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個維吾爾人的家庭史》，通過一個傳統和田維吾爾族家庭30多年來在和田、內地的經曆和感受，試圖令讀者更多地了解維吾爾族人的經曆和內心。文章的口述者庫爾班江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曆，他談到因為兄妹幾個不去講經班，全家人受到了親戚的排斥。
上世紀80年代起，庫爾班江的父親做玉石生意，走出新疆，頻繁進入內地。獨特的經曆和開闊的視野改變了他對教育、宗教、民族的觀念，亦影響了四個子女此後的人生軌跡。深受父親影響的長子庫爾班江同樣來往於口內各地與和田。他在內地的經曆代表了大多數維吾爾人在內地的境遇，而他對故鄉和田的獨特觀察，對宗教、保守主義不斷擠壓世俗社會的深深憂慮，則為讀者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理解新疆維吾爾族世界的窗口。
以下是全文：
綠洲城市和田是中國最西部的城市之一，坐落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和戈壁灘之中。和田距離北京超過4000公裏，距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也超過1000公裏。過於遙遠的距離使得和田人看外麵，尤其是口內（新疆方言，內地），以及口內人看和田，都極度困難。即使今日互聯網高度發達，陌生感、誤解和疑惑依然充斥心間。
而近年來在和田發生的幾次極端暴力事件，以及一些被披露的暴力恐怖襲擊事件中，不時出現施暴者和田籍貫的信息，令和田被動地成為口內人頗為關注，些許恐懼，希望了解，卻又所知甚少的地方。
作為傳統維吾爾族居所，和田是否受到全球宗教保守主義的影響？和田的維吾爾族社會日常生活是什麽樣的情形？當和田人來到口內，會是怎樣的經曆、遭遇和內心感受？而走出去的和田人，回到故鄉後，又會是什麽樣的心境和矛盾？尤其是，與口內人同樣經曆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的現代化，同樣麵臨從傳統農業社會到工業和信息化社會的急遽轉型，和田人的經曆是怎麽樣的？所有這些，都是大多數公眾茫然無知的。
本文無意也無法回答所有的問題。但通過一個傳統和田維吾爾族家庭30多年來在和田、口內多地的經曆和感受，通過主人公庫爾班江用新疆風味漢語的喃喃自語，試圖令讀者更多一點地了解維吾爾族人的經曆和內心。
上世紀80年代起，庫爾班江的父親做玉石生意，開始走出新疆，頻繁進入口內。獨特的經曆和開闊的視野改變了他對教育、宗教、民族的觀念，亦影響了四個子女此後的人生軌跡：老大（庫爾班江）在北京拍攝紀錄片，二女兒在和田從事漢語教育，三兒子在深圳做玉石生意，四兒子在深圳影樓工作。
深受父親影響的長子庫爾班江同樣來往於口內各地與和田。他在內地的經曆代表了大多數維吾爾人在內地的境遇，而他對故鄉和田的獨特觀察，對宗教、保守主義不斷擠壓世俗社會的深深憂慮，則為讀者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理解新疆維吾爾族世界的窗口。
最近關於新疆的事情特別多，我特別難受。這種難受勁兒沒法用語言表達，新疆不應該以這種方式成為熱門話題。
3月1日昆明暴恐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跟朋友在外邊吃飯，回到家已經10點多了。一看昆明出了事，我心裏就開始不安，一直盯著手機看新聞，越看越不安，因為有人提到行凶者穿著黑衣。我有70%的預判，這件事與新疆有關。等後來消息確認，我整個人都癱瘓了，在家裏待了一天，什麽都不想幹，哪裏都不想去。這種感覺，2009年“七五事件”的時候有過，但這次更恐慌。怎麽說呢，發生在新疆，對很多人來說畢竟是很遙遠的，但這次是昆明，就像在家門口一樣。我想，這對於內地普通民眾的影響更大。
3月2日那天，我接到了派出所的電話，以前從來沒有過，我心情更不好了。對方倒是沒說什麽，也很客氣。問我：你要繼續待在北京嗎，有要回新疆的打算嗎？我說，老婆孩子、房子都在北京，我打算一直待在這兒。他們就把電話掛了。我給周邊的一些朋友打電話，問他們有沒有什麽影響。一個朋友，是個女孩，派出所的直接去了她的住所，說是安全檢查，把她嚇壞了。派出所的走了以後，她很害怕，就給房東打電話。房東說，我知道，他們也給我打了電話。後來房東又說，對了，如 果我沒記錯的話，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樂！什麽都別想，好好工作，外出注意。我朋友感動得直掉眼淚。
然後就是馬航的事，先是說飛機上有一個新疆人，於是有了各種猜測。那個人恰好是我的朋友，一個畫家，我趕緊把他的一些信息發到網上，澄清事實，消除誤解。接著長沙又出了事（編者注：3月14日，長沙兩名新疆籍商販因糾紛互毆，4名無辜市民被殃及身亡。兩名商販，一人互毆中被砍死，另一人被警方當場擊斃），網上再次對新疆人罵聲一片，但這一次，我任何消息都沒有發，這和內地發生的一些惡性事件沒什麽本質不同。昆明的事情是恐怖襲擊，長沙的是刑事案件，這兩件事 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想，新疆人的形象不應該是這樣的。我要實實在在做點事情，讓外界了解新疆，了解新疆人：其實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隻是為了過好日子。我現在沒有足夠的資金拍攝紀錄片，但可以用圖片來講述這些人的故事。從3月3日起，我就一個個地聯係在北京的新疆人，各個民族都有，拍照片、寫故事。現在我已經拍了差不多30個人，有打饢的，賣烤肉的，在醫院、科研單位、傳媒行業工作的，還有設計師。希望通過講述他們的故事，讓大眾知道普通的新疆人是什麽樣的，過著什麽樣的生活。
