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八，三七九
二四八，三七九。
一百年前的今天:1922年11月13日, 上海梓園立德堂。
梓園的主人王一亭（1867年12月4日—1938年11月13日），名震，號白龍山人、梅花館主、海雲山主等，法名覺器，祖籍浙江吳興(今湖州市, 其父避太平天國戰亂, 移居上海南匯周浦後經商，娶周浦蔣氏為妻), 出生於上海浦東三林塘其外祖母家。《王一亭七十壽辰》紀錄片中有其揮毫作畫的一節: 在梓園的晨光中，一亭先生旦起，洗盥餐畢，便伏案伸紙，由家中女眷旁立研墨。先生凝思片刻，濡毫潑墨，落筆似疾風驟雨，如有神助，灑脫淋漓，頃刻，《觀自在大士》《虎》二圖即成，觀者無不歎服。望其風度，實非器宇博大者，不能為之。“大家不世出，或數百年而一遇，或數十年而一遇，在20 世紀的國畫史上，王一亭就是這樣一位不世出的人”。人物、山水、花鳥無所不能。而人物釋道成就尤為特出，所涉上至天人仙域，下及黎民疾苦，全由慈悲心得來，滌人心目。
王一亭是“海派”繪畫的巨擘，但與其他“海派”畫家有所不同的是，在攀登藝術道路的過程中，他的前半生曾轟轟烈烈走過民主立憲、實業救國道路。他出生時其母難產，故長大後總念念不忘。他事母至孝，於1907年特為母親頤養天年而購置小南門喬家路 113號“借園”(約六畝地), 營建中西式園林住宅，因園中有古梓，故易名梓園, 門額上的園名由其摯友海派書畫巨擘吳昌碩題書。梓園是一處中西結合的園林住宅樓，位於中國上海市黃浦區老城廂的東南部(喬家路113號)。它有高高的磚牆圍繞，內有假山、池塘，還有佛閣，主建築為中西合璧風格。正門是汰石子門柱，雙扇大鐵門，上有門樓。主宅是獨立式假三層住宅，磚木結構，洋鬆裝修，建築麵積620平方米。花園內有假山、水池，後增建二層佛閣一座。在門口的兩側各有兩根愛奧尼亞柱式，這是十分令人驚歎的。梓園的建築結構在中國佛教亭閣中很少見。哥特式的窗戶與希臘風格的亭柱與這座法式經典主義建築巧妙的結合在了一起。
此園林最早的主人是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清朝書法家周金然，於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構築，已將近350 年。 到王一亭是一位政商佛教界名人並且也是上海著名的書畫家。王一亭入住後，保留了原來的青玉舫、琴台、歸雲岫諸勝。 庭院構造精致。全園以荷花池為中心，池中植蓮，養魚， 又有仙鶴、白鵝遨遊其間。四周多奇葩異草，花木扶疏，山石嶙峋。池中築亭，可供憩息。園東臨街處建二層樓住宅。 樓上臥室，樓下分別為客廳、書房、畫室，十分寬敞。庭院非常精致。正中間有一個荷花池，十幾隻白鵝圍成一團在水中嬉戲。佛堂的前麵有許多茂盛的樹木，透過樹木可以看到一個蘭亭。從蘭亭裏往右看佛亭，有一隻金屬製作的仙鶴獨立,姿態優雅線條流暢。在它的左邊，是一棵據說有三百年曆史的大梓樹。王孟南說，一到春天，它就會開滿白色美麗的花朵，非常漂亮。 梓園內有傳統古式祖居，高大寬敞的立德堂, 還有荷花池以及軒舫亭台、佛閣等眾多建築；後又改造加建了一座小洋樓，可謂中西合璧。王一亭在此先後居住約30年，並經常在這裏接待親朋至友和中外友人及團體。1922年11月13日，美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途經上海做客“梓園”, 王一亭在此宴請愛因斯坦一行, 宴會在假山東側的立德堂大廳舉行。
王一亭在民主立憲、反清討袁、投資實業、翰墨書畫、賑災行善、信佛護法，助建醫院等各方麵都有非常卓越的業績，曾為社會和民眾作出巨大的貢獻，他這一立體、多元的豐滿形象，很難作一次性全麵呈現。
王一亭的外祖母粗通文墨，在他七八歲時便給講《孝經》上的故事。由於書上插圖精美，給王一亭從小以很好啟蒙。一是講孝道與熱愛慈善，二是傳統繪畫播下藝術種子。他13歲到上海紳商李平書開設的慎餘錢莊當學徒，業餘在廣方言館學習外語。這一經曆為他日後經商打下了基礎。20歲後轉到寧波鎮海富商李雲書的"天餘沙船號", 工作出色，很快被提升為“天餘號”的經理。同時兼做地產和保險業務的經紀人。1900年，日本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進入上海，34歲的王一亭以出色的經商才華，被聘為上海分社的總代理，從事海上航運業務。1907年，該社與日本另兩家經營長江航運的株式會社合並，成立日清汽船株式會社，39歲的王一亭被聘任為總代理。王一亭將豐厚的傭金和平時的積蓄，投資興辦民族工商業和金融業務。他曾提出“立國之本，基於富強，富強之本，基於農工商”的主張。1906年，上海滬南商務總會成立，王一亭被推舉為總理，並一直擔任上海商務總會曆屆會董。
令人欽佩的是，王一亭是一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功臣。西方列強通過戰爭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一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屈辱。1906年，張謇等人在上海發起召開“國會請願同誌會”，王一亭積極參與，並被推舉為由蘇、浙、閩、滬等地商、學兩界組成的上海預備立憲公會董事。當清政府的“立憲”騙局敗露之後，在孫中山的影響下，王一亭毅然投身於反清鬥爭之中。他和孫中山的得力助手陳其美(蔣中正結拜兄弟) 是同鄉，當陳其美到達上海時，他便參加了同盟會，親身參加陳其美領導的光複上海的鬥爭。
