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呼倫貝爾是個神秘而遙遠的地方。本文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娓娓講述著發生在那裏的故事。除了分享豐富的地理民情知識,更聚焦於自然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和對人類心理的衝擊。不失為一篇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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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2 陳曉在這樣蒼涼無垠的地方生活,會給人的心理打下什麽樣的烙印,以至於跟現代生活隔著難以彌合的鴻溝,外人難以明了。那是一種潛滋暗長的分裂和距離感——這種分裂不同於當年長城內外所分割的兩種文明,它存在於同一區域內,甚至曾經聯係密切的人群裏。
攝影/於楚眾
大興安嶺林中一處鄂溫克人的馴鹿基地
◇ 馴鹿 ◇
9月中旬,大興安嶺森林中一個接近黃昏的下午。樹林裏還很明亮,剛飄過點小雨,空氣清爽澄澈,看不見身影的鳥兒嘰嘰喳喳錯落鳴叫著。白樺樹已有半數被秋風染黃,枝頭搖曳的黃綠樹葉和白色樹幹,還有覆滿地麵的金黃落葉,在雨雲的陰影下沐著日光。山林熠熠生輝,散發出自然悅目的光彩。
我們坐在林中的一個窩棚裏,等著主人回來。窩棚倚樹而建,樹幹就是棚柱,除了頂上那匹油綠色氈布,棚內所有物品都來自這片山林。一塊大木板鋪成的工作台上放著一隻孢子的標本,僵硬的身體有種稚嫩的虛假感,像尊略顯粗糙的蠟像。但眼神天真清亮,證明那是一隻實實在在曾在林間奔跑的小獸。工作台一角的碎木廢屑中,排著大大小小用白樺樹皮製成的儲物罐,摸上去有麂皮的質感。罐身刻有火焰、雲朵狀花紋,鹿皮的拉手柔軟光滑。這些手工製品邊,是一桶泡著獸骨、枸杞的白酒,半邊小鹿頭角掛在窩棚入口的樹幹上。
這是一個鄂溫克家庭的馴鹿基地——更準確地說,是一個鄂溫克人傳統生活的展示基地,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盟的西北部林區,在一大片草原的邊緣。最近剛下過幾場雨,草場意外返青,草原的青綠和林區樹葉的燦黃,成為這片廣袤土地上最相得益彰的秋景。曆史學家翦伯讚曾寫過一篇短文《內蒙訪古》,將呼倫貝爾盟的草原部分比作曾對中原農耕文明造成巨大威脅,以至於不得不修築長城抵禦的對手的搖籃——“呼倫貝爾草原是很多遊牧民族鬥士的武庫、糧倉和練兵場。他們利用這裏優越的自然條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裝自己的軍隊,然後以此為出發點由東向西,展開它們的曆史性活動。鮮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他們在呼倫貝爾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說在這個搖籃裏準備好了,然後才走出馬門。當他們走出馬門時,他們已經不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組織的全副武裝的騎手、戰士。這些牧人、騎手或戰士總想把萬裏長城打破一個缺口,走進黃河流域。他們或者以遼河流域的平原為據點,或者以錫林郭勒草原為據點,但最主要的是烏蘭察布平原為據點,來敲打長城的大門。”
而在草原盡頭層層疊疊靜默矗立的無邊林海,則被認為是強悍遊牧文明的源頭之一。“遊牧經濟多半起源於森林狩獵社會。”美國學者拉鐵摩爾在《中國亞洲的內陸邊疆》中寫道,“東北北部森林以及西伯利亞與唐努烏梁海南部森林中的獵戶,可以馴化少量的鹿。他們從森林到達兩處地方:向北,將鹿帶出森林,生活在廣闊的凍土地帶,放牧更大的馴鹿群。向滿洲西部和向西伯利亞與唐努烏梁海南部,就到了蒙古高原的邊緣。在那裏,他們改養馴鹿為放牧馬牛羊。”
在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河邊境寧靜美麗的小鎮生活著俄羅斯族居民,這裏曾經是個戰火紛飛的緊張地帶
與草原上的“騎士”相比,森林部落的生活更為孤立和神秘。他們以打獵和采集為生,用滑雪板作為出行工具,並且會馭使鹿群——一種與現代生活隔著更遙遠距離的動物。鹿群大多生活在極寒的高山上,以灰白色苔蘚為食。用摻著鹽的豆餅馴養它們,將它們像草原上的牛羊馬匹一樣,成為山林生活中重要的同伴。在傳統的山林生活中,鹿可以滿足一個山中部落絕大部分的物質和精神需求。除了對動物皮肉的常規使用外,鹿奶和鹿血是傷者和幼童最好的營養品,鹿角和鹿骨可以入藥,也是雕刻手工的好材料。森林浩瀚如大海,使鹿部落也要因時節不同在山中輾轉遷徙。每到轉場時,馴鹿就像草原上的牛馬一樣,負責馱起整個部落的家當。同時,馴鹿還是年老體弱者長途跋涉的坐騎。每個部落的鹿群中總會誕生一頭純白色的鹿,它的一生將擔當起部落的精神圖騰……山林中馴鹿文化與草原上遊牧文明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從地名上也可以看出一二。內蒙古的兩個重要城市——呼和浩特和包頭,蒙古語意思分別為“青色的城”和“有鹿的地方”。“這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直到13世紀或者更晚的時候,這兩個城市的所在還是一個有森林,有鹿群觸摸的地方。”翦伯讚在《內蒙訪古》中這麽寫道。
