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國內愈演愈烈的“非轉農”。

      上世紀八十年代，“吃商品糧”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詞。那時候，能享受這種令人刮目相看待遇的基本前提是必須擁有“城市戶口”。由此，不知有多少人對“農轉非”充滿渴望，也不知有多少人把奢求“城市戶口”的壓力一代又一代地傳遞。
      然而，時移世易。
      如今，不願意進城落戶，甚至把戶口從城市反遷回農村的“非轉農”現象，已在廣大農村愈演愈烈。
  
轉還是留？
      7月，家住建德市蓮花鎮的許成終於接到了武漢理工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時下隨著新學期臨近，各項手續都準備齊全，隻是，在要不要遷戶口的問題上，全家人的意見突然發生了分歧。
      “姐姐和媽媽的意思是讓我把戶口遷到學校，說以後可以報考當地的公務員，但我並不這麽想。” 當事人許成拿出錄取通知書，指著上麵的“新生是否農轉非可以自願”告訴導報記者，其實他的第一打算就是保留農村戶口。
      對於這樣的決定，許成說，是自己經過深思熟慮的。不久前，他剛參加了一次高中同學聚會，大夥坐在一起討論最多的問題就是：要不要“農轉非”？“結束時，大部分人都明確表示願意繼續做‘農民’。”許成說。
      原本頗受冷遇的農村戶口為何突然吃香？對此，許成的解釋是：“現在大學生就業壓力越來越大，保留農村戶口，到時候至少還有土地，可以算是一種保障。”
      而在父親老許眼中，一筆經濟賬顯然更加直觀。
      “這幾年村裏都有土地征用金的分紅，戶口放在農村，至少可以拿到村裏分紅、征地補償、青苗補助等，緩解不小壓力。一旦把兒子戶口遷到城市上學後，就會損失一筆不小的收入。”
      老許透露，村裏的田地恰巧在當地規劃建設的工業開發園內，也許不久之後，自家的田地也會被大麵積征用，征地補償再加上每畝青苗補助費等相關費用差不多相當於孩子整個大學的學費。
      和許成一樣，生長在蕭山區某村的王川很慶幸自己一直沒有“農轉非”，畢竟有了農村戶口，就有宅基地，而後者很可能意味著一套價值不菲的房子。
      對於大城市，王川至今仍保有著一段“擁擠”的記憶：每天清晨鬧鍾規律性地響起，自己在杭州某社區的群租房內醒來，三室一廳房共被隔成6個房間6個家，他的私人空間僅12平方米。
      幾年間，從普通職員一直到部門主管，他有了落戶城區的打算。然而麵對攀升的房價，王川開始泄氣。“有時加班至半夜回到出租房內，卻失落地發現，在這個城市連這十幾平方米的小空間都不屬於自己。”過完年，王川放棄了買房落戶市區的夢想，回到蕭山。
      采訪中，他告訴記者，如今家裏有宅基地有房，遇到拆遷不僅能分一百多萬元拆遷款，還能分幾套回遷安置房。早幾年村裏“農轉非”的人，看到村裏發展越來越好，紛紛後悔自己沒有眼光，都在做各種“努力”遷回來。
      對於“非轉農”，王川覺得，這不是“逆潮流”，隻不過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熱潮與隱憂
      導報記者留意到，在此前頒布的“戶籍法”中，隻有“農轉非”的條文，並沒有“非轉農”的說法。但“非轉農”在浙江，早已不是新鮮事。
      幾個月前，濱江區的戶籍管理人員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馬湖村的20餘名大學生強烈要求把戶口遷回農村。而在百裏之外的義烏，甚至出現了幾十名政府公務員把戶口遷往農村的現象。
      無獨有偶。為千方百計把戶口遷回農村，有的地方還出現了“曲線非轉農”的現象。浙江省農業廳相關工作人員告訴導報記者，桐鄉曾在一年間出現52例跨省“非轉農”，後者往往以回鄉經商、投靠親屬為由，通過中介組織先購得“非農轉非農”戶口準遷證，將自己的非農戶口遷往安徽、江蘇等外省，在外省轉為當地的農業戶口，最後再以“農遷農”回遷到桐鄉農村。
      如今，盡管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台州、麗水等地卻都已經出台了“非轉農”的相關政策。
      2005年7月，台州市公安局向各區縣下發了一份《關於大中專院校畢業生“非轉農”戶口問題的答複意見》，第一次明確表示同意進行“非轉農”。
      意見強調，“公安機關接到申請人申請後，進行調查核實，如申請人確認確實無工作，無經濟來源，生活基礎在原農村，村裏同意接收，不會引起連鎖反應的，準許其在農村落戶。”
      從“實際居住在農村”到“生活基礎在原農村”，理解的變化直接除去了“非轉農”政策規定的最後一道樊籬。此後，台州各縣區根據台州市公安局的“答複意見”開始陸續出台“大中專畢業生回原籍農村落戶實施辦法”。
      4年後的10月，與台州相隔不遠的麗水蓮都區也同樣推出了“非轉農”政策，且規定必須符合三個條件：未曾被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區（縣、市）屬以上集體企業錄用；被大中專院校招生錄取遷出時屬本區的農業戶口，現在的生活基礎仍在原籍農村；原籍地村委會同意接受。
      隻不過，苛刻的條件似乎並沒有影響人們對於“非轉農”的熱情，當地媒體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導報記者，政策頒布後不到一個月時間，蓮都受理申請“非轉農”的大中專畢業生就達到了900多人。
      事實上，近年來，在溫州、寧波、金華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非轉農”的民間呼聲持續升溫。
      “‘非轉農’主要還是兩個關鍵詞——‘趨利’與‘避重’。”對此，台州市人事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從流向來看，“非轉農”大部分都是流向村集體經濟較好、生活較穩定的農村，不僅有土地利益，還有村集體經濟的分配，此外一個就是特殊的計劃生育政策。“避重則是城市生活壓力大，房價高，工作不好找。”。
      而這，也恰恰是外界質疑“非轉農”動機的原因。
      不少人甚至擔心，這股熱潮會導致一種“逆城市化”現象的出現，且如果得不到有效控製，城市化率的提升也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停滯。