除了積極參加活動之外，還在經濟上支持陳其美創辦《民主報》、《民生報》。1909年5月，於右任在上海創辦《民呼日報》，《民籲日報》再辦《民立報》他是主要支持者。他們為同盟會在上海舉行起義準備軍事力量。1911年，同盟會在上海成立分會，他出任機關部財務科長。同年11月3日，上海同盟會在上海總商會宣布獨立，舉行著名的“上海商團起義”。王一亭隨滬軍都督陳其美參加攻打清軍在上海最堅固的堡壘江南製造局。在危機關頭，陳其美被抓，王一亭慷慨陳詞：“事亟矣！進或亦死，退則必死，等死可乎？與其引頸待戳，無寧為國殉身。若事有濟，則與民國前途裨益良多。” 眾人遂決議再攻製造局，王一亭命長子王孟南組織敢死隊攻打江南製造局，終於攻克，陳英士得救脫險。王一亭在革命生死成敗的關鍵時刻表現出的定力與氣魄可見一斑。在他的鼓動下，革命軍終於攻下江南製造局，取得了上海起義的勝利。上海光複後成立軍政府，王一亭先後擔任交通部長和商務部長，還兼任同盟會上海分會的理財長。他先後為軍政府墊付公債款40萬元，還出麵邀請上海各界士紳為革命軍籌措軍費數十萬元，又經手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5萬元，為了辛亥革命和上海的光複，他傾其所有。袁世凱竊國，二次革命失敗，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流亡日本，袁隨即下令通緝王一亭。後王一亭移居租界，深居簡出，避過劫難。
從此王一亭誦經作畫事佛，但他仍熱心公益事業，捐資興辦孤兒院、病殘院、資助普善山莊、同仁輔之堂等，成為一名慈善家。在佛教團體中頗有影響。先後擔任上海總商會協理、上海麵粉交易所理事長、華商電汽公司董事、中華銀行董事、湖州電燈公司董事長、中國佛教協會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佛教書局董事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等職。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立即放棄日清汽船株式會社的豐厚傭金，並與之斷絕關係。1932年組織義賣，將所得款項接濟東北抗日義勇軍。1938年日軍占領上海後，意欲拉他入偽政權，他誓不為敵效力，為了表明愛國家。愛民族的心跡，他毅然攜家潛離上海，準備經香港至內地。後因感染疾病滯留香港。1938年10月，得知日本攻占廣州，他失聲痛哭，病情因此加重。他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又不願客死香港，定要葉落歸根，叮囑他兒子將他送回上海。這樣，遂於11月9日搭船返滬。11月13日淩晨病故寓所。於13日病故於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覺園寓所，享年72歲。追悼會在上海湖社召開，上海各界人士1800餘人為王一亭送行。蔣介石題送挽聯：“當飄搖風雨之中彌征勁節，待整頓乾坤而後重吊斯人”。王一亭的遺體被安葬在上海虹橋公墓，時後蔣介石親筆為他題了“清標亮節”的石碑，以表彰王一亭晚節可風。後由他的晚輩將王一亭的遺骸遷葬於原籍吳興郊外的白龍山。
王一亭的書畫藝術對後世影響深遠
王一亭稱得上是一位全能畫家。人物、花鳥、山水俱佳，尤長於佛像。他勤研梁楷、老蓮、八大山人，將任伯年的清新飄逸和吳昌碩的沉雄凝重，融入自己的畫作中，千錘百煉，融會貫通，終成自家麵目。他的作品外表粗疏而內蘊渾厚，構思布局新穎別致，奔放處見工整，精微處有氣魄。既具太嶽之雄，又不失匡廬美秀；有河出潼關之勢，又不乏江流曲折之姿。氣能震驚四筵，韻以閑適獨座。他的畫風影響後人，開啟來者。潘天壽津津樂道於他的結構布局；張大千得益於他的潑墨畫法；豐子愷則在他簡練、準確的線條勾勒，濃淡有致的水墨渲染中找到了靈感；王個喉更是耳濡目染，獲益匪淺。無可否認，在中國近代藝術史上，王一亭確實是海上藝壇一位巨擘。正如張大千在《王一亭先生書畫集•序》中所言：“古今妙作，從於心者也。外境炫心，心感於物而動，兩相神會，蘊為意象。於是發之筆墨，縱情揮灑，化為新境，斯乃鍛煉操守而呈之藝術創作也。” 王震的藝術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近現代國畫大師潘天壽、傅抱石都曾師法，並從王震的藝術作品中得到重要啟示。王一亭雖然從風格上來講屬於傳統文人畫家，但由於他的影響力和獨特的繪畫風格，也受到了國內畫壇乃至國外藏家的推崇，對許多後輩的畫家有著深遠的影響。王一亭的畫壇地位非常之尊，自民初以來，飲譽滬上三十年不衰。可以說，王一亭是20 世紀初海上畫壇，乃至中國近代美術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位繪畫大家。吳興之地，自古便是名家薈萃，而王一亭注定也會為上海這片土地再添一份輝煌。
