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歸？

 

人類社會從奴隸社會到現代社會，至少已有五千年曆史，在這期間，科學技術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生存的條件，人類的社會模式也與以往大不相同，從過去的奴隸與奴隸主、帝王與臣民到現代社會的主席與人民、總統與選民，人類的文明似乎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人類社會的基本關係—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或者通俗地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仍舊十分尖銳。科學技術涉及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這種關係比較簡單，因為人與自然沒有利益衝突（雖然也有利害關係）；社會模式是人與人的關係，這就涉及到了人與人的利益衝突。人與動物不同，除了生存本能之外，還有感情和欲望，即人性。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本質而言就是人性的發展， 正是人類永無止境的欲望源源不斷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那人性的本質又是什麽？從古至今，人類對自身本性的探究一直沒有停止過。人的本性是好還是壞？是為自己考慮的多還是為別人著想的多？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弄清楚。

 

在中國的儒家文化中，孟子提倡的是“性善論”， 相信人生來是善良的，隻是後天的因素，人才有了善惡之分。孟子說：“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孟子可說是繼承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主流，這個主流也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即仁義禮德。但是，儒家文化還有另一條支流，就是荀子的 “性惡論”。荀子相信 “人之性惡, 其善者偽也”， 他認為“好利”、“疾惡”、“好聲色”是人的人的天性，善的道德意識是後天人為加工的結果。荀子的性惡論開啟了中國的法家之路。中國曆朝的統治者，特別是開國皇帝，本質上都是“性惡論”集大成者，六親不認、殺人如麻是其特點。

 

如果說在中國文化中，還有“性善論”和“性惡論”之分，在西方文化中，則是“性惡論”一統天下，從基督教的原罪到現代科學的解釋，從好萊塢的大片到政治上霸權主義，可說都是對人類自身道德的揭露。基督教中認為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們的罪來自其祖先亞當與夏娃，世人都從罪中所生，並且都承接墮落的本性。每個人從出生的時候就背負著七大原罪 ： 妒忌 (Envy) 、驕傲 (Pride)、貪食 (Gluttony）、淫慾 (Lust)、懶惰 (Sloth)、憤怒 (Wrath)和貪婪 (Greed)， 隻是程度不同而已。文藝複興時期，著名的宗教改革倡導者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總結道：“我們所有的人生來就是有罪的，在罪惡中被孕育和被產生出來；罪惡把我們從頭到腳都浸漬了。”，另一位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說得更徹底：“人類全部本性就好像是一粒罪惡的種子，在人身上的每樣東西—理智與意誌，心靈與肉體都為貪欲砧汙和浸透；或者更簡短地說，人本身不是別的，就是貪欲”。到了現代科學， 英國進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於1976年出版的書《自私的基因》指出： 每一個物種的進化都是為了提升其整體適應度—將自己的基因盡可能多地傳給整個群體，即在生物體中的基因總是有利於基因自身的傳播。“自私的基因”更是為“性惡論”提供了科學注解，也印證了中國那句老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二十世紀，人類所誕生的兩種對立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說是“性善論”和“性惡論”在政治上的延伸。社會主義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把整個社會作為整體，相信人的無私性；資本主義主張生產資料私有製，重視個人利益，認為人的利己性是推動社會的動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的奠基人馬克思認為所有製即生產關係決定人的本質，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所有製決定的，“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 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 “是利己心的緣故”時，馬克思說“利己心是一個社會的、曆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製的產生而產生。”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創立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和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所闡述人性與市場經濟運行機製的關係則是：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關心自己利益的，它是人類商品交換的最主要根源。並派生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客觀經濟規律。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曾受到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和貝爾納德•孟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1670 –1733)的影響。在休謨看來，人的德性有一部分是自然德性，另一部分是人為德性，人的自然德性是利己的，人的人為德性是利他的。休謨出版《人性論》的時候，亞當•斯密斯密還在大學學習，作為課堂練習，他曾寫了一篇有關休謨《人性論》的分析摘要，他的摘要受到了休謨欣賞。孟德維爾則比大衛•休謨走得更遠，他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在自私的本性驅使下做出 的；利己心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孟德維爾把人類社會比作蜂巢，人人像蜜蜂一樣不擇手段追求私利，社會充滿了邪惡，但正是每個人追求私利的惡，才是社會生產和科學藝術整個文明發展的源泉。但無論是大衛•休謨還是貝爾納德•孟德維爾，都還不是資本主義人性論的鼻祖，西方現代人性觀創始者應該是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他於1651年所出版的《利維坦》（Leviathan）一書，奠定了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基礎， 霍布斯認為人就像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野獸，人類的天性是反社會的、有破壞性的貪婪。好爭好勝是人的自然本性，為了求利，促使人相互競爭。人的天性之所以會產生爭執，有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競爭，其次是疑懼，第三是榮譽。 (So that in the nature of man we find three principal causes of quarrel. First, competition; secondly, diffidence; thirdly, glory.)。