被誤讀的“逆城市化”？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並不認同“逆城市化”的觀點。
      他告訴導報記者，“逆城市化”是在城鄉公共基礎設施係統建設均達到了可以讓人舒適居住的條件，鄉村的基礎配套設施不亞於城市水平的基礎上產生的。
      “就目前這種現象，‘逆城市化’這個詞提得還太早了一點。”楊建華指出，“非轉農”更多是一種出於利益的考慮。
另一名社會學者則認為，民營經濟發達才是讓農村戶口升值的深層原因。
      “在一個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地方，對於擁有經濟自由的農民來說，城鄉戶籍製度已經完全失去了壁壘效應，無法成為阻礙農民在城市發展的桎梏。相反，由於土地製度硬約束的存在，農村戶口會受益於土地壁壘，才會有‘非轉農’的逆向流動。”他表示。
      隻不過，遑論原因如何，種種跡象都表明了一點，那就是“非轉農”熱潮下戶籍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其實戶籍改革本身並不複雜，真正難以觸動的是附著於戶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采訪中，楊建華告訴導報記者。
      2009年6月1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經濟轉型30年》在北京發布，書中言及，城市戶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戶籍製度改革的悖論，越是在戶口中附著較多福利內容的地區，戶籍製度改革就越難推進。而後，這個邏輯又被輿論更直接地演繹為：“戶籍福利”不剝離，人們就會湧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戶籍改革便會遭遇更大阻力。
      “‘非轉農’牽涉的利益眾多，如政策空白、回鄉大中專畢業生與原籍地農民間的利益之爭等，但這些實踐能給下一步戶籍改革提供借鑒。”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孫久文對此的看法是，“戶籍改革最終目標是取消城市和農村戶口，但應把戶籍外圍附帶的一些政策清理幹淨，然後再主攻前者。”
      8月22日，濱江區馬湖村。整齊劃一的林蔭道、鱗次櫛比的小區樓房盡入眼簾，不遠處，白馬湖生態創意城早已成為杭州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標之一。
      “這裏就是馬湖村所在地，可還像農村嗎？”家住白馬湖小區的小齊表示，“都說解決農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加快城市化進程，事實上，遷回農村，我的生活是在走上坡路啊。”
  （首席記者 夏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