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舟嵊要塞軍官朱雷文革曆險記

轉貼者按： 我小學六年級轉了學。新學校位於借用的部隊營房。每天上下學都會經過軍官家屬宿舍。其中有兩家的女主人和別家一樣都是家庭婦女，但倆位男主人都穿沒有領章帽徽的舊軍裝。其中一位就是本文作者。他的孩子是我低年級的同學。

舟嵊要塞軍官朱雷文革曆險記

作者簡介：朱雷，山東泰安人，1931年生。貧農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1950年第一批隨誌願軍宋時輪將軍的第九兵團入朝作戰。他經曆了誌願軍入朝後一次和五次戰役。又經曆了1951年防禦戰役，1953年的反美軍登陸作戰、夏季反擊戰和抗細菌戰等多次戰役。他在九兵團司令部作戰處任測繪參謀。

他在淮海、渡江及入朝作戰期間，多次立功受獎。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和人民解放軍軍官。誌願軍回國後，1955年朱雷被調往人民解放軍第22軍，後改為人民解放軍舟嵊要塞區。朱雷在要塞區司令部作戰處工作．1960年調人民解放軍測繪學院學習。文革期間，朱雷同誌奉命參加浙江舟山地區的“支左”工作。在八個月支左工作期間，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68年4月，朱雷突然被許世友打成“倒許亂軍”分子，備受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年至1975年又被許世友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5·16”反革命集團成員。長期被關押、迫害，幾近家破人亡。朱雷不畏強暴，不屈不饒， 向黨中央、 中央軍委提出申訴，艱苦鬥爭長達18年之久。1989年1月，在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紀委書記張明同誌的督促下， 南京軍區政治部才給朱雷落實了政策。朱雷同誌作為人民解放軍團職離休幹部定居在杭州市長樂幹休所，安度晚年。



朱雷曆險記（1）

    1968年4月，我被選定為出席南京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舟嵊代表。一個小小的營職參謀，被突然調離支左的軍管崗位來到南京白水橋某部營房，與王必成副司令員、林維先副司令員，鮑先誌副政治委員，還有舟嵊要塞區丁銳副政治委員，沈萍副司令員，吳健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大批南京軍區、舟嵊要塞區領導幹部一起，被許世友司令員定為“楊、餘、傅黑線上的人”打入另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真是禍從天降!南京軍區許世友司令員多次到白水橋向我們訓話：  “我在毛主席那裏備了案，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先殺他的頭後再報告；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就先殺他的頭後再報告；誰反對江青同誌，我就先殺他的頭後再報告”。儼然以有先斬後奏特權的許世友，殺氣騰騰，不可一世!那些派性特強、心懷叵測，一心要踏著別人向上爬，自封“穩軍派”的人，一麵極其肉麻地一口一個我們的 “紅司令”“我們的好司令”地叫著；一麵叫嚷“北京有‘楊、餘、傅’，南京有  ‘王、林、鮑’，舟嵊有‘丁、沈、吳’，一條黑線”。黑雲壓城，城欲摧。我們都被戴上了野心家、陰謀家、變色龍、反革命的帽子。我的家也被抄了，南京白水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個月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意猶未盡，我和丁銳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員、吳健政治部副主任，普陀守備區政委錢毅等12人又被許世友作為反麵教員“留級”再學，接受第二批學習班的批鬥。

    一個參加革命20年，多次立功受獎的中共黨員、營職幹部，就這樣眼睛一眨成了反革命!正當我和丁銳副政委等12人被監管失去自由時，第二期學習班開始了。整人的打手們洋洋得意，他們準備繼續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雙手沾滿自己同誌的鮮血往上爬。

1969年3月，黨中央決定將南京軍區政治部、舟嵊要塞區、上海警備區三個學習班(整人班)統稱為南京部隊學習班調到北京去辦，情況有了很大的轉機。 在北京，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學習班轉為批判許世友的錯誤口號“倒許亂軍”。舟嵊要塞區政治委員曹思明將軍，於1969年3月3日、3月1 3日、4月3日，先後三次在舟嵊要塞區700多人的大會上，痛哭流涕作了檢討，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橋被打擊的丁銳、沈萍、吳健、錢毅、朱雷、劉誌毅等同誌賠禮道歉。舟嵊班辦公室主任整人打手李朝龍一反常態，他來個180度轉彎，一再動員我在大會上作批判發言。並明確對我宣稱“這是黨交給你的一項政治任務”。我的發言稿經過李朝龍潤色修改後，呈報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廖容標審查批準，在舟嵊班700多人大會上揭發批判了許世友“倒許亂軍”多中心錯誤口號和對廣大幹部的迫害。我的發言一再被熱烈掌聲打斷。我朱雷始料不及的是，這個揭發批判許世友的發言和我八個月的支左工作，竟成了我和一家人的罪狀，被整了20年，幾乎被整得家破人亡! 1969年6月，學習班結束，廖容標、曹思明首長帶領我們回到南京，回到舟山定海。行前，廖副司令代表南京軍區黨委一再表態，絕對不會對發言批判的同誌打擊報複。廖、曹首長回到南京之後，受到許世友的嚴厲批評，並把曹思明留在南京。許世友推行的“倒許亂軍”錯誤口號，不僅沒有受到遏製，反而更加惡性發展蔓延起來。那些被戴上“倒許亂軍”帽子的人，一律被清洗出部隊，複員回家，有的甚至被押解回家交由地方監管。

1970年9月15日，我被舟嵊要塞區普陀守備區政治委員宋幹等人騙出380醫院(我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備區駐地桃花島。當即在守備區司令部機關黨員人數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會”上，在政治部主任欒經誠、副參謀長劉憲華指揮下，給我戴上“內奸”、“走狗”、“定時炸彈”、“楊餘傅黑爪牙”、“國民黨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等多頂黑帽子和莫須有罪名後，宣布開除我黨籍，並不準我申辯。1970年10月5日。作出了開除朱雷黨籍的“決定”，並勒令我限期離開部隊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嵊要塞區普陀守備區兩位負責人，派遣副連長XXX率2名戰士強行押送我一家回山東老家。在寧波火車站候車室裏，那位連長盛氣淩人，揮舞著押送書信，在大庭廣眾之前，宣布朱雷一家是被部隊開除的壞人，他們是執行部隊首長交給的押送任務，要把朱雷一家押到山東泰安，交給地方強製勞改!在“倒許亂軍”錯誤口號毒害下，不明真相的基層幹部執行者，他們懷著對“反革命”的仇恨，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這是可以原諒的。但舟嵊要塞區、普陀守備區某些領導人出於個人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專製思想，做出欺人太甚的傷天害理之事。

    在寧波火車站候車室裏，我和妻子張誌敏慷慨陳詞與押送我的執行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寧波火車站任孝連站長和全站乘務人員以及全體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邊，一致譴責這種非法押送。在眾怒難犯的情況下，XXX連長灰溜溜離開現場，十萬火急打電話向普陀警備區求援。普陀警備區政治委員宋幹接到電話後，立即派保衛科長顧永年率6位戰士乘專艇連夜趕來寧波，強化對我的押送措施．顧永年同誌頭腦清醒，黨性未泯緩解了非法的強行押送措施．他先是讓我家屬攜二個幼子逃脫。我被押解到上海後，乘機逃到杭州與妻兒匯合後，向黨的九屆中央委員浙江省農業勞模莫顯躍求援，向他報告了受迫害的情況，並請他轉呈給周恩來總理一封申訴信。接著，我又上訪北京狀告舟嵊要塞區的違法行為。

    文革時期，一大批批評許世友的人都被扣上“倒許亂軍”“反革命”帽子，橫加迫害，其遭遇不亞於我朱雷。

1970年底，北京，朔風吼，大雪飛。在繩子胡同副2號的一個房間裏，軍委總政接待了我。接待人員說，“我們打電話給南京軍區政治部，給你平反落實政策 ”．並給我寫了公函．我回到南京軍區，又被南京軍區推給了舟嵊要塞區。萬萬沒有想到，當我攜帶軍委總政的公函，根據南京軍區的指示偕妻攜四歲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實政策時，普陀守備區政治委員宋幹等人如臨大敵，他們在舟嵊要塞區政治委員鐵瑛等人的支持下，調兵遣將，嚴密監視著港口、車站、碼頭，和我的一舉一動。他們派一名幹部率領5名戰士，在1971年5月5日夜，隱藏埋伏在東門裏招待所大門口附近的陰暗角落裏，是夜8時，他們用極其卑劣的手段，公然將我綁架到普陀守備區沈家門陸軍招待所，由二名荷槍實彈上刺刀武裝戰士監押起來。深夜11點30分，普陀警備區軍管會打人凶手吳掌林對我進行法西斯毒打．在毒打的同時，辱爹罵娘，一再責問我還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狀!翌日，一艘專艇，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將我從沈家門轉移到桃花島，關押在位於螞蟥坑有三道門二道崗哨的土牢裏。    

注：“楊、餘、傅”指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將軍

        “王、林、鮑”指王必成、林維先、鮑先誌將軍

        “丁、沈、吳”指舟嵊要塞區丁銳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員和吳健同誌







朱雷曆險記（2）

    我被綁架關押在桃花島的螞蟥坑的第二天，我妻抱著四歲幼子朱浩，焦急地等侯在舟嵊要塞區鐵瑛政委的大門口，向鐵瑛要人。鐵瑛否認對我的綁架事實，花言巧語，借給我妻五元路費，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島看我。可憐老實天真的她，輕信鐵瑛，娘倆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到桃花島就中了圈套落入虎口，跟我一塊被非法關押起來。

