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看電視劇《白鹿原》，白嘉軒的形象讓我聯想到我父親的某些相似之處。
我的家鄉在浙江東部的四明山上，是中共19個老革命根據地之一，可見是窮山僻壤。村裏有3百多戶人家，1千多人口，也算是山上的一個大村。山上有一些梯田，可種水稻，也出產茶葉木材竹子。父親有兄弟6個，他排行老四。49年前父親家裏沒有地產，但他懂得茶葉的好壞，所以就在村裏收購一些茶葉到上海等地去賣，在村裏也算是在外麵見過世麵的人。49年評成份時村裏的農會主席不知道怎麽給我父親評，就給他按了一個無業遊民的成份，虧了我母親到農會據理力爭，才給他定成貧農。現在想來我母親可謂是目光遠大，就此一項就為我們家立下了不世功勳。如果我們家是無業遊民，看看後來村內村外一些成份較高人家孩子在上學參軍找工作中的遭遇，真的是後果不堪設想。
50年代初政府要在區裏建供銷社，把我父親找去做了茶站的茶葉鑒定師（給茶葉好壞評級）。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我們家就可以從農村戶口轉成國家戶口（大家知道這意味著什麽），我們的生活就會很不一樣。那時家鄉要搞農業合作社，鄉裏的鄉長跟我父親熟，要我父親回家做合作社主任。不知道這鄉長跟我父親怎麽忽悠的，大概是講了一些那個時代的大道理，也許是合作社主任這個頭銜的吸引，我父親放棄了茶葉鑒定師回家成了農民，為此母親一直抱怨，但父親在村裏的威信也由此慢慢建立。
農業合作社後來成了人民公社，父親也由合作社主任成了大隊支部書記。58年搞大躍進，上麵領導要求下麵放糧食產量衛星，天天開會，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級級加碼。作為最基層幹部的父親深知報高糧食產量的凶險，因為那時政府實行統購統銷，如果你報高了糧食產量，政府就要按報高了的產量向你收購糧食，村民們就要餓肚子。據一些當時跟我父親共事的村幹部後來閑聊中跟我說，那時他們村幹部們抱團痛哭，實在沒有辦法報高糧食產量。最終父親為此被拔了白旗（右傾），貶到離村數裏路外的一個農場當場長，隻管2個人。誰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隨著大躍進三麵紅旗後是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村裏人都餓了肚子，到處是浮腫病。父親的農場因為離村有些距離，沒人管，他們就偷偷地自己種點紅薯，不那麽餓著。我那時5，6歲，有點記憶，腦海裏隱隱約約還有天黑後奶奶帶著我偷偷地去我父親那裏吃紅薯的印象。直到政府調整政策後父親才回來繼續當大隊支部書記。
過了幾年安穩生活後，政府又發動了四清運動。縣裏派來的工作組進駐村裏，撇開村幹部，直接住到村裏最貧困的農民家，與他們所謂同吃同住同勞動，然後是秘密訪談，摸底排隊，揭發村幹部。父親被揭露出來的最大問題是階級界限不清，與地主吃吃喝喝。我們家的隔壁和對門住著兩家地主，也沒聽說他們以前有過欺淩鄉裏的事，隻是在土改時田地多了點結果被評成了地主，幾十年翻不了身。每次運動他們總要被拉出來批鬥，當時政策如此，父親也隻能執行。但父親知道他們不是壞人，又是鄰居，平時聊個天逢年過節時互相吃個飯也是有的，沒想到被上綱上線。四清以後父親就再也沒有去地主家吃過飯。所謂階級界限不清是因為好幾個中農上中農的孩子因為父親的推薦轉成了國家戶口。政府偶爾有到農村招工的，比如供銷社營業員電話接線員之類的，通常有文化水平方麵的要求，而那時村裏有點文化的多數是成份較高的。中農上中農是所謂團結對象，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麽。但父親覺得無論是誰村裏有人去外邊做事是好事，後來那些人確實也很感激我父親。工作組為這些事情沒少批判我父親，大會小會檢討。但批判歸批判檢討歸檢討，到了後期，工作組也知道他們無法撼動父親在村裏的威信，事情就不了了之。
