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次我在紐約和好幾撥人吃飯，遇到快畢業的碩博士和本科生，大家齊聚一堂討論的事情大多圍繞著今後的事業重心放在哪兒。
在劉瑜教授留學的那個年代，她說遇見的每個中國人都是祥林嫂，喋喋不休地在問“以後想不想回國去”。而隨著國際間交流合作機會的不斷放開，“回”還是“不回”，對於留學生而言，似乎已經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海歸了回來呆著不舒服還能再海飄過去。但細思下來，又並非那麽簡單，機會的多元化反而讓人更糾結。國內外就業市場的好憂參半，生活品質的零零碎碎，以及文化氛圍的天差地別，都成了需要顧及的重要因素。事業的起步平台一般都需要有連貫性，是去開墾屬於“美國夢”的一片天，還是回來刷新自己的“中國夢”，成為留美學生在畢業當口不得不做的選擇題。
我想起十五歲第一次去美國，下了舊金山機場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資本主義陣營”：“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滿眼望去是低矮的樓房，和人們悠閑篤定的腔調，海風徐徐，白雲朵朵。當然了，那時候國內霧霾並沒那麽嚴重，藍天白雲也不顯得那麽的“貴如油”。後來我與美國住家一對四十出頭的白人夫婦共同生活了一年，感覺到他們的“美國夢”就是我們“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高階版本：丈夫經營著一家帆船商店，妻子是全職太太，有兩個小孩，愜意自足。而對熟悉這些畫麵的留學生而言，這樣的生活似乎又少了那麽點盼頭、那麽點激情。
美國作家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他的書《美國史詩》中給了“美國夢”一個比較開放的定義，“在美國，每個人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富裕，更充實，因為機會變得均等。不再有歐洲式的上流階級去規範社會秩序了，而給予個人自由競爭的機會，使得人們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而獲得成功和財富，並且實現社會的有效流動性”。但在一些美國人眼裏，現在的美國夢可能不再是抵觸所謂老牌歐洲“精英主義”的“自由主義”，而變得更加“後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更加看重財富的積累。但在金融危機之後，不僅僅是窮人叫囂著社會分配不均，連中產階級都開始抱怨自己過得苦。很多美國朋友都跟我提過，曾經讓他們堅信不疑的美國製度，現在也開始出現裂痕。特別是這幾年的經濟不振後，“占領”(Occupy)各種城市的浪潮此起彼伏，許多美國人也對其製度中的“自由“、“公平”等優越性和穩定性產生了懷疑。而相對的“中國夢”，也有著對“過日子”的追求，但對很多人而言似乎多了一份社會擔當和文化訴求。而落到實際，大概有三個方麵的不一樣。
先說工作氛圍吧，美國的大多數企業裏麵，盡管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辦公室政治，但總體而言，同事間的交往比較簡單，跟上級之間也相當隨和。在我曾經實習的美國公司裏，下級是可以公然挑戰上級的，下級覺得上級有什麽做的不對，可以有理有據地指出，這並不稀奇。如果說的恰當，還很有可能被大老板褒獎。我的一位朋友白小姐，在出國之初曾在國內一間外企會計事務所工作，談起國內的公司氛圍，她就覺得不那麽寬鬆隨意了，尤其是在待人接物方麵，比如說非常注重領導的稱謂。另一位曾在中美兩國科技公司工作了快十年的林先生就說，中國的公司更強調權力等級，而美國更注重實際的經濟利益。
在中國公司內要注意很多的條條框框，比如，對領導要回複“是”而不是“對”，不能用“交流”而要用“匯報”。但其實美國公司也並非像水晶球那樣透明。我就在私人聚會上聽到一位女士抱怨工作中上級主管的蠻橫態度，並且有時候還有輕微的騷擾舉動，她越級上報反映之後，人事部門也基本睜隻眼閉隻眼拖著，直到上個月公司大老板整頓人事，這件事情又被捅出來才進行了嚴肅的處理，那位主管自然也被KICK OUT了。中國凡事都鋪在關係的網兜裏，而美國對於華裔的天花板也不是那麽好突破。工作上的糟心事在哪裏都不少見。
其次是物質報酬和生活品質。據說一個年薪百萬（人民幣）階層在中國過的生活大致如下：有兩三套手工定製的工作套裝，腳蹬著從歐美Outlets買的菲拉格慕或者是Zegna鞋子，男士開著寶馬X3或者奔馳C級，感覺自己已經“鮮衣怒馬”了。女士一般儲藏得起半打的大牌入門級包包，但再貴的也有點力不從心了 。一年有一到兩次出國旅行，然後餘下錢供得起一套六百多萬的房子，能讓家人過上比較體麵的生活，但工作的壓力往往擠占大部分的時間，根本提不起精神去打開生活的天窗。而相比較之下在美國，一個年收入上二十萬美金的人，在紐約和加州灣區（Bay Area)也算得上是上層中產階級(Upper Middle Class)，即便是白手起家，也能貸款買得起學區房townhouse，負擔得起平時種種小花費，周末滑滑雪場。而在中西部地區絕對是土豪這個級別的，租個直升機能繞自家農場一周，吃嘛嘛香。而同樣的在國內年收入百萬年薪或者在美國二十萬美金起跳的工作並不是那麽好找，基本也處於職業場的金字塔中高段了。而處在這個級別的海歸可能就要說，國內雖然競爭壓力大，但過的是“文化苦旅”啊，想看個話劇、聽個相聲立馬就走起，跟哥兩個那叫一個一呼百應，三百六十五種茶味，都甩咖啡幾條街了。同樣在美國的也會跺起腳來一一陳述生活的優越性，例如插隊這事兒基本絕緣，人人都彬彬有禮，百老匯劇全美國演，一點也不遜色啊。因此在生活品質上，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與生活品質搭配的是社會認可度，但這東西比生活品質就更玄乎了。在國外工作生活的華人就一定是沒法融入主流社會的嗎？我認識很多第一代通過留學來到美國的華人，無論在社區活動、還有交友圈子中都能跟各種族的人群打成一片。而說到認同感，歸根到底是心理對於一種comfort zone（舒適圈）的感受，自己過得怡然自得又何嚐不是一種認同感的體現呢。很多知名海歸在媒體上叨叨自己回國的經驗，基本都覺得優越感比在國外更多，在自己的國家，物質和精神的安全感更濃烈了。在國外就算混的是中產階級圈，回國也能擺個譜，去上流社會打個醬油，有些一不小心就成青年敬仰的導師了。但不是每個回國的人都能交好運，而這幾年海歸數量增多，國內的公司可能並不是特別看重職員的海外學校名氣，而更看重實在的經驗和能帶來的資源。“點背不能怪社會”，真正在國內圈子風生水起的，除了一張金光閃閃的文憑之外，還需要有紮實的經驗本事以及行業資源。
其實“美國夢”和“中國夢”的選擇也並非就是“零和”的僵局。無論是在所謂的“好山好水好無聊”的美國，還是所謂的“好髒好亂好快活”的中國，都有可能進入一種菲茨傑拉德所描述的“有些新鮮的，不同尋常，帶點美感，簡單得又能把握住範式”的生活和工作。個中關鍵還是取決於個人的價值取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