同樣，我也要說出我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一個和田的維吾爾族家庭，經曆了怎樣不同的改革開放年代，以及在內地過著怎樣不同的生活。
“庫爸三遷”
和田是新疆非常傳統的維吾爾族地區，但我們家與其他家庭有些不一樣。我們家四個孩子，三個不在新疆工作和生活。老三繼承了家族的生意，在深圳開玉器店，老四在深圳一家婚紗攝影公司做後期處理。隻有妹妹在和田當漢語老師。在南疆，幾乎找不到這樣的家庭。這歸功於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父親。他喜歡跟別人聊天，尊重有學問的人，不斷學習。父親是阿圖什人，不論經商理念，還是做人做事的方式，都跟一般的玉石商人不一樣。
大概在1984年前後，剛改革開放不久，我父親做玉石生意，開始頻繁往內地跑，眼界變得開闊。回來後，經常給我們講他遇到的人和事。父親說，你們是男孩，一定要出去。他經常對親戚朋友們說，三個兒子，我一定要把他們都趕出和田。他真的做到了。我覺得父親的包容性、對一些事情的理解，真的超過很多幹部。所以我們家的孩子，包括對宗教的看法，跟和田別的維吾爾族家庭都不一樣。
我小時候家境很好，在和田數一數二。父親沒有上過學，母親也一樣，都是地道的農民。但父親堅持要我們上學。他經常說，自己就是沒讀過書，吃過很多苦。如果他沒錢了，哪怕賣掉褲子，也要供我們上學。了解南疆的人都知道，在和田那個地方，又是傳統的維吾爾族農民家庭，這非常難得。
小時候，我們兄妹都不會念《古蘭經》。每到寒暑假，媽媽就想把我們送到阿訇或者伊瑪目（伊斯蘭教教職稱謂）辦的講經班，但父親堅決反對。這件事上，他們不知道吵過多少次架。
我父親認為，孩子還小，等長大後自己有了感悟，再讓他們自己選擇也不遲。但我媽擔心，如果不去學經，以後會成為別人眼中的“異教徒”，不被當地社會接納。我爸說，所有的罪惡，由他一個人來承擔。小的時候，我不明白父親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慢慢地，特別是這幾年，和田的宗教氛圍更保守、環境更惡劣，我覺得他實在是太偉大了。
我父親講的故事，幾乎都跟教育、知識、上學有關，幾乎沒聽他說過誰賺了多少錢、生意做到多大。有一次從廣州到上海的飛機上，他旁邊坐著一個老太太，是個教師。她有兩個兒子，都在美國讀書、工作。父親很有感觸，回來跟我們說了好幾次。
1996年左右，很多台灣人經香港轉道上海，將和田玉販賣到台灣。據說當年在上海，第一個把和田玉賣到一公斤一萬元的就是我父親。父親給我們講一個台灣客戶怎麽教育自己的孩子：大兒子不愛上學，還亂花錢，在學校裏開最好的車，那個人就把大兒子趕出家門。他說，這是要做給另外兩個孩子看，否則三個孩子就都毀了。
父親講的這些故事，無意中給我們灌輸了一些觀念。他經常說，肚子裏麵沒有墨，你怎麽能寫出字來？其實具體的學習方麵，他很少管，從來不給我們壓力。父親不識字，也不知道我們成績怎樣，他隻是不停地搬家，給我們創造好的學習環境。
漢族有個故事叫“孟母三遷”，小時候我們也搬過三次家，每次都從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但當時我沒聽過這個故事。第一個家很大，是姥姥留下的房子，從住的地方走到大門需要15分鍾，要穿過一片森林。但周邊環境很雜亂，住的是生意人，家裏的小孩都不上學。後來搬到一個監獄旁邊，環境倒是很安靜，隻有三家人，但小孩也很少，沒有人跟我們玩。住了兩年多時間，就又搬家了。這次是一個小兩層，周圍住的都是幹部，一出門，就是和田市一個退休市長的房子。
到那裏後，我們不逃學了，學習也變好了，因為周圍的小孩都在上學。住我家對麵的是一個醫生，老婆在銀行工作，四個孩子，最大的在天津上大學，兩個女兒是“民考漢”，還有一個兒子學的是音樂，我們就跟他們一起玩。當時，我的漢語還是不好。和田那個環境，學漢語真的太難了（和田地區維吾爾族人口比例約為96.4%）。一直到1998年我上初中，我還隻認識“我、你、他、愛”這幾個字。因為喜歡鄰居家那個學漢語的維吾爾族女孩，想給她寫信，初三時我第一次動筆寫漢字，寫的是“我愛你”。
為了我們的學習，母親付出的代價特別大。父親長年在外做生意，有時幾個月都沒有消息。記得我六七歲那年，父親一年多沒有回家，媽媽推著車子在街上賣水果。現在我印象還很深刻，冬天下著雪，特別冷，媽媽穿著一件寬大的皮衣，抱著老三在街邊擺攤賣蘋果。很多人對母親說，讓你大兒子幫忙不行嗎？那個時候，沒有義務教育的概念，和田很多家庭都是讓孩子給大人當幫手，但是媽媽沒有。
因為我們兄妹幾個沒去過講經班，媽媽現在快60歲的人了，她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來往。即使偶爾見麵，也是刺激她，“你看，跟你們家孩子說話，需要請一個翻譯”。意思是，你的孩子都是“漢族人”。其實我們維語都很流利，交流根本沒有問題。我們也被親戚排斥在外，媽媽的家族中，30多個表兄妹從小都不跟我們玩，說我們是“卡菲爾”（異教徒）。母親特別痛苦，父親也特別難受。