受外祖母影響，王一亭自幼酷愛繪畫，他六歲上私塾，七歲得益於外祖母教授《孝經》，被二十四孝圖所吸引，於是開始了繪畫之路。十二三歲時，畫名已傳遍周浦鎮，被視為少年奇才。 由於出色的天分，被上海巨富李微莊（1873-1913）賞識，將他介紹到恒泰錢莊做職員並資助他學習國畫，還拜了著名畫家徐小倉為師。有一天，著名“海派”領袖畫家任伯年在一家裝裱店中看到了王一亭的畫作，頓時大為賞識，經過多方打聽，最終找到王一亭並收他為徒，從此，任伯年的教誨影響了王一亭四十年。也正是因為王一亭的畫作，得到了寧波鎮海富商李雲書（1867年—1928年）的好感與賞識，到其家開辦的沙船公司任職, 王在工作中勤懇踏實，被提拔為“天餘沙船號”號的經理。從此由於王一亭出色的商業才能, 開始在上海商界成為了後起之秀。1900年，日本大阪商船會社在上海成立分社，老板李雲書推薦34歲的王一亭為分社的中方經理, 憑借多年在上海基層的工作經驗，王一亭早已熟悉各種政商關係，通過靈活的經營手法，接到了很多大宗的商品貨運的訂單，使得大阪商船會社在中國的業務迅速擴張，僅用了五年，便成為長江流域僅次於英商太古公司的第二大航運公司。龐大的中國市場使得日本決定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於是便將長江流域的各個子公司進行合並，成立了日清汽船株式會社, 依然讓王一亭出任日本日清輪船公司中方經理，每年的雇傭金達到萬元甚至是十幾萬。而此時的王一亭僅僅隻有39歲。當時的中國市場大多被外商占據，使得大多數民族工商業已無立錐之地。而王一亭這樣認為：“立國之本，基於富強，富強之本，基於農工商。”因此便把自己的傭金收入大量投資到民族工商業中。先是和張謇發起創辦了上海大達內河輪船公司，並擔任經理；之後又和周廷弼等人創辦信成商業儲蓄銀行，成為中國第一家民辦銀行，並擔任董事。王一亭的商業活動為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資金，被人稱之為“海上聞人”。隨著王一亭在上海商界地位的不斷提高，受到清政府的關注，1906年清政府決定“預備立憲”，之後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王一亭被推為董事。初入政壇的王一亭對涉及民族的大事不敢有一絲懈怠，但是隨著“預備立憲”謊言的揭穿，王一亭大怒，並轉變政見從立憲派轉向革命派，並在19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海派” 藝術的全盛時期。他自幼喜愛繪畫，遇到名家之作便進行臨摹，從中學到不少繪畫技法。16歲經人介紹，拜任伯年的學生徐小倉為師，後又入任伯年門下。成年後的王一亭雖然主要精力花在經商和從政方麵，但他總是每天堅持二三小時作畫，甚至在辦公室裏放置畫案，一有空就展紙揮毫。其繪畫風格可分為兩個不同時期：早期，他與社會的接觸較多，繪畫注重寫生，作品清朗秀逸，活潑生動；後期，他閉門信佛，集中心思繪畫，境從心生，畫風粗放凝重，渾穆莊嚴。他繪畫題材很廣，在花鳥、山水、人物等方麵都有傑出的貢獻。在當時的上海藝壇是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王一亭在藝術上的造詣深厚。他在退出政界後，深居簡出，學畫事佛，經常與吳昌碩切磋畫藝，亦師亦友，過從甚密。受吳影響，畫風從工筆細趨向闊筆寫意，畫仍保持寫實特色。他用筆酣暢雄健，構圖講究詩、書、畫三位一體，作品氣勢磅礴，設色鮮豔，為人寫照，即便寥寥數筆，亦形神兼備。吳昌碩在《白龍山人小傳》中稱他“書法醇穆雄健皓類平原，畫則山水花木，鬱有奇氣，更善作佛像，信筆莊嚴，即呈和藹之狀。”至今江南各大寺院尚存不少碑刻佛像出自王的手筆。 50歲後王一亭與吳昌碩，並譽為“海上雙壁”。吳昌碩逝世之後，王一亭便成為“海派”畫壇的盟主。為了紀念這位畫壇宗師，王創辦了上海昌明藝術專科學校，自任校長，培養繪畫藝術人才。他對青年畫家也關愛備至，曾於1931年率領張大千、錢瘦鐵、王個簃、鄭曼青等訪問日本，向日本畫界大力宣傳這些青年畫家的藝術成就。他還積極探索吸收其他藝術的表現手法，如晚年他還采用油畫的技法創作《達摩像》，中西結合的表現手法，產生麵目一新的藝術效果。他曾與吳昌碩、齊白石並稱為"中國二十世紀寫意畫三大巨匠"，不僅享譽國內，且名揚海外，尤以日本為盛,其繪畫作品在日本被大量收藏,在日本影響很大，曾多次應邀東渡赴日本舉辦畫展, 其個人繪畫作品深受日本民眾的喜愛與推崇，被認為有“渾厚”氣勢，人稱其為“王菩薩”, 在日本廣受歡迎, 故其作品於日本也有著相當數量的傳入與留存。還受到天皇的接見。在日本天皇叔父接見時，王當場揮毫贈畫。首相伊藤博文和王一亭成了摯友，並邀請他為自己畫像。抗戰前王一亭每年銷日本作品可得數萬元，大多用於國內慈善事業，因此王也是上海有名的慈善家。日本政商界人士來中國如果見不到王一亭，求不到一張畫便覺得白來中國一趟。據1979 年72 期香港《大成》雜誌載，當時日本人到上海“總以能見到王一亭為榮。見到王一亭如果求不到王一亭的畫，那有如進入寶山空手而回，無以炫耀親友。”1985年，王一亭的墓遷至蘇州洞庭東山時，日本友人為之立紀念碑，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親自題寫“恩義永遠不忘記”。聲譽之高，可見一斑。
王一亭 與 吳昌碩
推介吳昌碩第一人 走近真實豐滿的王一亭
