題，這是要求最高的元學習技巧。兩個小時的時間裏，我跟他們一起打磨問題，使其更具挑戰性，以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並且能采用各種研究方法。比如，我們把“中國電影史上最受歡迎的電影是哪部”改成了“中國哪部電影裏的狗最多”和“世界上的哪處建築在電影中出現的次數最多”。上網搜一搜中國電影史上票房最高的電影就能找到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但另外兩個問題就沒那麽簡單了：學生需要思考和研究不同的可能性，收集證據，並且對結果進行比較。
我原本覺得那次工作坊並不順利。所以，當所有的老師都告訴我他們受益匪淺的時候，我感到很意外。然後，我記起自己在耶魯大學的元培訓。我的教授在研討班課程上拋出的大多數問題，都伴隨著長時間尷尬的沉默。但是幾個星期之後，我還在腦海中回味、重演著那些問題。這個過程，現在正在同輝學校的老師身上重現。
我在耶魯大學學到的第三件事是，一個幸福和成功的人生，也是一個道德的和利他主義的人生。誠然，就我來說，這個經驗用了很長時間才在我身上奏效。
在耶魯，我花了整整一個學期學習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這個典型的文科文本。當亡父的鬼魂命令哈姆雷特去報複殺害他的凶手時，這位鬱鬱寡歡、悶悶不樂的王子在生活上出現了悲劇性的轉折。但是哈姆雷特秉持非常高的道德水準，以致無法對殺害其父的冷血凶手、篡奪王位的克勞狄斯(Claudius)動手。在自我懷疑中，他甚至考慮過自殺，但還是投入到對正義的追求中。這是一個關於在黑暗的時代裏努力做一個善者的故事。
在耶魯研讀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等人的作品時，如何在黑暗的時代裏行善曾是我們著手解決的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從根本上說它位於人類如何才能富有創造力這一問題的核心。捷克裔的美國心理學家米哈伊·克森特米哈伊(Mihalyi Czikszentmihalyi)所做的一係列研究表明，創造力、道德和利他主義是密切相關的。
1999年，我從耶魯畢業，莎士比亞和其他一些作家已經植入我的心靈。出於對行善的追求，我來到中國教書。我發現在北大附中教英語很有意義，但我也想名利雙收，這是教師這份職業無法給我的。我變得迷茫，理不清頭緒。我失去了從哈姆雷特身上學到的價值觀。
2006年，我在阿富汗為聯合國工作，待遇優渥，那份職業非常受人尊重。但這次，我有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不滿來源：我夜不能眠，因為我知道自己拿的六位數薪水應該用在那些營養不良的阿富汗人身上。六個月後，我辭職了。沒了工作，我入不敷出，我把責任怪在耶魯身上，它教導我要嚐試做好事，但在一個自私的世界裏，這是無法實現的目標。
在我人生中的那個低點，我甚至認為我在耶魯所受的教育毫無價值。後來又時來運轉，2008年，我在耶魯大所受的教育終於派上了好的用場，深圳中學和北大附中讓我去打造它們的國際項目。
這是一個夢想中的工作，我盡力運用我在耶魯所受的教育，教學生們思考，為自己學習，並且努力做好事。但因為自傲和憤怒，我毀了自己。我想盡快地功成名就，但老師們發現我沒有經驗、缺乏耐心，而我則認為他們又蠢又懶，結果2012年7月，我被解雇了。
事後證明，那是在我身上所發生的最好的事情。失去了我熱愛和擅長的工作，迫使我久久地去思索，究竟為什麽會這樣。最後，我寫下了《耶魯沒教給我的三件事》：明確身上的缺點，走上救贖之路。
事後看來，我仍然相信，是常春藤聯盟的聲望和競爭力讓我心生傲慢與功利，因為我相信我的學位理應立刻轉化成財富和成功。但我現在也可以看到，耶魯的人文精神和使命，教會了我一些技能，令我在有一天能成為自己學習和命運的主人。雖然這個文憑很珍貴，但人文教育是無價的，因為它令我們具備過上一種有意義的美好生活的能力，這種生活會帶來創造力，帶來愛和幸福。
在過去幾年中，作為一名教育顧問，隻要能幫助孩子們進入像耶魯這樣的學校，我是可以說富就富的。但我並沒有這麽做，而是專注於學習如何與老師們合作去推動教育改革。從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成都到長沙，我過著奔波的生活，隻要有學校願意給我機會，我就願意去工作。在與中國各地的許多老師們合作之後，我現在明白了，自己當初認為他們懶惰、愚蠢是多麽的盲目和傲慢。我遇到的許多老師，其實都是無私地一心撲在學生身上，雖然課程和意識形態方麵往往存在著種種限製。他們每天都激勵著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