其實，我父母都是虔誠的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禮拜，齋月時封齋，盡可能幫助身邊的人。對普通人來說，宗教是向善和勵誌的。生在一個穆斯林家庭，信仰也與生俱 來，我們成人之後，才了解父親的苦心。學習科學、文化，掌握知識，見過了世麵，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教，才能把學過的東西和背誦的條文變成智慧。
朝覲的波折
現在母親的最大心願，是去麥加“朝覲”。因為沙特每年給中國的朝覲指標有限，新疆特別是和田要去的穆斯林人數太多，四年前她就開始排隊申請，但最近村裏幹部告訴她，她可能去不成了。
“朝覲”是穆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功修。以前我們家有錢的時候，去麥加很容易，當時指標也沒這麽緊張，但我父母的想法，是首先要把4個孩子培養成人，然後才會考慮去朝覲。在和田，這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我父親的觀點，朝覲不過是最近和田的一種時髦。他一直認為，安拉就在我心裏，麥加就在我身邊。作為穆斯林，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培養好，如果有多餘的錢，就供貧困的小孩上學，再有錢，可以去修路架橋。反正無論做什麽，安拉都會知道的，不一定非得去麥加。
但我們幾個孩子，都想成全母親這輩子唯一的心願。其實，去年（2013年）村裏一個幹部通知我媽，說已經輪到她了，她特別高興，但後來卻沒了消息。等到同村去朝覲的人都回來了，我媽去問，才知道她的指標被別人頂了，因為我媽沒送錢。
我媽不想花錢去做這件事，我爸也一樣，尤其是這種很神聖的事情，花錢味道就變了。但在和田，不花錢辦不成事，朝覲指標也是明碼標價。我心裏很不舒服，說別跟媽媽講，我們花點錢讓她去吧。我找到一個官員打聽，得到的答複是，你媽去不了，因為你家裏有公職人員，而且身份證上的年齡已經超過60歲。
公職人員就是我妹妹，她是和田市拉斯奎鎮中學的教師。我想不通的是，妹妹已經出嫁，戶口也不跟父母在一起，怎麽就能影響到我媽的朝覲呢？
我媽很傷心，哭著跟我說，不去就不去吧。我妹妹不忍心，告訴我說，要不我辭職吧。我又給那個官員打電話，問如果我妹妹辭職，我媽能去朝覲嗎？那個官員說，還是不行，她老公也是老師。
在南疆，維吾爾族找工作本來就很難，許多人是當協警或者教師，其他機關單位很難進去。我曾去過和田縣一個偏遠鄉鎮，當地宣傳動員組9個人，隻有一個是維吾爾族，這個維吾爾族還是司機。我說你們都是漢族，也不懂維語，這個宣傳動員群眾的工作怎麽做？他們回答，就那麽做。幹部這麽脫離群眾，基層怎麽會沒有矛盾？
在我母親朝覲的事情上，我相信和田一些官員的做法是不對的，這不是國家的政策，也不是新疆自治區政府的政策。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會出問題的，會很嚴重。好在我們家的孩子受過教育，能想通這一點，不會做出過激的舉動。因為父親曾經告訴我們，上學就是要讓我們分清哪個是“黑”哪個是“白”。現在回想起來，我能明白他所指的“黑白”是什麽，比如現在社會上有很多極端片麵的想法，但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時，不會以他們那種極端的方式來理解，會更冷靜、客觀。
“最不好的”老師
就我所受的教育，教師是一個很崇高的職業。我們家三個男孩現在發展都不錯，但真正令父親感到自豪的還是妹妹。從小和三個男孩一起長大，妹妹骨子裏有點男孩氣，我爸不多說，不過我能感覺到，他欣賞我妹的一點是，她學到的東西是向外傳播的，可以影響很多人。
妹妹喜歡當老師。小時候，家裏有白牆，妹妹到處寫字，就好像給人講課一樣。四兄妹中，學習成績最好的就是她。大學畢業後參加公務員考試，妹妹考了全和田市第二名。從小我妹妹是不戴頭巾的，在和田那個地方，這是不可想象的。我媽曾因此很不高興。但爸爸說，不戴就不戴，那麽漂亮的頭發，髒了可以洗。
在和田，很多父母都不讚成女孩出去工作，婚前就有很多逼女孩辭職的，不辭職的話結不了婚。妹妹要去上班的時候，周圍人跟我爸媽說，女孩當老師不太好，影響結婚，但我爸媽根本不聽。這次妹妹為了母親朝覲的事說要辭職，我媽立刻就反對，辭職以後你幹什麽，就在家裏帶孩子嗎？我爸說，女兒你太自私了，你那麽多年的書都白讀了嗎？
妹妹是學校裏出了名的“最不好的”老師，學生眼裏的“惡魔”，老師們也都不敢惹她。學生考試，要是敢作弊，那這個學生就“死定了”，會被直接“踢”出去。
她老公給我講過一件事，語文（維語）考試時漢語老師監督，漢語考試時語文（維語）老師監督，為了考核，他們之間達成協議，監考的時候互相稍微鬆點兒，學生成績能考得好一點。但學校的老師，誰都不敢跟我妹妹這麽說，否則她肯定直接衝進教室，把學生所有的小抄翻出來，扔到外麵，然後再開始考試。老師們都拿她沒辦法。
和田農村的孩子，對漢語的認可度特別差，如果漢語老師不嚴格的話，他們的漢語水平根本不可能提高。要上內高班、大學，漢語是很重要的。妹妹認為，語文（維語）要抓緊，但漢語也很重要。平時，她還組織幾個班有潛力的孩子，專門留下來給他們補漢語課。學校裏其他老師都接受不了，覺得她太積極了。
