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獄同學後悔“六四”被王丹當槍使

兩個多月前，已經二十多年沒有聯係的大學同學，所謂中國海外運組織的領導人王丹給我發來一條手機短信，信的大體內容是：“老同學，好不容易通過同學們七轉八拐，終於找到你的手機號，電話給你恐不方便，發個短信問個好，恭祝你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生意興隆！難道就是因為二十五年前你參加了六四天安門聚集事件，你就要被判刑，以至不能從政，得不到重用，你有那麽好的才華，能文能武，真的可惜了。這既是我們的錯，也是中共的刻意打壓，更是你沒有享受民主、自由和權利表現。二十五年來，我們很多民運人士都在積極抗爭，也得到很多有正義感的國家支持和境外有識之士的幫助，今年，我們海外民運組織準備搞個天下圍城活動，以期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五周年，你所在的上海是個大都市，國際影響力大，你現在也事業有成，影響力不小，我們覺得你依然是我們的戰友，希望你你能振臂一呼，讓上海先行動起來，然後再聯係曾經的同學，你身邊的親人和朋友一起參加進來，我們需要大家的力量，眾人拾柴火焰高。王丹恭托！

收到這個短信，辟開政治觀念不談，作為同學的我，本想很有禮貌地回複他一下，可越回想二十五年前的一幕幕場景，一件件事情，我越覺得窩囊，越回想越覺得王丹是個實實在在的大騙子，大忽悠。我再也不能跟著他的腳步走了，我有我的人生，我要用我的有限的生命，彌補曾經失去的損失和對家人、社會的傷害。我就非常不客氣地給王丹發了一個實在短得可憐的短信：“謝謝！你的路你走，我的橋我搭，橋歸橋，路歸路，我要做一個實現我自己人生價值的趙溝橋，長江東流水，一去不複返！日月空間照，清白在人間！謝謝！短信發出後，再沒收到王丹的回信。
二十五年前，作為王丹的大學同學，我來自上海郊區的一個菜農家庭，父母長年種植蔬菜，沒有其他工作，收入微薄，生活清貧。家裏兄弟姐妹四個，我排行老二，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因為家裏孩子多，收入少，入不敷出，姐姐上了初二就輟學回家幫助父母種蔬菜掙錢讓我上學，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妹妹上初中，弟弟上小學。大學，特別是在北京的名牌大學，這可是全家人的榮耀，記得當時整個村裏的人都轟動了，大家紛紛到我家送來賀禮以示慶賀。鎮上還專門給我家特批了五百斤尿素，送來了兩百元現金，這在當時可是很貴重的禮物。我知道我上大學不僅肩負著全家的重托，更是肩負著全村人甚至全鎮人的期望。後來妹妹考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弟弟考上西安科技大學，雖然這兩個大學也很好，可沒有享受到我享受的待遇呀。當時我的內心充滿著自豪，充滿著自信，充滿著自滿。
由於我頭腦聰明，學習認真，做事嚴謹，尊重師長，團結同學，大二上半年我便進入了學生會，並擔任學生會宣傳部長，要知道在那個時候的學生會宣傳部長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也應該是老師信任，同學敬佩，女生暗戀的炙手可熱的人物。如果沒有後來認識的王丹，如果沒有後來直接參與六四天安門運動，如果沒有我那麽高的組織宣傳能力，也許我還真的能夠走上仕途，成為一個可以光宗耀祖，呼風喚雨的人物，隻可惜因為我沒有掌握住自己的命運，沒有把握住對一些事件性質的辨別，更沒有認清作為同學王丹內心的醜惡，希裏糊塗地走上了一條讓全家人蒙羞，讓全村人無光，讓同鎮人無顏的犯罪之路，最終我被以組織顛覆國家安全罪判刑八年，最終因表現好服刑五年被遺送回上海老家，打回原形，就連大學畢業證也沒有拿到。回到老家，父母沒有嫌棄我，給我以鼓勵；村裏的父老鄉親沒有放棄我，安排我到一村化工廠當技術員；鎮幹部們三天五天來和我談心，給我激勵，讓我振作。