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國為何總在領土問題上讓步 普京一語道破

自宋朝以來，中國領土談判一直是“敗也吃虧，勝也吃虧；弱也割地，強也割地”，深層次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應從中吸取何種教訓？本文摘自李悔之博客，原題為《中國為何總是在領土問題上吃虧？》。

中國地圖

近年，網上熱傳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兩句名言：“領土問題沒有談判，隻有戰爭；俄羅斯國土雖然十分遼闊，但沒有一寸土地是多餘的！”（前述之言是否出自普京之口並不重要，因為一直以來“北極熊”秉性的俄羅斯一直都是這樣做的。）如果說“北極熊”俄羅斯在領土問題上過於霸道、過於貪婪的話，曆來以“文明古國”和“禮義之邦”自詡的中國，從清朝後期開始（更遠可追溯到宋朝），在與周邊國家的領土問題的談判上總是“敗也吃虧，勝也吃虧；弱也割地，強也割地”。這是否過於“文明禮讓”了呢？

用事實說話：

一、令世界目瞪口呆的“主動撤軍”及“越南借荊州”

在中國印製的中國地圖上，西藏南部中印交界處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這塊麵積約9.2萬平方公裏的地方，隻標誌寥寥無幾的城鎮地名。其走向起自不丹和西藏交界，沿分水嶺和山脊線至雲南的獨龍江流域。它地處喜馬拉雅山南麓，海拔在幾百米至1,200米之間。自然景觀奇異，礦產十分豐富。更因有印度洋暖風的滋潤，有明顯亞熱帶生態特征。這裏土地肥沃，植物茂盛，甚至能夠生長菠蘿香蕉。與幹旱、寒冷、荒涼的西藏腹地形成鮮明對比，是一塊富饒得讓人心疼的寶地。

這裏森林資源之豐富，也超乎一般人相象。西藏高原生態研究所所長徐鳳翔這樣告訴記者：“我們搞森林的，一說起來就是西藏林蓄量居全國第二位，可誰也不說這隻是理論林蓄量。因為實際上，西藏森林的一半在控製線之外，準確地說，是52.8％在人家手裏。其實，這個數字仍然不準確。這隻是按森林麵積算（控製線那邊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單位麵積的蓄木量大得多。把這些因素考慮進來，那麽實際上，西藏森林資源的80％不在我們手裏。”（參見《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爭：中國從中得到了什麽》）。

為何徐風翔所長會發出上述之言？原因是：這塊被世界習慣稱之為“麥克馬洪線”、麵積隻略小於江蘇省的寶地，在中國印製的地圖上屬中國藏南的寶地，而在印度印製的地圖上卻屬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雖中方一直以來都強調這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但實際上卻成了印度人居住和管理的印控區。在這裏定居的印度人比西藏總人口多兩倍。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以南中印爭議地區建立“阿魯納恰爾邦”，使占領合法化。

這塊隻略比江蘇省麵積小的土地，落入印度之手時間並不太長——上世紀初之前，西藏當局對這裏享有管轄權、稅收權和放牧權。然而後來為何會落入比中國弱的印度手中？裏麵有一個無數國人記憶憂新、痛心疾首的故事：

1888、1903年，英軍兩次發動侵略西藏戰爭。並於1904年攻陷拉薩，迫使清朝中央政府和拉薩地方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拉薩條約。1914年4月，英方代表麥克馬洪又迫使中國中央政府代表陳貽範草簽了英方提出的《西姆拉條約》，將約9.2萬平方公裏領土劃進英屬印度。此後，曆屆中國政府都不承認這條邊界線。英國政府也遲遲未敢公布。到1936年，“麥克馬洪線”才開始出現在英屬印度的地圖上。然而直至1954年，仍注明是“未標定界”。