下班別的老師回家了，她會拉上學生去找父母。很多父母都是農村的，不理解，甚至罵過我妹。妹妹留作業不死板，不是非得寫在本子上。沒做作業，沒關係，放學後留下來十分鍾，讓他講昨天和今天都學了什麽，能講能懂的，就算完成了作業。別的老師都接受不了。她說，回去寫作業，很多農村的孩子做不到。但今天的課程，還有上次的課程，他回去之前都能記住，記住以後告訴我，這就是一個複習的過程。妹妹後來被任命為漢語組組長。校長說，必須要拯救學校的漢語教育。
這所學校原來漢語教育很不好，沒有一個專業的老師。我妹妹當漢語組組長後，就把漢語組二十多個老師組織起來，給老師都布置作業。最誇張的是，每月她會利用周末時間組織漢語組老師講課，用漢語不夾雜維語講一小時的課。隻組織了兩次，第三次就沒有人來了。妹妹認為，要找學生對漢語感興趣的點，不能簡單當成一門課程。那段時期，他們學校4個孩子考上了內高班，以前連一個也沒有。
雖然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被認可，但妹妹在學校特別不容易，因為她打破了平衡。每年的評獎，從來沒有我妹妹。
妹妹還收到過一些孩子筆跡的譏諷她的字條，大意是，大家拿的都是一樣的工資，這個學校又不是你蓋的，你這麽賣命有什麽好處？你這輩子，會和我們一樣，永遠待在這個學校，不要覺得你是漢語組組長就怎麽樣。妹妹把紙條拿給我看，說著說著就哭了。後來支持妹妹的那個校長退休了，妹妹就待不下去了，被借調到市裏一個小學去了。
盡管是借調，妹妹還是很認真，每到周末把孩子家長叫過來開會，一個一個分析孩子的性格，商量教育方案。那些孩子的父母根本接受不了，家裏就兩個寶貝，怎麽能這樣折騰我們孩子？妹妹很痛苦：政府不是一直提倡抓教育嗎？但真抓實幹的老師遇到的困境，誰來解決？今年他們學校甚至還考慮，不讓她當漢語老師了，要讓她教語文（維語）。可她的專業就是漢語啊，而且南疆最缺的就是漢語老師。
信任基礎上的生意
如果不是父親的玉石生意出了問題，從博州師範學校畢業後，也許我也會成為一名教師。2000年，父親去俄羅斯做生意，200萬人民幣的現金被搶，突然一下子什麽都沒有了。我印象特別深刻，爸爸從俄羅斯回來時是深夜，扛著一個很破的麻袋，笑著進門的。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看到爸爸回來都很高興。過了三四天，跟我爸聊天的時候，他笑著說，“真主給的，真主又拿走了”。沒過多久，爸爸就去了內地。後來我才知道，他帶走了家裏幾乎全部的玉石，沒想到全部石頭又被偷了，包括身份證，什麽都沒有了。
當時我剛畢業，開始雙向選擇，分配方式有一些變化，現成的崗位不夠，需要等。我的同學，有的去了和田本地小學當老師，有的在家等了兩年，都還沒工作。但我跟學校說，把檔案給我，我要做生意。這兩件事，對我父親打擊特別大。因為他有很強的責任感，也愛麵子，覺得不賺錢就不能回去。但越較勁就越沒有起色，他承受不了打擊，失蹤了，幾年之內音信全無。我是家裏長子，當時妹妹在上大學，老三也要高考，老四在上初中，我必須撐起這個家。於是，我一邊做生意賺錢供養家裏，一邊到全國各地去找父親。
那段時間我特別難受，壓力也大，每一天都必須掙到錢，不然家裏生活難以維係。而且我們家，飲食、穿戴都是比較講究的，第一年我賺了兩萬八，家裏花掉了兩萬六。過年（古爾邦節）我不穿新衣服，但必須給弟弟妹妹買新的，因為不想讓他們感覺，父親不在，生活水準就降低了。2004年找到父親時，我的生意已經做到一定規模了，等父親回到和田，休息半年後，我就離開和田了。當時父親已經重新開始做生意，家裏經濟狀況也不錯。
傳承家族生意的重任落到了老三身上。他大學時學的是英語，理想是當導遊。畢業那年夏天，他和我爸去了一趟東莞。廣東那邊清真餐廳很少，每次要到很遠的地方去買。有一天下著雨，我弟弟在賓館看著玉石，爸爸出去買飯。回來的時候，老三從窗戶裏看到，爸爸微駝著背在雨裏走著，看到那個場景他就哭了。他跟我說，爸太不容易了，這麽多年他都是這麽走過來的。他決定放棄自己的理想，跟我爸一起做生意。現在老三在深圳開店。我爸一直跟老三說，第一，不要著急賺錢，先把人做好，每次都是這樣壓著他。他現在在整個深圳古玩城都很受歡迎，別人還給他取了一個漢族名字：阿江。很多人沒見過他，但都聽說過他的故事。
最典型的一次是2011年，有一塊4公斤多的石頭，深圳一個老板想要，開價560萬元。當時我們都很高興，但我們並不知道，那塊石頭有問題，上麵的“皮子”（指皮殼，即玉石的外皮）是假的。因為爸爸已很少管生意，就沒跟他說。第二天就要付錢，我爸知道了，說這麽好的東西，也不給我欣賞一下。
我父親眼睛很毒，看了一眼說，這個石頭不能賣，這個“皮子”不對勁。他端了一盆開水，把石頭泡在水裏，一個多小時，然後放進冰箱冷凍室，第二天拿出來，聞到了濃濃的化學味。老三當時急著掙錢，說這也沒褪色，還是賣給他吧，能賺不少錢呢。我爸就說了一句：你過來這邊，是賺錢的還是紮根的？
我家的玉石其實不便宜，我爸的原則是，第一不能騙人，不懂玉石的人，不要讓他在你店裏消費。玉石生意是人與人之間信任的過程，不能讓人產生任何疑惑。很多人都曾問他，本錢多少，他說，別逼我說謊。假“皮子”的事情，對老三和我都意義重大。老三剛開店，他有經濟上的壓力，開始幾年很著急，現在快5年了，他已經完全沉澱下來了，而且我爸經常去深圳監督他。
還有一點，也是我爸的原則，就是自己店裏的東西，要自己指出它的缺點。不僅老三，我都接受不了。不誇就不錯了，為什麽還得指出缺點？我爸說，我的東西有這些缺點，是讓別人心服口服去買。因為賣到別人那裏，或者和朋友說起，或者拿出來給朋友鑒賞，懂行的人會看到這個缺點。但你自己指出來，它就不是一個缺點，如果你不說，別人看出來的時候，那就是缺點了。