2016年9月的這個下午,我們就身處在遊牧文明更為深遠的源頭中。距離窩棚不遠的更深的林中,是這個鄂溫克家庭的馴鹿基地。褐皮白斑的鹿群,頂著樹冠一樣巨大分杈的淺木色鹿角,在略微陰暗的光線裏漫步著。歸巢的鳥鳴和厚厚的落葉掩蓋了它們的腳步聲,再加上沉默悠然的姿態,讓它們的行動像是在林間漂浮一樣。
◇ 遼闊和寂寞 ◇
從呼倫貝爾盟首府海拉爾出發,一路往北,通往這片馴鹿生活的山林路上會先經過一大片草原。灰雲由淺入深,從近及遠地鋪陳在無邊無際的青綠之上。白蒙蒙的雨霧像村落的炊煙,嫋嫋飄蕩其間。汽車穿過一條條雨雲帶,在忽而明亮的陽光和忽而淅瀝的陰雨間行駛著。
我們的司機是一位蒙古族人,既熟知當地風土人情,又對自己民族的過往有著強烈自豪感,每到一處風景優美的地方,他會主動停車,帶著一種穩重的滿足感耐心等我們逛蕩拍照。一回到車上,他就成了民間史學的布道者,滔滔不絕地講述他所理解的蒙古史:“蒙古人是世界上最好戰,也最能打的民族。”“現在世界上不安生的地方,像中東阿富汗那裏,都是我們的後裔。那是當年成吉思汗大軍打到歐洲後,撤退回草原一路留下的人。”我們經過的這片大草原屬於陳巴爾虎旗。說起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部落,司機說起來頗有些肅然起敬的樣子。“巴爾虎是最原始純正的蒙古族人,說的蒙古語就相當於漢語裏的普通話,是成吉思汗大軍裏最善戰的部落之一。”
額爾古納河畔,對岸就是俄羅斯
但如果離開這些振奮人心但又難以確實把握的宏大曆史,司機對自己經曆的草原生活,最深的感受卻是“非常寂寞”。現在正是打草的季節,沿途皆是一捆捆綁紮好的草垛,躺在秋天的草地上。這是牧民們在寒冬來臨前為牛羊儲備的過冬草料。遠處還有打草機來回割著牧草,因為草原太過遼闊,一圈一圈移動的機器遠看像是靜止在曠野中一個小點。“我小時候跟著父親和哥哥去草原深處打草,那時還沒有這種機器。牧草比人都高,每個人進了一片草籠子後,什麽人也看不見,隻有把打好的草拉出來時,能跟我父親和哥哥見上一麵。這種生活很寂寞的。”司機說,“為什麽說我們蒙古人好客,因為我們生活的地方人太少了。小時候在草原上放牧,也是從早上出門一整天見不到一個人。最無聊的時候,我就跟狗說話。它做錯了事,我就教訓它,不管它聽不聽得懂。”
蒙古族司機回憶的遊牧生活的寂寞,我們在鄂溫克人的馴鹿基地也能感覺到。那些馴鹿是部落首領瑪麗亞·索送給這個家庭的結婚禮物,隻有純正的鄂溫克人才有資格得到這樣的饋贈。但如今即使在鄂溫克人的聚居地根河,據說純正血統的族人也隻剩9個,絕大部分使鹿部落曾經的族民都已經搬到山下城鎮,過上了定居的生活。原始的部落早已經消散,這些馴鹿和它們的主人,正在成為森林遊牧生活的“化石”。
我們是在去山裏的路上遇到這位鄂溫克人的。他開一輛三輪車,在滿是坑窪的山路上搖擺著下山拉水,已經有四天沒人給他送水和食物。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搬去了山下的定居點,隻有他一個人住在森林裏照看馴鹿。每天早上剛有天光時就打開鹿圈,將成年鹿放進山林裏。傍晚時再將母鹿放進圈裏讓小鹿吃奶,喂它們吃灰白的苔蘚。天黑以後,給帳篷中的爐灶喂進幾塊大木頭驅除寒意,借著太陽能板儲存的電量看看時有時無的電視,直到儲電的電箱亮起紅燈,表示電量將盡,就該是睡覺的時候了。
不過這個時節對他來說還不是最寂寞的。“冬天大雪封山時,我最多有三個月沒有見過一個人。”說起這段經曆,鄂溫克人露出點得意的神色。“每天把鹿放進森林後,我就在林子裏四處轉。走得最遠的時候,翻過幾座山。”他指著遠處,“發現後麵一樣,還是同樣的山。”
雖然表現得對獨自一人的生活滿不在乎,但我們的到來還是讓鄂溫克人很高興。他熱情地表示可以將唯一一頂有床鋪和被褥的帳篷讓給我們,自己則打鋪蓋卷去火塘邊的地上將就一夜。安頓完住處後,他騎上摩托車一溜煙竄出樹林,去山下買菜準備晚飯。
最近的鎮子距離這裏來回也要幾個小時車程。坐在帳篷前等他回來那會兒,能感覺到林子裏的天光和溫度,像舞台拉開前逐漸暗下來的燈光,一層一層降下來。樹林越來越安靜,空氣中的寒意也越來越重,這種清冷讓人既想趕快離開,但又最終決定留下來。我想象暮色將近,鄂溫克人帶著奔馳幾個小時買的食物回來,發現營地空無一人時會多麽失望。對於從人頭攢動的都市來到這裏的人來說,這種林間的孤寂清冷自有其震撼人心之處。與其說是不想讓鄂溫克人麵對我想象的失望,倒不如說是我在這日光將近的時刻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種孤獨,並被這種孤獨給嚇到了。
長城之外氣候寒冷,呼倫貝爾盟最北部冬天氣溫達到零下60攝氏度,耐寒的駱駝作為鄂溫克人的出行工具
◇ 寒冷 ◇
拉鐵摩爾曾據此提出一個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的疑問:“從一個長江下遊稻作省區的每平方英裏554人,與黃河流域的小麥、小米、高粱以及棉花省區的每平方英裏183人的比較中看出來,這麽多的人擠在一片和美國密西西比河以東麵積相似的地區中。雖然他們可以由陸地直接到達一片比密西西比河以西還要大的地區,漢族卻沒有永久性地大麵積成功移民於長城之外,這是為什麽?”