緊接著四清運動的是文化大革命。村裏的一些年輕人，大多是不喜歡幹農活的，開始組成造反派，但村幹部基本上都是保守派。那時來浙江支左的解放軍是支持造反派的，而地方武裝（軍分區，人武部）多數是支持保守派的，因此兩派都能從軍隊中得到武器，浙江的武鬥也因此特別激烈。大約是68年左右吧，山上謠言滿天飛，說是解放軍要進攻四明山，母親跟我說如果戰鬥真打起來就將我送到鄰縣親戚家中躲避。一天，一位解放軍軍官帶著兩個兵來到我家勸說我父親支持造反派，家門口聚集了一大群圍觀的村民。不知是因為對村裏的造反派不滿還是因為對他的領導的信任，反正父親跟這位解放軍軍官頂了起來，還拍了桌子，村民們都驚訝我父親如此大膽。結果造反派奪了權，父親也作為村裏最大的走資派被批鬥。在一次批鬥會上，一位造反派一腳踢翻我父親要他跪下。也有造反派敬重我父親的，把他扶起跟他說你就不用跪了，父親才躲過一劫。我們村造反派真真掌權隻是很短一段時間，很快又說是要三結合，後來又說是要黨的一元化領導，父親又重返崗位。也沒見到父親怎麽報複這位踢他的造反派，但對那位扶他的造反派後來一直另眼相看優禮相加。
經過這麽多次的起起落落（可與鄧小平媲美了），父親相信隻要自己行得正，共產黨不會冤枉一個好人。我現在當然知道這是圖樣圖森破，但這卻是父親的口頭禪也是他直到去世的堅定信念。
父親沒有大的政績可以炫耀，由於當時政策的限製和村裏的地理位置，父親也不可能讓村民們先富起來。但在父親任上建起了村裏第一所小學，小孩子們不需要走10裏路去鄉（公社）小學上學；建起了村裏第一個敬老院，使村裏沒有後代的孤寡老人老有所依；建起了好幾處水庫，至今便利村民們灌溉和用水。在他任上村裏的秩序也一直很好。父親的最大優點是處事公平，當然是按照村民們認可的道德和規則。記得我們家幾乎每天晚餐都有很多人圍著，大到村裏的事小到夫妻吵架兄弟分家，都來找我父親評理和決定。母親和我們常常不勝其煩，但也沒有辦法。父親因此不但在村民們中很有威信，在鄰村的幹部們中也很有影響，甚至鄉（公社）裏區（鎮）裏的領導也敬重他幾分。
父親為人處事的原則是能幫人時卻幫人，村裏因此外出做事的人比較多。大概是60年代初吧，有一村民得知按政策他家可以搬到杭州附近的蕭山去，但此事必須在元旦前辦好，距他找到我父親隻剰幾天，他又不認識鄉裏區裏的領導。那時村裏不通汽車，區裏離村有三十多裏地，父親為他專門跑到鄉裏區裏一個一個章蓋過來把事情辦妥。父親重來沒有向我們提起過此事，直到幾年前母親生病這村民的兒子(他現在在蕭山有數億資產)來探望時才跟我們提起，說他父親去世前再三囑呼一定要報答我家，如果沒有我父親的幫忙就沒有他家的今天。
當然要維持這麽大一個村的秩序肯定會得罪一些人。也是在60年代，村裏有一青年不但遊手好閑愛偷雞摸狗而且屢教不改。據村民們傳言，有一天半夜他裝神弄鬼闖進一寡婦家裏，不但睡了寡婦還把寡婦的錢財拿走。村裏沒有辦法就報告了公安局，結果被判了好多年。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他被判重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他刑滿釋放後就留在了勞改農場工作直到幹不動活。10多年前的一天，那時我父親已去世很久我也早已在美國定居，他突然找到我姐家中，說他進監獄是我父親的緣故，他現在老無所靠怎麽辦。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我姐著實嚇了一跳，沒有辦法隻好給了他一筆錢了事。可見得罪了人，無論對錯，債總是要還的。
父親在77年底被確診為食道癌晚期，78年夏天去世。期間很多人來探望他，但最使他欣慰的是我姐事業順利我那時也已上了大學。出殯那天，幾乎所有村民都來給他送葬，也算是村民們對父親一生的肯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