 

從形式上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說是兩種根本對立的社會製度，但隱藏在形式差異下實質仍舊是人性的較量，這種較量的結果使得形式上差異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如果說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還是經緯分明、相互對立的兩個陣營，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和美國，這兩個最有代表性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變化，已經使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模糊不清。對於這種趨勢，早就有學者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趨同論”（convergence theory）：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不斷相互靠攏，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相近的成分日益增多和強化，使兩種社會製度之間的差別逐漸縮小，最終發展為本質上同一類型的社會：社會資本主義或資本社會主義。“ 趨同論” 是一個龐雜的體係，有各種各樣的流派，有的認為是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靠攏，有的則認為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靠攏；有的認為兩種製度會完全融合，有的則認為隻是局部趨同，各自還會留下不少差異。

 

如果說趨同論可說是從“善”的方麵預言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將會合二為一，形成一種新型的社會形態，也有人從“惡”的一麵指出：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不可避免地同流合汙，回歸到人類社會原始或終極模式上。

 

最早對這個問題提出質疑的是意大利共產黨人布魯諾•瑞茲（Bruno Rizzi），1939年，瑞茲針對蘇聯社會的變化指出：蘇聯剝削呈現了一種新的形式，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單個資本家對工人剝削形式的是階級對階級的剝削，“一個階級 對一個階級的剝削代替了單個人對單個人的剝削”，而這種新的剝削階級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製變為了集體所有 製，卻所屬於一個階級”。南斯拉夫的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iilas)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著述進行了闡述。吉拉斯是鐵托為首的四人領導集團成員，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員、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政府副總統、國民議會議長。後因批評南斯拉夫黨內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銷所有職務，於1956年被捕入獄。 他在其《新階級》一書指出：新政權把工業財產及土地收歸國有，從此，國家的一切資源都由共產黨官僚掌控，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新階級視全國的資產為己有，把“社會主義的”、“公有製”或“國家”等名詞變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階級害怕冒犯其絕對權威會動搖其財產所有權。 因此，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會主義的”所有主之地位。

 

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有人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變質提出異議的同時，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人對資本主義的變化提出了同樣的問題。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是美國著名的社會哲學家和記者。1929-1953年在紐約大學任哲學係教授，1955-1986年任美國《國際周報》編委會成員。其社會哲學方麵的著作很 多。《管理革命》一書最為著名。他在該書中提出了管理革命的理論：管理社會將代替資本主義社會。該理論認為，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特殊的社會轉型時期，即社會的最重要的經濟製度、社會製度、政治製度和文化製度都在以非同尋常的速度變化著。這種轉型是從我們一直稱謂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或中產階級社會形態向一種我們將稱謂的管理社會形態的轉變。在這一轉變時期，社會統治由管理者們所構成的社會集團或階級來承擔，並且新統治階級的社會統治的動力。取得權力和特權以及地位的動力將會出現。在這一轉變過程之後，管理者們將在事實上取得對社會的統治，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進而，這種動力在範圍上將是世界性的，盡管不同的國家中其發展水平不同。

 

實質上，社會主義的“特權階層”和資本主義的“管理階層” 都是一樣，都是新的統治階級，也可說是過去封建社會的皇家貴族在現代社會的翻版。與舊的統治階級相比，除了產生的範圍比較廣泛、統治的方法比較先進之外，功能仍舊一樣，都是為了維護少數權貴階級的利益。但是，不管是布魯諾·瑞茲、米洛萬·吉拉斯，還是詹姆斯·伯恩哈姆，他們隻是看到了問題的一麵，他們隻是看到了人類由於貪婪（對權力和財富）所形成的新的權貴階層，他們沒有看到人類還有懶惰的弱點，懶惰是造成社會不平等另一個重要原因。