寒冷是一個簡單但又確鑿的答案。英國電視台BBC曾製作了一部《萬裏長城的塞外風光》,給歐洲的拍攝者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這裏的寒冷。長城以外的中國北方,曾被稱為東北九省。這片區域的緯度大約和巴黎相同,但卻有全世界最嚴寒的冬天。越往北走,氣候就越極端。呼倫貝爾盟位於北部之北,從西伯利亞吹來的寒風,讓這裏冬天的氣溫普遍在零下40攝氏度以下。甚至鋼鐵也難以對抗這裏的寒冷。呼倫貝爾盟林區最有特色的民居木刻楞,是一種完全用圓木咬合而成的房子,不用一顆釘子,以保證房子嚴冬不會被凍裂。蒙古族司機告訴我們,去年是這裏最冷的年份,根河賓館幹脆把名字改成了“零下56度冷極賓館”。在最北端漠河,氣溫達到零下61攝氏度,一碗水還未灑到地上,已經凍成冰。
9月,在長城內中原地區仍然很熱,“秋老虎”散發著完全不遜色於“三伏”的熱量。我們從北京出發時穿著短袖還汗流不止,但隨著火車一路往西北,路上的景色一點點籠罩上蕭索的寒意。樹越來越黃,人越來越少,顯得天空越來越高遠。在大興安嶺山中的夜晚,呼吸之間已能看到霜凍的白氣。但對已經熟悉寒冷的當地動物來說,這樣氣溫遠不算舒適。草原上的馬匹顯得對陽光的暖意難以忍受。在穿過陳巴爾虎旗時,常常能看到馬群頭碰頭擠在一起,站在草原中的水泡子裏納涼。不得已要走在路上的馬匹,則總是啄米一樣頻頻點頭——這是它們對暑熱特有的身體反應。
極寒的氣溫在當地動物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鄂溫克人告訴我們,他的馴鹿去年被借去北京展覽,因為不適應暖和的天氣差點惹出一場事故。“它們不喝水了。它一不喝水就有麻煩了,我們隻能買西瓜喂給它降溫。”有了這次教訓,今年冬天鹿群的外出巡遊隻能定在往南不遠的哈爾濱。
再過幾天,山中的顏色會陡然一變,樹葉由綠變黃,紅色的楓葉也會出現。山林斑斕多彩之際,氣溫會迅速降下來,很快草木搖落,北風和大雪將封存草原和山林。但對馴鹿來說,這樣的寒冷都還不夠,鄂溫克人的馴鹿基地會在冬天搬去滿歸阿龍山上,那裏有更高也更冷的山林。隻有在那樣極寒的地方,才生長著馴鹿最愛吃的灰白苔蘚。
在拉鐵摩爾的邊疆觀中,遊牧經濟是粗放型的,是比長城以內農業精耕區域低兩級的經濟模式。但身處這廣袤的苦寒之地,才能感覺到氣候如何真切地決定著人們的生存方式。寒冷讓此地的資源隻能被粗放地利用,人們沒有時間來和自然環境中的作物好好相處。他們隻能順應氣候的變化,跟隨寒冷遷移。而掌握了更高超農業技術的漢族人,即便能抗住迥異於中原的極寒天氣,那些精耕的技巧也沒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嚴寒留給土地耕作的時間非常有限,即便這麽肥沃的黑土,每年也隻能收一季莊稼。拉鐵摩爾曾斷言,中國北部的長城邊疆,屬於異質社會共同體之間的邊疆,具有相對靜止性和排他性。“在工業社會前,長城內外兩種文明的矛盾看起來是無法調和的。因為中國本部若不改變其經濟慣式和社會製度,則無法擴展延伸至非農業的地區。若做出改變,中國社會則不複為中國社會。”
家住額爾古納市黑山頭鎮附近草原上的高大叔在采白蘑菇
◇ 鐵路 ◇
從海拉爾一路往西北,會經過很多山中小城。不管街邊是方方正正、整潔漂亮的木刻楞,還是貼著塑料印刷字體招牌的粗陋現代建築,但城中疏落的行人,頭頂高遠的藍天,以及遠處正開始斑斕變色的樹林,讓這些小城都兼具潔淨感和野性。早上或者日落時走在小城邊緣,能聽到城市和山林交接的深處,傳來火車的長鳴。背著大編織袋、戴窄簷帽子麵色黝黑的旅客,從車站的鐵柵欄中稀稀落落走出來,在晨光或者暮光的掩映下,像是後麵遙遠的山中來客。
鐵路是20世紀初進入這片地區的。“這是整個中國體製中所沒有過的經濟與政治力量的新產物。”一本俄國人編輯的《北滿與華東鐵路》如此描述鐵路對長城外廣袤區域的變革意義,“它進行得非常迅速,盡管粗略,但征服了大片地區”。“鐵路帶來了經濟上的幹涉,而且還有直接或間接的政治幹涉。這一點在東北地區尤其特別,因為它的平均鐵道裏數一開始就比中國其他地區高。”拉鐵摩爾在《中國亞洲的內陸邊疆》中寫道,“中國現在要和其舊地理範圍以外的政治力量做鬥爭,那些外來政治力量建立在資本主義及工業化的經濟基礎上,是舊日邊疆的傳統方式不能與之抗衡的。