對於我們家而言，生意很重要，是我們整個家庭的經濟來源，但我爸沒有把賺錢放在第一位。也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其實是在傳播一種文化。回想起以前在巴紮（維吾爾語，集市、農貿市場）上，你看上一個東西，但錢不夠，先拿著。暫時沒錢也不需要寫欠條。互相信任，沒有欺騙，純粹是一種在信任基礎上的交易。但現在市場越做越亂，名聲也差了。有些人為了錢，把信仰也搭進去了。比如，發誓：安拉在，我的本錢是多少。我爸一說起這些，就會很難受。
我爸給我弟弟傳遞的理念是，錢早晚會賺到，但可能會更辛苦。現在市場亂，競爭激烈，我弟弟開始很難接受這種理念，覺得他這種方式過時了。但經過這麽幾年，他發現剛開店時遇到的一些朋友，現在還在，明白了我爸給他傳達的東西是對的。現在弟弟話越來越少，辦事越來越穩。
假“皮子”的事情之後，他很長時間都沒賺錢，養店、生活，一個月差不多要兩萬元。我問，你有沒有收獲？他說，有，我現在是深圳人。他特別自豪，身份證都隨身帶著，隨時掏給別人看。他現在戶口已經遷到了深圳，對於商人來說這是很難的。他很自豪，雖然沒賺到什麽錢，但現在是深圳人啊，有一種被人認可的感覺。
不敢讓弟弟待在和田了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沒好好上，前幾年是我家最頭疼的問題。2007年，才讀高一就退學了，和社會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說，想想辦法，你弟弟在和田這種環境繼續待下去，很危險，必須把他帶出去上學。我就問他，你想學什麽？要麽到北京來，學什麽都行。但他死活不願意離開和田。
甚至我弟跟我爸說過一句話，“和田是你的嗎？除非你把我給打死，裝到皮箱裏運出和田，不然我絕不離開和田。”
我們都不敢跟我爸這樣說話，可見，當時和田的那種環境，已經對年輕人產生了什麽影響。他的脾氣、做事方式，不知不覺就受到周邊一些朋友的影響。覺得父母為你著想是不對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其實他很迷茫。
有一天他半夜才回家，我爸扇了他一巴掌，他就離家出走，一晚上沒回家。當時我在上海，父親給我打電話，我坐不住，給我公安局的朋友打電話，無論如何必須找到他，直接關到拘留所就行，讓他好好反省。他不抽煙也不喝酒，就和那些社會青年瞎混，沒有任何興趣愛好，什麽都不願意學。幸好2007年年底，一個四川的朋友在和田開影樓，我就讓他去了影樓。拍照、燈光，或者後期，喜歡什麽幹什麽。我想讓他對某個東西感興趣，轉移一下注意力。他對後期處理感興趣，一坐就是八 九個小時。
但2009年“七五事件”發生後，一些員工之間開始有了衝突，影樓除他之外都是漢族人。衝突的起因，其實都是小事。有一次聽歌，一個漢族小夥子正在聽周傑倫的歌，但我弟弟喜歡BEYOND樂隊，覺得有感覺，他就換了BEYOND的歌。漢族小夥子不幹了，說了一句：你這個“纏頭”（對維吾爾的蔑稱），給我把那個換回來。我弟弟說，你說什麽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過去。就這麽一件小事，立即演變成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個漢族小夥子開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說了一頓。被開除的那個漢族小夥子覺得處理不公，偏向維吾爾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帶了20多個打工的趕到店裏，堵著門要打我弟弟。我的朋友摁著我弟弟，不讓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經打了電話，找了四五十個維吾爾人過來。你想，剛發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年輕人，多可怕。我朋友還沒反應過來，看到來了一群維吾爾族青年，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趕緊給我打了電話。我就緊張了，對朋友說：千萬別出什麽事，趕快報 警！還有，我弟弟不能讓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來。報警後公安局來人，把他們全都抓走了。這才避免了衝突。
後來我想，再不能讓他待在和田了，這樣下去早晚得出事。我那個朋友說，你弟弟學得也挺好，但和田這種環境，千萬別讓他在這裏待著了，一定要讓他看看外麵的世界。我就給他打電話，嚇唬他，說這件事情特別嚴重，我已經給你買了機票，明天就去深圳，我給你找了店，你可以到那裏學習。他到深圳後，我們找了公安局的朋友出麵作擔保，給店裏說，如果出了什麽事，一切由我承擔。
剛到深圳，老四也不習慣。但在深圳待了半年後，他曾回過一次和田，隻待了三天，已經不習慣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還是深圳好，我還是回去吧。”這是他親口說的。老四現在深圳一家連鎖婚紗攝影公司工作，非常受歡迎。我跟他的主管談過，他們特別喜歡他，叫他買買提。他做事很認真，對色彩的感覺很特別。在和田，能看到的綠色不多，一般都是沙塵暴啊這種暖色調的黃色，老四對於這種暖色調把握的很好。