    在鐵瑛等人的支持下，宋幹、欒經誠等人將我—家三口，秘密囚禁在密不透風僅有12平方米的土牢裏。試問：新中國成立後，有那個單位，那個部隊乃至那個監獄，膽敢關押一個年僅四歲的娃娃?!，可是披著共產黨員外衣，身居師職領導地位的普陀守備區政委宋幹，政治部主任欒經誠，在鐵瑛支持下竟喪盡天良的這麽幹了!他們不僅這麽幹了，還恣意對我朱雷咒罵、侮辱、搜抄、拷打。在35°高溫下，依然把，我一家三口人鎖在臭氣熏天，蒸籠般的土牢裏!不給通風，不給放風，每天中下午最熱之時，三口人張著嘴大口大口踹氣。盡管土牢門上加了鎖，土牢門外設了二道崗，依然24小時不分晝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數一晝夜起碼七、八次，多達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歲的朱浩被這恐怖氣氛嚇得渾身發抖!他們還卑劣無恥地挑撥我妻跟我劃清界限，離婚!當達不到目的時，竟然指使四名人高馬大的戰士，對我秘密審訊和毒打，邊拳打腳踢，邊恣意辱罵，把我打倒後揪起來繼續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槍敲我的頭，推上子彈頂著我的胸口要槍斃我！

  令人更加難以容忍的是，宋幹、欒經誠等人，用餓飯手段摧殘我三口。有時—天隻給我們三口人二餐飯，有時一天隻給我們三口人中的二個人的一餐飯，到後來一連十多天隻給一至二小碗飯。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飯維持生命十多天後，突然兩晝夜不給我們一點東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裏奄奄一息……。可憐年僅四歲的朱浩，用小嘴巴貪婪舔著已無一點飯跡的飯碗，開始還能說“媽媽我餓”，後來連“媽媽我餓”也無力說了。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四歲孩子遭此摧殘折磨，心如刀割! 天若有情天亦憤啊!!!

    宋幹、欒經誠等人，心中很清楚，朱雷一但獲得自由，他肯定會再到北京，向軍委總政揭發他們喪心病狂的罪行的。因此，他們是不想讓我獲得自由，不願我活著離開舟山。正當朱雷一家三口餓以待斃的時候，突然牢門打開，送進來一小桶稀飯，和一碟鹹菜。這點稀飯和鹹菜，將朱雷三口踏入黃泉路的那隻腳拉了回來。事隔九個多月後，我才知曉，原來給我們稀飯和鹹菜的那一天，竟是被劃為“楊、餘、傅黑線上的”，普陀守備區副政委錢毅同誌被折磨而死(也許是被暗害而死)的翌日。可以認定，由於這一位1940年入黨、行政十三級的錢毅副政委的悲壯殉職，朱雷三口才僥幸獲得生機。

    時間過去三年之後，1974年6月的一天在杭州市四宜路136號，那間權且借給我們一家安身的破房子裏，錢毅政委的夫人過麗華，當麵向我陳述錢毅同誌被迫害致死的經過。錢毅政委的死，換來了一小桶稀飯救了我一家三口人的性命。我對錢毅同誌的悲壯殉難，表達了深深的哀悼。許世友製造“清查5·16”冤案，又奪走了人民解放軍一位優秀高級幹部的生命，錢毅同誌死得好慘!

    我在土牢裏被折磨了二個月之後,他們正式認定我是“反對林副統帥”、“反對江青同



誌"的"5·16反革命"。1971年6月30日，宋幹等人突然把我一家三口拆散，把我一個人秘密由桃花島轉移到了普陀山，關押在大乘庵長達九個月之久，其中半年多，我的親人不知我生死下落。    

普陀山是我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大乘庵乃佛門慈悲之地。但是，那時的大乘庵卻成了宋幹、欒經誠等人非法關押、摧殘共產黨人的秘密場所。他們派遣兩名荷槍實彈的武裝戰士，晝夜不停、寸步不離監管著我。同時，精心挑選了排、連、營，團職的十多名軍官，對我大搞逼供信，大搞體罰肉刑!朱雷剛剛脫離桃花島上的火坑，又掉進了普陀島的煉獄!直到1971年9月1 3日林彪叛逃爆炸半個多月後，1971年9月30日，這夥人還狂呼著“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誰反對林副主席，誰反對江青同誌，就砸爛誰的狗頭!把

他打入十八層地獄，叫他永遠不得翻身!”打手們逼我跪在三角木上，狹窄的條凳上，有棱角的石頭上，他們輪翻“轟炸”對我拳打腳踢，皮帶抽、木棍敲，從清晨折磨到黃昏，打得我腦震蕩、口吐鮮血、兩便失禁，拉血尿血、遍體麟傷、幾度休克、雙目模糊、腦袋腫大、嘴張不開、耳聽不到、後腦勺一條傷口血流不止……。我堂堂正正經受嚴峻而殘酷的戰爭考驗的共產黨員朱雷，在戰場上沒有死，竟然被許世友以人劃線推行“倒許亂軍”多中心錯誤口號指使下，幾乎被披著人民解放軍軍裝的打手們整死!在“文革中”有不計其數的正直的共產黨員、勞動模範、老幹部、老科學家上至中央領導人下至普通老百姓被這些壞人整得慘死!

    我朱雷在“文革支左”中沒有執行許世友支一派打一派的錯誤做法，導致身陷囹圄。可憐身陷煉獄的朱雷呼天不應，叫地不靈，任憑狂徒們折磨摧殘而束手無策。直致林彪摔死的信息傳到舟嵊要塞區，任人宰割的朱雷才僥幸保住了這條命，

    這一樁樁一件件，不是發生在敵人的監獄裏，也不是在被俘的疆場上，而是我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指示，回部隊平反落實政策時，發生在天高皇帝遠南京軍區舟嵊要塞區那個獨立王國裏。天亦有情天亦恨啊!

    宋幹、欒經誠眼看“林副主席”完蛋了，把朱雷打成“反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的陰謀陷阱破產了。他們竟又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翻過來倒打一耙，又誣陷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爪牙”，繼續關押我。打手們清楚，如果我平反了，他們就要被請到被告席上，戴上一頂製造冤案的帽子，承擔打砸搶的罪責。在軍委總政一再追查下，直到1972年3月9日，宋、欒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長劉永瑩、營長高繼聖，對我進行第二次非法押送。為阻止我再去北京向軍委總政揭發控告他們的罪行，劉、高二人秉承“上級領導”的旨意，在押送途中對我恐嚇威脅，一再揚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毛澤東同誌說：“人民解放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他又為人民軍隊製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數十年來，這支軍隊素以“文明之師，仁義之師，雄武之師”而昭告於世。但是，在“文革”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將軍，背離了這個原則，把人民軍隊看成是他私人的武裝力量，“倒許”就是“亂軍”!南京軍區的防區三省一市成為許世友的獨立王國。許世友在軍隊中的封建專製思想和軍閥作風導致了我朱雷遭此慘劫。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毛澤東對書國清說：“你不是韋國清嗎?老朋友了，你長胖了。你要幫助許世友同誌啊”。毛

澤東又說：“有的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說了算......這個問題，我想了好幾年了”。毛澤東主席的話不是空穴來風!

    當我六十多歲的老娘親得知我的曆險遭遇後，從山東泰安千裏迢迢趕到舟山，找到部隊，要求見我一麵。要塞區政治委員鐵瑛同誌又欺騙了我的母親。他對我母親說：“老嫂子，我們是人民軍隊，就是對投降了的敵人，我們還優待哩，何況您兒子是我們自己的同誌，您放心，我們不會關他，更不會打他，您可不要聽信您兒媳婦的謠言受騙上當”。隨即派人把我母親送回山東泰安，本性善良，易於上當受騙的老母親，在沒有見到我的情況下回到了山東老家後，對我的父親和弟弟妹妹們說：“俺兒在部隊裏很好：根本就沒有受過打罵，這都是兒媳張誌敏不好，她不願到咱山東來，想留在杭州，就寫信來騙俺們”。就這樣，鐵瑛同誌的騙術成功了。山東沂蒙山區老革命根據地的鄉親們都對鐵瑛、宋幹、欒經誠等解放軍首長們感恩戴德無以複加。

    “老八路怎麽會這樣對待俺的子弟兵呢”!誰能料到，正當鄉親們感恩戴德的當口，他們的子弟兵朱雷正在許世友製造出來的“倒許亂軍”清查“5·16”反革命的煉獄裏受煎熬!

