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生命中的偶然決定和命運(健康)走向,往往要經曆幾十年時間的磨練和考驗以後方知禍福。
1957年我父母從鞍鋼調到塞外鋼城工作。塞外鋼城是由蘇聯老大哥設計援建的,10幾個主要工廠的生產區和工人生活區相距至少5公裏,兩區之間由一條昆都侖河隔開。每天清晨7萬多工人從生活區騎自行車前往工廠上班,形成了一股洶湧的人流頗為壯觀。夏天一眼望不到頭的藍工裝,冬天白花花的羊皮襖(冬季工作服是羊毛向裏的光麵皮襖)。人們頂著刺骨的北風,騎行時間往往在一小時以上。
我父親所在的工廠和其它同類工廠一樣,配備一輛蘇式軍用吉普車。吉普車是工廠幾個主要領導的通勤車。吉普車隻有3個乘位,每天接送幾個頭頭上下班。說起來也合乎情理,一個有幾千工人的工廠工作十分繁忙,這幾位廠長書記吃飯下班都不能夠準時,還要到各車間工地巡視,如果騎車上班體力上真的吃不消。
每天早上在騎車上班的人流中,這幾輛為數不多的吉普車從烏泱烏泱的上班工人群眾中間開過去,也還是蠻顯眼的。在那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紅色年代,有些人心裏會咋想,你懂的。我父親當年隻有31歲(時任常務副廠長)堅決謝絕地了乘坐吉普車上下班的特權,日複一日地騎著自行車上下班。
1962年冬季的一天,父親騎車下班。一輛馬車路徑父親身邊,趕車老板一甩鞭子,鞭梢正好纏住我父親自行車把的鈴鐺上。父親失去平衡,跌落在公路上。右肩首先著地,造成上臂肱骨粉碎性骨折。折斷的下部骨頭插入上麵的骨腔裏麵,醫生研判後決定采用保守治療,不再進行重新接骨手術。結果父親的左臂比受傷的右臂要長出來一寸多。艱難的功能恢複用了兩年時間。
父親的傷勢稍稍穩定,又堅持正常騎車上下班。我母親也曾勸過我父親乘坐吉普車,父親一如既往地堅持己見。幾年後文革開始,鬥爭非常殘酷,廠裏的黨委書記和另一位領導都沒能熬過來。乘坐吉普車是罪狀之一,被人畫成大幅漫畫掛在廠房牆上。
文革後期強調 “抓革命促生產”,廠裏的工作生產基本恢複了正常。軍管會要求我父親必須乘車上班(便於隨叫隨到),我父親堅定地回絕了。新的革委會成立了,領導班子裏有了坐汽車上班的新成員。那時家家幾乎都有兒女插隊上山下鄉。乘坐吉普車的領導有機會常常到子女插隊的農村拉拉關係,走走門道非常方便。
1975年廠裏的一位領導周末乘車(私下)去農村看望插隊的孩子,其實是給女兒跑招工返城的事。在崎嶇的山路上失控翻車,造成一死一傷的悲劇。當年我哥和我兩人插隊,沒有吉普車的父親從未私下去農村看望關照過我們。
也說不出什麽可信服的大道理,父親就是堅持騎自行車不乘坐汽車上下班。騎車和乘車上下班幾十年來差距可大了去了。小時候有同學說我爸“麵”(東北話窩囊沒本事的意思)。每天早上要提前40分鍾起床,頂著刺骨的寒風雪花騎行。按一天15公裏計算,父親至少騎了12萬公裏的自行車。
禍兮福兮實難預料,91歲的父親晚年身體基本健康,生活幸福也是他老人家為人謙和,淡漠名利,自律修身得來的。
1979年的一個早晨,趕去上班的包鋼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