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生當年揭發老師“奸汙”自己，四十年後齊出麵澄清“誣告”替師求平反。

 

三女生當年揭發老師“奸汙”自己，四十年後齊出麵澄清“誣告”替師求平反。81歲的符福山期盼在有生之年能查清真相

文/羊城晚報記者羅坪 溫建敏 圖/艾修煜

12月4日，國家首個憲法日，海南省文昌市下了一場清冷小雨。

81歲的符福山，在家接到文昌法院的電話，欲了解海南省高院轉發的“強奸冤案”信訪案。他穿好雨衣揮別妻子出門，準備等法院了解完案情，再次到市委組織部、政法委等部門信訪。從1974年到2014年——40年來，符福山輾轉政府各部門，接連就所謂的“強奸冤案”信訪達數百餘次。

這是一個耗盡耐心的故事——1973年，一樁“奸汙”謎案，將符福山的人生劃成了對等的兩半：前40年，他是人民教師；後40年，他被三女生揭發奸汙，遭除名並一生背負辱名。符福山聲稱是“冤案”，四處申訴平反，至今40年無果。

符福山40年不懈的行動，終喚起當年3個“被奸汙”女學生的良心回歸。如今，她們齊齊作證：為能被推薦上高中，當年3人受人蠱惑，作偽證誣告“遭奸汙”。她們期待法治與真相的歸來，希望官方還原事實，給予老師平反。對此，文昌市政法委表示：當年調查程序不規範，結論有失實之處。但現3名“受害女生”的新證詞，不足以推翻原案。一起“奸汙”謎案，久拖四十年未決，真相何以如此遙遠？為此，羊城晚報記者兩赴海南調查。

A  揭發 被指“奸汙”3名女生

81歲的符福山，家住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鎮泰山村。造訪其家，需繞行重重彎道，一條嶄新的水泥路從他家門前經過。身為地道農民的符福山，膚色黧黑身形消瘦，皺紋如溝壑爬滿臉龐。如今他育有三子，但都不怎麽識字，站在他身後的妻子，俯身馱背，說一口外人聽不懂的方言。

符福山出現在記者鏡頭前時，穿著一套老式軍綠色中山裝，頭發修剪得甚是整潔。走進他居住的低矮廂房，一幅彩色、嶄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的合影油畫，映入眼簾。符福山說，那是他從鎮上油畫店買的。符是村裏為數不多能寫能畫的老人，40年前，他還有另一個身份——人民教師。

因被揭發“奸汙”3名女學生，1973年符福山遭組織部除名，40年時間裏，他一直頭頂“強奸犯”的辱名，為鄉鄰所鄙夷。同時，因多達數百次的“申冤信訪”，他也為眾人所同情。2010年，文昌市政法委一紙措辭委婉的《涉法涉訴協議》，讓符福山成了一個徹底的老上訪戶。事情，還需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海南行政區劃隸屬廣東，設有廣東省海南行政公署。

1962年，符福山從海南文昌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文昌縣當時的抱羅公社任教。其先是在梅桂山小學（當時為立新小學）任教，負責學校的文藝、思想宣傳，1969年下半年他被調到東風小學。據其回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此前任教的梅桂山小學，存在兩個派係：一個是學校領導符某和陳某組成的“旗派”，一個是他參與的“聯派”。

據符福山稱，因卷入派係鬥爭，一場搜集他材料羅列其“罪名”的行動，在梅桂山小學展開。一個特殊的背景是，符福山先後在梅桂山小學和東風小學任教，均擔任文娛老師。據其稱，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派性之間的互相攻擊，使他成為犧牲品。

“1968年到1970年裏，校方旗派的人說我在校任文娛教師期間，先後奸汙了學校裏的3名女學生，而且還有她們的親筆檢舉信。”令他倍感震驚的是，3名檢舉的女生分別為林晴、林會群，林慶菊。這3名女生，正是他身為學校文娛老師名下思想宣傳隊的隊員；還有一名指控與他亂搞男女關係的叫林秋梅，是他早年表白遭拒的對象，並非學生身份。

符福山表示，1970年7月25日，“旗派”的人員將他關進了公社一間不到3平方米的小屋子，開始輪流審訊，並采取暴力讓其承認強奸女學生。“我當時堅決不承認，他們沒有辦法，後來就叫來了我母親，逼迫我承認。為了避免連累家人以及家破人亡，我隻好承認了同她們通奸，並且摁上了手印。”

1972年10月，抱羅學區專案小組在紅旗小學召開全體教師大會，會上由抱羅公社文教助理何一洲，宣布將符福山開除出教師隊伍。

從此，符福山被遣回到了老家文昌市頭苑辦事處造福管區泰山村，成了一個地道的農民。

B  除名  受盡歧視屢次“申冤”