因為鐵路而來的“現代化”和“西方化”,現在還保留在呼倫貝爾盟的城市街景中。位於呼倫貝爾盟南側的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有一處被稱為中國最小也最美的火車站。這是一棟低簷尖頂二層日式建築,既有東洋建築的韻味,在背後森林公園的秋色掩映下,又仿佛阿爾卑斯山腳的歐洲小鎮門戶。而在另一個森林公園莫爾道嘎沿線,隨處可見的木刻楞建築,則深受北亞西伯利亞農莊建築風格的影響。房子由木頭和手斧建造而成,地基是灌上水泥的石頭,房屋主體的圓木間墊有苔蘚,木板上麵和泥,泥上鋪馬糞,密不透風,可以抗拒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嚴寒。遠看房子敦厚齊整,像是北歐童話中的場景。
但隨鐵路而來的,遠不止漂亮的西洋景觀那麽簡單。最初建在這裏的鐵路,隻有1287公裏是由中國人自己投資修建的,1723公裏屬於中國東部鐵路局,由俄中共同經營,還有1110公裏屬於南滿鐵路局,這是日本人控製的。其餘段鐵路由中國人經營管理,獨立或與英日合作,但都是用日英貸款修建的。紛繁複雜的鐵路莊家背後,是這片土地上新的勢力戰爭。與長城劃分疆界時代不同的是,來自西方的陸地文明和海上文明以鐵路線為依據,同時進入這裏,並為爭奪資源和控製權大打出手。
1939年5月至9月,日本關東軍、偽滿洲國軍與蘇軍、蒙古軍隊幾十萬人,在呼倫貝爾盟與蒙古之間一片半草原半沙漠的荒原諾門罕展開激戰,雙方調用了除海軍以外的所有兵種和現役裝備,盡出主力大動幹戈。日本關東軍在這場戰役中的失敗,推倒了日本法西斯最終覆滅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日本軍部向西侵略的企圖自此落空,促使日軍不得不放棄北進政策而選擇進攻太平洋。諾門罕戰役因此被日本史學家稱為“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一次敗仗”。
上世紀90年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來到呼倫貝爾盟,實地追尋戰場遺跡——一片“在夏天日暮時分漂亮得教人透不過氣,然而卻幾乎沒水,根本不能耕作且到處是蚊蟲的土地”。“幾十年前人們竟然在這裏浴血奮戰,數萬之多的士兵被擊斃,被火焰放射器燒死,被坦克履帶碾死,被因炮擊而崩塌的戰壕活埋,或者不願意當俘虜而自殺,還有數倍於此的人身負重傷,失去手腳,想到這,心情不能不黯淡下來。”村上春樹在書中寫道,“這一帶原本是牧民趕著家畜,按季節從這裏移去那裏的誰的東西也不是的土地,必須在此作戰的幾乎唯一的理由是軍部的麵子和萬一碰巧的冒險狐疑算計。”據說參加戰役的大部分日軍是全副武裝從海拉爾徒步趕到國境線,“看書時也隻是作為知識認識到‘是那樣啊’,而實際來現場一看,麵對那一行為意味的現實性艱難困苦,我不由瞠目結舌,同時也深切地感到當時日本那個國家是何等貧窮。為了使日本這個貧窮國家生存下去,而在‘維持生命線’這一‘大義’之下侵略中國這個更窮的國家,真是無可救藥”。
新采摘的白蘑菇要立刻清理幹淨,以保新鮮
如今呼倫貝爾盟境內的鐵路沿線,已經聽不到殘酷且荒謬的戰爭悲歌了。莫爾道嘎林區的小鎮太平,曾經是戰火烽煙的焦點——既是日本關東軍警備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東北抗日聯軍創始人之一趙尚誌的活動基地。七八月份旅遊旺季剛過,小鎮從洶湧的遊客人潮中鬆了口氣,呈現出靜寂美麗的麵貌。街道兩邊是一棟棟齊整但空洞的木刻楞,偶有人影一閃,便消失在房屋或道路的拐角處。房屋背後是覆草的連綿丘陵,像一道望不到邊的綠色矮牆。本想翻過去看看後麵有什麽,但每往深處走,都能聽到丘陵腳下的房屋邊,傳出看不到身影但充滿威脅的狗叫聲。寧靜美麗中又有點隱隱的緊張感,讓人回想起曾存在於這個邊城沉重而危險的火種。
◇ 馬匹和獵人 ◇