太多知情者回憶起這段往事，無不痛心疾首：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中國原本已在軍事上贏得極為漂亮的勝利，收複了克節朗河以南、達旺河以北、不丹以東、達旺以西全部領土，用事實否認了所謂“麥克馬洪線”。同時，多支部隊還勢如破竹地逼進印度縱深腹地。此時，本是逼使印方放棄非法占有中國領土的最佳時刻。然而，中國政府卻在最佳時刻發表聲明，決定於11月22日零時起，主動停火。並於12月1日開始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際控製線的內側20公裏地區。

注意：撤退到“雙方實際控製線的內側20公裏地區”，意味著中國軍隊不僅是放棄全部收複的失地，而是從戰前的“麥克馬洪線”再後撤20公裏（在一條漫長的國境線上，後退20公裏是什麽概念？）換言之，中國不但沒有在這場戰爭中收複一寸失地，反而將戰前的邊界線讓出一大塊地方作為“與印軍脫離接觸”的緩衝地帶！

於是，一個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葩出現了：中方贏得了戰爭輸掉國土；印度輸掉戰爭卻贏得了土地——中方撤退後，印軍不但很快“收複”原來的控製地區，而且得隴望蜀，將中方讓出的“脫離接觸”也一同“解放”（印度總理尼赫魯將五十年代初占領藏南領土稱作“解放”戰爭）。在新的“解放區”建哨所、修工事，比戰爭前竟多占了上千平方公裏的土地！

藏南達旺、邦迪拉、梅楚卡、瓦弄9.2萬平方公裏土地的得而複失，甚至事實上多送了一千多平方公裏土地，讓太多了解這段曆史，尤其是參與過這場戰爭的中國軍人百思不解、痛心疾首，西藏靈芝軍分區政委閻士貴大校這樣回憶說：

“不要這片土地，軍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1962年我們從雪山向下壓，勢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時候，可是越走越慢。戰士們想不通，這是我們的領土，為什麽還要撤？為了體現我們是仁義之師，還把繳獲的車輛裝備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幹幹淨淨，一點不剩地都還給了他們。”（參見《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爭：中國從中得到了什麽》）。

閻士貴大校另一句說得更尖銳：“可惜了這片土地，現在想拿回來不容易了……搞成這個樣子，後人要罵我們還不如清朝的最後一個駐藏大臣趙爾豐！”

中國完勝後出人意料的主動撤退，也讓世界目瞪口呆：澳大利亞時事專欄作家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寫道：“當中國軍隊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中國政府突然宣布單方麵無條件撤軍，這與其說讓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不如說是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戰爭史上還從沒有過這樣的事情，勝利的一方在失敗者還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就單方麵無條件撤軍，實際上也就是讓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化為烏有。”

這些年，有人撰文為當年中國當年的主動撤軍辯護，說中國政府這樣做，是“為了保持中印友好關係的願望，再一次用實際行動表示中國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而不是通過武力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誠意，以贏得世界輿論的支持和外交談判主動權。”然而，這是一種很蹩腳的辯護。因為當初中國的主動撤退，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就是：“勝利的一方在失敗者還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就單方麵無條件撤軍”！結果，不但世界輿論不認為中國的主動撤退是高尚的和平之舉，以“被侵略者”自居的印度也不領中方“主動撤退”的情，更不把中國軍隊“把繳獲的車輛裝備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幹幹淨淨，一點不剩地都還給了他們”當成是“仁義之舉”（好一個“武器都擦得幹幹淨淨”，“仁義”可謂到了極致！），反而認定中方的主動撤退是“理虧”和“心虛”之舉。所以中國軍隊剛撤走，人家隨即理直氣壯地、大搖大擺地尾隨而來“收複失地”。並憑空多占了一千多平方公裏的土地。

不少年輕網民看到這段往事後，無不激憤無比，摩拳擦掌發誓要與印度再幹一仗，把土地收回來。這些年輕人的愛國熱血誠然可佳，但當今印度，絕非四十年前的印度，再打一仗，勝負如何，斷難料定。打仗不行，有人便主張極盡辦法通過外交談判手段收複。然而外交談判是否能奏效？曾任林芝軍分區司令員的王克忠大校一番話既讓人深省更讓人無奈：

