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台高效絞肉機——評李建彤著《反黨小說〈劉誌丹〉案實錄》
張祖樺
自19世紀中葉《共產黨宣言》麵世肇始，共產主義運動就象罌粟花一樣在全世界彌散開來。此“花”在外表上異常美麗，且具有迷人的芳香，一接觸就可能使人上癮。但內裏卻包含巨毒，可以置無數人於死地而不自覺。張戎女士和她的先生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寫的是毛傳，實際上也可視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曆次政治運動）先後害死了多達“七千萬”中國人。這一紀錄遠遠超過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前蘇聯的斯大林，算得上是史無前例。
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由李建彤女士著的《反黨小說〈劉誌丹〉案實錄》（以下簡稱《實錄》）一書則從另一個側麵揭示出共產主義運動的殘暴本性。
一本小說株連了6萬多人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的語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幾乎家喻戶曉。但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這段語錄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8屆10中全會上針對李建彤的小說《劉誌丹》而發的。原文是：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就是由於老毛的這段“最高指示”，將李建彤著的《劉誌丹》定性為“反黨小說”，造成了曆時17年，株連6萬多人大案，成為中國當代史上的曠世奇冤，開創了現代文字獄的新紀錄。
李建彤，曾用名韓玉芝，河南許昌人，1919年出生。1937年冬在陝西參加抗戰工作。1938年加入共產黨，到延安就讀於抗日軍政大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先後在西北藝術工作團、陝甘寧邊區政府俱樂部、邊區政府選舉委員會、邊區政府辦公廳工作。1949年10月隨丈夫劉景範到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監察委員會擔任辦公廳秘書處負責人，後任監察部第二司二等監察員。1959調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
1962年，《劉誌丹》小說第5稿脫稿後，雖然還沒有公開出版，但陸續有報刊開始轉載。此時，前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向康生挾私誣告，說這部小說是“為高崗翻案”。閻紅彥的誣告為康生提供了一枚整西北老幹部的重磅炸彈。康生得到閻的密報後即向毛澤東報告，老毛借機清理異己，致使這部尚未正式問世的小說在中共8屆10中全會上被定性為“反黨小說”而遭封殺，並由此揪出一個龐大的“西北反黨集團”，又稱“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受株連的黨政軍各級官員多達上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幹部。為此，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專案委員會，由康生擔任主任，會同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合處理此案。文化大革命中，小說《劉誌丹》案進一步升級，不僅受株連的西北老幹部被鬥被關被逼自殺，而且株連範圍還擴大到包括陝北紅軍根據地普通民眾在內的6萬餘人，連已在30多年前戰死的劉誌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
韋君宜女士在《思痛錄》（第8章）中披露了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劉景範因此案受整肅的細節：
“全國瀕臨餓死的災禍，盡力設法混過去了。到1962年，緩過一點氣來。剛剛緩過氣來，馬上又搞起了新的對於‘異端’的迫害。原來說在反右傾中批判過的人全不算了，到這時，喘過一口氣，就又戴上放大鏡找起‘敵人’來。”
“首先是8屆2中全會和北戴河會議，在1962年秋至冬開的。在這個會上，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其具體所指是小說《劉誌丹》，實際波及的範圍則更廣。該書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執筆。她的文筆並不怎樣，所寫的陝北革命鬥爭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沒有用真名。這時候，高崗已經早被劃為‘高饒反黨集團’了。可是，高崗對於陝北的土地革命，關係實在太重要了，不寫上他的事情，全書情節將無法綴合。作者隻好用了假名，又盡量減少一些具體描寫。稿成後給陝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領導者習仲勳看過，他當然也在書中出現過。誰知這本書剛剛發表在刊物上，還未來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當局定為‘反黨小說’，而且還是‘一大發明’。十萬火急，上麵傳下通知，不許再印，立即徹查。理由沒有別的，高崗已成為十惡不赦的罪犯，隻要提及他的過去，哪怕隻是客觀敘述，也就是反黨！這個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這是慣例）還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劉景範，即劉誌丹烈士的弟弟。還拉上審稿的習仲勳，竟說成他是主謀，是陰謀替高崗翻案，亦即反黨。習仲勳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立予撤職。這種做法，實在說不出理由。他們要反黨，要奪權，寫這麽一部小說幹什麽？一般讀者連看也不會看出來其中有高崗，起什麽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讀者因此對高崗有一點點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黨？邏輯也說不通啊！可是當時就是這樣定了案，……”