      《聊齋》裏的妖魔鬼怪在害人的時候，往往打扮成美女或善良的老嫗、長老出現!許世友雖然是老紅軍，共產黨的高級將領，但他的世界觀和靈魂仍然停留在封建專製的王國裏，在他的腦子裏塞滿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集生殺予奪大權於一身的軍閥思想。軍區黨委製約不了他，杜平政委要聽他的，黨委一班人要聽他的，他淩駕於軍區黨委之上，南京軍區不是黨委一元化領導，而是許世友一個人專製。在“文革”時期這一特殊的政治條件下，“封建諸侯”們都會顯露其真麵目，而瘋狂於世的。鐵瑛同誌不是許世友，但軍令如山。鐵瑛雖然是我軍的高級幹部，出於各種因素和個人利害，由於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他必然會充當不光彩的角色，他拋棄了共產黨員的高貴品德，成了推行許世友“倒許亂軍”錯誤口號和清查“5·16”反革命集團的幫凶。

朱雷曆險記（3）

    麵對封建專製強權迫害，朱雷冒著“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的危險，舍命抗爭，再去北京，向軍委總政控告。朱雷深刻認識到，這樁公案，絕不僅僅是自己一個人或一家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國法尊嚴、黨性原則、軍隊建設、人間正義；同利用人民賦予的職權而積極執行林彪反革命路線的惡勢力作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

    懷著悲壯的浩然正氣，朱雷乘車北上。去北京，去黨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辦公的地方，申訴冤屈，討回公道。  

    當朱雷剛踏進北京總政軍人上訪接待站駐地繩子胡同時，未曾料到的景象出現在麵前，數以百計的身著陸海空三軍不同軍服的男女上訪者，或立或坐或躺或臥在繩子胡同裏。他(她)們和朱雷一樣，都是受林彪反革命路線所迫害的無辜的人民解放軍軍官!男兒有淚不輕彈，在繩子胡同2號總政接待室裏，朱雷含著熱淚實事求是的控訴了南京軍區舟嵊要塞區，在許世友推行“倒許亂軍”多中心口號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備區政委宋幹；政治部主任欒經誠等人，在舟嵊要塞區政治委員鐵瑛等人的支持下，

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我一家人的罪行。一身正氣，滿懷同情的接待站主任趙渭忠同誌、盧淑琴幹事等，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邊。

    正當軍委總政將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實，作為全軍一個典型刊登在總政的信訪簡報上，通告全軍引以為戒時，鐵瑛、宋幹、欒經誠等人，則同軍委總政針鋒相對。他們在杭州召開的中共浙江省四屆五次擴大會議上，認定朱雷是被部隊開除黨籍，押解回鄉管製勞動的壞人，並將其誣陷內容刊登在這次擴大會議的第四和第五期簡報上，通告全省。明目張膽同軍委總政對著幹，令人發指!鐵瑛目無軍紀擅自把軍隊內部情況倚仗權力無原則地擴散到地方去。在浙江，特別是在舟山，有多少善良的人們受到了蒙蔽!封建主義極權專製的殘渣餘孽，他們披著共產黨員和人民解放軍高級幹部的外衣，如許世友、鐵瑛之流，他們仗著權力和組織力量，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殘酷打擊迫害敢於同他們的錯誤作抗爭的正義的人們。自古“奸佞當道，忠良遭殃”確實如此，其實質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決不是什麽思想認識上的錯誤，也不是執行紀律上的錯誤，更不是工作上的錯誤，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當時的黨中央是無產階級的，所以我朱雷才能戰勝許世友、鐵瑛、宋幹、欒經誠這些人推行的錯誤做法。迫使他們作檢討(那怕是假檢討)迫使他們給我落實政策，迫使他們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  

    經過艱辛頑強的抗爭，普陀守備區政委宋幹、政治部主任欒經誠等人，終於在1973年2月2日；以中共普陀守備區委員會的名義，作出了《關於恢複朱雷同誌黨籍的決定眾》這個《決定》盡管對宋幹、欒經誠等人用卑鄙無恥手段，強迫任綿綏、柴紀時等人作偽證等非法行為隻字不提，推脫責任嫁禍於人，但畢竟是反迫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勝利！

逼供等一係列迫害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至少要有一個說法，要賠禮道歉，要搞好善後，這是黨的原則和政策所規定的。但是，宋幹等人拒不執行。他們堅持要把朱雷複員遣返到被他們造謠誣蔑，造成極壞影響的山東泰安原籍進行勞動改造。舟嵊要塞區領導人鐵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欒等人的錯誤做法。朱雷無奈隻得再次赴北京上訪，要求平反落實政策。

    “文革”中被打倒的鄧小平同誌恢複工作後，我先後兩次寫信向他申訴。這兩次書麵申訴都是通過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建人轉呈的。剛正不阿，主持正義的周建人副委員長，先後兩次附了親筆信。小平同誌都做了批示，他指示軍委總政直接給朱雷平反並落實政策。小平的批示引起了南京軍區的重視。南京軍區黨委專門開會作了研究，並於1974年8月23日下達了三條決定。1974年8月24日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張連生和幹事蔣慎幫，在軍區第二招待所向朱雷傳達了南京軍區黨委的三條決定：

    ①舟嵊要塞區和普陀區二級黨委對朱雷同誌的處理有嚴重錯誤，由南京軍區搞個平反決定；恢複名譽，消除影響，銷毀一切黑材料。

    ②給朱雷同誌恢複軍籍，計算軍齡，補發薪金物資，包括家屬子女的糧油布棉證票。

    ③動員朱雷同誌不要再堅持回部隊工作，按正常情況辦理複員，由軍，區負責去浙江杭州朱雷同誌家屬所在地妥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連的家屬子女的善後工作。

    張連生副部長口頭傳達完這三條後，朱雷當即要求將這三條給本人一份文本。張連生明確告知：“軍區黨委的這‘三條’是軍區黨委的決定，隻能裝入你的檔案，不能給你本人，向你傳達過就行了”。當我將上述三條記錄念給他聽後，他講：“你記得沒錯”。由於沒經驗，當時沒有請他在記錄上簽字確認。我想一個堂堂大軍區組織部副部長，總不致賴掉吧!張連生現住南京中山北路212號南京軍區政治部幹休所。當時組織部幹事許湘東現為浙江省軍區政治部少將主任亦應記得這件事的。

    軍委總政接到小平同誌給朱雷平反落實政策的批示後，迅速派出以信訪處長薛恒慶為首的工作組，深入舟山部隊，通過艱苦的細致的工作，查明朱雷的指控完全屬實，並嚴肅批評了鐵瑛、宋幹等人的錯誤。1974年9月20日軍委總政工作組在南京軍區第三招待所13號樓，210室；當麵向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張連生副部長和紀委辦公室陳緒論主任明確表示：軍委總政同意南京軍區黨委的三條決定，第三條由軍區組織部負責具體落實。按理說，這樁公案事到如此應該圓滿了。但事實卻完全相反。在軍委總政工作組離開南京返回北京之後，朱雷一家人眼巴巴渴望軍區黨委的“三條決定”迅速落實。結果事與願違，事物又向反向逆轉，出現了一係列咄咄怪事，導致南京軍區黨委給朱雷落實政策的三條決定又付之東流了!個中的咄咄怪事，裏手的微妙因素，實質上“倒許亂軍”錯誤口號仍在作祟!許世友司令員雖然已調往廣州軍區，但他所建立起來的“派性”’仍在起作用。“文革”中靠整人升官的人不可能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罪行




朱雷曆險記  (4)

    咄咄怪事出現了：“部門意見”推翻“黨委決定”。1974年10月30日，南京軍區政治部出台了一個“對朱雷同誌申訴問題的複查處理意見”。這個複查處理意見未同本人見麵，就逼朱雷接受。“部門意見”，有意混淆視聽，不平反，不恢複名譽，不消除影響，也不銷毀黑材料。其次，在複員安置問題上，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廳，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屬放在杭州，把朱雷發配到浙江鎮海，相隔六百裏。當國務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廳，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時，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非但阻擾，而且向朱雷發出“如不服從一切後果由你本人負責”!的無理警告。南京軍區政治部本是貫徹落實黨委決定的辦事機關，理應嚴格執行黨的政策，遵守黨的組織紀律，但是，他們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陽奉陰違，搞原則肯定具體否定。充分暴露了南京軍區黨委為朱雷落實政策是假的，繼續整人是真的!這種咄咄怪事，在我軍曆史上隻有在“文革”期間，在南京軍區“倒許亂軍”多中心口號下，才能出現。

     1974年5月16日，我向浙江省委寫了信，揭發了鐵瑛迫害我一家的事實，浙江省委全會秘書處印發了這份材料。我妻張誌敏也向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書記寫了信，要求落實糧油政策，信中也揭發批判了鐵瑛。譚啟龍書記於5月13日作了批示：“這是對鐵瑛同誌的最好批判，請政工組確定予以解決”。萬萬沒有想到，鐵瑛為此懷恨在心，當他接任浙江省委書記職位之後，1977年3月23日指使舟嵊要塞區宋幹等人，把誣陷我的黑材料送給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嵊要塞65 師保衛科長上任浙江公安廳廳長的李朝龍對我進行非法拘留，使我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是“思想反動的現行反革命”!他們抄了我的家，把張誌敏定為“反屬 ”，18歲長子被解雇了工作。鐵瑛又一次把我一家推向家破人亡的邊緣!

    在獄中，公安局對我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槍斃相恐嚇，在獄外搞“張誌敏專案組”日以繼夜逼迫張誌敏揭發“朱雷的反革命罪行!”獄內獄外緊密配合，濫施淫威，搞白色恐怖，製造冤案，迫害無辜，卑劣至極!這個專案組除上述公開的一手外，還搞暗的一手。他們把朱雷檔案中那些證明我光榮曆史的材料，如多次立功受獎，被評為軍、師兩級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材料，多次授予榮譽稱號的材料，以及曆來的鑒定、任職令、自傳乃至入黨誌願書等統統被抽出盜走，至今一份也沒歸還。“文革”中製造冤案的“左派革命同誌”的卑劣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麵對淫威，我和我妻對這夥惡棍打手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抗爭!張誌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個多月，從未屈服。恢複自由後，更是不斷抗爭，直到向黨中央工作組當麵多次告訴。我被突然拘留時，就對公安局嚴重執法犯法，嚴重侵犯人權行為，提出抗議，要他們承擔一切後果的責任，我拒絕在拘留證上簽字。2年零7個月，杭州市公安局在舟嵊要塞區稟行南京軍區轉寄的黑材料指使下，對我大搞迫害性的逼供信。  

    但他們非但沒有得到我片紙隻字的“檢討”和“交代”材料，相反地得到了我向黨中央、全國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中紀委等呈交的大量的血淚控告信和義正詞嚴的抗爭信。遺憾的是，這些申訴材料，都被杭州市公安局或公安廳非法扣壓了!