對所有想進入這裏的勢力來說,俄羅斯人天然跟這裏保持著最密切和最長久的聯係。早在現代交通尚未進入這個地區前,額爾古納河兩岸的居民就有著貿易和族緣往來。“二戰”陰雲消失後,日本人幾乎盡數退出了這個區域,但俄羅斯民族仍然借助貿易的力量留在了這裏。在黑山頭,一位俄羅斯族婦女頗為自豪地跟我回憶,上世紀80年代,她將幾遝現金縫進衣服內層,從幾公裏外額爾古納河邊的口岸,到俄羅斯城市中買賣貨物,賺取高額差價。直到今天,河對麵村莊的牧民還常來這邊的草原買牧草。沿著額爾古納河流淌出的邊境線,從臨江到恩和,再到室韋、黑山頭,都是俄羅斯族人的聚居地。他們大多是從長城內移民至此的漢族居民與俄羅斯人結合的後裔,住在草原和城鎮交界地帶,既精通草原生活的精神,又明白現代貿易的規則和奧妙。
夏秋季節綿羊易感染“爛尾病”,羊倌抓住患病爛尾的羊給它上藥
高大叔就是這樣一位新移民。他身材壯實,略帶棕黃的眼睛,被兩坨紅彤彤的臉頰肉擠成一條細縫。長相算不上美男子,但在言談姿態中,潛伏著一種打動人的力量,既包含戰鬥民族的粗獷和野性,又不失禮貌和見識。他說自己的家族在此地的曆史始於上世紀初,爺爺從山東移民到這裏,趕著馬車去河對岸的村莊娶回俄羅斯姑娘。奶奶嫁過來後,雖然家鄉隻有一河之隔,抬頭就能看到對麵的村舍,但卻再沒回去過。
高大叔家在黑山頭鎮附近的草原上,那裏是定點放牧和旅遊業的交界地帶。他有7000多畝草場,牧養著上千隻羊、十幾匹馬,他還搭了兩個蒙古包,在夏季時做家庭客棧接待遊客。和那些在城鎮中心的旅遊從業者不同,高大叔對草原生活有著切身的理解。他家進門的土牆上掛著各式各樣放牧工具:裹著毛皮的趕羊棒、用幾股牛皮繩細細絞成的馬鞭、麻繩搓成的三腳馬絆,還有細長的套羊杆和粗大一些的套馬杆……回憶起早年間的草原生活,高大叔的講述簡單又充滿情感。
“沒有摩托車汽車的時候,我去哪裏都是騎馬,就算到200多公裏外的室韋跟朋友喝酒,也是騎馬去。帶上兩匹腳力好的馬匹,去的路上騎一匹,走到水草好的半道,用馬絆將走了半程的這匹馬停在路上吃草,然後騎另一匹馬接著跑。喝完酒往回走,再在半道換上這匹吃飽喝足的馬,當天就能到家。”
“那時候的草原,水泡子還不少,夏天葦子長得比人還高,水邊到處是山丁和柳樹。我常常騎著馬,背上雙筒獵槍,帶上幾隻草原大笨狗,就是現在家門口拴著的黑黃色那種。這種狗攻擊力強,但比藏獒更好馴服。帶著它去草原打獵,看到旱獺或者孢子,就騎在馬上瞄準,槍響後,都不用下馬,狗就衝過去把獵物給我叼回來了。”
“那時候草原上還有狼群。有一次和一個蒙古族朋友去草原深處趕馬,太陽快落山時被七隻狼跟上了,它們分兩隊包抄我們。但它們不想吃人,想吃馬。馬對草原上的男人來說是最重要的牲畜,我當然不能讓它們把馬吃掉。一路握著槍,緊趕著馬跟它們周旋,不讓狼群把我們前後圍住。這七隻狼一直跟到我們的牧民點上,始終沒機會下口,最後跑進一家牧民的羊圈,咬死幾隻羊吃掉了。”
“馬匹重要的那些年,盜馬賊也特別厲害。有一年冬天他們從牧民村子裏偷了70多匹馬,想趕過冰凍的額爾古納河去對岸賣掉。馬群過河時擠來踏去,冰麵破裂。全掉在河裏凍死了。最後公安趕去時,凍死的馬匹還保持著落水時的姿勢,仰頭揚蹄,什麽樣兒的都有。按說凍死的馬肉淤了血,不好再吃了,但最後外麵來收馬肉的販子全收走了。”
“冬天是打獵的好季節,可因為打獵死人的事也有。大概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一年根河那邊的一個鄂溫克人沿著額爾古納河追獵物,追到我們這裏,碰上俄羅斯族的一個獵人。兩個人一起喝酒,都說自己的槍法有多準,最後決定比一比。先是鄂溫克人一槍打中了百米外的一個目標。俄羅斯族獵人說,你站到同樣的距離,頭上頂個碗,我一槍能把碗打碎。鄂溫克人也是‘虎’,真的頂碗站到百米外,俄羅斯人借著酒勁,抬槍就打,子彈正中鄂溫克人的腦門。俄羅斯族獵人將他的屍體埋在了額爾古納河邊的積雪中,春天冰雪化了露出屍體,這事才被發現。鄂溫克部落來了好幾十人,背著獵槍找公安局要人,要求把俄羅斯族獵人帶回山中處置。公安部門勸說了好長時間,不能用私刑,但保證會給鄂溫克部落一個交代。最後那個俄羅斯族獵人被判了死緩。”
講這些故事時,高大叔語調平靜,棕黃色的眼珠眯縫著,看不出任何波瀾。那些發生在草原上和界河邊頻繁的危險和死亡,仿佛都是這裏理所應當的平常生活。如今,邊疆生活中驚心動魄的部分已經消逝了大半。政府沒收了民間的所有獵槍,終結了獵人這個職業。大部分草場也已經分到各戶,草原的流動性已經大大降低,馬匹不再是牧民最重要的牲畜。我們這一路上看到不少沒有主人看管的馬匹,散布在草原的濕地邊,秋天的白樺林裏。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它們都由頭馬帶領著露宿山野,直到寒冬來臨才會回到家中的馬廊避寒。高大叔的十幾匹馬也這樣放養著,雖然已經很少用馬,但高大叔常常在早晚時分騎著摩托車到草原深處去看看它們,這些馬匹代表著他記憶中的人馬相依馳騁曠野的草原時光。