被指多次奸汙多名女學生的符福山，在遭學校口頭宣布開除教師隊伍後，並沒有接到相關部門的正式文件通知。羊城晚報記者調閱當年的原始檔案發現，時隔一年之後，即在1973年10月17日，文昌縣委組織部才正式做出（73）107號處分決定文件。這份遲到一年之久的官方決定文件，保存在如今的文昌市委組織部《文化大革命審查報告》中。

該原件已經泛黃，文件內容如是——符福山係有婦之夫，由於道德品質敗壞，作風惡劣，在當教師期間，先後奸汙女學生3名，戲弄3名——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符在抱羅公社立新小學在任教期間，乘“文化大革命”派性鬥爭之機，拉攏一些男、女學生到符房間睡覺。該文稱稱，符福山多次奸汙女學生，決定給予開除教師隊伍。

“既然認定我奸汙3名女學生，當時為什麽不判我流氓罪名，拉去槍斃？”符福山稱即使在今天，強奸幼女也是犯罪，更何況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據此，他表示，當時由於對方“捏造”的證據不足，故沒有辦法“法辦”自己，僅是給予開除教師隊伍的決定。

從一名人民教師，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身負辱名的農民，符福山稱自己在鄉親們中開始了忍辱負重的生活。符福山透露，從最初村民對他的尊敬，到後來“我說什麽話他們都認為是假的，成了一個不可信的人。在最開始的時候，我也想到過申冤，但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哪有條件去申訴？”

符福山的大兒子稱，父親被除名返回老家後，因其背負著“強奸犯”的罪名，他和兩個弟弟生活、學業均受到嚴重影響。三兄弟在學校上學時，同學們都對其大肆嘲笑，稱他們是強奸犯的兒子，最終，兄弟三人都沒有順利小學畢業，便返家務農了。

符福山表示，因違心承認奸汙女學生，對自己和家庭造成了嚴重影響，大約從1974年起他開始了申訴之路。“1977年，我連續上訪後，案件曾出現一線轉機。”符福山稱，當年文昌縣教育局通知他，可到縣組織部領取複職介紹信，但前提是“要承認奸汙一名女生，才可恢複工作”。

1978年，符福山通過書麵形式承認在“文革”時，與13歲的女學生林晴發生了性關係。“過去承認，現在承認，將來承認，入土後也承認。”這份承認說明書，同樣在原始檔案中被保留下來。但事後符福山並未恢複教職，事情真相的調查被耽擱下來，直至改革開放。

1982年前後，不少事情都得到了平反。此時，符福山想及自己的事情也應該給個清白，遂開始向文昌市教育局等部門繼續信訪，然而因1978年簽下書麵承認書，他並未等來結果。從此，他胸前常掛一個要求平反的牌子，經常出入政府部門。後來，又做了一個牌子安在了單車上，天天上街申冤，希望能得到平反。

C  澄清  三女生齊稱係“誣告”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冤假錯案平反工作，既然符福山已經多年上訪，該案為何沒有進入調查視野？對此，時任文昌縣教育局辦公室一位陳姓主任曾透露：類似符福山這種事情，“文革”時期在文昌曾經發生很多起。

1978年，文昌教育局成立了專門的平反機構，做了一些平反工作。由於當年教育局找不到揭發的那3名女生，該案未能展開全麵調查，真相的徹查也就被耽擱。不過符福山另稱，原來學校的領導、派係的對方在改革開放後調入教育局工作，也致使他的案件無法正常進行調查。對此，文昌教育局及組織部，均否認此說法。

事情的再一次轉機，出現在2004年。符福山稱，他當年的學生符積炳在聽說其信訪遭遇後，深為同情，開始替他尋找當事人。2005年2月12日，符積炳致電符福山，讓他到文昌市城區的某一個茶館見一個人。到了茶館後，符福山看到了符積炳和一個50歲左右的女人在等他，“那個女人就是林會群，30多年沒有見麵的學生了，我根本認不出來。”

“林會群見到我，顯得有些拘謹。後來，她說出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我聽了以後簡直是難以置信。原來是當時學校的領導教唆女學生，以推薦升學為由，讓學生編造被我強奸的罪行，陷害我。”符福山稱，當他聽聞事情的來龍去脈，感到既震驚又憤怒。

從2005年開始，在符積炳的幫助下，當年稱“被強奸”的三個女學生被逐一找到。她們分別為：林晴、林會群、林慶菊。符福山和3人見麵後獲知，當時被誣陷的經過幾乎一致：“由學校當時一位老師寫好揭發材料，然後再由學生抄寫一遍，摁上手印，就成了老師奸汙學生的罪狀”。