“指望談判是根本談不回來了。伊拉克占了科威特，全世界的外交壓力那麽大，還有經濟製裁，沒用！我們一撤，他們（指印度）又占了過來，越占便宜還越賣乖。他們口頭上喊和平，實際上是真幹，完全是積極進攻的態勢。我們也說和平，倒是言行一致，一點動作也沒有，就是消極防禦。現在這麽下去，我們越來越被動，越來越要命。即使後人想要回來和有能力打了，可是機會也已經讓我們現在的政策給拖沒了。”（參見《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爭：中國從中得到了什麽》）。

通過外交談判收回藏南失地，真正之難還不止王克忠大校所言：如果依據“對爭議地區，根據雙方實際管轄情況協商解決”、“雙方從友好團結的願望出發，充分照顧現實情況，不追溯曆史上行政的舊界”這一中國政府屢屢申明的邊界領土問題談判原則，藏南9.2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要重新回歸中國，前景更十分渺茫——因為藏南的“現實情況”是：自1962年之後，到這裏定居的印度人激增。並通過立法建立了“阿魯納恰爾邦”！完全符合“照顧現實情況”的條件！

從這些年媒體不斷曝光的資料來看，類似藏南9.2萬平方公裏領土莫明其妙失去的事例還不少：如緬北方向的江心洲、小江流域放棄了；中緬邊界中段孟卯三角地區變“永租”為割讓；長白山天池割讓一半給朝鮮；珠峰一半尼泊爾提出的爭議地區劃歸尼方；喬戈裏峰一半和坎巨堤地區劃歸巴基斯坦；布才拱巴什地區劃歸阿富汗……等等。如果說前述事例由於中國官方一直未正式表態、也沒有公布相關而難於下結論的話，北部灣浮水洲島（又稱白龍尾島、夜鶯島）先“借”給越南，最後成為越南的領土，則是經官方明確證實的！

浮水洲島之失，與藏南9.2萬平方公裏土地之失一樣，是無數中國知情者永遠的心頭之痛。

浮水洲島位於海南島與越南海岸中間，距海南島約120公裏的（又稱白龍尾島、夜鶯島）。曆史上，廣東潮州、海南儋州和文昌縣的邊民，一直把該島作為鮑魚生產聖地，每年6月至8月，數百人上島生產，采捕鮑魚，就地加工成幹品運銷內地。1955年，解放軍從國民黨軍手中奪過該島之後，它在行政上隸屬廣東省海南行政區儋縣，設有“儋縣人民政府浮水洲辦事處”、“中共儋縣委員會浮水洲工作委員會”，以及銀行、供銷社、小學校、漁農生產合作社等。然而到了1957年3月，中方將該島租借給越南。沒想到這一借便成了劉備借荊州——到了本世紀初，國人發現該島已成為越南的領土。2004年，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浮水洲島在上個世紀50年代，通過談判，已歸越南管理。”中國國家海洋局前高級工程師許森安也指出：“浮水洲島是越南的。”中國外交部法律司海洋處相關官員明確也告訴記者：“浮水洲島確實屬於越南。”

浮水洲島麵積雖不大，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沿島海域漁業資源十分豐富。中國放棄該島，損失是十分巨大的：

1、浮水洲島劃給越南後，中國失去北部灣12.8萬平方公裏海域，減少傳統作業漁場3.2萬平方公裏。

2、廣東省常年在北部灣中心線以西作業的6,000艘漁船（主要是湛江市）將被迫退出。每年漁業經濟損失17億元，後勤損失10億元。

3、中國在北部灣沿灣地區大約有70萬-80萬漁民因為生計問題，隻能棄船上岸轉行。

4、原來在北部灣中心線以西生產的漁船將全部壓回線東生產，漁業資源爭奪將進一步加劇、惡化，近海資源狀況將變得更加嚴峻。

曆史上有“劉備借荊州”；當代有“越南借荊州”。前者之借，卻未能“借”出中華版圖，後者之“借”，卻是“黃鶴一去不複返”！

二、自宋朝以來，中國領土談判一直是“敗也吃虧，勝也吃虧；弱也割地，強也割地”，深層次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應從中吸取何種教訓？