小說作者李建彤在遭受迫害的17年間斷斷續續寫下50多萬字的文字，給後人留下見證那段荒謬曆史的珍貴資料。1970年代末，反黨小說《劉誌丹》案獲平反後，李建彤以頑強的意誌力，抱病將當年的筆記、信件、陳述和申訴材料整理成書，希望將之公布於世。然後由於受到政治因素幹擾，書稿一波三折，始終無法出版，最後作者隻能帶著遺憾與世長辭。直到今年5月，《反黨小說〈劉誌丹〉案實錄》一書才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本書真實記錄了《劉誌丹》從創作到被定為反黨小說，最後獲得平反的全過程。為讀者提供了了解中共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的第一手資料。
慘無人道的整人術
毛澤東最喜愛的曆史人物是朱元璋，他本人曾自認是明朝皇帝的繼承人。他一生酷愛《二十四史》，尤其是其中記述的帝王馭人之術。曆代帝王尤其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馭人之術給了老毛極大教育，毛澤東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整人術”的集大成者。
我認為，《反黨小說〈劉誌丹〉案實錄》的一大價值就是通過對小說《劉誌丹》案的忠實記錄揭露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用來整人的主要手法：
其一、“附會法”，亦稱“影射法”。意思是整人者為了樹立權威，培植親信，消除異已（包括想象中的異已），隨意地使用牽強附會，含沙射影的手段，製造冤獄，打擊異已。
本來，劉誌丹早在20多年前已經戰死，年僅33歲，關於他的小說照理說不會有什麽麻煩。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劉誌丹》問世之後，有人向康生報告：“小說字裏行間美化高崗，為高崗翻案！”通過這樣牽強附會和上綱上線，一下就使問題高度政治化了。
高崗，曾參與陝甘邊區的創建，任紅軍第26軍第42師政委。1936年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後，1954年2月，在中共7屆4中全會上，高崗和饒漱石被打成“高饒反黨集團”，並被認定為進行反黨分裂活動，遭到大批判。同年8月，高崗自殺身亡。
小說《劉誌丹》中的虛擬人物“羅炎”，被人說成是高崗的化身。康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認定小說是為高崗翻案，從而一下子就把《劉誌丹》打成“反黨小說”。
康生把這一“嚴重情況”向毛澤東反映。正在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把這一“嚴重情況”視為“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於是在中共8屆10中全會上說了那麽一番話。
毛澤東的話，一錘定音。於是，小說《劉誌丹》被定為“反黨小說”。
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之後，此案不斷升級。她的丈夫劉景範（當時任地質部副部長）被打成“反革命”。審看過《劉誌丹》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撤銷職務，“下放”到洛陽一家工廠勞動。勞動部部長馬文瑞也遭到牽連，被撤職查辦，以至入獄……
把小說《劉誌丹》附會成是“為高崗翻案”開創了一個惡劣的先例。之後4年毛澤東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附會法”大行其道，不知害了多少人。
其二、“誅心法”。就是在實際證據不充足或根本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直接推究其居心動機的方法。
漢代的“春秋決獄”，堪稱法外之法，專指在審判案件時，如果法律無明文規定，就以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基本精神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誌；誌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即斷獄時高度重視主觀動機，甚至僅僅從追查動機的角度將罪犯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動機邪惡的首惡者，自然從重懲治；動機邪惡，即便犯罪未遂，也難免刑責；主觀上無惡意者，即便實施了犯罪，也可從輕處罰。這種以追究嫌疑人的動機來論罪的“春秋決獄”，乃典型的“誅心法”。事實上，人的犯罪動機在法律上很難界定，“誅心法”給了司法官吏以主觀臆斷和任意裁量的巨大權力，錯判的冤獄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某些明智的古人所雲：“論心定罪，誌善而違於法者免，誌惡而合於法者誅”，乃流弊無窮的“擅斷論”。
“誅心法”的采用非常恐怖，掌握政權者隻要認定一人或一群人對自己的統治不利，隨便指稱他（或他們）有謀反或犯罪動機，就可以將其法辦，根本不用考慮是否是事實及證據是否充分。
小說《劉誌丹》被老毛欽定為“要案”後，老毛的大鷹犬康生親自出任專案組的領導人，並作了許多誅心之論。康生在給中共中央寫的報告中說：《劉誌丹》小說是篡黨篡國的綱領。康生還說：《劉誌丹》小說，比彭德懷的萬言書還惡毒。
據“實錄”中披露的文革中紅衛兵組織發布的材料，康生先後多次對《劉誌丹》大加撻伐：
1962年11月，康生對全國總工會黨組就小說《劉誌丹》問題向中共中央寫的檢查報告很不滿意。說道：《工人日報》幾個人在政治上有錯誤？應提高警惕，從組織上追查，不能說組織上沒有問題。
1964年冬，康生看到全總黨組對《工人日報》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在報告上逐段批示：（一）《工人日報》的問題，首先是報社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存在嚴重問題，當然全總黨組也有責任。（二）報社存在的問題：（1）不是根據毛主席思想，黨的方針，而是嚴重存在資產階級辦報思想，不是一定程度存在著資產階級辦報作風。（2）58年反右傾機會主義不徹底，右傾思想並未肅清，繼續發生錯誤。（3）報社組織人員幹部嚴重不純，人員中有壞人。報告中未著重檢查。在《劉誌丹》案中，很難說沒有同情彭德懷、高崗、習仲勳的人。而叫一個右派同李建彤一起寫小說，問題揭露後，還在報社留了2年之久，難道是偶然的嗎？要發動群眾，清理壞人。……
1966年5月8日，在一次會議上，康生再次提到《工人日報》、《光明日報》刊登反黨小說《劉誌丹》問題時，說道：杜映（工人出版社編輯室主任）是推銷員。宣傳部也有人支持李建彤，李建彤因此有勁，不理睬閻紅彥。我一看小說，完全是為高崗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