    1979年2月23日，國家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條例》公安局拘留一個公民最多時限隻有7天。鐵瑛、李朝龍，根本不把國家頒發的這個《條例》放在眼裏，讓公安局繼續對我非法拘留，直到該《條例》公布施行了七個月後，而且是在中央來浙江平反冤案假案的工作組藍孝永組長直接追究下，目無黨紀國法的鐵瑛、李朝龍等，才叫公安局在1979年9月29日，向我發出“釋放證明”。杭州市公安局明確告訴我：拘留我二年七個月，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反對過鐵瑛書記。為維護黨紀國法的尊嚴，維護革命軍人的榮譽，維護中共黨員的貞操和公民的權利，在公安局發出“釋放證明”後，朱雷拒絕出獄，堅持在獄中討個公道。杭州市公安局麵對其在拘留所中出現的前所未有的這種情況，派其副局長周衡葆、辦公室主任邵其鋒，

一再屈駕監獄，動員朱雷出獄。他倆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我保證，在我出獄後即給予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賠償損失。在公安局信誓旦旦保證下，特別是中央工作組藍孝永組長，向我傳達出獄後平反的指示後，朱雷才於1979年1Q月13日上午，讓專案組轉交給公安廳廳長李朝龍一封信後，以一個革命軍人和中共黨員應有的磊落坦蕩姿態，在監獄工作人員的熱情歡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監獄大門。

    中國共產黨黨的紀律規定：黨內嚴格禁止用違反黨章和國家法律的手段對付黨員，嚴格禁止打擊報複和誣告陷害。身為中共黨員朱雷，沒有受到黨紀和國法的保護．他被杭州市公安局非法監禁二年七個月，受到了非法審訊和迫害。這究竟為什麽?身為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幹部鐵瑛，在文化大革命中，乘全國動亂之機，持權挾私，對中共黨員人民解放軍的軍官進行“專政”，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它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實質上鐵瑛披著共產黨的外衣，把持人民給他的權力，搞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說：混在黨裏軍隊裏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跳出來對人民實行專政。



朱雷曆險記 (5)

    我在監獄足蹲了二年七個月，我帶頭遵守監規，體驗逆境人生，增強高風亮節。我反複學習馬克思、恩格恩選集、毛澤東選集。同時，忍辱負重協助公安機關，對數以百計的同獄人犯做了大量頗有成就的轉化工作和破案工作。在押人犯說：“要是早就和這樣的共產黨員在一起，我們也不會落得今天蹲大獄的地步。”在他們很多人中，不相信我跟他們一樣確確實實蹲大獄的人，很多人一直懷疑我是打入監獄執行任務的公安人員。凡是關押在其它監房的犯人都想調換到我所在的二獄B室中來。我所在的獄室，不論釋放、勞改或判刑，都會到我麵前，有的緊緊握手，有的深度鞠躬，有匍匐下跪，有的痛苦流涕，用他們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我送別。就連“ 獄霸”們使工作人員傷透腦筋的亡命之徒，放在我所在的獄室中，時間

稍久竟也被教育感化過來。每逢有危險人犯送到拘留所來，監獄長都是個別向我交代任務，要我監管好他，防止出問題。每逢有老弱殘疾或少年人犯送到監所來，工作人員都把他們放在我所在的監室，要我關照他們不受欺辱。我朱雷不辱使命，認認真真做好一個共產黨員應當做的工作。我朱雷蹲監獄蹲到這種份上，蒼天可鑒!

    正由於這樣，所以在我的牢獄之災結束後，離開監獄時，拘留所領導、獄警及至燒飯菜的大師傅們，一起熱烈將我送到監獄大門口。這是鐵瑛、李朝龍等人所絕對沒有想到的，也是杭州市公安局曆史上所絕對沒有過的。

    當朱雷為討回公道，還在獄中絕食抗爭的時候，鐵瑛以其人格和黨性，向中央工作組藍孝永組長保證，保證在朱雷出獄後，即給予平反，落實政策。杭州市公安局也通過其副局長周衡葆、辦公室主任邵其鋒，再三向朱雷保證，朱雷出獄後即予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賠償損失。中央工作組信了鐵瑛的保證，離開杭州返回北京。

朱雷出獄後，身心交瘁，家徒四壁，負債累累。母患病、子待哺、一家五口、政治、經濟、生活陷入極度窘境。朱雷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兌現保證，沒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賴帳了。他們信誓旦旦的保證，竟是騙我出獄鬼話，我找鐵瑛要求兌現保證，給我平反落實政策，他避而不見，寫信給他，他置之不理，原來他以黨性和人格向中央工作組作出的保證，竟然也是欺上瞞下的手法。去省公安廳告訴，竟然遭威脅和恫嚇：“你朱雷如果還上竄下跳到處告狀，當心叫你粉身碎骨”!負屈含冤，浩氣凜然的朱雷，不信那個邪，置公安廳的警告不顧，毅然再次赴京上訪。依靠黨中央，相信黨中央一定能夠以正壓邪，最終討回人間正道。

在北京，我踏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紀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機關，最後歸口於公安部。公安部聽到我的告訴甚感驚奇，一再追問：“是拘留嗎”?  “是真的拘留二年七個月嗎”?當確信考查無疑後，給我寫信，叫我回杭州省公安廳平反，落實政策。 省公安廳不聽公安部的。於是，我在困難的情況下，被迫再次、三次、四次、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頻頻進京告狀。公安部也再三再四的給我寫信，要浙江省公安廳給我落實政策。最後檢查院也一再批轉我的告訴信。1983年3月26日上午，朱雷和張誌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說是給我平反落實政策。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還有省公安廳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當時我理直氣壯要求公安局兌現保證時，三級公安機關竟然否定了自己的“保證”。他們公然向我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問題；不存在賠償損失問題；不存在給受珠連的家屬處理善後問題”。理由呢?很簡單：“這是在清查運動中搞的，就是搞錯了，中央也沒有給清查中搞錯了的平反指示”.“三個不存在”的棍子又向朱雷襲來。州官放火、製造冤案，竟然還要受害者默然俯首貼耳不準喊冤! 浩然蒼天，昭昭日月，豈有此理!

朱雷繼續抗爭，不斷上訪喊冤。1988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訪的材料已轉給我局，關於你在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本局在 1981年11月19日以公群(81)12號文作過複查結論，並找你本人談過話，如你同意此結論，請來局信訪室時麵談，以妥善處理有關善後問題。”公安局用詞造句簡單明確，隻有朱雷同意他們的結論，才可妥善處理善後。這是前提，是先決條件。公安局對我們非法拘留審查的結論是：“朱雷因涉及現行反革張永生一案和攻擊粉碎‘四人幫’的偉大鬥爭，於1977年3月23日被我局拘留審查。經審查，朱雷的問題未構成犯罪，故於1979年9月29日釋放”。很明顯，公安局在收到此批轉下來的材料後，不僅不承認錯誤，予以糾正，而是繼續汙陷我!

1988年快要過去了，朱雷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1988年11月28日，在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南京軍區紀委書記張明同誌的關懷下，朱雷的問題有了轉機，張明同誌作了如下批示：“南京軍區政治部幹部部樓部長按政策予以落實。”南京軍區政治部下達了《(1988)政幹字318》文件。舟嵊要寒區《(1988)黨字第35號》請示報告獲得批準。

    1989年1月朱雷辦理了軍內離休手續。至此朱雷及家人終於結束了水深火熱，不堪回首的困境，過上了正常的生活。自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開始，黨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號召人民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我朱雷奉命支左，到1968年4月林彪，江青製造“楊、餘、傅”反革命事件，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推行“ 倒許亂軍”錯誤口號，我朱雷和南京軍區領導機關大批幹部被無辜打成“倒許亂軍”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楊、餘、傅”黑線上的人，“階級異己分子”，“壞人 ”等等，曆盡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苦難，遍嚐了冤獄之災，親身體驗了在錯誤路線主導下，資產階級專政的殘酷性，株連了家屬親友達20年之久。人的一生有幾個20年?我朱雷永遠不會忘記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革命人民、革命幹部鎮壓的曆史教訓!朱雷全家子孫後代永遠銘記黨的恩德，永遠銘記周恩來、鄧小平、周建人、潭啟龍等中央領導同誌和南京軍區副令員張明同誌的恩德!