關於舊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曆史，我們的教科書總是這樣告訴人們：一是戰敗，二是國家貧弱。其實事實並不完全如此，不少時候中國並未戰敗，而是戰勝一方。與對方相比，國力也並不見得弱。甚至強大不少。但外交談判結果仍是中國大虧。下麵列舉數例：

1075年越南李朝出兵大舉進攻宋朝欽州、廉州、邕州，瘋狂掠奪燒殺。宋軍反擊，收複原屬中國的廣源、蘇茂、門、桄榔等州縣。1079年宋朝在李朝戰敗議和時，將上述收複州縣重新給了李朝。名曰“行仁義之舉”；

1083年，李朝再出兵進犯宋朝的廣南西路所屬的勿陽、勿惡等地遭挫敗，國王李乾德上表宋朝謝罪，宋“賜以宿桑八峒不毛之地”；

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689年簽訂的《尼布楚條約》，是在兩次雅克薩戰役取勝之後，簽署丟掉了尼布楚的；

1885年2月中法戰爭，以中方取勝、法軍慘敗並導致法國茹費理內閣垮台結束。但1885年6月簽訂的《中法會議越南條約十款》（《中法新約》）卻規定，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法貨進入中越邊境減輕稅率，法國可在保勝以上和諒山以北設領事館，法國戰敗卻在《中法會議越南條約十款》得到諸多利益；

1944年中國遠征軍收複緬北地區，卻在英方的要求下撤離，甚至在江心洲和小江地區也未留一兵一卒，由此在後來的中緬邊界談判中形成爭議。而在後來的邊界談判中，中方進而放棄了緬北地區應該爭取的權益。

二戰結束後，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尤其是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卻未能充分利用這一難得的曆史機遇，向蘇聯索還曆史上被沙皇強行奪走、並經蘇聯政府在《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中承諾歸還中國的一百多萬平方公裏土地中的任何一塊土地。相反，還失去被蘇聯操縱下以“公投”名義成為蘇聯衛星國的蒙古！

中國為何總是在領土問題上吃虧？

列舉上述諸多事例，意在更深層次的反思：如果說近代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天津條約》、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勘分東界約記》、中俄《東界交界道路記文》、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中俄《科布多界約》等，是由於中國處於積貧積弱狀態之中，統治者雖有寸土必爭之心，苦無寸土必爭之力，隻能以“土地換和平”的話，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之後，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的處境已大為不同。然而，在與周邊國家進行邊界問題談判時，相比較處於強國的中國仍總是吃虧的——“文革”前中國的第一輪比較集中的邊界談判中，相對於緬甸、尼泊爾、阿富汗、巴基斯坦、蒙古、朝鮮等國來說，中國可算是強國。文革後中國的第二輪比較集中的邊界談判中，除了俄羅斯之外，相對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來說，中國誠然要強得多，但中國還是吃了很大虧，丟了大片土地。

在領土問題上，中國為何總是吃虧？——說是“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結果卻總是中國單方讓，沒有一個國家讓中國！是中國一直單方“禮讓”。有網友嘲諷中國領土問題談判是“讓字當頭，逢談必讓，一讓再讓，一讓到底，一讓了事！”，並非信口開河之論！

話到此，便帶出這樣一個沉重話題：自宋朝以來每逢領土問題談判，中國總是敗也吃虧，勝也吃虧；弱也割地，勝也割地，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有人說這主要是當政者天朝上國虛榮心作怪，有人說是當政者昏庸無能；也有人認定這是民族秉性之過……前述幾點誠然不無道理，但皆未點到問題的要害上！