12月4日，羊城晚報記者經由符積炳，聯係上了案發當事人。談及具體“揭發”原因，林晴和林會群均稱：“文革”爆發後，當時的中學並沒有正規的高中招錄考試。為能被推薦上高中，她們聽從派係頭頭潘某的“教導”，抄材料揭發符福山奸汙自己，以換取上高中的機會。

“當時，我們都隻有13歲，對性的概念不像現在的學生那麽清楚。”林會群回憶，當時她們正讀初中二年級（當時小學為五年製，初中、高中均為兩年製），上高中需“推薦”。

林會群澄清稱，當被告知整黑材料，揭發符福山才有機會上高中，兩人沒多想後果，便參與了“揭發”。1969年，在參與揭發後，林會群稱自己和林晴都如願升上高中。但之後，她們兩人均背上了被奸汙、亂搞男女關係的壞名聲，自己也成了這個事件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林晴與林會群兩人分別遠嫁到樂東黎族自治縣和昌江黎族自治縣。

30餘年過去，兩人都已嫁為人妻生兒育女。2006年，當聽聞符福山還活著，並為“奸汙”一案信訪達三十餘年，林會群和林晴均表示願意站出來說出“真相”。

羊城晚報記者梳理該案發現，從2005年開始，符福山被指“奸汙”女學生求申冤平反的新聞開始受到當地媒體的關注，隨後，林晴與林會群分別寫證詞，寄到文昌教育局，希望重啟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文昌縣委組織部發出的（73）107號處分決定文件中，3名被指遭符福山奸汙的“女學生”中，除林晴、林會群、林慶菊外，還有林秋梅。不過林秋梅公開回應稱，自己並非學生，她因年齡和符福山相仿，符曾經向她求過婚，遭拒後就再也沒有發生來往過。在這份組織部發文的文件中，她是被以學生的名義牽扯進來，自己並不知情。

D  官方 當年調查結論有失實

真相調查得以推進的轉機，再一次出現是在2007年3月。記者梳理該案看到，這年的3月，海南當地的主流媒體，以大篇幅的報道對符福山之遭遇予以披露。隨後，文昌市委組織部、教育局回應稱：會找到“澄清事實”的3名女生，徹底調查事情真相。

此後的調查，持續了兩年之久。12月5日，羊城晚報記者在文昌市通過調閱組織部現保存的原始檔案獲悉：符福山涉嫌“奸汙3名女生”的文革遺案，主要由當地政法委牽頭，於2009年聯同文昌市公安局法製股、文昌市檢察院犯罪預防科、文昌市法院立案庭、文昌市教育局等多個部門，進行了聯合調查。

2009年8月，文昌市政法委回複協查符福山曆史問題的函，稱：一、符福山1967-1969年在抱羅梅桂山小學當教師期間，已是有婦之夫，與該校女學生林晴（林少琳，當年僅13歲）發生男女兩性關係是事實。二、符福山原不是我們司法機關處理，應有組織部門處理。同時官方還在相關的函件中，否認了符福山在“文革”中因卷入派係鬥爭遭陷害的說法。

令人玩味的是，該份真相複查的函件，認定了符福山與林晴發生兩性關係，但並未提及符福山“奸汙”的另外兩名女生林會群、林慶菊。這是否意味著，林會群、林慶菊40年後的翻供言詞，確實為真？

對此，12月5日，羊城晚報記者就此疑問向文昌市政法委求證。政法委執法監督科一工作人員稱，真相的徹查已過去多年，領導也換了多批，如今的政法委的工作人員，無一人能對此做出回應。

事情並未就此沉寂。在得到調查部門給出如此的答複後，在官方眼中“性格偏執”的符福山又選擇了信訪、申訴之路。記者獲悉，符先後向海南省委組織部、國家教育部遞交過申訴材料，內容包括3名“被奸汙”女生的最新證詞。記者查詢原始檔案獲悉，海南省委組織部在2009年瓊組函（2009）11號文中，向文昌市委組織部表達如下了意見：應先由有權處理遺留案件的職能部門據案複查，再有組織部進行複審。

對此，文昌市委組織部幹部科一工作人員表示：直至今天，組織部對該案的定性，仍以2009年8月文昌政法委認定的“結論”為準。因當年參與真相調查的部門較多，組織部不可能單獨對該案做出“新的結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當事雙方提交的新證據，仍不足以推翻原定性。”依據何在？相關人員表示，因當事人符福山當年自己曾書麵承認過與林晴發生過關係，其原話為：過去承認，現在承認，將來承認，入土後也承認。

2010年8月，在符福山堅持信訪多達數百次之後，文昌市政法委與符福山簽訂了一份《涉法涉訴救助協議》。該協議書寫明：2009年12月，經政法委主要領導批示對該案再次調查、研究討論，認為：1973年（文昌）縣委保衛組（負責政法工作）的調查程序不規範，結論有失實之處。1973年縣委組織部據此做出的“處分決定”事實不清、證據不充分、由此導致符福山多次申訴，政法部門負有一定責任。