    中國有句古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時候一到，一切要報”。這雖然是一句唯心的話，但有時，也會顯靈的。請看：當我在承受著皮帶抽、木棒拷打時，我冷不防被普陀守備區打手劉秀玄當胸重重一拳擊中，從桌子上打倒在地，仰麵朝天，後腦撞在大乘庵佛殿堂前的紅木柱的石礎上，當場昏死，一條傷口流血不止。當我蘇醒過來時，發現本應救死扶傷，發揚革命人道主義的軍醫劉秀玄，竟然一邊踢我，一邊罵我該死!幾年後，沒有想到他在普陀山上手持獵槍打鳥時，槍柱後座竟會擊中他自己的頭顱，當場死亡!那個在寧波火車站候車室，負責押送我的警衛連副連長，在大庭廣眾之前侮辱我一家人，積極充當宋幹、欒經誠打手的張加錄，本是年輕力壯，體質如牛，不知怎的，竟會死於肝癌。舟嵊要塞軍官朱雷文革曆險記

作者簡介：朱雷，山東泰安人，1931年生。貧農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1950年第一批隨誌願軍宋時輪將軍的第九兵團入朝作戰。他經曆了誌願軍入朝後一次和五次戰役。又經曆了1951年防禦戰役，1953年的反美軍登陸作戰、夏季反擊戰和抗細菌戰等多次戰役。他在九兵團司令部作戰處任測繪參謀。

他在淮海、渡江及入朝作戰期間，多次立功受獎。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和人民解放軍軍官。誌願軍回國後，1955年朱雷被調往人民解放軍第22軍，後改為人民解放軍舟嵊要塞區。朱雷在要塞區司令部作戰處工作．1960年調人民解放軍測繪學院學習。文革期間，朱雷同誌奉命參加浙江舟山地區的“支左”工作。在八個月支左工作期間，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68年4月，朱雷突然被許世友打成“倒許亂軍”分子，備受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年至1975年又被許世友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5·16”反革命集團成員。長期被關押、迫害，幾近家破人亡。朱雷不畏強暴，不屈不饒， 向黨中央、 中央軍委提出申訴，艱苦鬥爭長達18年之久。1989年1月，在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紀委書記張明同誌的督促下， 南京軍區政治部才給朱雷落實了政策。朱雷同誌作為人民解放軍團職離休幹部定居在杭州市長樂幹休所，安度晚年。



朱雷曆險記（1）

    1968年4月，我被選定為出席南京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舟嵊代表。一個小小的營職參謀，被突然調離支左的軍管崗位來到南京白水橋某部營房，與王必成副司令員、林維先副司令員，鮑先誌副政治委員，還有舟嵊要塞區丁銳副政治委員，沈萍副司令員，吳健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大批南京軍區、舟嵊要塞區領導幹部一起，被許世友司令員定為“楊、餘、傅黑線上的人”打入另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真是禍從天降!南京軍區許世友司令員多次到白水橋向我們訓話：  “我在毛主席那裏備了案，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先殺他的頭後再報告；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就先殺他的頭後再報告；誰反對江青同誌，我就先殺他的頭後再報告”。儼然以有先斬後奏特權的許世友，殺氣騰騰，不可一世!那些派性特強、心懷叵測，一心要踏著別人向上爬，自封“穩軍派”的人，一麵極其肉麻地一口一個我們的 “紅司令”“我們的好司令”地叫著；一麵叫嚷“北京有‘楊、餘、傅’，南京有  ‘王、林、鮑’，舟嵊有‘丁、沈、吳’，一條黑線”。黑雲壓城，城欲摧。我們都被戴上了野心家、陰謀家、變色龍、反革命的帽子。我的家也被抄了，南京白水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個月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意猶未盡，我和丁銳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員、吳健政治部副主任，普陀守備區政委錢毅等12人又被許世友作為反麵教員“留級”再學，接受第二批學習班的批鬥。

    一個參加革命20年，多次立功受獎的中共黨員、營職幹部，就這樣眼睛一眨成了反革命!正當我和丁銳副政委等12人被監管失去自由時，第二期學習班開始了。整人的打手們洋洋得意，他們準備繼續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雙手沾滿自己同誌的鮮血往上爬。

1969年3月，黨中央決定將南京軍區政治部、舟嵊要塞區、上海警備區三個學習班(整人班)統稱為南京部隊學習班調到北京去辦，情況有了很大的轉機。 在北京，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學習班轉為批判許世友的錯誤口號“倒許亂軍”。舟嵊要塞區政治委員曹思明將軍，於1969年3月3日、3月1 3日、4月3日，先後三次在舟嵊要塞區700多人的大會上，痛哭流涕作了檢討，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橋被打擊的丁銳、沈萍、吳健、錢毅、朱雷、劉誌毅等同誌賠禮道歉。舟嵊班辦公室主任整人打手李朝龍一反常態，他來個180度轉彎，一再動員我在大會上作批判發言。並明確對我宣稱“這是黨交給你的一項政治任務”。我的發言稿經過李朝龍潤色修改後，呈報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廖容標審查批準，在舟嵊班700多人大會上揭發批判了許世友“倒許亂軍”多中心錯誤口號和對廣大幹部的迫害。我的發言一再被熱烈掌聲打斷。我朱雷始料不及的是，這個揭發批判許世友的發言和我八個月的支左工作，竟成了我和一家人的罪狀，被整了20年，幾乎被整得家破人亡! 1969年6月，學習班結束，廖容標、曹思明首長帶領我們回到南京，回到舟山定海。行前，廖副司令代表南京軍區黨委一再表態，絕對不會對發言批判的同誌打擊報複。廖、曹首長回到南京之後，受到許世友的嚴厲批評，並把曹思明留在南京。許世友推行的“倒許亂軍”錯誤口號，不僅沒有受到遏製，反而更加惡性發展蔓延起來。那些被戴上“倒許亂軍”帽子的人，一律被清洗出部隊，複員回家，有的甚至被押解回家交由地方監管。

1970年9月15日，我被舟嵊要塞區普陀守備區政治委員宋幹等人騙出380醫院(我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備區駐地桃花島。當即在守備區司令部機關黨員人數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會”上，在政治部主任欒經誠、副參謀長劉憲華指揮下，給我戴上“內奸”、“走狗”、“定時炸彈”、“楊餘傅黑爪牙”、“國民黨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等多頂黑帽子和莫須有罪名後，宣布開除我黨籍，並不準我申辯。1970年10月5日。作出了開除朱雷黨籍的“決定”，並勒令我限期離開部隊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嵊要塞區普陀守備區兩位負責人，派遣副連長XXX率2名戰士強行押送我一家回山東老家。在寧波火車站候車室裏，那位連長盛氣淩人，揮舞著押送書信，在大庭廣眾之前，宣布朱雷一家是被部隊開除的壞人，他們是執行部隊首長交給的押送任務，要把朱雷一家押到山東泰安，交給地方強製勞改!在“倒許亂軍”錯誤口號毒害下，不明真相的基層幹部執行者，他們懷著對“反革命”的仇恨，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這是可以原諒的。但舟嵊要塞區、普陀守備區某些領導人出於個人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專製思想，做出欺人太甚的傷天害理之事。

    在寧波火車站候車室裏，我和妻子張誌敏慷慨陳詞與押送我的執行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寧波火車站任孝連站長和全站乘務人員以及全體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邊，一致譴責這種非法押送。在眾怒難犯的情況下，XXX連長灰溜溜離開現場，十萬火急打電話向普陀警備區求援。普陀警備區政治委員宋幹接到電話後，立即派保衛科長顧永年率6位戰士乘專艇連夜趕來寧波，強化對我的押送措施．顧永年同誌頭腦清醒，黨性未泯緩解了非法的強行押送措施．他先是讓我家屬攜二個幼子逃脫。我被押解到上海後，乘機逃到杭州與妻兒匯合後，向黨的九屆中央委員浙江省農業勞模莫顯躍求援，向他報告了受迫害的情況，並請他轉呈給周恩來總理一封申訴信。接著，我又上訪北京狀告舟嵊要塞區的違法行為。

    文革時期，一大批批評許世友的人都被扣上“倒許亂軍”“反革命”帽子，橫加迫害，其遭遇不亞於我朱雷。

1970年底，北京，朔風吼，大雪飛。在繩子胡同副2號的一個房間裏，軍委總政接待了我。接待人員說，“我們打電話給南京軍區政治部，給你平反落實政策 ”．並給我寫了公函．我回到南京軍區，又被南京軍區推給了舟嵊要塞區。萬萬沒有想到，當我攜帶軍委總政的公函，根據南京軍區的指示偕妻攜四歲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實政策時，普陀守備區政治委員宋幹等人如臨大敵，他們在舟嵊要塞區政治委員鐵瑛等人的支持下，調兵遣將，嚴密監視著港口、車站、碼頭，和我的一舉一動。他們派一名幹部率領5名戰士，在1971年5月5日夜，隱藏埋伏在東門裏招待所大門口附近的陰暗角落裏，是夜8時，他們用極其卑劣的手段，公然將我綁架到普陀守備區沈家門陸軍招待所，由二名荷槍實彈上刺刀武裝戰士監押起來。深夜11點30分，普陀警備區軍管會打人凶手吳掌林對我進行法西斯毒打．在毒打的同時，辱爹罵娘，一再責問我還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狀!翌日，一艘專艇，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將我從沈家門轉移到桃花島，關押在位於螞蟥坑有三道門二道崗哨的土牢裏。    

注：“楊、餘、傅”指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將軍

        “王、林、鮑”指王必成、林維先、鮑先誌將軍

        “丁、沈、吳”指舟嵊要塞區丁銳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員和吳健同誌







朱雷曆險記（2）

    我被綁架關押在桃花島的螞蟥坑的第二天，我妻抱著四歲幼子朱浩，焦急地等侯在舟嵊要塞區鐵瑛政委的大門口，向鐵瑛要人。鐵瑛否認對我的綁架事實，花言巧語，借給我妻五元路費，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島看我。可憐老實天真的她，輕信鐵瑛，娘倆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到桃花島就中了圈套落入虎口，跟我一塊被非法關押起來。

