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獎是如何變成郭沫若文學獎的（ZT）

導語：2014年5月，湖北作協主席方方微博大戰同省跑獎詩人柳忠秧。8月，獲獎詩人周嘯天的“新聞打油詩”得到前輩妙讚，引發全民“共賞”。同一時間，柳忠秧不滿周嘯天“文采”，“聯合”方方，聲稱自己“好出一大截”......凡此鬧劇種種，不禁讓人問一句：魯獎何以至此？

從小閱讀魯迅的瑪麗蓮·夢毛認為，魯迅文學獎是一個原本與魯迅毫無關係的獎，一個獨立自由反叛的文學鬥士形象在死後多年依然被體製挾製，年複一年的在文化官僚大國生產出文化怪胎。這個獎，長著一副魯迅的臉，卻是郭沫若的靈魂在飛翔，如果將其命名為“郭沫若文學獎”，將更能配上中國式文學腐敗的美妙現狀。“這世界上原本沒有魯迅文學獎，領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郭沫若文學獎。” 

　　頗多中國人，是在閱讀魯迅文章的語境下長大的。我們從小學到高中的語文課本中，魯迅先生的文字皆如野草一般在語文的原野上瘋長。正是魯迅，在我年幼的閱讀經驗裏，將反叛的精神植進我的腦顱骨。我的語文老師如此解讀魯迅：那些犀利的文字，是戰士的武器，是刺向黑暗現實的匕首，是反叛者的投槍，更是燃燈者帶來的光明。魯迅獨立、自由、反叛的文學鬥士形象，就此從教科書裏走出，深刻在大多中國人的腦細胞。

　　1986年，中國作協假文學鬥士魯迅之名，成立了附庸於體製的魯迅文學獎。這個獎成立之初，便注定是一個能指與所指嚴重分裂的獎--個人與官方，自由與權力等等二元對立、無法互融、彼此抵抗的元素，硬生生地糾纏一處。

　　明眼人皆能看出，所謂魯迅文學獎，不但是一個被背叛的“遺囑”，還是一個被挾持、被綁架的“遺囑”。它注定與魯迅、與文學無有任何關聯，而與體製、與“歌德”明送秋波。這是一種嚴重的命名學錯誤，它在以魯迅（能指）之名，施行郭沫若（所指）之實。命名與內在的嚴重分裂，必然導致這個怪胎一般的文學獎項，在未來麵臨一係列無法躲避的爭執。我想，假若1986年中國作協將此獎命名為“郭沫若文學獎”，每一屆獲獎名單出來，民眾的反應便不會如此過激。要知道，中國作協的作家們，任何一個獲得郭沫若文學獎，在民眾看來，都是獎以詠痔，適得其所，名副其實。

　　鬧劇之一：體製文人的攀爬遊戲

　　早在今年五月，“柳忠秧跑魯獎”便在微博上旋起一股質疑魯獎的小高潮。這是第六屆魯獎預評階段的一大鬧劇。隻是，這個質疑具有時空特異性，魯獎史並不乏這樣的詩歌和詩人。眾所周知，上一屆魯獎詩歌獲得者車延高，因其簡陋至極的“羊羔體”，在互聯網上很是“著名”了一陣子。

　　柳忠秧以市井流氓的視野，早已知曉了作協機製，加入了不但可以獲得一頂可以忽悠民眾的“風雅帽”，還好處頗多。作為作協的一員，柳忠秧更曉得體製內作家獲得魯獎、茅獎，往往是通往作協主席、文聯主席的墊腳石。這也是很多作協官員，一到魯獎評選之際，四處奔波的根本原因。

　　在作協內工作過的人，都深知作協日常生活中微觀權力鬥爭之激烈。各部門領導，會因開會時名單排列先後之類的小問題，時而拍桌子罵娘，時而互相暗算，時而拔斷對方網線。諸如此類的雞毛蒜皮，是體製內文人常常玩鬧的互虐遊戲，局外人不明白，也根本無法明白其中的種種細節。

　　鬧劇之二：文化官僚的話語腐敗

　　在魯獎正式頒布之後，《新京報》一篇名為《妙賞新科魯獎詩人周嘯天的“新聞詩”》的文章，激起了公眾再次對魯獎的關注。這篇文章中，魯獎詩人周嘯天以比柳忠秧更為“高超”的打油詩藝，獲得前文化部長王蒙的高度讚賞：“亦屬絕唱，已屬絕倫”。王蒙對魯獎詩人周嘯天的過度讚美，引發了互聯網新一輪的話語狂歡。在戲仿與反諷的狂歡背後，理性的人們不由提出這樣的疑問：這僅僅是魯獎在腐敗，還是整個中國的文化機製早已腐敗？對周嘯天之流毫不知恥的話語按摩，在欺騙公眾的同時，算不算一種文化人獨有的腐敗奇觀？

