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勝

尹勝,詩人、自由學者、藝術家
正文

尹勝:中國思想啟蒙,必須從正名開始

(2014-06-12 18:45:07) 下一個


一、何以為名,何以為正


“無名,萬物之始也。”人類初始,世間萬事萬物本來是沒有名的,道也不是道,天也不是天,但人對天地萬物的認知又必須以名相辨、相傳、相交,於是才有了名。有名可以說是人類文明的第一步,否則連基本的溝通與交流皆無法達成。魚之所以叫魚,羊之所以叫羊,不僅僅隻是一個聲音之所指與單一形狀描述的問題,同時也包括我們對宇宙客觀悟想領會之真義。這正是對道的追索,故老子言:“有名,萬物之母也”。我們通過事物的名就可以得其聲、了其形、通其靈、領其魂、會其神,從而接近其事物的客觀本在。簡單說,沒有魚這樣的名,你如何告知於人這到底是什麽?但你一說魚,大家都知道是生活在水裏而又區別於蝦和蟹的動物,然後再有大小、色澤、等等分類的描述,如淡水魚、鹹水魚、鯉魚、鯽魚、草魚,大家便完全可以明白其具體形態,完整理解你所表達的意義。名乃是共識,也是通天達道,明規律,示真義的最佳途徑,名之越近客觀、越近道、越真實貼切、恰好為正。


二、為何要正名

1、正名旨在達天、明道,求真、樂命

宇宙終極本在之客觀即是我們人類領悟的絕對真理,或說最高真理,其時長之永恒而不可度量,其體量之無限而不可數盡,雖永恒和無限不可度量與數盡,但卻又是我們可以不斷接近又不斷延生的一種存在。正因為我們追求永恒無限的宇宙真理才發現宇宙運行的規律——道,因為有道,我們又具備了至高無上之信仰的天,從而擁有了智慧和精神,爾後才有能力命名萬事萬物。這一切一切的最終歸宿都是圍繞人類的生命幸福展開的。無論是古希臘、古埃及、古印度之典籍宗旨,莫不如是。我們漢語文化亦如是,對永恒與無限的最求,我們認為最貼近宇宙真理的最大程度是:自然。自然是宇宙真理的直接呈現,能夠抵達自然的是道,是自然規律的不斷發現與掌握;而道又是建立在對天的信仰之上的,故老子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明了生命真義,獲得生命最恰當的存在方式就是天人合一,就能擁有自由自在、無虞無患的生命幸福。【其中與《易經》及諸子關聯待另文述之。自然觀與宇宙觀,參見《尹勝自然哲學》】

2、正名是長期持久的,因為道是動蕩和變化的

《易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之道,實際與西方唯物與唯心,物質與精神之哲學理論幾近一致,而在我看來並且更為完備。道為宇宙永恒無限真理之外一切事物的規律法則,陰陽為哲理與理性的辨證。“道可道,非常道”,其一說,雖然我們可以想見道的客觀存在,但因其無形無聲無狀,而卻無法去完善的表述和呈現。其二說,漢語文化理解的事物的道,皆是從人自我出發對事物客觀的認知,所以我們不能擁有事物絕對的客觀。所以說名隻是勉強的名,局限的名,雖然道隻是勉強的名,而無道之名卻又無法顯道之義,也就無從達天真,無從求自然,無從回歸宇宙之真理。我們對宇宙的認知,隻局限於人類的自我理解,就算人類的自我理解,東方和西方亦不盡相同,就算東方中國每個時期也不盡相同。所以名也是暫時的名。其三說、我們知道宇宙一定有其自身的客觀存在,那就是永恒無限的絕對真理,可我們又無法真正切近它的客觀本在,而能體現宇宙客觀真理的道又是絕對運動變化的,而非絕對靜止的,故道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會永恒如一。因此才有此一時,彼一時,此消彼長,此起彼伏的運動現象。既然道是貫穿了絕對真理之外的一切事物,那麽名也是受道的影響處於動蕩變化的,故我們每個時期都需要相應的去正名。因此,老子言:“名可名,非恒名”。