四弟跟周圍的人相處得很好。公司幾千人，他是唯一一個少數民族，唯一一個新疆人。去年開年會，公司包了個體育場，他特別興奮。公司叫天長地久，他說，我是天長人。很多以前沒跟新疆人接觸過的人，跟他接觸後，覺得新疆人也挺好的。
現在公司上下都知道他，弟弟通過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別人的認可。我問他，你還要回和田嗎？他說：不回去了，我特別喜歡深圳，以後就在深圳發展了。他覺得深圳很包容，隻要有能力，就能得到認可。其實，沒有骨子裏就壞的人，就看怎麽去引導他。一定要找到他的興趣點，再慢慢引導。現在無論穿著打扮，還是處事方式，四弟都跟他在和田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我爸完全踏實了。
漢族兄弟、幹爹和幹娘
在和田，很多維吾爾族人會排斥漢族人到家裏去，漢族人用過的盤子、筷子、碗也會扔掉，不再使用，但我家不一樣。其實我很少感覺到民族的東西，小時候我們跟漢族小孩玩得多，他們也可以到我們家來玩，吃我媽媽做的抓飯。
我在和田最好的朋友，是土生土長的漢族人，維吾爾語流利，經常過節到我家裏去，說庫爾班江不在，我就是你的大兒子，給你送隻羊。很多人感到不太可能，除非家裏有人在政府工作。鄰居都用異樣的眼神看我們，甚至跟我媽當麵講，不要叫漢族人到你們家玩、吃飯。我媽說，我孩子的朋友，就跟我的孩子一樣。最後的結果是，鄰居不再跟我媽來往，他們認為父母沒有把我們培養好，跟漢族人在一起，還在內地生活。
我能到北京發展，要感謝我的幹爹幹娘，他們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遇到他們時，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時刻。那時候，父親失蹤，我正獨力做生意艱難支撐整個家庭。幹爹姓孟，漢族人，是個攝像，幹娘是編導。當時他們正在新疆拍攝紀錄片《森林之歌》。幹爹喜歡和田玉，我喜歡攝影，一來二往，關係日益密切。
那時還發生過一個小故事。我那個漢族兄弟，有一次到我幹爹那裏哭，問能不能借給我5萬元錢，他說：不要跟庫爾班江講，我看到我兄弟實在太困難了，他的壓力太大了，我想幫他。但我剛畢業，這5萬能不能算我借的，以後我還給你。幹爹覺得，這種幫忙的方式並不是特別好，可以采取別的方式，說庫爾班江有你這樣的好兄弟在身邊，已經是很大的幸福了。
後來，幹爹每次到和田都會給我送膠卷。和田買不到反轉片，他就從北京一箱一箱的帶來，我特別高興，給他留最好的玉石。這樣我們的情感就越來越深。
父親回和田重新開始做生意後，幹爹到我家裏來。我就跟我爸說，我不喜歡做生意，我喜歡攝影。我幹爹問我爸，作為一個徒弟，願不願意讓我們帶著他。我爸說，那你就帶他走吧。我就跟幹爹幹娘去了庫爾勒，拍胡楊林，一待就是一年半。他們不僅教我技術上的東西，還給我講很多做人的道理，這種情感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
我一直特別向往大學的生活。從中專畢業後做生意，到後來跟著幹爹幹娘拍片子，就這樣在社會上差不多五年。幹爹問我有什麽夢想或者目標，我說我想上大學。2006年8月，我被幹爹帶到北京，到中國傳媒大學進修。我爸跟我說，你怎麽看我，就怎麽看老孟。我幹爹這個人，也沒有太多語言，但他就像父親一樣，我們之間沒有隔閡。
結婚之前，我還交過一個漢族女朋友，一個上海女孩。我跟我爸講，我喜歡上一個漢族女孩。我爸說，行啊。在南疆，這是維吾爾社會絕對不可能接受的。我爸說，如果你覺得喜歡她，她也喜歡你，沒事兒子，你過好你的幸福日子就行了。在北京的時候，我爸、幹爹還有那個女孩都在，她還喝了一瓶啤酒。這在維吾爾社會是不可想象的，我都不敢（在長輩麵前喝酒抽煙，是維吾爾族的禁忌）。雖然後來我們還是分手了，但不是因為民族或者宗教，而是性格和文化差異，跟內地的年輕情侶一樣。
我帶她回過和田，雖然語言不通，但她和我媽處得特別好，有時候我當翻譯。我父母很高興，還很大膽地跟別人講，說我兒子的女朋友來了，是個漢族人，我兒子要和她結婚。一些人因此直接罵過我媽，“你們是要下地獄的”。有好幾次，我媽都是哭著回來的，但她還是尊重我的選擇。
我在內地的日子
維吾爾族人在內地生活，有時候會不方便，但我已經習慣了。天安門恐怖襲擊發生後不久，我開車剛過複興門，快到西單時，一個警察攔車要檢查。我停下車，說辛苦了，然後下車。這很正常，我能夠理解，特殊時期嘛。
每次住酒店，各種檢查或者不讓住，我也能理解。跟我一起的漢族同事有時不理解，“為什麽隻查他不查我們”？有一次在機場，我同事差點跟安檢員打起來。過安檢時，我們的鞋都是一樣的，但安檢員隻讓我脫鞋。我說，沒事，我是大汗腳，全國各地的安檢員都知道，這是讓我透透氣。他們就覺得，庫爾班江怎麽會有這種想法。我說，沒關係，他也是在上班而已，這也不是他的想法。出國也是，每次我被查的時間都很長。
我們單位的同事、領導都特別喜歡我，該我做的工作我認真去做，沒有人覺得我是維吾爾族有什麽不同。剛開始工作時，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顧我。經常七八個甚至十幾個人出差，為了我一個人到處找清真餐廳。我說，別找了，我要求吃漢餐。他們說，別開玩笑，再找找。但我堅持進了漢餐廳，服務員給我炒西紅柿雞蛋，一碗米飯。吃飯的時候，一定是先給我上，大家都習慣了。