    在鐵瑛等人的支持下，宋幹、欒經誠等人將我—家三口，秘密囚禁在密不透風僅有12平方米的土牢裏。試問：新中國成立後，有那個單位，那個部隊乃至那個監獄，膽敢關押一個年僅四歲的娃娃?!，可是披著共產黨員外衣，身居師職領導地位的普陀守備區政委宋幹，政治部主任欒經誠，在鐵瑛支持下竟喪盡天良的這麽幹了!他們不僅這麽幹了，還恣意對我朱雷咒罵、侮辱、搜抄、拷打。在35°高溫下，依然把，我一家三口人鎖在臭氣熏天，蒸籠般的土牢裏!不給通風，不給放風，每天中下午最熱之時，三口人張著嘴大口大口踹氣。盡管土牢門上加了鎖，土牢門外設了二道崗，依然24小時不分晝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數一晝夜起碼七、八次，多達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歲的朱浩被這恐怖氣氛嚇得渾身發抖!他們還卑劣無恥地挑撥我妻跟我劃清界限，離婚!當達不到目的時，竟然指使四名人高馬大的戰士，對我秘密審訊和毒打，邊拳打腳踢，邊恣意辱罵，把我打倒後揪起來繼續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槍敲我的頭，推上子彈頂著我的胸口要槍斃我！

  令人更加難以容忍的是，宋幹、欒經誠等人，用餓飯手段摧殘我三口。有時—天隻給我們三口人二餐飯，有時一天隻給我們三口人中的二個人的一餐飯，到後來一連十多天隻給一至二小碗飯。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飯維持生命十多天後，突然兩晝夜不給我們一點東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裏奄奄一息……。可憐年僅四歲的朱浩，用小嘴巴貪婪舔著已無一點飯跡的飯碗，開始還能說“媽媽我餓”，後來連“媽媽我餓”也無力說了。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四歲孩子遭此摧殘折磨，心如刀割! 天若有情天亦憤啊!!!

    宋幹、欒經誠等人，心中很清楚，朱雷一但獲得自由，他肯定會再到北京，向軍委總政揭發他們喪心病狂的罪行的。因此，他們是不想讓我獲得自由，不願我活著離開舟山。正當朱雷一家三口餓以待斃的時候，突然牢門打開，送進來一小桶稀飯，和一碟鹹菜。這點稀飯和鹹菜，將朱雷三口踏入黃泉路的那隻腳拉了回來。事隔九個多月後，我才知曉，原來給我們稀飯和鹹菜的那一天，竟是被劃為“楊、餘、傅黑線上的”，普陀守備區副政委錢毅同誌被折磨而死(也許是被暗害而死)的翌日。可以認定，由於這一位1940年入黨、行政十三級的錢毅副政委的悲壯殉職，朱雷三口才僥幸獲得生機。

    時間過去三年之後，1974年6月的一天在杭州市四宜路136號，那間權且借給我們一家安身的破房子裏，錢毅政委的夫人過麗華，當麵向我陳述錢毅同誌被迫害致死的經過。錢毅政委的死，換來了一小桶稀飯救了我一家三口人的性命。我對錢毅同誌的悲壯殉難，表達了深深的哀悼。許世友製造“清查5·16”冤案，又奪走了人民解放軍一位優秀高級幹部的生命，錢毅同誌死得好慘!

    我在土牢裏被折磨了二個月之後,他們正式認定我是“反對林副統帥”、“反對江青同



誌"的"5·16反革命"。1971年6月30日，宋幹等人突然把我一家三口拆散，把我一個人秘密由桃花島轉移到了普陀山，關押在大乘庵長達九個月之久，其中半年多，我的親人不知我生死下落。    

普陀山是我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大乘庵乃佛門慈悲之地。但是，那時的大乘庵卻成了宋幹、欒經誠等人非法關押、摧殘共產黨人的秘密場所。他們派遣兩名荷槍實彈的武裝戰士，晝夜不停、寸步不離監管著我。同時，精心挑選了排、連、營，團職的十多名軍官，對我大搞逼供信，大搞體罰肉刑!朱雷剛剛脫離桃花島上的火坑，又掉進了普陀島的煉獄!直到1971年9月1 3日林彪叛逃爆炸半個多月後，1971年9月30日，這夥人還狂呼著“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誰反對林副主席，誰反對江青同誌，就砸爛誰的狗頭!把

他打入十八層地獄，叫他永遠不得翻身!”打手們逼我跪在三角木上，狹窄的條凳上，有棱角的石頭上，他們輪翻“轟炸”對我拳打腳踢，皮帶抽、木棍敲，從清晨折磨到黃昏，打得我腦震蕩、口吐鮮血、兩便失禁，拉血尿血、遍體麟傷、幾度休克、雙目模糊、腦袋腫大、嘴張不開、耳聽不到、後腦勺一條傷口血流不止……。我堂堂正正經受嚴峻而殘酷的戰爭考驗的共產黨員朱雷，在戰場上沒有死，竟然被許世友以人劃線推行“倒許亂軍”多中心錯誤口號指使下，幾乎被披著人民解放軍軍裝的打手們整死!在“文革中”有不計其數的正直的共產黨員、勞動模範、老幹部、老科學家上至中央領導人下至普通老百姓被這些壞人整得慘死!

    我朱雷在“文革支左”中沒有執行許世友支一派打一派的錯誤做法，導致身陷囹圄。可憐身陷煉獄的朱雷呼天不應，叫地不靈，任憑狂徒們折磨摧殘而束手無策。直致林彪摔死的信息傳到舟嵊要塞區，任人宰割的朱雷才僥幸保住了這條命，

    這一樁樁一件件，不是發生在敵人的監獄裏，也不是在被俘的疆場上，而是我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指示，回部隊平反落實政策時，發生在天高皇帝遠南京軍區舟嵊要塞區那個獨立王國裏。天亦有情天亦恨啊!

    宋幹、欒經誠眼看“林副主席”完蛋了，把朱雷打成“反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的陰謀陷阱破產了。他們竟又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翻過來倒打一耙，又誣陷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爪牙”，繼續關押我。打手們清楚，如果我平反了，他們就要被請到被告席上，戴上一頂製造冤案的帽子，承擔打砸搶的罪責。在軍委總政一再追查下，直到1972年3月9日，宋、欒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長劉永瑩、營長高繼聖，對我進行第二次非法押送。為阻止我再去北京向軍委總政揭發控告他們的罪行，劉、高二人秉承“上級領導”的旨意，在押送途中對我恐嚇威脅，一再揚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毛澤東同誌說：“人民解放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他又為人民軍隊製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數十年來，這支軍隊素以“文明之師，仁義之師，雄武之師”而昭告於世。但是，在“文革”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將軍，背離了這個原則，把人民軍隊看成是他私人的武裝力量，“倒許”就是“亂軍”!南京軍區的防區三省一市成為許世友的獨立王國。許世友在軍隊中的封建專製思想和軍閥作風導致了我朱雷遭此慘劫。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毛澤東對書國清說：“你不是韋國清嗎?老朋友了，你長胖了。你要幫助許世友同誌啊”。毛

澤東又說：“有的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說了算......這個問題，我想了好幾年了”。毛澤東主席的話不是空穴來風!

    當我六十多歲的老娘親得知我的曆險遭遇後，從山東泰安千裏迢迢趕到舟山，找到部隊，要求見我一麵。要塞區政治委員鐵瑛同誌又欺騙了我的母親。他對我母親說：“老嫂子，我們是人民軍隊，就是對投降了的敵人，我們還優待哩，何況您兒子是我們自己的同誌，您放心，我們不會關他，更不會打他，您可不要聽信您兒媳婦的謠言受騙上當”。隨即派人把我母親送回山東泰安，本性善良，易於上當受騙的老母親，在沒有見到我的情況下回到了山東老家後，對我的父親和弟弟妹妹們說：“俺兒在部隊裏很好：根本就沒有受過打罵，這都是兒媳張誌敏不好，她不願到咱山東來，想留在杭州，就寫信來騙俺們”。就這樣，鐵瑛同誌的騙術成功了。山東沂蒙山區老革命根據地的鄉親們都對鐵瑛、宋幹、欒經誠等解放軍首長們感恩戴德無以複加。

    “老八路怎麽會這樣對待俺的子弟兵呢”!誰能料到，正當鄉親們感恩戴德的當口，他們的子弟兵朱雷正在許世友製造出來的“倒許亂軍”清查“5·16”反革命的煉獄裏受煎熬!