獨自一人在草原深處放牧的老羊倌周金宇
◇ 羊群 ◇
對羊群來說,要理解並配合這種充滿善意的抓捕行動顯然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在所有的草原牲畜中,羊群被牧民認為是最難溝通的一種。“它太笨了。”蒙古族司機回憶他小時候的放牧經曆時,對羊群的智商大加抱怨。草原氣候多變。夏季的雷暴,冬天的風雪,秋季的山火,春季的塵暴,都可能讓天地瞬間變色,但羊群從不懂趨利避害。“風暴一來,它們立刻就會迷了方向。大雪來了,它們也待在原地一動不動,直到被大雪埋住。”傳統的放牧都不設圍欄的,牲畜在吃草過程中走失或者混入別家的羊群是常有的事。放牧者必須具備的一項本事就是能在一大群牛羊中辨認出自己的牲畜,這不僅需要放牧者有極好的觀察和記憶力,還要他和牲畜之間能在天長日久的相處中建立起一些微妙的心理聯係。“如果是牛或者馬混群,主人去找時,聽到主人的聲音,自家的牲畜是會給一點反應的,但是羊就做不到。”
幾乎所有的老牧民都會講出一大堆關於養羊的麻煩,這是遊牧粗放經濟中最費工夫的“細致活兒”。羊群特別容易受到一種致命病菌的感染,因此每年要打預防針。春季和秋季,還要給它們洗藥浴——每家挖出一個大土坑,泡好藥水。羊群膽小,不敢下水,還得一隻一隻往水裏推……但一路上看到最多的風景卻是草原上的羊群,它們是這個時代放牧經濟的勝出者——在牧民家庭的牲畜結構中,羊群的數量遠遠高過了牛和馬。
拉鐵摩爾分析過遊牧社會中各種動物的作用:“馬在戰爭中特別有用。使用駱駝的技術可以自由地在最貧瘠的草地上來往,也可以利用它到達距離較遠、水草較好的地點。牛和犛牛生長在草地和高原上,比其他牲畜的乳及肉的產量多。喂養得好的牛,在拖挽原始粗重的車輛的力量上比馬或駱駝要強。”
每種牲畜各有所長,分別滿足遊牧生活所需要的食物、遷移和征戰,但沒有一種動物比得上羊對草原遊牧民族提供的經濟價值。今日的蒙古人和古時一樣,羊供給他們以羊毛,製造蓋蒙古包用的毛氈。羊皮可以做衣服,夏天有羊乳,還可以做奶酪和奶油,供冬天食用。羊比其他牲畜更具有食住衣和燃料的基本經濟價值,到今天仍然如此。在高大叔的院子後,用羊糞壘出一長排矮牆,是這個家庭足夠用一整年的燃料。
拉鐵摩爾曾總結草原遊牧生活是移動性與固定性的平衡,移動性的極端是馬上的戰士,固定性則代表財富的累積。在不同的時代,兩種特性有著不同的比例組合。以此標準來看,今天的草原在財富累積的需求上,已經完全壓倒了移動性需求。馬匹在牧民生活中的邊緣化,不能負重且移動緩慢的羊群比重增加,是這個時代牧民們找到的經濟平衡。羊倌的價格也因此水漲船高,草原上一個成熟羊倌一年的薪水有近10萬元。在羊群的喂養上,也已經有了越來越多類似田地精耕那樣更細致的操作,比如為一隻被蒼蠅蛆蟲爛尾的羊上藥。
套住的羊被拉到羊圈外後,羊倌壓住羊的腿腳,他的妻子則撥開羊的大尾巴,用鑷子在血肉模糊的尾部夾出蛆蟲,再用糊牆的刷子抹上摻有機油的黑色藥膏——機油的味道阻擋些許蒼蠅靠近,最後撒上一把爐灰。每隻被抓住的羊都像末日來臨一樣,奮力踢蹬掙紮一番。等治療結束後從地上一躍而起,劫後餘生般圍著周邊的空地跑跳一圈,再回到圍欄外,淡定地觀看同類經曆自己剛剛經曆過的恐慌。
當羊倌和羊群忙碌奔跑,與蒼蠅的蛆蟲血肉模糊地搏鬥時,半輪月影出現在天空。這是草原一天中最溫柔的時刻。太陽落山的地方,玫瑰色的光輝透過雲層照耀著淺淺昏黑的大地。暮色從地平線上薄霧般悄然升起,天地之間一片青蓮色。世界在安靜下來,刮個不停的風聲變弱了,房子圍欄前一直迎風獵獵搖動的旗子也像累了一樣耷拉下來。幹燥而清淨的空氣中,散布著割了的青草氣味,低頭甩尾的馬匹在山脊曲線中默默啃噬著寸草。
◇ 牧民 ◇
在黑山頭的第二天,高大叔開著皮卡,帶我們去陳巴爾虎旗的草原深處尋訪那些尚在遊牧的蒙古族牧民。曆史學家翦伯讚曾經稱讚呼倫貝爾不僅“現在是內蒙古一個最好的牧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最好的草原”。但隨著一些現代產業的進入,礦業、精耕的規模農業、旅遊業都在分割著草場資源,可為遊牧的草場已經大大減少。陳巴爾虎草原是遊牧蒙古族人的保留地,這裏沒有耕地,沒有旅遊賓館,看不到什麽現代世界的標記,隻有無邊的甚至不乏單調的綠草地。
