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這個年齡總有些戀舊，從幼兒園到中年才完成博士學業，經曆了那麽多的學校生活和相處了許許多多的同學，但我最留戀的還是中學的生活，雖然這段生活結束在那瘋狂的文革時代，被刻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幾十年後這種文革的殘餘影響已漸漸淡薄，同學和老師間的隔閡已被寬容所撫平，我們中學的同學和老師又開始重新聚在一起，熱心的同學還為大家製作了全班同學和老師的視頻光盤，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視頻時我才知道許多同學已然離開了這個喧囂的塵世，其中第一位和我們告別的竟是沈憲福，我們都喜歡叫他肉團，和其他去世的同學不同的是視頻中沒有他去世的日子。
我和肉團成為同班同學是在64年進入高中後，但其實從初中起我們就同校了，當時初中10個班級升到高中成為4個班級，學校把肉團所在的一班和我們九班為主體組成了高一一班，這時我們才真正認識。
肉團的綽號來自於他的初中同學，他個子不高，也談不上胖，可能因為有著一張圓臉，才被人稱為肉團，我們也就約定成俗地稱他肉團了。 我們的母校是距今已有100多年曆史的南洋中學，是徐匯區的一所重點中學，當時班級學習成績好的同學很多，肉團大概也就在中遊水平，不顯山，不顯水地並不引人注意，隻是在年級有足球比賽時，他總是出現在後衛的位子上，這時大家才會想到他。 作為後衛，盯人是很重要的，肉團的一項絕活是大腳解圍，化解球門的險情，他雖然不是校隊成員，但作為班隊主力是不成問題的，記得當時每星期我們都要踢幾次球，因此關係不錯。
肉團被全班同學注意到是他的一篇文章，這真可謂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我們的語文老師範守綱先生對語文教學非常有想法，兩星期一次的作文課外，他要求我們自己選題寫一篇作文，他會批閱，有好的會在課堂上講解，甚至放到學校的作文專欄上去。 一次我班和鄰班賽籃球，打得非常精彩，結果我班贏了，大家興奮了一陣也就過去了，沒想到肉團把它寫成了一篇報道文章，其生動活潑的描寫，插科打諢的笑談令人讀之忍俊不禁，這使我想起當時新民晚報的著名體育記者小秀的文筆，真是頗有其風采啊。 當老師在課堂上把這篇文章宣讀時，全班同學都為之稱奇，這文風在那個時代很另類，和我們課堂作文命題寫作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當然這篇文章也被放到學校的作文專欄去了，肉團著實在年級裏揚了一下名，這好像是我唯一記得的一篇作文範文。
兩年的高中生活過得很快，轉眼要升高三了，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我們高中學習生涯的結束，一場文革浩劫把學校的生活徹底摧毀，老師被批判，我們的校長邢至康先生當時才三十幾歲，結果被學生打得皮開肉綻，學生也分成派別，互相糾纏不清，作為工人出身的沈憲福文革剛開始時也革命了一陣，不過我們班的同學還是溫良恭儉讓的多了些，他革了一陣命後也不那麽熱情了，和我們這些非工人出身的同學又恢複了接觸，文革中那些鬧革命的同學當然很忙，寫大字報，貼標語，造謠言，上街抗爭，審訊老師等階級敵人，我們這些幫不上忙，也入不了流的學生就隻能自己找事兒消遣時間了，下象棋是我和肉團等幾位同學的一項愛好，於是那幾年把棋藝好好提高了一下。 68年文革進行了兩年，學校該打倒的都打到了，一幫人成立了革委會，中央也覺得要把學生分配一下，免得都成了無業遊民，於是我們班級的同學也開始走上社會，那些革命的積極分子，成分好的被分到上海工礦去了，稍差一些的就去了上海郊區的農場，雖然當時我的兩位哥哥都大學畢業去了外地，家中隻有我一個，但我還是不能被分配在上海，這恐怕是我曾得罪了某些掌握分配大權的人物，但不知怎的肉團也沒有被分配，後來才知道肉團是因為身體原因，即他有癲癇的毛病，於是和我們一樣待分配了。 68年底到69年春是我們一些待分配同學苦熬的日子，大家聚得多了感情也增加了，69年3月我和兩位女同學一起去了黑龍江，結束了那段難堪的日子，而肉團則仍然在上海等待分配。