1936年，一篇署名千秋的文章介紹王一亭說：“王師貌慈祥，低眉如彌陀。曾自題甲子小影，有句雲：常作低眉無我相，不教昂首向人前。”該文談到王一亭與吳昌碩的關係，說王一亭與“吳缶老交最厚，當吳微時，濟以財物不稍吝，古稱管、鮑，今見王、吳，先後輝映，堪相匹雲”。“管鮑之交”是說管仲與鮑叔牙有厚誼，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以“管、鮑”比“王、吳”，可謂海上美譽。王一亭以晚生之禮待吳昌碩，既給吳以生活上的支持，又大力推介其畫藝（尤多播傳於日本），吳則在藝術上對王勉力提攜，畫界多見“王畫吳題”，即一例也。吳昌碩贈詩王一亭曰：“天驚地怪生一亭，筆鑄生鐵墨寒雨。”吳昌碩與王一亭交往了近20 年(兩人相差23歲又83天)，他在1922 年所撰《白龍山人傳》中對王一亭評價到：“書畫用筆雄厚，醇茂之處更寓虛靈，天池、複堂不是過也。每至興時，下筆瑟瑟有聲，若驚風之掃落葉，轉瞬即成，作巨幛尤能見其磅礴氣概。”在這裏吳昌碩拿天池（徐渭）、複堂（李鱓）與王震作比，
王震早年師法任伯年，無論是其花鳥畫還是人物畫，從技法到構圖都深受任伯年的影響，30 多歲就已掌握了任伯年的繪畫技巧，為其後來的藝術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1912年吳昌碩移居上海，王震對其藝術極為崇拜，二人成了好朋友。王震50 歲之後作品風格深受吳昌碩影響，尤其大寫意花鳥畫“直從書法演畫法”，筆力渾厚，蒼勁簡樸，追求古意，有金石之風，同時二人合作作品亦多有呈現，常常是王畫吳題，或是共同描繪。更有甚者，就是王震為吳昌碩“代筆”，比如吳昌碩的人物畫和山水畫，當時日本人欲購買吳昌碩這一體裁作品，而吳昌碩不擅長的畫，就請王震代而為之，畫好之後再由吳昌碩題款,當時二人這類作品是有相當創作數量的。
吳昌碩（1844年9月12日-1927年11月29日 浙江省湖州安吉縣人）是中國近代書畫、篆刻的一代宗師，曾對海派藝術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1882年攜眷屬定居蘇州到1912年移居上海這三十年，是其書畫藝術逐漸形成個人風格的關鍵階段(這段時間內除了1887年至1895年吳昌碩曾居於上海外，其餘大部分時間居住在蘇州)。吳昌碩選擇蘇州作為他的棲身之地，正是看重了這裏的人文藝術環境。1895年王一亭在蘇州怡園畫集時初見吳昌碩。吳王相識於1909年3月成立的豫園書畫善會，這是海派書畫家第一個真正的慈善組織，由海派書畫名家錢慧安、楊逸、高邕、王一亭、蒲華、張善孖等人發起。當時的吳昌碩雖然住在蘇州，但他時常往來上海，亦參與了發起籌備。因而在豫園中的得月樓會所晤麵相識，但這僅是一般社交場所的點頭之交而已。1910年3月6日下午，中國書畫研究會在上海小花園商餘雅集舉辦上海書畫出品會，作為第一批會友的吳昌碩不僅有書畫作品展出，而且參加了當日活動。王一亭時任書畫研究會的董事，盡管當時的總董是汪淵若，總理是李平書，協理是哈少甫，但實際負責運作的是王一亭。吳昌碩書畫篆刻深厚的功力和獨特的風格使當時審展的王一亭十分敬佩賞識。遂於當日的活動中與吳昌碩頗多交談，了解了吳的人生經曆和從藝簡況。吳王的訂交是在辛亥年，即1911年秋天，吳昌碩1921年為王一亭所寫的傳記 《白龍山人傳》：“餘於辛亥秋，橐筆至滬，書畫交獲一吳興王君，名震號一亭別字白龍山人，為人豪邁，相互接談，若和風之拂幾席者。其書畫用筆雄厚，醇茂之處，更寓虛靈，天池，複堂不是過也。” 將王一亭與徐渭比較。1911年秋，吳昌碩和王一亭真正互相認識於海上題襟館。兩人開始交往，常在一起敘鄉情，談藝術。作為知心朋友，他們互相幫助，互相提攜，在滬上書畫界共同奠定“海上雙璧”的地位。吳昌碩晚年常與王一亭共同揮毫作畫，多數情況是王一亭繪畫，吳昌碩題款，“王畫吳題”成為當時海上畫壇一道獨特風景。 吳王的深交便始於1911年的辛亥秋及1912年5月吳昌碩正式定居上海之後，即“久久過從”。而海派書畫流派紛呈、佳作迭出、大師雲集、精英薈萃的興盛局麵，就是以1912年為起始的。
自1912年移居上海，吳昌碩的滬上生涯十五年，但在這短短十五年間，吳昌碩聲名鵲起，並最終登上海上畫壇領袖的位置。1913年，吳昌碩被公推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1915年，吳昌碩繼任海上題襟館書畫會會長；1922、1926年，吳昌碩連續於日本大阪挙個人畫展......寓滬後以“昌碩”二字行世的他，可以說才真正成為了“吳昌碩”，並由此完成從藝術名家向海派藝壇旗幟性人物的嬗變。而這一切，與王一亭的大力推介密不可分。
1912 年，年近70 歲的吳昌碩在王一亭的傾心勸邀下離開了蘇州，正式定居上海, 搬入北山西路吉慶裏923號(直到1927年去世)。當時海上畫壇任伯年、吳滔、虛穀、蒲華相繼去世，王一亭成為海派中堅。吳昌碩出現後，王一亭仰慕不已，但是初至上海的吳昌碩作品並未迅速得到認可，書畫銷售並不暢市場反應一度欠佳, 當時的吳昌碩名氣並沒有傳播開來，如果吳昌碩的畫賣不出去，王一亭還會自己收購, 悄悄地將其作品買下, 以安撫老人。王一亭為了幫吳，時常買其字畫。據吳家所藏賬簿，王一亭的訂件最多。除了生活上的悉心關照，王一亭還憑借他在上海政商界廣泛的人際關係，不斷向人介紹吳昌碩的書畫金石藝術(詩書畫印)，為吳氏藝術開拓市場，王一亭不遺餘力地在商界、政界、金融界極力地推崇吳昌碩，推薦其為海上畫派的盟主，並且甘為輔佐吳昌碩，使晚年的吳昌碩名聲大振，使吳昌碩很快贏得了上海各界的認可甚至尊崇，書畫潤格也不斷攀升。