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外國人這麽看中國
法蘭西大帝拿破侖說:“中國,那裏躺著一個沉睡的巨人。讓他睡吧,因為一旦他醒來,他將改變世界。”這是外國人看中國的“崛起論”代表。
英國寇鬆勳爵說:“中國好比是一所大學,學者在這裏永遠拿不到學位。”這是外國人看中國的“神秘論”代表。
日本學者觀堂義憲說:“麵向21世紀,中國朝著再度成為世界中心的目標邁出了一步。”這是外國人看中國的“經濟中心論”代表。
美國人是怎麽看中國的?
美國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斷言:“中國,不論其具體前景如何,是一個日益崛起的潛在的主導性大國。”
費城對外政策研究所亞洲計劃協調員羅斯·芒羅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一文中說:“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將造成的影響都是前所未有的。”
然後,這些就是全部嗎?這些看法是怎麽演變的?最新的看法呢?
我在10歲的時候去了美國,那一年是1987年,在之後的近三十年時間裏,我有機會不斷往返於中美之間。我發現,隨著時代的推進,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有根深蒂固的一麵,也有正在發生改變的一麵。
1996年的惠普,來中國 = 吃苦
在我成年以後,第一次回國是我在斯坦福大學就讀的第二年,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有機會到世界財富50強企業之一的惠普公司上海總部實習,當時惠普上海總部就設在繁華的商業中心淮海路上。
一到那兒,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被惠普總部派到上海的高級經理人居然清一色都是美籍華裔!當時我的上司也是一位美籍華裔,可能因為我們都是來自美國本土的黃種人,他看到我感覺非常親切,主動告訴我:在總部,幾乎沒有一個美國人願意來中國!他們都認為,中國是一個要去“受苦”的地方,雖然惠普總部開出了很誘人的海外派遣福利——更高的薪水和職位,還配房,配車,配司機,再加上探親休假等各種補貼,但是仍然不能吸引到他們。可能當時隻有像他這種有心回祖國經曆一番的美籍華裔才願意來中國。
講完這些,他拍拍我的肩膀,笑著指指窗外對我說:不過感謝那些放棄的人,你看看這哪裏是個苦差?你看看我在這裏的生活,多享受!我在中國過得可比在美國好多了!
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從辦公室窗外看去,繁華的淮海路上有著川流不息的車輛和行人。出生於上海的我當然比他更熟悉這裏,淮海路過去又叫霞飛路,是一條繁華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條能與紐約的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麗舍、東京的銀座相媲美的大街。90年代的上海正處於經濟發展的迅速起飛階段,本就身處浦西傳統繁華之地的淮海路、延安路和南京路有了更大發展,包括浦東新區也在小平同誌的大力推動下突飛猛進一日千裏,其中外資尤其美資的注入使得上海獲得更為強大的活力。
顯然,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企業敏感地捕捉到了這個大時代的信號和商機,要不然他們不會花這麽大的成本,從本土派這麽多人來這裏。但是在90年代,多數美國人並沒有去過中國,他們對中國人的印象主要是通過媒體報道、影視作品、書籍報刊形成的,也有的是通過與旅美華人的接觸形成的。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刻在他們腦海裏的那個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地方,是一個要“吃苦”的地方。
2003年的哈佛,沒有中國戰略的公司是失敗的
過了七年,到2003年,那時我在哈佛商學院攻讀MBA,和我同一屆的新生中有15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這很讓我驚訝,因為這是哈佛商學院有史以來中國留學生最多的一屆。在斯坦福讀書的時候,雖然我也見過不少華裔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意思是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但很少有真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當時百事可樂的CEO來哈佛商學院演講,他說到:現在這個時代,任何一個國際企業的CEO如果沒有中國戰略的話,那他的公司,很大可能會失敗的。所以,我強烈地感覺到:隻是過去了七年時間,中國已經成為所有美國人尤其美國企業非常關注的焦點,他已經從一個 “吃苦”的地方,變成了人人都想去的地方。
2005年的英特爾,沒有補貼也要爭著來中國
這個想法很快就被進一步印證了,當我2005年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回到英特爾的時候,英特爾已經全麵取消員工派遣到中國的相關補貼,取而代之的是更為苛刻的薪酬條件,即申請去中國的員工不再享受美國本土福利,而需和中國當地福利持平。但同時我發現依然有太多的員工願意申請被派往中國工作,因為中國對個人而言已經成為一個機遇。大家都知道,去中國不是去“受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分享機遇”,因為執掌中國市場往往意味著可以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獲得更好的業績回報,從而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而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距離我在惠普上海公司實習隻有不到十年的時間。
2009年的白宮,中國 = 有侵略性的國家?