3、正名可求同,可交流匯聚思想,可成就事業

《論語•子路》,孔子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看來正名與悟道一樣,無論哪個時代都是必須的。語言文字不僅是一個民族文化之本,亦是一個國家立國之首要條件。語言文字亦是人類命名載道、表達抽象思維之最終工具,如若語言文字說不清,聲音、圖像、肢體動作或別的方式更加不可能表達完整清晰。觀如今中國思想之混亂,語境之駁雜【尹勝《語境之亂》】,語義之混淆,恰與混亂的社會現實完全相合。如若不信,你問你身邊那些作家、詩人、教授、藝術家,他們連一些常用詞語的意義都是茫然的,就算他們勉強去解釋也因急於應付怕失了臉麵,其結果皆是牽強附會,囫圇殘缺的,不具體也不詳實。比如:什麽是國家、黨、真理、正義、公理、文化、民主、自然?等等,他們全然說不明白。還有五四運動後造的一些詞,我不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集中”之類的詭辯與強盜邏輯。就說“美術”、“學術”【尹勝《畫技與畫藝,技能和學問》、《書法、美術及學術》】、“社會科學”這些玩意,全然是荒誕的造詞,根本與漢語文化不相通。現在學界,有識之士已經覺醒,社會變革必須從正名開始。正名方可正道求真。而正名亦需學人從自我開始,直到智識界達成共識,最終推行於社會,方能統一語境,從而達到“同聲相應”的溝通效果。在語境同一的基礎上,才有思想的碰撞與融匯,最終才會有理性與共識,才會有真知與公理的“同氣相求”。如今的《新華字典》,在我看來僅是個政治的工具書,完全抽離了我們漢語言幾千年之智慧與文明的集成。編輯《新華字典》的那些學者幾乎都是五四後、紅旗下,急功近利、無智無識、無骨亦無知的一群低能兒搞出來的。因此,漢語文化如今就成了一壇死水、髒水。從醃渣的現代漢語詩歌和其他文學作品,以及現實混亂的思想和文化,就足以證明這個國家的文化人,幾乎連漢字都快不認得了,更不要說組詞造句與作文。

4、正名為當下文化發展之必要,亦民主社會建設之前提

五四運動總體是失敗的運動,也有積極價值,就是促成這個時代對漢語文化的反思和理性思想啟蒙的萌芽。那時學者因急於改變社會現實,欲將西方知識當作文化全盤輸入,沒能反思漢語文化之優劣真偽,予以全盤否定,以致招致文革的極端行為。現在中國,已經到了不正名無以立文,不正名無以有思想溝通,不正名無以有共識與公理,不正名甚至會導致民族國家分崩離析的危險。比如我們現在社會連信仰與理想這兩個詞匯皆是混淆不清的。信仰乃形而上精神之仰望,為不可抵達的永恒與無限的不斷追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便是屈原對天道信仰與宇宙真理的追索。而理想隻是形而下現實社會建設之願景,如馬克思之共產主義,僅僅隻是對基於現實社會構想建設的願景,僅屬於理想範疇。歐洲稱當時很多哲學家稱馬克思哲學為“需要警惕與謹慎的烏托邦”。而我們常聞“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這是把馬克思和共產主義比作了天,比做了萬能的基督或神。這也正是我們丟失了真理和信仰的無知所導致的結果。18世紀時期,眾所周知,法國有伏爾泰者亦以《哲學詞典》來正名通義,達思傳道,啟蒙於社會,最後才有大革命及法國現在的民主社會。前些時見作家馮驥才先生也在呼籲正名的緊迫性,可見馮氏是少有的拿著納稅人的錢,沒有白吃幹飯的作家。亦有新任共¥黨領導習.近.平先生,也發出如不改革就會亡黨亡國的講話。這話也僅是局部真話,大部謊言。亡黨或許為實,那也僅局限於當下的執政黨,未必包括中國所有黨派。中國的黨派如算上台灣,至少十幾個。其所言亡黨也僅是共*黨。而亡國幾乎不可能,雖然對國家康德、馬克思等哲學家均有不同定義,而其語言文化、民族、曆史沿襲和領土疆域都是國家存在的非常長久的條件。中國不是說上下五千年嗎,而現在所有黨派,僅有百年上下。我可以斷言,就算現在中國的黨派全死光了,相信中國也亡不了,而且一定還自有別的黨派輪番出現。這好比一個人死了,並非就代表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滅亡一樣。一個執政黨把自己和國家捆綁在一起,不但混淆了詞義,同時也是對真理、公理與正義的劫持。這個問題留在我後麵的文章去講述【尹勝《專製下語境下的強盜邏輯與詭辯術》】。這也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