寓滬十五年間，僅以堂匾為例，吳氏相同尺幅的作品增幅達15倍之多，橫直幅增幅也有6倍。正是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王一亭為海上畫派引進了一位藝術界領袖。尤為可貴的是，王一亭因與日本公司關係密切,利用其在日本的影響力,還向日本商界、書畫界、新聞界，甚至政界友人白石六三郎、竹內棲鳳、小室翠雲、德富蘇峰、伊藤博文等推介吳昌碩及其藝術,為吳昌碩的作品在日本打開銷路。也是經由王一亭的介紹，吳昌碩逐漸成為日本政商要員接待貴賓之所"六三園”的常客，不僅得以在“六三園”辦展（這是“六三園"第一次舉辦中國書畫家的展覽），且4次赴日本長崎、大阪展覽，逐步成為最受日本人歡迎和敬仰的中國藝術家之一。也使得吳昌碩的名氣跨過大海，走向日本。 一時間仰慕者紛至遝來，要求購買吳昌碩的畫。為海上畫派樹立起了一位藝術界領袖，也為近代畫壇樹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王一亭作為當時海派書畫界的大腕，並沒有唯我獨尊，他極力推舉吳昌碩，足見其大氣的胸襟，也才會曆練出驚世的筆墨，真正是畫品人格自然出。在藝術上，可以說是王一亭的發現和推動成就了吳昌碩海上盟主的地位。
遙想當年吳昌碩時常在上海、蘇州之間奔走鬻藝，缶翁之所以遲遲不能在上海定居，就是擔心這海上華都開銷甚大，立足較難。1911 年夏天，69 歲的吳昌碩從蘇州來到上海。剛開始，他的作品乏人問津，他白天蝸居在浦東賴義渡鎮的陋室裏畫畫刻印，晚上坐小舢板到浦西，與各界社會賢達周旋，以求廣開門路。1912 年，由王一亭介紹，吳昌碩遷居吉慶裏的一棟石庫門，房子三上三下，房東與王一亭為姻親，對吳昌碩可以進行多方麵的照顧。古稀之年的吳昌碩，總算尋得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在大門兩旁貼上對聯：“君子悠樂，賢人孔安”。而正是王一亭以敏銳的藝術眼光，認定憑吳昌碩書畫印詩四絕的藝術才能，不僅能在海上藝苑開創一番大事業，而且憑吳昌碩的社會資曆和從藝聲望，他也能擔當書畫界的領袖。於是他多次勸說、反複邀請缶翁到上海定居，並給予了老人以生活上的關照及經濟上的幫助。
王一亭早年學畫得徐小倉指點，後師從任伯年，繼承任派風格，他早期的人物畫，無論從題材、人物造形、用筆，畫麵構圖上，都有任伯年繪畫的特點，其早年所作人物與任伯年酷似。1911 年秋天開始王一亭與吳昌碩成為密友，受缶老磅礴渾厚氣勢之啟，漸入格局開張，意蘊雄健，醇厚酣暢之境。中年以後的王一亭和缶翁是亦師亦友的關係。1912年年近70歲的吳昌碩正式定居上海後，王一亭與吳昌碩過從篤甚，情同手足，經常在一起研究書畫。王仰慕其金石氣入畫，耳濡目染，畫風逐漸相近。王一亭的很多畫都有吳昌碩的題跋，“王畫吳題”風行一時。以至於吳昌碩後期所作山水人物，多半出自王一亭代筆。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吳昌碩對王一亭藝術的肯定。王一亭後期書畫創作深受吳昌碩金石風格影響，書法蒼勁雄渾，畫風趨向闊筆寫意。用筆酣暢雄健，氣勢磅礴，設色濃豔，但仍保持其自身的寫實特色。 晚年的王一亭的人物畫逐漸脫離模仿任伯年的影子，同時兼具了任、吳二者之長，形成了他獨特的人物畫風格。王一亭將任伯年的清新寫實和吳昌碩的沉雄渾樸融入自己的人物畫中，千錘百煉，融會貫通，終成自家麵目。王一亭最擅長的還是人物和佛像，吳昌碩的人物畫不多，而王一亭擅長人物畫，尤其是以佛教故事人物為主。很多吳昌碩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由王一亭來代筆, 五十歲之後是王一亭人物畫創作的高峰, 他的一些人物畫外表疏率而內蘊渾厚大氣，畫麵的構思布局新穎別致，在奔放處見工整，於精微處顯氣魄。王一亭多為吳氏人物畫代筆，固有“王畫吳題”之說，彼時的“王畫吳題“一時有“海上雙璧”之美譽。民國初，海上畫壇中王一亭的名氣一度與吳昌碩比肩。王一亭是成就吳昌碩“後海派"領袖及至一代宗師地位延續至今的重要推手。在大力推介吳派藝術的同時，王一亭也在吳氏指導下畫藝大進，自出機杼，其佛教人物畫超塵絕俗，求者接踵。二人攜手結盟，形成的“金石”畫風主盟海上畫壇，其影響力至今不衰。兩人和齊白石後來被稱為"中國二十世紀寫意畫三大巨匠"。王除了問藝於吳門外，還禮賢下士，甘為輔佐，幫助並力推吳昌碩為海派書畫界盟主 ，成為海上畫派無可爭議的藝術界領袖。
此外，身為海派藝術重要的讚助人和市場推手，王一亭一生中擔任過超過20個書畫團體的主要成員或發起人，他所參與、讚助、或應邀掛名的美術學校、社團、展覽、出版更數不勝數，頭銜不下數十個。憑借其卓越畫藝與影響力，吳昌碩去逝之後，“海派巨擎"王一亭成為上海畫壇的公認領袖。 王一亭對海派書畫藝術的整體發展，特別是對藝術領軍人物的樹立起了關鍵作用。王一亭是上海這座大都市培育出的既有藝術天賦又有商業意識，既有創作能力又有經濟頭腦，既有審美追求又有社會責任的英才。王一亭對吳昌碩金石書畫的推廣，對海派書畫影力的擴大，海派書畫家在慈善賑災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等，都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在任伯年於1895年去世後，吳昌碩於1912年定居上海前，海派書畫群體中公認的大家已不少謝世，如吳伯滔於1895年、虛穀於1896年、吳大澄於1902年、蒲華、錢慧安於1911年都歸道山，王一亭成為中堅人物。