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六四
懷舊曆史
葉劉淑儀
如果你跟外國派駐香港的外交官員打過交道，就會發現越是來自動蕩地區的官員，就越羨慕香港社會的安全。以熱愛自由聞名於世香港人，就連遊行示威也一向以和平著稱。與暴行肆虐的地區相比，香港是一片和平的綠洲。但悲哀的是，如今這片綠洲隨時可能消失。
雖然現階段香港的實體安全尚未遭到威脅，但在暴力陰霾的籠罩下，整個城市的文明禮儀與社會穩定都岌岌可危。各種形式的暴力大行其道：自封“民主衛士”的反對派冀望通過“占領中環”向中央施壓，讓北京屈從於他們的要求；學生團體在特首選舉上所持的極端立場不容妥協；民主派置香港未來於不顧，對立法會議事進行魯莽地阻撓；年輕的激進分子攜帶危險武器，以前所未見的暴力方式衝擊立法會大樓；大陸訪港遊客怎麽也想不到，經曆過大世麵的香港竟會以如此充滿仇恨的語言暴力來迎接自己。不久前，梁振英特首以校監身份出席演藝學院畢業典禮，卻遭學生侮辱。其實，辱人者敗壞禮儀，不過自取其辱罷了。
許多老一輩香港人都在問：我們的城市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香港確實出了很多問題。第一，雖然香港的總體財富增長了，但貧富差距卻變大了。基尼係數是一項衡量發達經濟體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統計標準，而香港則是全球基尼係數最高的社會之一。新加坡和美國等其他自由市場經濟體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或許自由、開放的市場本身就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叢林。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香港的基尼係數不但處於高位，且有逐年上升趨勢——從1971年的0.43到1996年的0.518，到2011年的0.537。基尼係數的上升一方麵緣於全球化，一方麵與香港製造業向大陸轉移、經濟覆蓋麵收縮有關。今天，服務業在香港經濟中占93%。香港製造業提供的多種就業機會和業務技能都在這場產業轉移中消失了。
香港不再生產任何產品，除了作為金融中心提供金融和專業服務外，香港基本依賴向大陸客戶提供貿易、物流、旅遊服務來維持生計。在金融和專業服務之外，香港的服務業多分布於低端領域，並有江河日下趨勢。
過去的十年是財富向房地產業高度集中的十年。由於大量財富從大陸流向香港，導致香港地價飆升，到了特區政府不得不進行幹預的地步。年輕一代靠買房致富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高昂的房價擠走了其他更具風險與創新的經濟活動，激化了無房產者與有房產者之間的矛盾。
在教育和技術培訓方麵，過去幾十年中，香港的教育部門成功地普及了大眾教育，卻讓精英學校付出了較大的代價，造成許多傳統名校轉型成為“直資學校”(接受政府直接資助)，以在開課、募資上獲取更大的自由。
一方麵，家長們希望子女能具有全球競爭力，擠破頭也要讓孩子進直資學校、國際學校、獨立學校；另一方麵，越來越多的學校開設旅遊、服務接待等“實用型”課程，培養學生滿足低端服務業就業需求。知識技能的兩極分化導致了就業機會的兩極分化，社會流動性和上行空間有限，也是今天香港年輕人不滿的緣由之一。
當下關於2017年特首普選的激烈爭論，無異於給處於困境中香港社會火上澆油。許多香港人反對北京以任何形式將候選人範圍控製在愛國愛港人士以內。表麵來看，這是香港從北京爭取“真正選擇權”的對抗，但實際上，它是香港民意的試金石，香港人是願意捍衛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等國家目標，還是要與大陸背道而馳？
宗派和族群的分歧，從不曾深植於香港，在香港社會上造成隔閡的政治話題隻有一個：中國。在反對派最狂妄的時候，他們鼓吹要徹底擺脫來自中央的約束，他們不明白，一旦缺少中央的支持，獅子山下的香港夢真可能碎成滿地渣。(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文章英文原載香港《南華早報》2014年7月6日，原標題：The roots of Hong Kong's r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