汽車沿著草場中仿佛通向天邊的土道,顛簸在草原起伏的曲線中。遠處,打草車穿梭在雲層投射的陰影裏,11個滾輪的摟草機,大蜈蚣一樣橫掃草地,把割好的牧草聚攏成一道道草線;像宮崎駿動畫片《哈爾的移動城堡》中渾身披掛著絞盤鏈條的打捆機,沿著摟好的草線將牧草吃進肚子,然後從尾部吐出一個圓滾滾的草捆。
一大群羊像大片搖搖擺擺的厚實棉被,正從道路一側的草場轉去另一邊。等羊群過路的時候,路邊圍欄裏一位牧羊人對著我們喊了一聲“高三兒”。“高三兒”是高大叔的小名。這位牧羊人叫達西尼瑪,是高大叔打小認識的朋友。他穿著滾金邊的深藍色對襟長袍——這是陳巴爾虎地區蒙古族牧民的傳統裝束,身材高大挺拔,紅黑的大臉盤,笑起來露出一口醒目的白牙。
達西家是最正宗的遊牧牧民,住在距離城鎮還有相當距離的草原深處。他小時候和父親一起帶著家裏的牛羊製品,到黑山頭鎮上換草原生活需要的鹽、糖等生活用品。從住的地方騎馬到鎮上要一天多時間,晚上就留宿在高大叔家中。現在公路邊的牧民大都改為定點放牧,並加上點旅遊貿易等混合經濟,達西尼瑪還堅持著父輩的生活方式——不會耕種,也不做其他產業,在夏牧場和冬牧場中間來回遷徙,放牧牛羊換取所有的生活物品。他說遊牧才是養牛羊最好的方式,但這個傳統也讓他離市場也更遠。牲畜的價格都掌握在中間商的手裏。今年夏季沒有下雨,牧草稀疏短小,每畝地的出草率大約隻有去年的1/3,為了讓牲畜過冬不挨餓,達西不得不考慮賣掉一些羊減輕草場的壓力。但外來的羊販子把羊價一壓再壓,2013年以前每隻羊能賣800元,現在的收購價不到400元。
為了節省成本,達西沒有請羊倌,自己放牧1000多隻羊。為了照顧孩子上學,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已經一起搬到城裏,家裏正是需要用錢的時候,達西一個人待在草原深處放牧羊群,其中的孤獨和辛苦可以想象也難以想象。“為了孩子,就忍受兩年吧。”他像下定某種決心一樣,“啪”一聲衝著羊群空揮了一下鞭子。
隔著圍欄,高大叔和達西尼瑪聊起了一些生活在草原更深處的幼時夥伴,聽到的大多不是好消息。外人看來風景如畫的草原,生活其中的人命運卻薄如蟬翼:有得病去世的,有喝醉酒錯手殺死妻子然後自殺的,最不幸的一個家庭,四兄弟已經隻剩一個。兩人倚在圍欄邊,略帶點歎息和凝重的表情說著話,羊群已經自顧自啃著草往前,消失在一塊緩坡的後麵。
達西曾經有機會離開這裏。上世紀80年代,他所在的公社選了三個牧民去內蒙古民族大學,學成之後就是國家的後備幹部。但三個人都沒法習慣城裏的生活,一個得了抑鬱症,一個天天喝酒,達西雖然沒出什麽事兒,但也半途輟學,回到草原繼續放羊。當高大叔提起這段往事,達西隻是淡淡咧嘴一笑。純正牧民生活和城市的差距,是一個城裏人無法理解、草原人也無法解釋的話題。高大叔說大概是2010年,自己送孩子去城裏上大學時,看到一個蒙古族孩子無法融入集體生活。“大家在操場列方隊,他不參加,一個人蹲在操場邊擺弄草玩。我問他為什麽不去排隊,他說他不會。這個孩子後來退學回家了。”
眼前這塊達西尼瑪和祖輩放牧的草原像微波蕩漾的大海,站在稍微高一點的地方,似乎就能將草原盡收眼底,但又感覺即便站到再高的地方,也無法看到草原的盡頭。耳畔風聲一刻不停,腳邊的每寸草每朵花,甚至每塊小石子都在隨風微微顫動,但舉目遠望,整片草原又像塊化石般一動不動。在這樣蒼涼無垠的地方生活,會給人的心理打下什麽樣的烙印,以至於跟現代生活隔著難以彌合的鴻溝,外人難以明了。甚至高大叔也說,和這些從小一起長大的蒙古族朋友之間已經疏遠了。那是一種潛滋暗長的分裂和距離感——這種分裂不同於當年長城所分割的兩種文明,它存在於同一區域內,甚至曾經聯係密切的人群中。“不知道為什麽,可能是因為感覺過得不如外麵的人,他們顯得很冷漠,不願意和我們交往了。”
◇ 孤獨 ◇
我們在草原上見到的最後一個蒙古族牧民是周金宇。很多蒙古族人都取了一個漢族名字,用於和外部世界交流。他們的蒙古族名字通常很長,就隻在同族人之間使用,就像是一種隱秘的符號。