正是在這種新舊交替的時期，王一亭以他睿智的目光認識到這種現象如不及時解決或彌補，將會影響海派書畫的整體性發展及提升。1912年，王一亭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創辦之初出任校董，出資相助，並親自授課。後又協助創辦上海昌明藝術專科學校並出任校長，培育青年英才，弘揚海派藝術。王一亭又是一位促進對外藝術交流的使者，曾多次組織中日書畫家互訪及辦展，影響巨大。1914年，王一亭為吳昌碩在上海六三園舉辦了生平第一次個展。六三園是當時日本政要和商界接待貴賓的宴慶地。吳派藝術始為日本各界所推崇。
經商與中國畫創作似乎是兩種思維，故能於二者兼而窮極者史上非王震莫屬。他是商界驕子，又是畫界精英，對藝術的無限熱愛與樂善好施的秉性，使其於商界獲得的巨大財富不計得失、源源不斷地投入到了藝術活動中，極大地推動海派藝術的傳播與發展，如此商業巨子，如此藝術奇才, 於時代而言，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王震大利，其藝不朽。王一亭是晚清民國時期上海這片特殊的土壤造就的英才。他集商界、政界、藝術界的資源於一身，在獨特的藝術風格之上樹立起自己畫家、儒商、民主先驅的偉大形象。他的一生千秋垂範。
P.S. 王一亭的幼子王季眉(王傳燾)，才氣過人，其畫豪宕而空靈，色酣墨飽，雄健古拙，吳昌碩對他評價很高。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海籌備成立中國畫院，有人推薦王季眉(王傳燾)為畫院畫師，但因當時的政治氛圍，未獲批準？
1922年11月13日，美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途經上海，做客“梓園”。愛因斯坦在乘船前往日本進行學術交流(到神戶慶應義塾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講學)的途中，航輪中途在上海停靠，順道前來上海。愛因斯坦並於當日剛得知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拒絕了接待方事先安排的在上海參觀旅遊行程，希望更多了解上海風土人情，尤其是中國建築、文化藝術等，於是就開始了特殊的海派文化一日遊。他遊覽了小世界、豫園、城隍廟，觀看了新劇。當晚又來到王一亭私邸“梓園”做客。
1922年11月13日上午十點四十分船抵匯山碼頭。十二時三十分登岸去一品香午膳。飯後愛因斯坦提議要到中國人真正居住的地方上海城裏去看看。 當晚去了“富有的中國畫家”王一亭家，晚上六點半到達，參加精致的晚宴, 受到盛情款待。 陪客有上海大學校長於右任，大公報經理曹穀冰，總編張季鸞，北京大學教授張君謀，浙江政法學校教務長應時夫婦 及其女兒應慧德，同濟大學校長德國人斐司德（M. O. Pflster）夫婦，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婦，大阪每 日新聞社村田先生等。宴前，愛翁夫婦觀賞了梓園的園林景致，以及王一亭畫室的金石書畫。 宴間於右任致歡迎辭，愛因斯坦答辭，張君謀以德語再致辭。
當晚六點半，愛因斯坦夫婦一行來到滬上著名書畫家王一亭府邸梓園。梓園位於南市老城區東部（今喬家路113號），高高的磚牆圍繞，內有假山、池塘，還有佛閣，主建築為中西合璧風格。王一亭引領愛因斯坦一行參觀了梓園各室，並向客人展示了珍藏的金石書畫等文物。在燈火通明的走廊上，掛著一些王一亭的畫作。愛因斯坦注意到一幅王一亭自畫像，認為是“非常漂亮、筆力遒勁的自畫像”。宴會在假山東側的立德堂大廳舉行。王一亭請了新北門大街（即障川路）時新照相館攝影師拍攝合影照。眾人合影後進入廳堂。分兩桌圍坐。大家用德語、法語、漢語、日語交談。應時和稻垣作翻譯。受王一亭之邀，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教務長應時和夫人章肅負責招待。女兒應蕙德聰慧伶俐，僅11歲就會德、法兩國語言。愛因斯坦夫婦下車，應蕙德上前獻了一束花。應蕙德說著一口流利的德語，愛因斯坦感到新奇而高興。《民國日報》當天曾經這樣描述當時的梓園和愛因斯坦的拜訪:“由於王一亭寓所可算中國家庭的典型，他作為畫家當然藏有曆代名畫和自己創作字畫的精品。由他來接待愛因斯坦，正是為了‘藉便博士觀中國家宅情形，並賞覽中國美術品’。”
P.S. 王一亭招待愛因斯坦的立德堂毀於戰火，室內的書畫文物、佛閣內的佛像均被洗劫一空？？？
當之無愧地享有“民國慈善第一人”的美譽