 

懶惰是基督教裏人類的七宗原罪之一。在一般的認識裏，懶惰是一種好逸惡勞，不思進取，缺少責任心的表現。但社會學中的懶惰應該有更深刻的意義，可以看作是逆向貪婪。如果說貪婪是以不當手段獲取最大利益，那麽懶惰就是以隕失最小來獲取利益的不當行為。貪與懶如同一個錢幣的兩麵，也是人性的兩麵，每個人都有貪與懶的習性，隻是表現的程度不同而已，但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會激勵人的貪或懶得傾向：有人走向貪，有人走向懶。馬克思曾說“私有製是萬惡之源”。他說的並不對，私有製隻是貪婪之源，而公有製則是懶惰之泉。人性的貪與懶才是社會的萬惡之源。

 

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人性的無私基礎上：領導人應無私地為人民服務，人民應無私地為國家做貢獻。但人性的弱點卻對社會主義做出了無情的諷刺。在占據領導位置的人走向貪腐之際，沒有權力的人就選擇了偷懶：既然幹好幹壞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 那為什麽不讓自己舒適一些呢？人類的惰性如同自由落體運動一樣，是自然傾向。正是由於懶惰，造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崩潰。前東歐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停滯不前，除了官僚主義， 就是人民的消極怠工。盡管有豐富的資源，卻物質貧乏，連基本生活用品都不能滿足；盡管有不少聰明的頭腦，卻缺乏創新，設備陳舊，技術落後。社會主義大鍋飯所造成的懶惰瓦解了東歐和蘇聯，也逼著中國走上了改革之路。《人民日報》1983年曾連載七篇社論“‘大鍋飯’養懶漢”，指出當時的社會不僅有“懶人”，還有一大批 “懶企業”， 沒有利潤或虧損，每年需要國家撥款。改革的目標就是消除懶惰，調動人民的積極性。

 

同樣，在資本主義社會，懶惰也成了一個致命的弱點。現在西方所出現的經濟危機，都跟債務有關，而債務又深受其福利製度影響。以美國為例，美國經濟的江河日下，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由於其龐大的社會福利製度拖累了經濟發展。下圖是美國從1900至2012年社會福利支出的增長，注意在2005年之後這個增長特別快。

 

 

（source: 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m）

 

根據美國財政部2013年9月公布的數據，美國8月政府赤字為1479.2億美元。而同期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9月發布的數據表示，全國貧困率仍保持在15%。下麵一段英文是美國一篇分析報告的摘要，筆者沒有翻譯，相信大多數讀者能更好理解。

 

“News that the poverty rate has risen to 15.1 percent of Americans, the highest level in nearly a decade, has set off a predictable round of calls for increase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Yet this ye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spend more than $668 billion on at least 126 different programs to fight poverty. And that does not even begin to count welfare spending by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adds $284 billion to that figure. In total,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nearly $1 trillion every year to fight poverty. That amounts to $20,610  for every poor person in America, or $61,830 per poor family of three.

Welfare spending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und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has exploded und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fact, since President Obama took office, federal welfare spending has increased by 41 percent, more than $193 billion per year. Despite this government largess, more than 46 million Americans continue to live in poverty. Despite nearly $15 trillion in total welfare spending since Lyndon Johnson declared war on poverty in 1964, the poverty rate is perilously close to where we began more than 40 years ago.

Clearly we are doing something wrong. Throwing money at the problem has neither reduced poverty nor made the poor self-sufficient. It is time to reevaluate our approach to fighting poverty. We should focus less on making poverty more comfortable and more on creating the prosperity that will get people out of poverty.”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How We Spend Nearly $1 Trillion a Year Fighting Poverty—and Fail. by Michael Tanner, April 11, 2012

source: 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694.pdf)

 