　　很多中國人明白，在這個人情大國，一個人要成功，往往憑借的不是自身的實力，而是各種各樣的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中國的一些文人們，往往不忙著練好自己的文學技巧與語言技藝，而是忙於四處搞關係。一些女作家忙著成為交際花，一些男作家忙著拍各位文化元老的馬屁。種種惡俗之舉，無非為了得到文化官僚與名人的認可，然後獲得一枚給死豬肉蓋戳式的話語加冕。出一本書，書封上不但要印上一堆名人推薦，還要布滿各種各樣欺騙讀者的讚美性謊言。我們常常在書市上見到這樣的書籍，一個初初出道的作家，書的封麵上印滿真真假假的名人推薦，宛若一堆金光閃閃的姓氏皮條客，給一位瘦弱自卑相貌平庸的妓女站街拉客且大聲吆喝。這種書市現狀，賣相難看不說，營銷智商幾乎為零。顯然，對周嘯天的過度讚譽，也是此類中國式關係美學下誕生的荒謬之蛋：文化官僚的過度好評，與作品的藝術成就根本無關，而是對作家人際關係的絕對認可。

　　古語雲：君子獨慎，不欺暗室。但目前中國的文化官僚，慎獨者無幾，何談不欺暗室？他們巴不得在暗室裏掘出一個桃花源來，裏麵的樹上開滿了金花，阡陌之間，酒水為河，美女如織。有的文化官僚，因作協體製內的官職，跟隨著眾，乞討墨寶者眾，影響力亦眾。往往別人找了過來，小禮小物就怦然心動，不閱作品，就將作品大大誇讚一番，因而四處充斥滿他那廉價的讚美與推薦。他以為他這樣是做，是好人的派頭，是高情商，卻不知這是一種對自身職位的不負責任，對盲信讀者的毒害，更是一種小農意識導致的身在其職不負其責的話語腐敗。

　　鬧劇之三：“蠢”文學與“蠢”文學獎

　　每次魯獎評獎之前，身居北京的一些評委，會以各種文學借口，到各省份微服私訪。局外人當然不知道他們是魯獎評委，但參賽者深知這些北京來的大爺得罪不得，要好吃好喝的當貴賓招待。與這些體製文學的巡撫們搞好關係，那是獲得魯獎的第一要義，亦是以後彼此靠近，保證擁有共同秘密，獲得魯獎的最大前提。

　　而各省份的所謂文學期刊，大多是作協體製內的編輯互相換取稿件發表的垃圾堆。編輯們你若發我一篇稿子，我便換得發你一篇稿件。彼此交換，無論好壞。在這種惡劣的人情交換體係中，如何保證每篇稿件的藝術水準？如何保證整本雜誌的美學含金量？這種本該具有的職業道德，對一些體製內的編輯而言，根本無需存在。他們思考的僅僅是通過發表稿件如何獲得利益，如何篡取名聲。而魯獎所有的參選作品，便在這些大多無人問津的期刊垃圾堆中選出，而非官方、民間、新媒體三方中選出的優質稿源。體製編輯的無責任，稿件來源的低質量，獲獎者的名利心，評委們的腐敗之手，四個方麵造成魯獎獲獎作品的整體水準，必然朽壞不堪，無法保證。由此可知，所謂的純文學以及純文學獎--魯獎，已經被作協體製以及體製內的各種奇葩作家，玩弄成一個名副其實的“蠢”文學與“蠢”文學獎。

　　而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大眾（非網民），卻是一群奴性深重的民眾。他們對官方欽定的一切，有著深切的認同與迷信。哪怕官方欽定是一個絕對不靠譜的文學獎，並將它頒發給閉著門自己玩兒的一坨臭屎，他們亦能毫無審美觀的全盤接受。他們還會因獲獎者的“有本事”（其實他們也知道是跑來的）而深深羨慕。這真是一種美妙的現狀，大家都在心知肚明的玩弄著一個虛假的遊戲：虛假的競爭、虛假的評選、虛假的獲獎……種種虛假之上，卻能換取現實生活中頗多的物質與利益--那便是職稱、名聲與金錢。

　　由以上種種可見，魯迅文學獎是一個原本與魯迅毫無關係的獎。這個獎，長著一副魯迅的臉，卻是郭沫若的靈魂在飛翔。網民們為什麽要如此痛心疾首呢？毫無必要，大家反諷、嘲弄、狂歡、戲耍、娛樂之後，要相信魯迅先生的話：這世界上原本沒有魯迅文學獎，領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郭沫若文學獎。

 

 

瑪麗蓮·夢毛，資深媒體人，自由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