2009年,我作為白宮學者,以特別助理的身份在白宮工作了一年。因為我是華人,也因為我深深地感受中國的巨變,所以我對美國政府官員對中國的看法尤為感興趣,也曾傾聽了不同人物對中國的看法。他們中的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雖然給美國帶來了很多的機會,但中國仍是一個不能信任的對手,中國對美國可能也存在敵意,也是有侵略性的,所以美國不能太相信中國。
而這也讓我想起在斯坦福的時候曾經上過的一門中國近代曆史課,這門課的教授是個有名的“中國通”,曾參與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談判。他在第一堂課上就和我們談到,中國是個有侵略性的國家。我當時聽了覺得非常驚訝,因為我10歲前一直生活在中國,當時的曆史老師告訴我們,中國是個非常熱愛和平的大國,而我生活的環境也讓我感到相當的和平,而且就在建國前的一百年曆史裏中國還不斷受到列強淩辱,怎麽會說中國有侵略性?然而這位教授就是告訴我們——中國是有侵略性的國家。他說:如果中國是個崇尚和平的國家,怎麽會有這麽大麵積的國土?難道是靠送禮得到的?顯然更大的可能是靠侵略獲得的。他也舉了一些中國版圖擴張的史例進行佐證。
而在工商業界,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已經不需要我過多解釋,指的是中國通過利用其低廉的勞動成本和高科技的引進,不僅使中國吸引外資的能力不斷擴大,也必然會造成中國貿易順差不斷加大,從而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不平衡加劇,造成西方國家失去大量的就業機會,損害他們的工業基礎。而在技術創新和知識產權方麵,這個聲音更為強烈。事實上,持這個觀點的人不在少數,無論我在英特爾工作時期,還是任白宮學者時期都曾聽到過。在英特爾,他們會說,你不能相信中國,他們會把你的技術全部抄了,然後用低成本和你競爭,搶占市場。在白宮,他們會說,中國不是真正援助非洲,他們去非洲,是要搶奪非洲的資源。
所以,綜合上述的種種可以發現:很大一部分美國人,甚至是政府核心官員,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就是一個有侵略性的國家,這與中國人對自我的認知和定位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些經曆讓我認識到,中國近三十年來自身發生了很多的改變,從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變成一個充滿機遇的國家,從改革開放帶動經濟突飛猛進開始,中國逐步在世界上成為更有話語權的國家,這些改變讓美國人在對中國的觀感上有了很大的改變,然而另一方麵,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的一些認知卻仍停留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並沒有很大改善。
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把中美關係稱為“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這份關係依然存在著不信任和誤判,發生嚴重衝突也不無可能。例如,美國到底是正義的世界警察,幫助維持國際秩序,還是像中國人所說的,是一個在抑製中國和平崛起的霸權國家?到底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隻純粹想收複自己在世界上的曆史地位,還是會打破亞洲平靜而需要讓很多美國人加以提防?
看待中美的四個基礎角度
在這些共同點和分歧點上,許多學者曾經以某些單一的角度,闡述過其複雜的構成原因,但他們可能都遺漏了在這一個重要問題上其實存在四個基礎角度:美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美國人如何看待中國人,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國人如何看待美國人。如果不能充分把握這四個既對立又相關的角度,以及了解曆史過往和現代當前的相互影響,在我們這個時代去定義中美雙邊關係,恐怕沒有人能夠真正地看到那些潛在著的豐富機遇和巨大危機。
在美國讀高中的時候,我閱讀了約翰·霍華德·格裏芬關於如何把皮膚塗黑,扮成一個美國黑人,用了六個星期的時間到處旅行和工作的故事。他的書《像我這樣的黑人》,幫助點燃了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這本書的核心就是格裏芬情感上的聲音“如果我們將自己放在別人的鞋子裏,去看看我們自己的行為,然後我們可能會發現這些種族歧視的可怕和可憎”。今天,這些種族歧視的根源已經消減,但對異類的恐懼還在分裂著我們。帶著幽默和辛酸,我嚐試以這四個角度去闡述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那些最核心問題的起源和結果,例如曆史、政府、工作、社會關係和使命感。
現在,我通過我個人的回憶、商業的記錄,還有對文化和社會的分析,以書籍的方式幫助美國人了解一個迷人的、神秘的、有點令人恐懼但又引人入勝的中國。這個國家在世界舞台上越來越重要,需要我們加以關注和理解。這麽一份關注和理解,可能最終能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偏見和局限,讓我們有機會成就偉大。同樣,在中國,我也希望以這樣的方式和更大的努力,讓更多的中國人深入了解一個更為真實的美國,獲取更多有價值的創新思維和國際資源,幫助更多的中國下一代站到世界舞台上成為傑出的國際領袖,並且讓他們在財富、健康和人際關係上獲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