王一亭是一名著名書畫家、實業家、社會活動家與虔誠的佛教界名士, 更是一位傑出的慈善家, 在慈善方麵貢獻巨大, 曾以億元巨資投身慈善事業, 當之無愧地享有“民國慈善第一人”的美譽。他作為一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了解社會現實和民眾疾苦。為此，他不辭辛勞、不計得失，全身心地投入，成為上海最著名的慈善家和慈善界領袖人物。他創辦工廠、船廠、銀行，影響廣大, 卻以普濟眾生為己任, 在上海曆次的慈善活動中捐資無數。王一亭在經商成功以後，投入巨資創辦了一係列的慈善機構，開展了廣泛的慈善救助活動,並擔任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救災準備金保委會委員長、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上海國際救濟會等社團的要職。 與高鳳池創辦的上海龍華孤兒院在當時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反響。由宋慶齡擔任院母，社會名流張君康先生擔任院長。可以這樣講，這個時期是中國近代慈善史上最為興盛的時期。在20世紀初至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三十多年間，王一亭先後參與策劃創辦了上海孤兒院、中國救濟婦孺總會、上海遊民習勤所、上複善堂、中國濟生會、廣益中醫院、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中華慈善團聯合會、華洋義賑會、浦東醫院、上海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上海乞丐教養院、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上海收容災民辦事處、上海救丐協會、華洋救護婦孺協會、殘疾院、同仁輔元堂、普善山莊、浙紹醫院等等十多個上海最有影響的慈善組織機構……這些慈善機構的經費，王一亭除了自掏腰包和在商界募集外，還采取舉辦書畫展、菊花會、戲劇義演、遊園會等多種形式募集。通過這些慈善機構，王一亭向寡婦、孤老、孤兒、災民發放生活補助以及衣服大米，幫助窮人過冬，向饑餓的流民施粥，向窮人提供免費的防疫和診療，向因貧不能殮的死者施舍棺材，掩埋露屍，收養那些喪失勞動力的人，收容、教化遊民、乞丐、妓女和孤兒等。除了資助救濟活動，出資創辦慈善機構之外，王一亭還積極資助已有的慈善機構。由於出資金額大，有些慈善機構就請他直接主持慈善救助工作。1927年，南京當局曾對上海的慈善團體作過一次不完全的調查統計，在調查統計的30個慈善團體中，由王一亭任主持人或第一主持人的慈善團體有12個，占40%。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裏，王一亭用在慈善事業上的資金之巨、時間之巨、精力之巨，難以想象。作為滬南商會會長、上海總商會協理、上海商業聯合會主席的王一亭，在上海商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和很強的號召力。他將這種影響力和號召力充分運用到慈善事業中，一次又一次地發起和號召開展各類慈善救助活動，成為滬上慈善事業中最熱心、最積極、最活躍的商界領袖。
宣統元年(1909)，千裏之外的甘肅發生嚴重旱災，王一亭得知這個不幸的消息後，想災區人民之所想，急災區人民之所急，立即與李平書等人發起成立甘肅義賑協會，募集善款賑災，還派員前往災區調查災情。1920年7月，王一亭與朱葆三、徐乾麟、宋漢章等人組織上海各慈善團體賑濟湘、陝、閩3省災民，並任中華慈善團合辦湘、陝、閩籌賑處副幹事長，承擔具體賑濟工作。與此同時，他還組織自己任會長的滬南慈善會與中華慈善團合辦湘、陝、閩籌賑處，全力參與這次賑災活動。8月17日，他又與朱葆三、徐乾麟以正、副幹事長身份假“一品香”餐館邀集各界開會，為湘、陝、閩賑災募款萬餘元。9月25日，他又親自主持華洋義賑會成立大會，參與該會賑濟直隸旱災的活動，親任勸募隊紅隊隊長，勸募賑款。1926年12月和1929年1月，王一亭和施省之、關絅之、虞洽卿、馮少山、王曉籟等兩次邀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王鳳卿、李萬春等義務演劇，所得票款全部用於賑災。1931年夏，我國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16個省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災，受災人口五千多萬。王一亭和虞洽卿、陳光甫、吳蘊齋等滬上紳商發起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賑會，“以拯我呻吟痛苦之同胞，而盡披發纓冠之天職”。經過王一亭和各位紳商、善士的共同努力，募得善款二百六十多萬元，分賑各省災區。為了籌措賑災善款，他還和許世英、王曉籟等發起上海籌賑各省水災遊藝大會，並協助發行慈善香檳票10萬號以籌款。這些救濟，有效地緩解了災區人民的苦難。