那麽，問題的要害在哪裏？答案既簡單又複雜，這就是：問題出在傳統政治文化上。自秦始皇以來一直浸淫在專製文化和小農經濟文化之中的華夏大地，兩千多年間一個重要政治文化特征，就是權力不受限製、不受監督的最高統治者曆來把皇權、政權當成是私家財產和不容動搖、不可覬覦的神器。所以每當遇到領土問題的談判，最高統治者和當政集團首先考慮的並非是國家、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而是朝廷小集團的根本利益！換言之，與朝廷的安危、江山的穩固、小集團的利益相比，領土的得失永遠是次要的。這一點上，至今仍被無數國人奉為“國父”及“偉大的愛國者”的孫中山及他們的同誌們也不例外。下麵試舉兩例：

為取得日本政府支持推翻北洋政府，孫中山先是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與中日“二十一條”內容相近的《中日盟約》。盟約規定：“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等等；之後，為取得蘇俄援助，又在1923年簽訂了《孫文越飛宣言》。聲明。其中一條是“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

孫中山上述之舉當時就受到不少本黨同誌批評，在國人中更受嚴厲批評乃至譴責。然而時至今日，不但大陸，縱然在台灣，仍有一些文人替孫中山當年行為辯護，聲稱孫中山當初“為了革命的短期利益”，因而不得不“暫時犧牲部分國家利益”。如此驚人的邏輯，難免讓人吃驚！

而與孫中山相比，稍後一個革命黨的黨人有較長一段時間就走得更遠些。《人民網》2010年一篇題為《孫中山與日本關係再研究》文章透露了這樣一個曆史事實：1924年春，北洋政府與蘇俄政府在北京進行曆史遺留問題外交談判，支持蘇俄的革命黨人與一些國民黨人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前者堅持中國方麵沒有必要堅持蘇聯必須從外蒙古撤兵，認為外蒙古人民應當享有民族自決的神聖權利。更有甚者，1929年張學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發動中東路事變，試圖強行收回控製在蘇聯人手中的中東鐵路。此行動受到舉國輿論支持，而支持蘇俄的革命黨卻反其道而行之，公開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準備調動軍隊牽製南京政府的軍事行動。

引用《人民網》文章透露的信息，是為免予被人斥為“謠言”，其實隨著越來越多曆史資料的解密或曝光，很多比《人民網》更令人驚訝的史實資料已為國人所知。

而提出上述曆史事實，並非要追究或譴責什麽，而是為了更好地反思、反省，並最終走出久遠的、“敗也吃虧，勝也吃虧；弱也割地，強也割地”的外交談判怪圈。

三、中國在領土、領海問題上不能再無原則退讓

新一屆中國領導人主政後，國內輿論紛紛讚揚中國漸漸顯露出難得的外交新風格、新氣象、新變化。而在諸多讚揚中，筆者更認可這兩點：首先，在釣魚台問題上，在南海諸島問題上，尤其在最近與越南在西沙群島衝突中，中國一改過去總是停留在口頭聲明或抗議上的做法，而是用強硬的實際行動表明捍衛領土和主權的立場和決心。這一點對中國國家利益具有積極而重大的意義——因為在過去相當長的曆史中，中國在與鄰國在領土爭端或曆史遺留問題的外交談判上，幾乎總是吃虧的一方。

然而，最近一件事卻令太多國人感到蹊蹺：本月10日，美國聯邦參議院通過亞太領土主權爭議的412號決議案，要求中國將“海洋石油981”鑽井平台和護航船隻撤離南海海域，恢複南海原狀，敦促中國節製執行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宣示。5天之後的7月15日，一條“中國981鑽井平台將轉場海南”的消息在新華社等官方媒體中傳出，立即引來太多國人的猜想、困惑。雖然外交部發言人對國人的猜想、困惑作了回應，表示此舉“與外部因素無關”，但寥寥數語的解釋實在難於說服國人。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目前，中國與周邊鄰國仍然存在不少領土糾紛問題。如中印、中俄、中朝、中越、中蒙、中塔之間，都仍有尚未解決的領土糾紛。而在領海方麵，與日本、朝鮮、韓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文萊等國，都存在尚未解決的領士、領海糾紛問題。在下來的談判中，不能再像前人一樣作無原則的退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