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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英國統治期有沒有推動民主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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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香港高樓和維多利亞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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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小夏

03.10.2014 15:03

華盛頓—

香港在1841年鴉片戰爭後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兩年後，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頒布了《香港殖民地憲章》，以作為香港法律的基本依據。香港的行政首腦是英國任命的總督，立法機構則是由官方委任的香港立法局。1884年，當局任命了第一位華人議員，也就是後來成為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的伍廷芳。在英國統治的頭一百年間，香港沒有出現過有影響的政治改革風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月30日，英國宣布在香港恢複行使主權。3年零8個月前香港淪陷時成為日軍戰俘的香港總督楊慕琪（Sir Mark Young）第二年5月重新上任。這位出生在英屬印度的劍橋畢業生終生在大英日不落帝國的各個殖民地任職，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留下了他的足跡。1941年9月，楊慕琪接任香港總督，三個多月後就被俘。在三年多的關押期間，他受到了日軍的殘酷折磨，也親身地體會到殖民地人民的痛苦。

回到港督任上之後，楊慕琪在1946年8月推出了曆史性的政治改革計劃，希望能夠給予香港人更多的自治權力。他的計劃中包括建立一個包括30人的市議會，華人與英國人各占一半。三分之二的議員由直接選舉產生，三分之一委任。市議會的權力很有限，隻能管理如消防、康樂場地、車輛牌照這類具體的市政方針。

這份被稱作《楊慕琪計劃》的方案盡管並非激進，但是在沒有民主傳統的香港，各界很難就改革達成共識。正值此時，中國大陸內戰激烈，大批難民湧入香港，政治改革的方案不再是當務之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英國於1950年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毛澤東與周恩來決定，對香港實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不馬上收回香港，同時也反對英國人給香港人更多的自治權。1952年，英國宣布，不會在香港推行大規模的政治改革。拖延了數年的《楊慕琪計劃》就此告吹。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期間，英國人在亞洲的殖民地中推動了各種政治改革計劃，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也風起雲湧。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錫蘭（今日的斯裏蘭卡）等國家都紛紛通過普選與公投的方式獲得獨立。而香港在這期間卻沒有任何動靜，這與中國的政策有直接的關係。

香港終審法院

 

英國外交部的檔案中，記載了1958年1月30日中國總理周恩來會見英國代表團時向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轉達的話：“如今英國和香港政府中有人陰謀將香港變成新加坡那樣的自治領。希望麥克米倫明白，中國會將任何令香港變成自治領的做法視之為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香港今日的殖民地地位不會有絲毫的改變。”中國政府最擔心的是，香港人一旦享有民主權利，便會成為一個自治的地區，進而像新加坡那樣脫離英國獨立。當時的香港居民中，有大批在內戰、土改時期逃離大陸的難民，後來在三年大饑荒時期，又有數以十萬計的大陸人冒死逃到香港。他們如果手中有選票，絕對不會選擇回歸到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在五、六十年代冷戰期間，香港成為各種國際政治勢力出沒的都會，出現了數次大規模的政治風潮，包括1956年因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而出現的大規模騷亂以及1967年受文革風潮波及的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進行了許多政治改革，立法局的成員從原來的十八人增加到1980年的五十人。大批華人進入政府管理層。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保證了政治的廉潔與清明。香港在這期間經濟起飛，躋身於“亞洲四小龍”的行列。

到了八十年代，中英之間在1898年簽署的條約即將在1997年屆滿，回歸中國成為一個現實的議題。當時香港人將回歸稱之為“九七大限”，人心開始恐慌。麵對這種情況，香港政府也開始研究如何賦予香港人更多的政治權利，以通過更多的“港人治港”的方式來為回歸後保障香港的穩定鋪平道路。

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她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將主權與治權分離的方案。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收回主權，而英國人依然保留管理香港的權力。這個提議被鄧小平一口拒絕了。鄧小平說，未來要實行的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1984年12月，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代表中方、英國首相撒切爾代表英方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協定中闡明了回歸後“一國兩製、港人治港”的原則，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五十年不變。1990年4月，中國人大頒布《香港基本法》。

而在香港這方麵，英國人也在加緊推動香港的民主化。1984年7月18日，香港政府發布《代議政製綠皮書》，建議盡快開始香港立法局的選舉。次年，選舉以間接的方式舉行，也就是有24名議員分別由選舉團和功能組來選出。此後，香港的民主派人士開展了要求直選的運動。1991年，香港第一次進行部分議席的直選，56名議員中有18人直接由選區的公民選出。

越是接近回歸，港人中民主與直選的呼聲越高。1992年，彭定康接任港督，為回歸作準備。他很快就推出了政治改革方案，準備在回歸之前更多地擴大直選範圍，增加港人的民主權利。方案中包括將行政與立法兩個部門分開，讓行政部門成為一個非政黨型的機構，推動精英治港。而立法局的選舉中設立了九個新的功能界別，也就是所謂“新九組”：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紡織及製衣界，製造界，進出口界，批發及零售界，酒店及飲食界，運輸及通訊界，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界，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界。代表新九組的議員都是每個行業的在職人士一人一票直選出來的。1995年的立法局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屆完全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

對於彭定康的政改，中國政府大為惱火。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直斥彭定康為“千古罪人”。原來北京承諾，1995年選出的立法局會“乘坐直通車”變身成為香港行政特區的立法機構。但後來宣布選舉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於是另起爐灶成立了一個臨時立法會。而香港政府則針鋒相對地將臨時立法會宣布為非法組織。所以在97回歸之前，這個臨時立法會的成員都必須到深圳去開會。在回歸之後，臨時立法會變成正式的立法機構。在回歸當天的淩晨，新的立法會開會，恢複了一批已經被廢除的法律，也取消了一批已經通過的法律。在恢複的法律中，包括限製公民自由的《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在取消的法案中，包括《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工會集體談判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