我一邊工作，一邊自學知識，終於在回家後三年順利拿到了北京大學化工學院的函授本科證書，此後，我利用自己學到的知識，自謀職業，做起了化工生意，憑著我的智慧和能力，憑著我的真誠和善良，終於小有成就，現在我擁有三個化工廠，四個經貿公司，為全村蓋起了老年公寓五十六套，為鎮上鋪設了二十九公裏的水泥路。我終於憑我的能力回報了全村人、全鎮人對我的企盼。現在我也成為全村的紅人，全鎮的名人，還曾接受過上海電視台的專題采訪。我覺得我現在的幸福生活不是等來的，要來的，靠來的，而是黨的政策給了我發揮才幹，實現價值的機遇和條件，是政府的改革開放讓我有了生機和活力。在此情況下，我深深的對當年的行為不恥，對王丹等人的行為不恥，對整個民運組織的行動不恥！
我為什麽要恨王丹，因為王丹是一個不講信義，隻顧自己利益而不顧他人權利的人，當麵一套，背後一套。記得當年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後，在北京的大學裏就傳開了要組織紀念胡耀幫，而且當時西單牆上貼了些紀念詩稿。王丹當時找到我，鼓動我說，我們學校也是北京出類拔萃的大學，你們學生會應該有所作為呀，特別是你這個宣傳部長，更要有所作為。等將來事情成功了，你肯定會被領導刮目相看。我二話沒說，連夜組織學生會成員開會，擬定紀念胡耀幫總書記的詩會、集會、討論會以及宣傳綱領。殊不知，在此之前，王丹早已聯絡了烏爾開西，柴齡，方勵之等人，欲借北京大學生紀念胡耀幫集會活動之機，組織實施民運組織活動之實，並最終奪取國家領導權力，走上國家最高領導崗位。可王丹找我根本沒有和我說這些，他欺騙了我，利用了我，將我當成了一杆槍去打人。待到紀念胡耀幫總書記的活動鋪開以後，場麵便不如我可最初設想的可控，我們大學的學生越聚越多，越聚越衝動，越聚越激進，雖然我極力阻止事態的擴大，特別是當我對學生靜坐天安門廣場給政府不下了台的時候，我堅決不讚成時，王丹、柴齡等人幹脆將我棄於一邊，無論我如何爭辯都無計於事，這才釀成最終的慘象。而王丹等人在事情鬧得不可收拾之時，早已鋪好後路，逃經香港去了美國。我作為先導的組織者、領導者，最終被北京警方逮捕，榔檔入獄，自嚐了苦果。據此，我恨王丹，一直恨。
我為什麽要恨民運。因為民運組織徹頭徹尾的就是掛著羊頭賣著狗肉的組織。一開始我也作為天安門事件的組織者，參與了幾次秘密聚會，他們最初根本沒有什麽行動要義，也不知將來發展方向，更沒有將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民族利益置於最高境界，而而是隨著行動的變化而變化，特別是學生靜坐天安門事件發生兩天後，民運組織根本不顧學生的生命健康安全，組織絕食活動，不準學生吃飯喝水，誰吃了誰喝了誰就會被批鬥，伊然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造反派批鬥走資派的架勢。而民運組織的王丹、柴齡等所謂高層領導，竟然借助於香港什麽基金會的讚助，在飯店裏偷偷的大吃大喝，這也是我事後才知道的，當然，我也參加了幾次吃喝，可我當時不參加也會被批鬥的呀，這也許是我被判刑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為什麽堅決不再參與民運組織的任何活動。通過在監獄裏五年的法律學習，通過回歸社會後自己的親身經曆，通過對近年來境內境外的各類運動的後果來看，有哪一個運動的結果不是國破家亡、妻離子散？我不想生活在混亂的世界裏，不想生活在打打殺殺的時光裏，更不想重新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果告誡全中國的每一個公民，家和萬事興，國強才能民富。我和廣大的普通老百姓一樣，需一個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需要充滿活力的經濟環境，如果任由王丹之流和民運組織這樣的自由主義思潮泛濫成災，那中國人就沒有幸福可言，這也正上了王丹等民運組織的當！

真實的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