但有的地方，你說維吾爾族、清真，都沒人懂，就得說回民；還有的地方說回民也沒人懂。在四川地震災區，導演告訴店家，庫爾班江要吃清真的，結果，給我上了一盤清蒸排骨。導演都急了，沒辦法，隻好說庫爾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給我上了泡菜和米飯。
地震災區老百姓那種淳樸、善良，讓我特別有感觸。一個老太太，拿出家裏最好的臘肉、臘腸給我們吃。老太太一直盯著我，問我為什麽不吃臘肉。導演一再解釋，他是穆斯林，是回民。老太太說，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是幹淨的啊。我吃飯很快，吃完就想走。老太太說，我沒看到你吃臘腸。我一看她家的狗來了，就說，好，我吃，然後拿筷子夾了一塊。導演看老太太一直盯著我，就跟她說話轉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臘腸丟給了狗。筷子還沒放嘴裏，我就說，好吃。
導演都覺得，庫爾班江能做到這一步，真不容易。我對這些沒那麽矯情，我認為，這是一種尊重，他們遇到這麽大的災難，還把自己家裏最好的東西拿出來。他們不懂維吾爾族的風俗，再解釋也沒有用。我不會吃，但就是要夾一塊，這是對她的尊重，就算是一個善意的謊言吧。
我甚至還拍過殺野豬的場景。我們就住在豬窩旁邊，導演過意不去。我說，沒什麽，你們不也一樣會看到我們殺羊、殺牛。殺野豬是用一口特別大的鍋，水都撲到我衣服上。但我喜歡這工作，沒辦法。第二天，總導演慰問我，聽說你受委屈了。我說，沒事，拍得挺好的。他說，沒說拍得好不好的事兒，是說你受委屈了。我說，沒有啊。其實，我確實是有反應的，那個場麵，把它剖開，血淋淋的，惡心得我飯也吃不下去。我做的這些，很多人不理解，說我已經不是穆斯林了。
這幾年，我也在慢慢影響周圍的人，不敢去新疆的人，現在也都敢去了，誤解的、不喜歡的也去了，變得喜歡新疆了。我也不想做多大的事情，能影響周圍的人，也挺有成就感的，但“七五事件”之後，忽然之間這些都沒了。當時我在蘭州拍片，忽然看到這個新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知不覺眼淚就下來了。這不是幾年時間能夠恢複的。
2010年5月，我們到新疆做前期采訪。有個導演沒有去過，一路上都在說二道橋（烏魯木齊維吾爾族聚居區）亂。我聽了很不舒服，就把他們帶到二道橋。我跟這個導演說，把你手機和錢包借我用一下。拿過來後，我直接就從車上把她推下去了，告訴她這是二道橋，你自己走回去。然後我們就去吃午飯了。她找了個黑車司機，維吾爾族，跟他說了住的酒店名字，說錢包、手機被人拿走了，把我送到那裏後再給你錢。司機什麽也沒說，就讓她上來了。到了後，她對司機說，你等我一下，我去拿錢。司機說，不要錢。她就愣住了。我問她，二道橋怎麽樣，安全嗎？她說，安全，還不要錢。
這種故事在新疆太多了。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宗教與民族的關係，以為維吾爾就是穆斯林，以為穆斯林就是極端的。需要搞清楚，是先有的人，還是先有的宗教？
辦護照很不易
我對政治不感興趣。去土耳其、美國的時候，我朋友特別擔心，擔心境外那些亂七八糟的人。但我爸給我的教育是，不要做對社會有任何不利的事情。有極端思想的人，不要跟他們接觸。尤其是我到北京以後，出國的機會很多，我爸說國外的陌生人不要接觸。因為國內的很多情況是國外人不了解的，尤其是新疆，內地人都了解不多的地方，何況是國外的人？很多人把沒有的說成有，把小事說成大事，把這些作為自己謀生的手段。不要和他們來往，好好做你的事兒。
我辦護照很不容易，這我也能理解。如果是踏踏實實出去，踏踏實實學習、做生意，再踏踏實實回來，什麽事情也沒有，但有些人就是出去滿口胡說八道，甚至很多次我都想罵。
我在沈陽遇到過一件事，剛好建國60周年大慶，不讓我住宿。後來派出所民警來了，我說我是酒店的會員，已經訂好了房間，憑什麽不讓住。跟警察談了兩個多小時，三點多才讓我去睡。第二天我想去上網，網吧一個小夥子看了身份證，根本沒抬頭看我，就說，對不起，你這個民族不能上網。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新疆人全國各地受歡迎》。沒想到半個月後被告知，我寫的那篇文章特別火，讓我注意點。我這才知道，有人把文章轉到網上了。回去我打開郵箱，幾乎都被塞滿了，300多條留言，都是一些從沒聽說過的國家的媒體，要采訪我。我懵了，也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要出大事了？我給幹爹打電話，跟他說，我要罵他們。幹爹說，罵？你太小看他們了。隻要你回複一個字，他們就能變成100個字。
還有忽悠我的，讓我去香港接受采訪，去法國、德國接受采訪。沒有護照也沒關係，他們有辦法，可以把我弄成德國公民，各種各樣都有。有些我看都沒看就全部刪幹淨了。然後兩天沒上網。半年以後，我美國一個朋友回來，說我的文章他在美國都看到了，不過名字被改成了《對不起，你這個民族不能上網》。這次參與拍攝《絲路，重新開始的旅程》，必須要辦護照。我開始擔心護照辦不了，就說我不去。但導演說，你是攝像，你不去，我們這片子怎麽辦啊。那就辦吧。