      《聊齋》裏的妖魔鬼怪在害人的時候，往往打扮成美女或善良的老嫗、長老出現!許世友雖然是老紅軍，共產黨的高級將領，但他的世界觀和靈魂仍然停留在封建專製的王國裏，在他的腦子裏塞滿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集生殺予奪大權於一身的軍閥思想。軍區黨委製約不了他，杜平政委要聽他的，黨委一班人要聽他的，他淩駕於軍區黨委之上，南京軍區不是黨委一元化領導，而是許世友一個人專製。在“文革”時期這一特殊的政治條件下，“封建諸侯”們都會顯露其真麵目，而瘋狂於世的。鐵瑛同誌不是許世友，但軍令如山。鐵瑛雖然是我軍的高級幹部，出於各種因素和個人利害，由於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他必然會充當不光彩的角色，他拋棄了共產黨員的高貴品德，成了推行許世友“倒許亂軍”錯誤口號和清查“5·16”反革命集團的幫凶。

朱雷曆險記（3）

    麵對封建專製強權迫害，朱雷冒著“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的危險，舍命抗爭，再去北京，向軍委總政控告。朱雷深刻認識到，這樁公案，絕不僅僅是自己一個人或一家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國法尊嚴、黨性原則、軍隊建設、人間正義；同利用人民賦予的職權而積極執行林彪反革命路線的惡勢力作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

    懷著悲壯的浩然正氣，朱雷乘車北上。去北京，去黨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辦公的地方，申訴冤屈，討回公道。  

    當朱雷剛踏進北京總政軍人上訪接待站駐地繩子胡同時，未曾料到的景象出現在麵前，數以百計的身著陸海空三軍不同軍服的男女上訪者，或立或坐或躺或臥在繩子胡同裏。他(她)們和朱雷一樣，都是受林彪反革命路線所迫害的無辜的人民解放軍軍官!男兒有淚不輕彈，在繩子胡同2號總政接待室裏，朱雷含著熱淚實事求是的控訴了南京軍區舟嵊要塞區，在許世友推行“倒許亂軍”多中心口號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備區政委宋幹；政治部主任欒經誠等人，在舟嵊要塞區政治委員鐵瑛等人的支持下，

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我一家人的罪行。一身正氣，滿懷同情的接待站主任趙渭忠同誌、盧淑琴幹事等，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邊。

    正當軍委總政將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實，作為全軍一個典型刊登在總政的信訪簡報上，通告全軍引以為戒時，鐵瑛、宋幹、欒經誠等人，則同軍委總政針鋒相對。他們在杭州召開的中共浙江省四屆五次擴大會議上，認定朱雷是被部隊開除黨籍，押解回鄉管製勞動的壞人，並將其誣陷內容刊登在這次擴大會議的第四和第五期簡報上，通告全省。明目張膽同軍委總政對著幹，令人發指!鐵瑛目無軍紀擅自把軍隊內部情況倚仗權力無原則地擴散到地方去。在浙江，特別是在舟山，有多少善良的人們受到了蒙蔽!封建主義極權專製的殘渣餘孽，他們披著共產黨員和人民解放軍高級幹部的外衣，如許世友、鐵瑛之流，他們仗著權力和組織力量，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殘酷打擊迫害敢於同他們的錯誤作抗爭的正義的人們。自古“奸佞當道，忠良遭殃”確實如此，其實質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決不是什麽思想認識上的錯誤，也不是執行紀律上的錯誤，更不是工作上的錯誤，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當時的黨中央是無產階級的，所以我朱雷才能戰勝許世友、鐵瑛、宋幹、欒經誠這些人推行的錯誤做法。迫使他們作檢討(那怕是假檢討)迫使他們給我落實政策，迫使他們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  

    經過艱辛頑強的抗爭，普陀守備區政委宋幹、政治部主任欒經誠等人，終於在1973年2月2日；以中共普陀守備區委員會的名義，作出了《關於恢複朱雷同誌黨籍的決定眾》這個《決定》盡管對宋幹、欒經誠等人用卑鄙無恥手段，強迫任綿綏、柴紀時等人作偽證等非法行為隻字不提，推脫責任嫁禍於人，但畢竟是反迫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勝利！

逼供等一係列迫害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至少要有一個說法，要賠禮道歉，要搞好善後，這是黨的原則和政策所規定的。但是，宋幹等人拒不執行。他們堅持要把朱雷複員遣返到被他們造謠誣蔑，造成極壞影響的山東泰安原籍進行勞動改造。舟嵊要塞區領導人鐵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欒等人的錯誤做法。朱雷無奈隻得再次赴北京上訪，要求平反落實政策。

    “文革”中被打倒的鄧小平同誌恢複工作後，我先後兩次寫信向他申訴。這兩次書麵申訴都是通過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建人轉呈的。剛正不阿，主持正義的周建人副委員長，先後兩次附了親筆信。小平同誌都做了批示，他指示軍委總政直接給朱雷平反並落實政策。小平的批示引起了南京軍區的重視。南京軍區黨委專門開會作了研究，並於1974年8月23日下達了三條決定。1974年8月24日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張連生和幹事蔣慎幫，在軍區第二招待所向朱雷傳達了南京軍區黨委的三條決定：

    ①舟嵊要塞區和普陀區二級黨委對朱雷同誌的處理有嚴重錯誤，由南京軍區搞個平反決定；恢複名譽，消除影響，銷毀一切黑材料。

    ②給朱雷同誌恢複軍籍，計算軍齡，補發薪金物資，包括家屬子女的糧油布棉證票。

    ③動員朱雷同誌不要再堅持回部隊工作，按正常情況辦理複員，由軍，區負責去浙江杭州朱雷同誌家屬所在地妥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連的家屬子女的善後工作。

    張連生副部長口頭傳達完這三條後，朱雷當即要求將這三條給本人一份文本。張連生明確告知：“軍區黨委的這‘三條’是軍區黨委的決定，隻能裝入你的檔案，不能給你本人，向你傳達過就行了”。當我將上述三條記錄念給他聽後，他講：“你記得沒錯”。由於沒經驗，當時沒有請他在記錄上簽字確認。我想一個堂堂大軍區組織部副部長，總不致賴掉吧!張連生現住南京中山北路212號南京軍區政治部幹休所。當時組織部幹事許湘東現為浙江省軍區政治部少將主任亦應記得這件事的。

    軍委總政接到小平同誌給朱雷平反落實政策的批示後，迅速派出以信訪處長薛恒慶為首的工作組，深入舟山部隊，通過艱苦的細致的工作，查明朱雷的指控完全屬實，並嚴肅批評了鐵瑛、宋幹等人的錯誤。1974年9月20日軍委總政工作組在南京軍區第三招待所13號樓，210室；當麵向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張連生副部長和紀委辦公室陳緒論主任明確表示：軍委總政同意南京軍區黨委的三條決定，第三條由軍區組織部負責具體落實。按理說，這樁公案事到如此應該圓滿了。但事實卻完全相反。在軍委總政工作組離開南京返回北京之後，朱雷一家人眼巴巴渴望軍區黨委的“三條決定”迅速落實。結果事與願違，事物又向反向逆轉，出現了一係列咄咄怪事，導致南京軍區黨委給朱雷落實政策的三條決定又付之東流了!個中的咄咄怪事，裏手的微妙因素，實質上“倒許亂軍”錯誤口號仍在作祟!許世友司令員雖然已調往廣州軍區，但他所建立起來的“派性”’仍在起作用。“文革”中靠整人升官的人不可能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罪行




朱雷曆險記  (4)

    咄咄怪事出現了：“部門意見”推翻“黨委決定”。1974年10月30日，南京軍區政治部出台了一個“對朱雷同誌申訴問題的複查處理意見”。這個複查處理意見未同本人見麵，就逼朱雷接受。“部門意見”，有意混淆視聽，不平反，不恢複名譽，不消除影響，也不銷毀黑材料。其次，在複員安置問題上，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廳，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屬放在杭州，把朱雷發配到浙江鎮海，相隔六百裏。當國務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廳，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時，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非但阻擾，而且向朱雷發出“如不服從一切後果由你本人負責”!的無理警告。南京軍區政治部本是貫徹落實黨委決定的辦事機關，理應嚴格執行黨的政策，遵守黨的組織紀律，但是，他們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陽奉陰違，搞原則肯定具體否定。充分暴露了南京軍區黨委為朱雷落實政策是假的，繼續整人是真的!這種咄咄怪事，在我軍曆史上隻有在“文革”期間，在南京軍區“倒許亂軍”多中心口號下，才能出現。

     1974年5月16日，我向浙江省委寫了信，揭發了鐵瑛迫害我一家的事實，浙江省委全會秘書處印發了這份材料。我妻張誌敏也向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書記寫了信，要求落實糧油政策，信中也揭發批判了鐵瑛。譚啟龍書記於5月13日作了批示：“這是對鐵瑛同誌的最好批判，請政工組確定予以解決”。萬萬沒有想到，鐵瑛為此懷恨在心，當他接任浙江省委書記職位之後，1977年3月23日指使舟嵊要塞區宋幹等人，把誣陷我的黑材料送給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嵊要塞65 師保衛科長上任浙江公安廳廳長的李朝龍對我進行非法拘留，使我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是“思想反動的現行反革命”!他們抄了我的家，把張誌敏定為“反屬 ”，18歲長子被解雇了工作。鐵瑛又一次把我一家推向家破人亡的邊緣!

    在獄中，公安局對我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槍斃相恐嚇，在獄外搞“張誌敏專案組”日以繼夜逼迫張誌敏揭發“朱雷的反革命罪行!”獄內獄外緊密配合，濫施淫威，搞白色恐怖，製造冤案，迫害無辜，卑劣至極!這個專案組除上述公開的一手外，還搞暗的一手。他們把朱雷檔案中那些證明我光榮曆史的材料，如多次立功受獎，被評為軍、師兩級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材料，多次授予榮譽稱號的材料，以及曆來的鑒定、任職令、自傳乃至入黨誌願書等統統被抽出盜走，至今一份也沒歸還。“文革”中製造冤案的“左派革命同誌”的卑劣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麵對淫威，我和我妻對這夥惡棍打手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抗爭!張誌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個多月，從未屈服。恢複自由後，更是不斷抗爭，直到向黨中央工作組當麵多次告訴。我被突然拘留時，就對公安局嚴重執法犯法，嚴重侵犯人權行為，提出抗議，要他們承擔一切後果的責任，我拒絕在拘留證上簽字。2年零7個月，杭州市公安局在舟嵊要塞區稟行南京軍區轉寄的黑材料指使下，對我大搞迫害性的逼供信。  

    但他們非但沒有得到我片紙隻字的“檢討”和“交代”材料，相反地得到了我向黨中央、全國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中紀委等呈交的大量的血淚控告信和義正詞嚴的抗爭信。遺憾的是，這些申訴材料，都被杭州市公安局或公安廳非法扣壓了!

