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倒
人倒下的是軀體，靈魂是永生的
梁啟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劇
圖：梁從誡兒時與母親林徽音
2010年10月28日下午，梁啟超之孫、梁思成之子梁從誡病逝。消息傳得很快又傳得很慢，知道的人為之悲傷不已，不知道的人仍舊不知道。
梁從誡這一生，是追求知識分子良知的一生；尤其是在1994年後，他的整個生命，都在為阻止環境苦難的續發而傾盡其心力和血汗，他在努力給更多的知識分子作出表率，希望“身負知識權力”的人，能成為公眾信任的人，替公眾請命的人，為公眾獻身的人。
每個人的心都敏感，都能感知社會的苦難；每個人的眼睛都銳利，都能發現自然的苦難。發現這些苦難，並把苦難的真相散播於眾，進而讓有心為之的人，能“起而行之”，為緩解苦難、阻止苦難、追求美好而赴湯蹈火，是知識分子的重要責任之一。
在很長時間內，梁從誡曾是曆史學家、出版社編輯。然而，“自然之友”成立後，他辭掉了公職，拋棄了待遇，甚至可能忘記了“所學專業”。而就是在這時，他慢慢完成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升華，從小我走向大我，從大我走向無我。一個人，隻有進入無我的狀態，他身上的所有思想和智慧，才會得到正向的發揮，成為社會苦難的解除器之一。
梁從誡的一生，又“薪火續傳”著其祖父梁啟超、父親梁思成“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生命主旋律。他們的生命似乎隻為時代而生，隻為奔向社會苦難而去。放眼過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數代知識分子於中國的貢獻，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他們能把生命能量，暖化冰冷者，活化死寂者，熱化悲觀者，激化漠視者，轉化圍觀者，度化邪惡者。他們用簡單卻又堅實的生命軌跡，一次次證解著知識分子的人生方程式。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20歲考上舉人。當時朝廷主考官是禮部侍郎（後為禮部尚書）李雲端。李特別欣賞梁啟超的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純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李以為梁啟超是個中年人。待當堂見麵，才發現梁啟超是個英俊少年，李考官當堂決定，將妹妹賜給梁啟超為妻。梁啟超毫無選擇餘地，隻有叩頭謝恩。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隨老師康有為出逃日本。在日本辦報，初與孫中山合作，後因觀點不同而分道揚鑣。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複辟，著龍袍稱帝。梁啟超對此堅決反對，動員學生蔡鍔將軍起兵討袁。58歲時，梁因病逝世。
梁啟超在日本留學時，有了兒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聰穎過人。當時美國倡議把1900庚子年八國聯軍的清廷賠款減退，為中國興辦文化教育事業；用這筆“庚子款”建了“庚子學校”，專門培養中國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這所學校，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拔去美國繼續讀建築。1929年，他們學成返回中國，梁思成在東北大學創建了建築係並任係主任。抗戰前，梁思成到北平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當時月薪四百銀元。當時四百銀元相當值錢，因一個保姆月薪才兩個銀元。據可查到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年發薪帳目，圖書館長李大釗月薪六百銀元，當時任館員的毛澤東才拿六個銀元。北洋軍閥政府其實很厚待知識份子。
“七.七”事變後，梁思成一家逃離北平。他們在長沙租屋住下，但日機第一次轟炸，就把他們的住房炸毀，慶幸那天全家外出。長沙無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慶鄉下。一天，梁從誡問母親林徽音，如果日本人打到重慶，我們往哪逃？林徽音指著門前那條河說：投河去死！幼小的梁從誡驚恐地拉著母親的手說：那我怎麽辦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說：國之不存，怎顧得你！她就是這樣一位執拗、剛烈的女性，這種剛烈的性格給她一生帶來了悲劇。
1947年底，第二次來美深造的梁思成決定回國，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回去，梁思成隻說了一句話：共產黨也要造房子。回國後，他在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係並任係主任、教授，夫妻倆全心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他們夫婦深得周恩來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國旗設計小組組長，後又出任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組長。國徽全國招標，林徽音的設計草圖一下子“中標”，中央領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都畫圈同意。
然而好景不常，很快他們便與官方發生衝突，起因是拆北京城牆。當時的北京城牆可稱為世界上曆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城牆，環城長達四十公裏，有七百年曆史，元朝就開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達嶺還早，可謂真磚真牆真古董。官方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堅決反對，認為無論從曆史價值、建築價值、美學價值，或者從給後人留點古跡的角度，都萬萬拆不得。
倔強的林徽音直闖當時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頓。彭真說不過林徽音，隻得端出“底牌”：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當時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擋農民的。今天黨與人民心連心，不需要牆。林徽音隻好退一步說：可以把它改建成環城公園，在城牆上栽花、種葡萄藤，再放上長椅，在各處修登城牆梯道，在交通要道開口通車，這樣，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娛樂，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林徽音一次次打報告，找中央領導都無濟於事，最後絕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樓，左右再各留五米牆，給後人一個紀念？但她的話和所有專家、學者們的一樣，都一萬句不頂一句，因為毛澤東的指示，在那個時候，就“一句頂一萬句”了。
拆牆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開始了。那轟轟的推土機和鏟車，像碾碎她的心。還有什麽能比搗碎偉大的古跡更能讓一個學貫中西的建築學家更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執拗使她怎麽也想不通這一切。於是，生氣、憤怒、痛苦。在又氣又病的夾擊下，於1955年溘然長逝。
懷抱一腔愛國熱血的梁思成驚呆了，他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但更讓他不可理解的事隨之而來——橫掃千軍的文化大革命鋪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遊街，最後被趕出清華，下放到江西農場。1972年他死在那裏。
梁從誡身上自小就顯現出祖父和父親的遺傳與影響，他也聰明、好學、刻苦。22歲大學畢業，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導師是蘇聯專家，攻讀世界史、美國史，研究羅斯福新政。畢業後到雲南大學任教。1962年，剛滿30歲的梁從誡調回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準備一展才華。
但文化革命來了，作為一個名門後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對象。梁從誡的名字變成了“梁三子”：批鬥的牌子寫著：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戰爭那麽長：八年！專業完全荒廢了，世界史淡入記憶深處，“羅斯福新政”在腦袋裏舊得發黃，但他學會了種地、扶犁、焊接，會開各種型號的拖拉機；他像父親一樣，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質，居然學得一手好木工，到過他家的朋友發現，那精巧的桌椅櫃和書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藝。
八年後，他被允許返回北京，但沒有單位要他。後來，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工作的閻明複請他去做了編輯。他英語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兩次在北京為美國訪問團會見鄧小平做翻譯。
梁啟超、梁思成、梁從誡，三代人走了一條共同的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典型中國知識份子的人生道路。他們都不喜歡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門來。談到三代人的不同，梁從誡曾悲愴地說：一代不如一代。學問祖父最大，父親在建築學上很有成就，我隻是對中國現實的了解比祖父和父親都深，在社會底層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我們三代人都是失敗者！”梁從誡曾說：因為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而他們三代人恰恰都說的當權者之外的聲音，結果都遭厄運。其實，他們是秉承一片愛國之心。
梁氏家族三代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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