周金宇是一位老羊倌,在陳巴爾虎旗草原上給人放牧幾十年,現在已經年近六十,頭發斑白,臉上布滿如李爾王般深刻的皺紋。他放羊的地方在草原更深處,除了他住的蒙古包,一輛生滿鐵鏽的水車,還有羊群晚上休息的圈欄,看不到其他人類的物什。陪著他的活物,除了羊群,還有一匹馬。原本還有一條狗,但半個月前得病死了。“我哭了一整天,那是條好狗,能幫我趕羊呢。”周金宇說。不知道是因為太久沒有人對話,還是天生如此,他話音有些混沌難懂。蒙古包前就是一個月牙形水泡子,一群水鳥在稀疏的蘆葦上空盤旋,他放牧的羊群在遠處草坡吃草。依然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依然讓來者感覺到難以撫慰的孤獨。
我們到的時候,周金宇正在帳篷中吃午飯。午飯是白糖摻麵包和煮土豆,伴著手邊一台tecsun小收音機放出的蒙語歌曲,沉厚的男聲隨著悠揚的曲調呢喃低唱。帳篷中除了一張床、一張吃飯的桌子和淩亂擺放的鍋碗瓢盆外,還晾著兩張熟牛皮,散發著一股衝鼻的膻腥味兒。這是周金宇的手作物。將生牛皮用水泡脹去毛,再用帳篷前一根樹幹製成的牛皮碾子將牛皮碾軟,然後放進牛奶中浸泡數日,晾幹後就是韌度很好的熟牛皮,割成細條後絞成馬鞭,或者編成套馬杆的皮繩,能用很多年。周金宇製作的皮繩讓高大叔讚不絕口,這是靠時間和專注累積出來的物品。他每天除了趕羊,就在帳篷裏,聽著收音機裏的蒙語歌和蒙語新聞做手工,床邊已經積了半口袋編好的皮繩和馬鞭。“你們在外麵問問有沒有人要,讓他來這裏,100塊一條。”他用混沌的口音說。
孤獨生活的勞動者大多有一雙很靈巧的手。周金宇的生活讓我想起了第一天在山中遇到的那位鄂溫克人。同樣是臉上布滿灰塵,說話做事也有些大大咧咧的粗魯勁兒,但手指卻纖細修長。每天把馴鹿放進樹林後,他就坐到白樺樹林裏的窩棚內,用白樺皮做各種手工物品。他還很自得地給我們展示他的車鑰匙鏈,上麵稀裏嘩啦掛了一大長串用鹿蹄磨成的掛飾,用鹿皮穿成,捏在手上有一種濕乎乎的質感。他還用鹿角雕成煙嘴,吃飯的間隙點起一根煙,用鹿角煙嘴叼著,香煙憑空長出一大截,斜貼在他暗黑消瘦的臉上,他努力叼得自如的姿態顯得有點滑稽。
那天晚上他為我們做了三個菜:辣椒炒牛小肚、辣椒燒泥鰍,還炒了一盤豆芽菜。“這個給你。”他頗為周到地說,“男人有了下酒菜,也要有盤給女人吃的菜。”吃飯前,他從牆角拎出一桶白酒,倒出滿滿一大杯,先潑一半在尚未熄滅的灶火裏,灶台上噗地騰起一大團蓮花狀的火焰。
除了手工,能消解放牧生活孤獨的,恐怕就是酒了。草原牧民和山中獵民一個共同的愛好是喝酒,都是那種不管不顧的喝法。這裏因為喝酒引發命案甚至傷害親人的案例並不少見,越是草原或者森林深處的人,喝得越厲害。
我們在山中夜晚的酒局也很快出現難以控製的場麵。鄂溫克人用水杯盛酒,一杯一杯喝下來,待客的熱情已經漸漸被酒精催化為一種自說自話的欲望。他的話滔滔不絕,先是說這片森林的生活,白樺樹皮燒成灰可以治小孩拉肚子,苦苦的歸心草可以治心髒病,甚至摔傷重度骨折也可以依靠喝鹿奶痊愈,然後說到鄂溫克族人越來越少,最後說到國家下撥給馴鹿養殖戶的補助金沒有到位,他們得不到新的鹿種,馴鹿也麵臨著種族危機……夜越來越深,他的話像桶裏的酒一樣無窮無盡,不能打斷,也不允許結束。“我是主人,主人沒走,誰也不許走。”說這話時,他的嗓音低沉有力,在漆黑的夜色中讓人感覺可怕。
我開始覺得,我想象中的遊牧者的孤獨是難以靠近,也不可安慰的。經年累月的獨自生活,就像時間衝刷出的深深的河床,孤獨則像河床中的水流,沿著既定的軌道向前奔流。任何想終止這種孤獨的行為,不過是在河流中激起一些自不量力的浪花。作為一個來自長城內的完全的外來者,我這才體會到高大叔所說的因為分裂導致的距離感——那是一種情感無法給予和交流的遺憾。我曾經想象這是一個善意且美好的山中夜晚。我們留下來和鄂溫克人一起分擔林中的孤獨和黑暗,第二天早上能看到清晨的陽光從白樺林的枝葉間照進來,整片林子都好像閃著金光——鄂溫克人說這是森林最美的時候。我們想象他清晨坐在白樺樹下開始手工的模樣,那是一種最接近森林獵民生活想象的美好畫麵。但我們最終沒有在帳篷裏過夜,而是像逃離什麽一樣連夜離開了森林,離開了酒桌邊那位接近爛醉的鄂溫克人。因此,我們沒能看到清晨的白樺林,也沒能看到鄂溫克人在林下窩棚裏平靜專注手作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