三、如何正名

1、正名,回歸漢語文化,尋求普遍的信任與認同

文化到底是什麽?我在《漢語文化及天道信仰之於中國社會未來》中提及“文化乃國家民族自足之本,這個民族無論語言文字,思想思維,道德風尚,科技教育,經濟政體,習慣養成,皆因文化所生發。文化乃國家民族之基因,乃我為何是我,而我不是他之本質區別“。從五四運動後,全盤西化搞過,也有拿來過,結果如何,目前中國還是鐵板一塊,體製陳舊,思潮混亂,語境駁雜,舉國無創新,社會各種矛盾層出不窮。現在隻有一條路,就是通過正名,回歸傳統去梳理我們的思想,發掘漢文化文明與智慧成果,尋求文化認同,尋求心靈共鳴。重新發展創造,重新建立漢語文化自信,營造同一語境,才有可能達到有效溝通、碰撞、融匯。隻有在漢語文體係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思想價值體係,方才能啟蒙於民眾,最終作用於生命現實。


2、正名,需回歸理性,才會有公理公平公正

所謂啟蒙,其實就是理性思維的建設。理性來源於對真理本質的確認。真理的本質就是存在於主觀之外的客觀,這正是理性的根本,也是對客觀真理認知的結果。真理其實源於我們對不盡宇宙之不盡追求,而道的本質恰是求陰陽辨證的客觀認知。理性不但是認識真理的途徑,也是判斷是非對錯的基礎。如若失去了真理,失去了理性,哪還會分清善惡是非。《後漢書·黨錮傳序》:“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 說明理性的作用是拿來平衡陰陽,達真求道的。這與西方哲學並無不同之處。理性正是建立在對公眾普遍對道之真理的堅持,對陰陽的思辨所擁有的智慧,所以能明是非、善惡、對錯、係統思考分析得出的結果就是理性的。而公理,恰恰是理性共識基礎之上的成果或說結果。這也《禮箋序》:“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所以,隻有社會的人擁有普遍的理性,才會有普遍的共識,建立在普遍理性的普遍共識就是公理,簡而言之,就是公共理性的認識成果就是公理。隻有在公理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公平和公正製度和法律及行為準則,國家才會和諧和平,人民生命幸福才會有保障。

3、正名,首先從文藝界、智識群體開始

民國時期許多學者皆言有學問者為智識分子,相比現在知識分子多了一份思想判斷和漢語文化的底蘊。一切認識,皆為自我之發見,深入自我之心靈的見解,為智識也。強調以我為主體對客體的深刻認知。智識,首要有智慧,具有創造、獨特的辨別認知和發現,是活的認識。而知識呢,卻是對客觀世界共知的成果,幾乎都是沒有自我的心得,這便是知識。知識,是死板、庸常的認知,時久便淪為常識。好比人不吃飯會肚子餓一般,第一個提出是智識,第一批認同的是知識,而普遍普遍認知後就成常識。常識,為毫無創見的認知。所以,我非常討厭自己被人當作知識分子,而現實裏的那些學者教授,就算是如此低級、機械的知識分子,他們亦不一定算得上,他們僅僅都是些知道分子罷了。讀死書,抄前人和西方成果,見利忘義,東拚西湊,絕無自我獨立之發現與見解。藝術家們也是如此,臨摹古人或抄襲西方創造,東拉西扯,全是招搖撞騙的一群人,根本沒有獨立於世、更不要說傳承於世的創造。智識分子不僅僅代表了國家與民族的良心,也是文明的傳承者與締造者,更是真理的求索者,也是信仰的虔誠者。如果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智識分子都失去追求真理的精神,失去了真正的信仰,哪裏還會有公理與正義的存在?!而智識分子正名之首要就是自省,完善自己獨立的人格精神。,回歸漢語文化,追求真理,堅持正義,樹立信仰、擁有意誌和智慧,具有勇氣和創見,批判現實,說真話,求真知,才可能擁有理性的批判,從而獲得公理,然後作用於社會,擁有公平公正的社會現實。

我 願意與諸君共勉同進步!

201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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