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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伯到西北醫學院工作以後鋒芒盡顯，表麵上看是才華橫溢卓有成效，實際上危機四伏。我父親每次出差，順道不順道都設法去看看大伯，盡可能地給他一點忠告。可是大伯根本沒把父親看在眼裏，不以為然。
1964年大伯情緒低落，父母力勸他帶全家到我們家住幾天，散散心。大伯獨自一人來到我家待了一個星期。給我們哥仨買的望花筒和小皮球讓我們記一輩子。
文革的第三個年頭，大伯的真正厄運來了，他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大伯母積極參與了揭發指證大伯的反革命罪行。其實都是些大伯兩口子在家說的牢騷枕邊話。
大伯進了監獄以後，大伯母帶著堂姐堂妹和大伯劃清界限，離婚改嫁。大伯服刑的10年中，堂姐堂妹一次也沒有聯係大伯，更不要說去監獄探望了。我對她們姐倆的表現極為不屑，甚為鄙視。
我父母卻對她們很是理解和寬容。父母認為不可對特殊社會環境中的人性表現過於苛求。能夠適時變色妥協的生物更有機會生存。
72年後父親兩次疏通關係親赴監獄探望大伯，花費了不少銀兩。大伯含淚托付父親去看看他的兩個女兒。父親屈就到前嫂子家拜訪看望侄女。
大伯母不請父親進入家裏，使父親寒風中在樓下一等就是半小時，才肯放女兒下樓來見父親。堂姐和後父關係不好生活窘迫，父親還給她留些錢鈔。父親當年講起這些來輕描淡寫，我卻牢牢地把它記在心裏。
大伯出獄平反後，父親又為他們父女的團聚和解開心結做了不少工作。堂姐堂妹分別考上了78級山西大學，79級的清華大學。父親命我去看望堂妹，體院距清華1.5公裏，我卻拖了一個學期才去。見到堂妹以後，想象中的種種惡感很快淡去了，才想到父母比我看的深遠。
劫後餘生，大伯一家和我家後來相互走動密切。目前堂姐堂妹和她們的父母都住在北京。大伯一家常常是高朋滿座，熱鬧非凡。前大伯母的丈夫文革一結束馬上被冷凍雪藏（是不是三種人沒有定論），90年代就患癌去世了。前大伯母一人在京養老，和大伯前緣已斷，多年不聯絡了。
堂姐堂妹二人都是和大學的同班同學修成的姻緣正果。由於她們的自身經曆，二人都極為珍惜家庭和諧凝聚。
堂姐夫8年前從省城一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任上，調到帝都擔任央企某總公司CEO。堂妹的丈夫是個學究，學術上頗有建樹。堂姐的兒子在國外工作。堂妹的女兒在美讀博。後30年右派後代家庭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家親人團聚有些不成文的規矩：一不談政治；二不談過去不愉快的往事；三不議論子女晚輩婚姻前途的話題。大伯偶爾誇誇其談是個例外，教練網上發文也是眾人意料之外的事。
的卻，寬容是美德， 也會有收獲。 政治上說，有一戰後對德國賠款製裁的例子， 結果如何？
這不， 樓上的壇子裏，還有不少人叫嚷再發10顆原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