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我被指派去山區扶貧。那裏山清水秀，氣候宜人，森林覆蓋率曾高達９８％。一度是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自古以來，小民忙時務農，閑時狩獵，日子倒也過得不錯。
據當地人說，災難發生在１９５８年。當時要大煉鋼鐵，於是滿山砍樹，遍地建爐。很快造成水土流失，青山不再。
１９６４年，更大的災難來臨了：農民被迫把山頭平了修大寨田。此舉徹底毀了這個世外桃源。受海洋氣候影響，此地雨量極大。山頂的樹被砍掉後，每逢大雨，整座山就被剝掉一層皮，河流盡赤，草木一空。該縣從此淪為國家級貧困縣。
在鄉幹部的帶領下，先去訪貧問苦。最窮的一戶，沒有家，縮在岩洞裏。全部家當就是一口鍋，幾個陶罐，和一床棉被。那棉被實際上隻是一團棉絮，黑不溜揪，已經完全沒有了棉被的模樣。其淒慘情狀連白毛女看了都要心酸下淚。
接下來，由幹部指定一些貧困戶，要我們幫助脫貧。我們帶去了一些項目和資金，讓他們有的搞藤編，有的製竹器，有的做茶葉；還有養羊，種樹的。
當晚由村長招待吃麂肉燉淮山，米酒盡夠。那是我平生吃過的最美佳肴。村長說，你們要是早兩星期來，還能吃上虎肉。有人夾住一隻小虎，抱到廣東賣了。
很快就發現，縣裏的五套班子（五個政府！）裏，沒幾個人在幹活。大家迎來送往，吃吃喝喝，都在混日子。根本沒人拿我們的“扶貧大業”當一回事。於是熱情不再，壯誌銷磨，回去考托福，祭阿姨了。
越明年，向第二批扶貧隊打聽，說是那些搞竹器藤編的一無所成；養羊種樹的也沒有結果。倒是搞茶葉加工的掙了點錢。但那家夥春節前一頓豪賭，就輕輕鬆鬆地返貧了。
胡耀邦的扶貧運動隻是讓大小官員們多少撈了一把。對農民來說，大雷小雨過後，一切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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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下鄉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去捉人流。
計生辦得到消息，某家媳婦計劃外懷孕（？！），躲了一段時間，剛剛回來。於是大隊人馬開拔，氣勢洶洶，去捉人流產。
那戶人家顯然也是貧困戶。一座小土屋，東倒西歪。不用說避寒，遮風蔽雨都成問題。家裏更是一貧如洗。唯一值點錢的就是那媳婦的嫁妝，一個櫥櫃。
那媳婦早躲開了。剩下她的婆婆，一頭白發，滿臉皺紋，哭天搶地，苦苦哀求。
計生辦可不含糊：“沒人？那好，先搬東西。交了人，墮了胎，再還給你！”
光天化日之下，一夥人如狼似虎撲進屋裏，沒幾下子，就把那櫃子搬上了車。整座屋子搜了個遍，隻有半缸糧食，也弄到車上。主任意猶未盡，左看右看，又把他家唯一的鍋也拎走了。
整個過程中，那位丈夫始終一聲不吭，拄著鋤頭在一邊看著。
車開了，煙塵滾滾。夕陽下，那個農民的身影還是一動不動，隨著山路漸漸遠去。
不知他是害怕，氣憤，絕望，還是麻木，但那地獄般的一幕永遠印在了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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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我探親時順路到那裏看看。萬萬沒有想到，幾年不見，共產主義在那裏早就實現了――不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嗎？！
當年崎嶇不平的土路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小破屋還在，但早已不用。旁邊幾十米遠的地方，一座二層洋房尚未完工。四處鋼筋裸露，帶著鐵鏽在風中嗡嗡作響。水泥樓梯連扶手都沒有，但樓上已有兩個房間可以住人。
那幹癟老頭得意地對我說：“我們的生活跟城裏人沒有兩樣。照樣點電燈，用自來水。政府也不讓上山砍柴了，有煤燒。我的兒女在城裏打工，叫我們去那裏住，我都不去。”
是啊。如今的當局雖已淪為唱著紅歌的黑社會，但財大氣粗，不屑於再向農民征糧。農民有在外打工的子女供養，閑來無事，含怡弄孫之餘，種上三畝五畝ＯＧＡＮＩＣ香稻；養上十隻八隻ＯＧＡＮＩＣ雞鴨；栽上一二十棵ＯＧＡＮＩＣ果樹；再釀上兩墰三墰ＯＧＡＮＩＣ美酒，除了沒有“好讀書不求甚解”外，日子過得比陶淵明滋潤多了。
幫助他們脫貧的，並不是胡耀邦的扶貧運動，而是那幾個被追殺而沒殺掉的“計劃外子女”。
還是那農民的眼光長遠。一個櫃子算什麽？半缸糧食算什麽？一口破鍋又算得了什麽！媳婦的肚子，才是幸福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