根據協議內容，政法委在考慮符福山生活艱辛後，決定一次性救助其5萬元。但前提條件為：符福山承諾今後不再以同一理由向任何部門上訪、申訴、控告，也不得提出國家賠償，協議一旦生效有關部門將不再受理符的申訴。對此，文昌市委組織部一工作人員表示，市政法委的這一協議，事後讓政府感到“很尷尬”：其出發點可能是息訪，但要求當事人放棄申訴權利，顯然違背法治精神。

E  期盼 在有生之年查清真相

符福山為何當時選擇領取5萬元救助，而據協議臨時放棄了申訴？其稱，當時自己得了重病，需要一筆醫療費，做出此舉實屬無奈。如今自己選擇重新申訴，要求官方再次調查真相，是要還自己一生的清白。

一位不願透明姓名、當時參與複查的法製幹部向羊城晚報記者透露，2009年複查符案時，文昌政法委連同多個部門調查，即使這樣查起來也很是頭疼。“案子發生在動蕩的年代，當時根本沒有公、檢、法機構，僅由保衛組代行所有職能，這樣做出的證據鏈條，有多少可以采信？很難辦。”

記者在查閱符案的原始檔案看到：1968年4月13日文昌縣成立了文昌革命委員會。其下設政工組、辦事組、生產組和保衛組，各組又下設了多個辦公室，當年此四大組取代文昌縣委各大機構。其中，保衛組第五辦公室負責審理、批捕、起訴、判刑，攬下了當時司法體製下的公、檢、法職能。符福山涉“奸汙”一案，正是在“文革”爆發中由該辦公室負責審查。

如今的符福山，是文昌市頭苑辦事處造福管區泰山村一個普通的農民，40年前的那件事徹底改變了他及家人一生的命運。“我已經81歲了，還能活多少年呢？一生背負著強奸犯的辱名，讓我抬不起頭。”符稱，現在他並不責怪林晴、林會群兩個參與“揭發”的女生，更怪不上知情的林秋梅。相反他倒感激她們在有家室兒女的情況下，願意站出來澄清當年的“真相”。

直至今天，該謎案的真相調查進展，仍卡在1978年“符曾承認與林晴發生性關係”這一環節上。記者從最早的卷宗中獲悉，符被指在“山林裏先後強奸林晴十八次之多，直到1969年下半年，符調出學校後才斷絕關係。”對此，如今反過來替師求平反的當事人林晴表示，當年的揭發全是“誣告”。她稱七年前，相關部門隻找到她了解過一次情況，此後再無下文。

“我那個時候小，不懂事，是受別人的指使才那樣做，很對不起符老師，害了他一輩子。”麵對記者，林晴稱，她現在願意等由司法機關牽頭，重新調查該案。而對符福山而言，他表示自己的要求並不高，隻希望司法部門、教育部門在他有生之年，查清真相。如今，符福山仍保持著幾乎每天買一份報紙的習慣，他選擇性地閱讀每天的法治新聞，並將有涉及類似案情的新聞報道，剪切下來予以保存。

文昌市委組織部一位工作人員透露，看到符福山長年累月地上訪，相關部門其實亦表示深為同情。事已至此，在組織部單方無法得出真相結論的情況下，其建議符福山本人聘請律師進行跟進。

隻是符福山並不知道，這條真相之路，他還要走多遠？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林晴、林會群、林慶菊、林秋梅均為化名)

符福山“奸汙案”時間表

1962年，符福山從文昌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文昌縣當時的抱羅公社梅掛山小學任教。

1969年，符福山調入東風小學，擔任文娛教師，指導林晴、林會群等宣傳毛主席最新指示。

1970年—1972年，符福山被林晴、林會群等揭發“奸汙”自己，遭學校除名。

1973年，文昌縣委組織部正式發文，宣布將符福山開除教師隊伍，林晴、林會群升入高中。

1974年——1978年，符福山接連上訪“申冤”，於1978年寫承認書，承認“奸汙”林晴。

1979年——2006年，繼續到各部門上訪，次數達300餘次。

2006年年底，3名“揭發”女生被逐一找到，寫證詞澄清當年“誣告”，希望調查真相。

2007年——2008年，政法委連同多個部門啟動調查，認定“符與林晴發生性關係”屬實。

2009年——2010年，符福山再次向海南省組織部、國家教育部上訪，要求“平反”。

2010年8月，符與文昌政法委簽訂《涉法涉訴救助協議》：政法委承認當年調查結論有失實之處，符上訪政法委負有一定責任；符同時領取5萬元救助，承諾不再上訪。

2010——2014年，符福山與“揭發”女生林晴、林會群等，要求再次調查真相，予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