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人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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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虹，1954年11月4日出生於上海市，演員，表演藝術家。她是首位登上《時代周刊》和開創電視廣告模特時代。四屆金雞獎，三屆金鳳獎，三屆百花獎的影後。【背景】潘虹爸爸的一個耳朵被別人撕下來一大半，1968年吃藥自殺了。第二天，潘虹媽媽去了龍華火葬場，想最後看他一眼。她在雨裏站了很久， 他們不讓她進。他們要她劃清界線。潘虹媽媽隻好委派10歲的女兒潘虹去處理。
潘虹日記（1994年）
26年了，每到這一天，我總覺得冷。這來自心底來自骨髓的寒意，26年前，我第一次迎麵遇見死亡時，他留給我的。
前天，是父親的忌日。可真正讓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龍華火葬場門口。
雕龍的煙囪，高高的矗立在陰霾的天空下，時不時“轟”地一下，冒出一股濃濃的黑煙，在料峭的春寒裏，逐漸飄散，變淡。
我呆呆地看著它，感覺著死亡。這就是所有人的最後歸途。這不是童話故事裏那條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話裏的天堂路是開滿了鮮花，是美麗的，而這煙囪如此醜陋。
爸爸死了。終於還是死了。這就是結果。我終於知道結果是什麽了。
前一天的晚上，當我聽到爸爸死訊的時候，心裏就好像有一個結被鬆開了。我沒有哭。我平靜得不像他的女兒，甚至不像一個孩子。
作為一個二類右派的女兒，作為一個老是聽大人們悄悄議論著哪一個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沒了的十歲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著一種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東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總有破碎崩潰的那一天。
那個晚上，結果來了。這就是結果。一個預料中的結果。
可是，盡管聽過那麽多的死亡，有過那麽多的準備，當死亡真正降臨在自己的身邊，發生在自己親人身上的時候，總會留下一些特別深刻的東西。
對於我，那些天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麽逼真那麽鮮明地印在我的記憶裏，連一個細節也不會忘記。
那個夜晚，煤氣爐的水壺上溫著一碗蛋炒飯，那是留給遲遲未歸的母親的。早已過了晚飯的時間，媽媽卻連人影也不見，也沒有一個說明她要晚歸的口信請人帶回。我帶著妹妹和外婆麵麵相覷。誰也不敢問，會有什麽事發生。可誰的心裏都有預感，一定有什麽事已經發生。
十一點多了，媽媽才回來。表情裏沒有什麽異樣，隻是一件本該是淡灰色的夾衣，肩頭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飯給她吃，她動了動筷，就打發我去睡。我剛一轉身，她就對著外婆哭了。
她說爸爸死了，是自殺。昨天，吃了過量的安眠藥，死了。
她說她今天去了龍華火葬場，想最後看他一眼。她在雨裏站了很久，可他們不讓她進。他們要她劃清界線。
她回頭來對我說：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給你爸爸送點東西去好嗎？
好的，媽媽。我去。你別哭了。
我回答得那麽冷靜，連今天的我回想起來都有些詫異。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媽媽就把我叫起了床。她打開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蠶絲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襯衣，一雙相拚皮鞋，一雙襪子，打成一個包袱，讓我帶去。她往我兜裏塞了三十元錢，那是爸爸的一個同事打聽了來告訴媽媽的，是用來收爸爸骨灰的錢。
然後，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車，把我交給了售票員。
龍華火葬場的門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樣，手裏提著個包袱。沒有一個大人，隻有替他們的父親或母親來承擔一個結果的孩子們。
看門的老頭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過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問我，“來看誰？”
我默默遞上死亡通知單。他接過去。
看一眼通知單，又看一眼我，說，等一下，就轉身進去了。
他進去了很久，寒氣就一點一點侵襲了我的全身。
他終於出來了。第一句就問我有沒有給爸爸帶襪子。他說他一個腳光著。
我說帶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塗，吃藥死的，是不是？”他又問。
我點點頭。
他停了停，又對我說：“回去不要告訴你媽媽，你爸爸的一個耳朵被撕下來一大半，掛在臉上呢。”
這一瞬間，我忽然覺得，爸爸死了，這是解脫。雖然那時的我根本還不懂得苦難的準確含義，也不懂得忍受苦難是一件多麽不易的事，但我的心裏對生和死就有了一種極具體的感覺。
與其那樣活著，不如這樣死了。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錢遞給他。他拍拍我的頭，說，“回去聽話一點。”我點點頭。
我覺得，那種感覺，不像是一個老人在關照一個孩子什麽，倒像是兩個大人在達成一種默契。
高高的煙囪雕著龍，矗立在陰霾的天空下，真醜陋。濃濃的黑煙時不時地“轟”一下冒出來，在料峭的春寒裏，逐漸飄散，變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著頭看它，心裏就想著回去要聽媽媽的話，別做任何讓她失望的事。
父親的死給我的不是悲傷，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時代，超越了年齡，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徹底失去了我的童年。這樣一種生命層次的飛躍，使我比同齡的任何一個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樣打理自己。因為我知道，隻有照顧好自己，才能少給媽媽添麻煩。
於是，就有了一個十歲的小女孩，捧著她父親的骨灰盒，一個人坐硬席火車，從上海到哈爾濱，整整三天二夜。為的，是要替她的母親送她的父親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爾濱，鬆花江還沒完全解凍。第一次出門，我什麽都不懂，連害怕也不太懂得。隻知道，這條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媽媽交給我的任務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鬆花江是冰冷的。哈爾濱是冰冷的。父親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爾濱，這個我生疏的城市，這個與我的生命有著一份無法割舍的親緣的地方，讓我冷得徹骨。
這種感覺，一直要到很久以後，因為拍戲常常重回哈爾濱，才慢慢暖和起來。
這些事都過去好多年了，從來沒有這樣詳細地記述過它們。今天不知怎麽的，全都湧上來了。大概是前兩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單》的緣故。
看那些燦若春花的生命，在轉瞬間就煙消雲散，我就在想，人類為什麽總是有那麽多的浩劫，那麽多的災難。看那些猶太人在那裏為生存掙紮，覺得生命真是脆弱極了，任何一點點意外都可能使它夭折。
我一直覺得人的一生其實就考慮兩大問題，愛與恨，生與死。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是依附在這兩大主題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們的來與去，都由不得我們。我們隻好主宰生和死之間的那短短的一段時光。活著，就活好它。
可是，一個人要活得有尊嚴，要死得有尊嚴，都不是那麽容易的事。
PS:憶叔叔
我叔叔死時我很小。孩子４－５歲前的事很少能記住，那是我的福份。隻記得叔叔的屍體抬回來時，媽捆住我與哥，死活不讓去看。
後來聽說他割喉跳入縣府的一個井裏，也定為自殺。當時他是縣府裏少有的年輕文科大學生，縣書記喜歡，成為他的秘書。書記很快被打倒，叔叔受不了天天的批鬥。當時父親與不少本家去要屍了，但此後父母從不願與孩子們提它。棺材是水泥澆的，蓋子一起封掉了，連媽也沒看見叔死的樣子。側麵印著“罪該萬死”四個黑色的大字，但滲出的血是紅的。想來當時水泥比木頭貴多了，縣府是絞盡腦汁的。
１９７８年縣府來了一群人送來花圈，都不知他們當時是鬥他的還是同情他的。開墳時我沒看到“罪該萬死”四個字。時間啊，改變了太多。他年輕苦命的妻子帶著小男孩早已改嫁遠方，再也沒聯係。她可否知道叔叔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