當我再次見到肉團是在71年的九月下旬，我是第一次從農場回滬探親，兩年半的農場生活使我對上海的一切都感到陌生，除了家人，隻有老同學是我所熟悉的，肉團還在家待著，知道我回來，便來看我，當然除了茶水，就是象棋伺候了。 白天家中無人，兩個人邊下棋，邊聊天，忽然肉團輕輕地問我，
“你聽說了那個事沒有？”
瞧著他神神秘秘的表情，我茫然地問他
“什麽事？”
“那個人跑了，死了。”
“誰？誰死了”
“林彪！”
我的頭一下子嗡的一下，林彪死了，我怎麽一點兒也沒聽說，
“這可不能亂講的，是小道消息吧？”
“沒有，聽說已經傳達到區縣級了。”
“這種消息還是小心為好。” 我善意地對他講。 在那種日子裏沒有比政治問題更使人謹小慎微了，但人們心中還是在等待什麽事發生，幾年文革下來，人們已厭倦這種每天神經繃得太緊的生活。 在農場知青們也在等待，等待改變自己命運的時刻的到來。林彪事件後來在農場也傳達了，但我第一次聽到肉團告訴我時卻使我有五雷轟頂的感覺。 肉團能告訴我也說明他對我的信任，這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
73年我作為工農兵學員回到上海，一天近黃昏我走去看肉團，他的家離我家不遠，大約步行二十分鍾。 這是一處上海老住宅區，一式的的本地房子，磚牆黑瓦的一層民居，屋子靠得非常近，戶內的采光均不好。 進入住宅區的小道曲曲彎彎，狹窄的很。 我到了他家後，即敲門，等了一會兒是他母親來開的門，他母親見是我，便讓我進門，對我講： “你來了。”
“憲福在嗎？”我禮貌地問她,
“在，”她又提高嗓音告訴內屋的沈憲福是我來看他了，屋內雖然昏暗，但我可以感到他母親有些異樣。 我熟門熟路地進到內屋，黃昏的餘光從小小的窗戶透入屋內，我還沒有完全適應屋子裏的昏暗，隻聽到窗前沈憲福依依地問道，
“你知道了?”
我正想問知道什麽，忽然我看到一張令人感到震驚的臉，這是一張典型的燒傷患者的臉，所有的毛發都沒有了，臉上的皮膚坑坑窪窪，粘連在一起，幸虧我出生在醫務世家，平時對醫務書籍和圖譜有興趣，所以並沒有失態。
“哦，是的，怎麽發生的？”我冷靜地問他。
他告訴我在等待多年後，居委會把他安排到了裏弄加工廠工作，雖然收入不多，也比吃白飯好。 這家裏弄加工廠晚上需要人加班，去年冬天他被安排做夜班，其實就是守夜，一個人在那裏。 不幸的是那晚他癲癇突然發作，倒在取暖用的電爐上，結果他就被燒成現在這樣。 聽著他低沉的敘述，我不忍看他那張令人恐怖的臉，本來想和他敘敘舊的念頭徹底沒有了，我心裏感到無比的壓抑，在問候了他的一些情況後，我起身告辭了，他和他的母親一同送我到門口，一股強烈的哀傷湧上我的心頭。 回家後我把他的情況告訴了父親，父親讓我帶他來看一下。 幾天後，也是黃昏時分他一個人走來我家，父親在看了他的傷勢後給他寫了一封信，對他說：“你去九院找一下張滌生教授，看看他能否有辦法。”
我不知道他究竟去沒去看過張教授，但我想當時中國的整形外科恐怕也沒有辦法的，而且他的情況又是那樣的嚴重。 我進入學校後就再沒有碰到過他，隻是後來聽其他同學說他已經過世了，我想這也許是他最好的歸宿。 我們隻是知道他是我們班第一位離開的同學，但沒人知道他去世的確切日期，這也許並不重要，我會記住他曾經是我的一位好友和同學，他不過是比我們先一步離開這個世界。
安息吧，沈憲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