    1979年2月23日，國家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條例》公安局拘留一個公民最多時限隻有7天。鐵瑛、李朝龍，根本不把國家頒發的這個《條例》放在眼裏，讓公安局繼續對我非法拘留，直到該《條例》公布施行了七個月後，而且是在中央來浙江平反冤案假案的工作組藍孝永組長直接追究下，目無黨紀國法的鐵瑛、李朝龍等，才叫公安局在1979年9月29日，向我發出“釋放證明”。杭州市公安局明確告訴我：拘留我二年七個月，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反對過鐵瑛書記。為維護黨紀國法的尊嚴，維護革命軍人的榮譽，維護中共黨員的貞操和公民的權利，在公安局發出“釋放證明”後，朱雷拒絕出獄，堅持在獄中討個公道。杭州市公安局麵對其在拘留所中出現的前所未有的這種情況，派其副局長周衡葆、辦公室主任邵其鋒，

一再屈駕監獄，動員朱雷出獄。他倆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我保證，在我出獄後即給予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賠償損失。在公安局信誓旦旦保證下，特別是中央工作組藍孝永組長，向我傳達出獄後平反的指示後，朱雷才於1979年1Q月13日上午，讓專案組轉交給公安廳廳長李朝龍一封信後，以一個革命軍人和中共黨員應有的磊落坦蕩姿態，在監獄工作人員的熱情歡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監獄大門。

    中國共產黨黨的紀律規定：黨內嚴格禁止用違反黨章和國家法律的手段對付黨員，嚴格禁止打擊報複和誣告陷害。身為中共黨員朱雷，沒有受到黨紀和國法的保護．他被杭州市公安局非法監禁二年七個月，受到了非法審訊和迫害。這究竟為什麽?身為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幹部鐵瑛，在文化大革命中，乘全國動亂之機，持權挾私，對中共黨員人民解放軍的軍官進行“專政”，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它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實質上鐵瑛披著共產黨的外衣，把持人民給他的權力，搞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說：混在黨裏軍隊裏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跳出來對人民實行專政。



朱雷曆險記 (5)

    我在監獄足蹲了二年七個月，我帶頭遵守監規，體驗逆境人生，增強高風亮節。我反複學習馬克思、恩格恩選集、毛澤東選集。同時，忍辱負重協助公安機關，對數以百計的同獄人犯做了大量頗有成就的轉化工作和破案工作。在押人犯說：“要是早就和這樣的共產黨員在一起，我們也不會落得今天蹲大獄的地步。”在他們很多人中，不相信我跟他們一樣確確實實蹲大獄的人，很多人一直懷疑我是打入監獄執行任務的公安人員。凡是關押在其它監房的犯人都想調換到我所在的二獄B室中來。我所在的獄室，不論釋放、勞改或判刑，都會到我麵前，有的緊緊握手，有的深度鞠躬，有匍匐下跪，有的痛苦流涕，用他們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我送別。就連“ 獄霸”們使工作人員傷透腦筋的亡命之徒，放在我所在的獄室中，時間

稍久竟也被教育感化過來。每逢有危險人犯送到拘留所來，監獄長都是個別向我交代任務，要我監管好他，防止出問題。每逢有老弱殘疾或少年人犯送到監所來，工作人員都把他們放在我所在的監室，要我關照他們不受欺辱。我朱雷不辱使命，認認真真做好一個共產黨員應當做的工作。我朱雷蹲監獄蹲到這種份上，蒼天可鑒!

    正由於這樣，所以在我的牢獄之災結束後，離開監獄時，拘留所領導、獄警及至燒飯菜的大師傅們，一起熱烈將我送到監獄大門口。這是鐵瑛、李朝龍等人所絕對沒有想到的，也是杭州市公安局曆史上所絕對沒有過的。

    當朱雷為討回公道，還在獄中絕食抗爭的時候，鐵瑛以其人格和黨性，向中央工作組藍孝永組長保證，保證在朱雷出獄後，即給予平反，落實政策。杭州市公安局也通過其副局長周衡葆、辦公室主任邵其鋒，再三向朱雷保證，朱雷出獄後即予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賠償損失。中央工作組信了鐵瑛的保證，離開杭州返回北京。

朱雷出獄後，身心交瘁，家徒四壁，負債累累。母患病、子待哺、一家五口、政治、經濟、生活陷入極度窘境。朱雷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兌現保證，沒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賴帳了。他們信誓旦旦的保證，竟是騙我出獄鬼話，我找鐵瑛要求兌現保證，給我平反落實政策，他避而不見，寫信給他，他置之不理，原來他以黨性和人格向中央工作組作出的保證，竟然也是欺上瞞下的手法。去省公安廳告訴，竟然遭威脅和恫嚇：“你朱雷如果還上竄下跳到處告狀，當心叫你粉身碎骨”!負屈含冤，浩氣凜然的朱雷，不信那個邪，置公安廳的警告不顧，毅然再次赴京上訪。依靠黨中央，相信黨中央一定能夠以正壓邪，最終討回人間正道。

在北京，我踏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紀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機關，最後歸口於公安部。公安部聽到我的告訴甚感驚奇，一再追問：“是拘留嗎”?  “是真的拘留二年七個月嗎”?當確信考查無疑後，給我寫信，叫我回杭州省公安廳平反，落實政策。 省公安廳不聽公安部的。於是，我在困難的情況下，被迫再次、三次、四次、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頻頻進京告狀。公安部也再三再四的給我寫信，要浙江省公安廳給我落實政策。最後檢查院也一再批轉我的告訴信。1983年3月26日上午，朱雷和張誌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說是給我平反落實政策。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還有省公安廳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當時我理直氣壯要求公安局兌現保證時，三級公安機關竟然否定了自己的“保證”。他們公然向我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問題；不存在賠償損失問題；不存在給受珠連的家屬處理善後問題”。理由呢?很簡單：“這是在清查運動中搞的，就是搞錯了，中央也沒有給清查中搞錯了的平反指示”.“三個不存在”的棍子又向朱雷襲來。州官放火、製造冤案，竟然還要受害者默然俯首貼耳不準喊冤! 浩然蒼天，昭昭日月，豈有此理!

朱雷繼續抗爭，不斷上訪喊冤。1988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訪的材料已轉給我局，關於你在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本局在 1981年11月19日以公群(81)12號文作過複查結論，並找你本人談過話，如你同意此結論，請來局信訪室時麵談，以妥善處理有關善後問題。”公安局用詞造句簡單明確，隻有朱雷同意他們的結論，才可妥善處理善後。這是前提，是先決條件。公安局對我們非法拘留審查的結論是：“朱雷因涉及現行反革張永生一案和攻擊粉碎‘四人幫’的偉大鬥爭，於1977年3月23日被我局拘留審查。經審查，朱雷的問題未構成犯罪，故於1979年9月29日釋放”。很明顯，公安局在收到此批轉下來的材料後，不僅不承認錯誤，予以糾正，而是繼續汙陷我!

1988年快要過去了，朱雷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1988年11月28日，在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南京軍區紀委書記張明同誌的關懷下，朱雷的問題有了轉機，張明同誌作了如下批示：“南京軍區政治部幹部部樓部長按政策予以落實。”南京軍區政治部下達了《(1988)政幹字318》文件。舟嵊要寒區《(1988)黨字第35號》請示報告獲得批準。

    1989年1月朱雷辦理了軍內離休手續。至此朱雷及家人終於結束了水深火熱，不堪回首的困境，過上了正常的生活。自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開始，黨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號召人民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我朱雷奉命支左，到1968年4月林彪，江青製造“楊、餘、傅”反革命事件，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推行“ 倒許亂軍”錯誤口號，我朱雷和南京軍區領導機關大批幹部被無辜打成“倒許亂軍”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楊、餘、傅”黑線上的人，“階級異己分子”，“壞人 ”等等，曆盡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苦難，遍嚐了冤獄之災，親身體驗了在錯誤路線主導下，資產階級專政的殘酷性，株連了家屬親友達20年之久。人的一生有幾個20年?我朱雷永遠不會忘記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革命人民、革命幹部鎮壓的曆史教訓!朱雷全家子孫後代永遠銘記黨的恩德，永遠銘記周恩來、鄧小平、周建人、潭啟龍等中央領導同誌和南京軍區副令員張明同誌的恩德!

    中國有句古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時候一到，一切要報”。這雖然是一句唯心的話，但有時，也會顯靈的。請看：當我在承受著皮帶抽、木棒拷打時，我冷不防被普陀守備區打手劉秀玄當胸重重一拳擊中，從桌子上打倒在地，仰麵朝天，後腦撞在大乘庵佛殿堂前的紅木柱的石礎上，當場昏死，一條傷口流血不止。當我蘇醒過來時，發現本應救死扶傷，發揚革命人道主義的軍醫劉秀玄，竟然一邊踢我，一邊罵我該死!幾年後，沒有想到他在普陀山上手持獵槍打鳥時，槍柱後座竟會擊中他自己的頭顱，當場死亡!那個在寧波火車站候車室，負責押送我的警衛連副連長，在大庭廣眾之前侮辱我一家人，積極充當宋幹、欒經誠打手的張加錄，本是年輕力壯，體質如牛，不知怎的，竟會死於肝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