紀錄片製作單位首先給新疆黨委宣傳部開了介紹信，宣傳部答複，要給和田市公安局寫個東西，就又開了一份，這樣我才有資格填申請表。拿著申請表到派出所蓋章，需要三個人簽字蓋章。但根本找不到人，後來我找到所長，所長說不行，還得寫一份介紹信。就給派出所又寫了一份，一個人簽了，還有一個漢族簽了，但所長不簽，說他還有事。第二天又去，找不到人，出去了。我又等了一天，第三天再去，第四天還去。一周以後，所長終於很不情願地給我簽了字。
簽完字還不行，我的戶口在和田，需要鎮上的一個副書記簽字。找他特別難，說你這不行，因為你是維吾爾族。這是什麽理由？我特別難受。簽字用了整整兩天時間。簽完字，給了公安局，15天以後，護照下來了。但跟我說，護照你還是拿不了，必須先交5萬元押金。這不是給公安局，是給民宗委。5萬元我不願意出，跟他們講理，說我是因公出差，這5萬元你找製作單位要去。他們給我們領導打電話，製作單位很無奈，但還是繼續和他們協調，錢是沒出，又出了第五份證明。然後到和 田市政府，要管宗教的副市長簽字，之後民宗委的再簽字，和田市公安局才把護照給我。
拿護照的時候，還讓我寫還回來的時間。我說寫不了，我們經常要出國，不知道什麽時候又要出去。辦護照時，還有人跑到我家裏去，給我媽施加壓力。我安慰我媽，別怕，現在的新疆已不是原來的新疆。我三弟也遇到過這種情況，他在深圳已經待了4年，想去香港，但港澳通行證辦不下來。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情，他往派出所跑了十幾趟。每次都是“沒有時間，明天再來。”
我對新疆的理解很灰暗
維吾爾族在國外的很多，在中亞、德國、法國，都能見到維吾爾族人。出去看看很好，人的心胸和包容會變得不一樣。
現在很多新疆人對於土耳其的認知是不全麵的，很多從土耳其回來的人，沒有說實話，他們隻選擇了對自己有用的東西，隻字不提其他的。很多人過於強調土耳其的伊斯蘭元素，把它弄到一個很神的地步，不想想為什麽土耳其能發展到現在。除了旅遊，土耳其有什麽？土耳其發展到現在，就是憑借一個世俗化，各種文化的交融。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很強，位於亞歐之間，歐亞文化都有，它的伊斯蘭已經很世俗化，隻要是好的東西就會吸收，沒有排斥。
土耳其，我覺得去旅遊、做生意可以，在那裏生活還是算了。土耳其人視維吾爾族人為兄弟，但不是那種親兄弟，是不太平等的那種關係，他們是高高在上的，“弟弟你受委屈了，哥哥在”。是那種“我是你的大哥，靠著我”的感覺，但實際上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我很不習慣。
在土耳其參加一個攝影展，要填表，我說來自中國，QIN（土耳其語裏中國叫QIN），就是CHINA，他看我一眼，用土耳其語問，哪裏？我說，QIN，新疆。然後他忽然站起來，抱著我，好像我是特別受委屈的一個人，我就愣住了。他說，我知道，你們過得很不容易。當時我就很不高興，我說誰跟你們說我過得不容易，我是過得好，今天才能來到這個地方，過得不好我能到得了土耳其嗎？他說，我聽說是。
我說，你去過新疆嗎？沒有。那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聊完，吃點心，他指著點心得意地問，你們那邊有沒有這種點心？我說，這種點心，我們家裏時時刻刻放著，不是像這樣放在店裏麵。他問，你們喝茶嗎？我說，我們維吾爾族很好客，一定會給客人泡茶，而且我們的桌子，比你們這個桌子大得多。新疆也有窮人，但還沒有到吃不上點心的地步。所以，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
我很欣賞土耳其文化中的理解與包容，好的東西我們要吸收，吸收以後才會有新的發展。我覺得，極端的宗教主義者沒有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也走不遠。新疆生活著這麽多民族，沒有這種包容、理解與互相尊重，永遠不可能有發展。
現在新疆很多人對於宗教的理解和解釋，是跟《古蘭經》中不一樣的，變異得很可怕，越來越狹隘。這次去烏魯木齊、喀什，我拍的一些照片，很多人說，為什麽P（圖像處理）得那麽厲害，顏色太暗了。我說，這就是我看到的顏色，我感受到的，不是我非要壓抑得這麽狠。本來正常的照片，中間應該有一個過渡的灰色，這個灰要調成黑白之間平衡的東西，現在這個平衡的東西沒有了。
這就是我想表達的。在新疆的大部分人，現在已經失去了這個平衡點，他是往更黑的方向走。大麵積的黑，小麵積的白，黑與白的平衡已經失衡了，所以看起來會很壓抑。
很多人對於宗教的認識出現了問題。本來應該是往前走的，但現在新疆卻是往後撤，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說是“回到《古蘭經》”中去，也不是真正回到《古蘭經》，他根本沒有理解，政府又沒有很好的引導，幾方麵因素一擠壓，宗教與世俗失去平衡，變得越來越極端。
2014年春節期間，我們舉辦過一個土耳其明星的演唱會，就有一堆維吾爾族人罵。罵的原因之一，是從宗教角度說我們唱歌跳舞就是異教徒，很多話特別難聽。
“萬萬沒想到，我一直很尊敬的庫爾班江大哥，這次當了土耳其人的走狗，跟在別人後麵，等著別人給他一口饢吃。”
連土耳其都罵，這件事真的太可怕了。要知道，原來的年輕人，是很喜歡土耳其的，覺得有親切感。才幾年的時間，人們的思想就變得越來越狹隘了，即使是土耳其的世俗文化，也容忍不了了。他們這是要把新疆引向阿富汗那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