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製度，是一個奇怪的產物，說它奇怪，因為它並不符合資本主義自由平等的精神，一個講究平等的社會，政府不應該特別照顧某些人群。可是，政府又無法不這樣做，因為資本主義的激烈競爭產生了大批的窮人，為了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政府隻能出手援助。西方的福利製度實質上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手段，是建立在計劃經濟上的一種調控。如同社會主義會產生懶人一樣，西方的福利製度也會產生懶人，讓越來越多的人依賴政府。2011年9月底，《時代》（Time）雜誌網站刊出“懶惰的美國人”報導，該雜誌專欄作家柯萊恩（Joe Klein）在報導中說，“過去人們談到美國衰落的原因時，多數人都說是來自中國的競爭而失去製造業工作。但現在很多人開始認識到真正的原因 在美國人自己，‘懶惰’是最常聽到的原因。國家福利增加導致了人們的懶惰。”福利製度可說是一把雙刃劍，既幫助了政府，又削弱了人民。而且，福利製度有這樣一種慣性，一旦上去了，就很難下來。當然，這又是與人性的弱點有關。可是，出於選票考慮，沒有政客敢碰這個問題。

 

社會主義使人lazy，資本主義使人crazy。隨著社會上越來越多的窮人依賴政府，越來越少的富人卻占有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根據美國一份最新報告顯示，2012年全美1%最富有者占據所有家庭總收入的19.3%；10%最富有家庭占據全國總收入的48.2%。美國的貧富差距創下曆史最高水平。美國可說進入了一個少數富人掠奪社會，多數窮人掠奪政府的惡性循環，這種雙向掠奪不僅分化了社會，也讓政府陷於了兩難境地：即要嚴格監督所要依靠的富人，還是特別照顧所需選票的窮人。同樣，走上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社會財富也以驚人的速度被少數人占有，貧富差距也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根據北京大學2013年7月發布的一份最新社會調查報告， 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0.1%，5%-10%範圍內的家庭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0.5%；而收入最高的5% 家庭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收入最高10%的家庭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35.1%。收入 最高10%家庭的收入是收入最低10%家庭的58.5倍，收入最高5%家庭的收入更是達到了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根據另一份由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較晚發布的調查報告， 中國“灰色收入”超6萬億， 約占GDP12%，集中在部分高收入居民。這些數據還沒有包括廣大的農村地區，如果考慮到農民，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景更可怕，是曆朝曆代都無法相比的。不同與西方政府是：中國至今還沒有強勁的社會福利製度，如果中國出現社會大動蕩，很可能就是從窮人的造反開始。

 

萬變不離其宗。在自然科學中有還原主義（Reductionism），也稱為簡單性原理， 認為現實中任何複雜的現象或高級的運動都可以還原為更低級、更基本的元素。還原主義可追溯到亞裏士多德，他在《形而上學》中說：“包涵原理愈少的學術比那些包涵更多附加原理的學術更有益。” 中世紀哲學家奧卡姆（William of Occam）則提出了著名的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稱為“如無必要，勿增實體”，認為那些空洞無物的普遍性要領都是無用的累贅，應當被無情地“剃除”。因為複雜容易使人迷失，隻有簡單化後才利於人們理解和操作。同樣的原理也可以應用到社會學中，根據還原主義或應用奧卡姆剃刀，把所謂的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中的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瞭亂概念統統剔除之後，剩下的都是人性。人類社會經管經過了幾千年的進化，形式上變得越來越複雜，而最終仍舊是人性主宰了人類社會的一切關係。由於人的貪與懶，兩極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人類真正的自由解放是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然而，人類的弱點又讓這種公平正義無法達到，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民主自由的精神，如同海市蜃樓一樣，隻是一個美麗的光環，在現實中統統煙消雲散。不管是社會主義的“特權階層”還是資本主義的“管理階層”，作為統治階級，他們會盡一切手段為自己造福；而“當家作主”的人民和“自由選舉”的選民，作為被統治的對象，也會以各種手段為自己謀利。人類社會越是發達，創造的財富越多，人類的貧富分化越是巨大，不公現象越是嚴重，在一個國家如此，在世界範圍也是如此。除了改朝換代，社會重新洗牌，才能暫時終止這種過程，但新的過程開始，一切又如從前，隻不過是新的權貴階級取代了舊的權貴階級，新的管理階層取代了舊的管理階層。這或許就是人類的宿命，如同死與生、疾病與健康，貧與富、被統治與統治是人類永遠的糾結。

 

 

2013年.9 月，San Franci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