王一亭50歲後信佛益篤，每日焚香禮佛，菇素持齋。慈南在《紀白龍山人王一亭》一文中寫道：“先生開會，常若人定，恒一言不發，然遇取決之際，事有不能決者，一言立解，凡上海慈善事業，無不有先生名，蓋無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號召也者。各慈善經費恒不裕，其所辦事業則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轉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紓其急。先生常謂‘辦慈善事業，不愁無經費，如辦得好，人自會送款子來’。有時至無可籌措際，先生常出其所作書畫，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業。”王一亭是一位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慈善家。在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之時，他捐出了大量物資, 他與朱葆三等人在《申報》上刊登《救濟日本大災召集會議通告》，及時墊募白米六千擔，麵粉二千多包及藥品、木炭等生活急需品，急速運往日本，為最早抵達的外國救援船，並向日本災區寄贈一座梵鍾。他所做的一切, 為他在日本贏得了“王菩薩“的美名。1983年，王一亭墓遷於吳縣洞庭東山楊灣，日中友協會長宇都宮德馬題詞“恩義永遠不忘記”，感念當年救濟之恩。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時58分, 日本關東地區發生了8.2級地震。以東京地區為中心發生的關東大地震引發火災，罹難人數大約14萬2千8百人，200多萬人無家可歸，倒塌建築物大約為12萬8,266棟。財產損失非常嚴重。該次地震對東京和橫濱2個日本巨大城市都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受災範圍廣及整個關東地區。東京、橫浜半成焦土，災民遍地，部分旅日中國商人、學生同遭劫難。地震後又大麵積失火, 東京燒失麵積約38.3平方公裏, 橫濱燒失麵積約9.5平方公裏。整個震區的財產損失達300億美元。特別悲慘的是東京下町區, 約4萬人逃到陸軍被服廠廣場避難, 因地處下風, 不久廣場就被猛烈的大火包國, 3.8萬人被活活燒死。悲劇發生之後, 有一位中國人挺身而出, 以中華民族博大、寬容的胸懷, 捐物資, 捐字畫, 濟生者, 悼亡靈, 進行全麵、無私的賑災。他就是王一亭。 地震發生時，王一亭次子王傳熊 (叔賢, 1893 年生）正在日本大阪考察，災情發生後緊急致電王一亭，王一亭聽到消息後立馬聯係上海救濟部門。於大地震次日的9月2日，王一亭等人即發起成立了“中國協濟日災義賑會”，廣泛開展活動，行動力迅速。以募捐款項多方麵購買物資，組織購入日本災區最急需的白米麵粉以及木炭、藥品等生活品。幾天之後，他們便迅速購買了大批的大米、麵粉、藥品、衣被等物品; 並在王一亭的組織下，代表上海工商界租賃招商局輪船“新銘號”運送首批救災物資赴日賑濟。9月8日，“新銘輪”從上海啟航， 於9月12日抵達日本神戶港，計有義援金18萬5000元、白米10000擔、麵粉20000包，以及食物藥品衣被等各種生活急需品支援物資，親自送到日本災區去進行救災。“新銘”號所載物品是第一批抵達日本的國際救災物資。隨後運往災區，分發給受災的日本民眾。第一批物資抵運日本後，王一亭繼續籌備，更多的賑災物資又從上海發出。以王一亭先生為中心的慈善基金會，在10月23日及25日更多的救濟物資分兩次繼續寄發。先後共派出三批物資，給受災的日本人民送去了希望。因此被日本人民稱為“王菩薩”。
中國慈善家不僅在物資上大力援助日本災民，也為那些在災難中罹難的生靈祈禱。1923年10月底，作為虔誠佛教徒的王一亭又以中國佛教協會名義組織了“佛教普濟日災會”，呼籲全中國佛教界推行“回響”活動。由這個組織發起, 上海的玉佛寺及峨眉山、五台山、普陀山和九華山四大佛教名山都分別舉行了持續49天的“水陸普利道場大法事”, 悼念亡靈, 為關東大地震受難者祈禱冥福。並決議鑄造一座“梵鍾（幽冥鍾）”寄贈日本災區人民，“期能隨時擊鍾祈念死亡者冥福”。翌年他便出資並以募捐款項在杭州鑄造梵鍾, 以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名義贈予日本“東京都慰靈堂”，以表慰禱之意。日本佛教聯合會得知此事後，表示願意接受梵鍾，並選擇被服廠舊址為置放梵鍾之地。因為在地震中死亡的十幾萬人中，有近四萬人集中死於這一地區。
梵鍾於1925年秋從原鑄造地杭州運至上海，再轉運抵日本橫濱, 11月1日由日方安放在東京墨田區“震災紀念堂”（後改名為東京都慰靈堂）建設地，並舉行隆重的接鍾儀式。幽冥鍾由黃銅鑄成, 高1.69米, 鍾口直徑1.21米, 重1.56噸, 鍾身鐫有“普聞鍾聲, 冥陽兩利。中華民國癸亥冬月建。吳興王震敬書“字樣。當時日方東京市接受中方捐贈的這口梵鍾後，欲修建紀念鍾樓, 但由於當時災後資金缺乏，無力營造置放這座梵鍾的建築.寄望各界慈善人士鼎力相助。於是, 為了幫助日方籌集資金，王一亭又多方奔走呼籲, 他聯合中國著名畫家舉辦畫展，為日方籌建鍾樓。先後征得趙子雲、吳昌碩、鄭孝胥等38人的書畫精品273件(其中包括王一亭本人的不少作品),一並運到日本展覽、義賣, 所得款項悉數交作建造紀念館及鍾樓之用。1928年，王一亭匯合其他五位書畫家趙子雲、吳待秋、姚虞琴、王季眉、王個移等，向日方贈送書畫，售後資金用於襄助紀念館建設。1929年8月，包括吳昌碩、王一亭在內的33位中國書畫界名人在上野舉辦了“日中文化展覽會”，陳列作品後當場售出作品總額贈與日方。
在王一亭為首的中國各界人士協助下，東京都慰靈堂為此建立了鍾樓。1930年8月31日, 鍾樓落成。當年10月1日，中日各界人士共同舉行了梵鍾的“始撞儀式”，隨後又舉行了誦經、撞鍾活動。同時也為僑居於東京一帶、在大地震中死難於異鄉的中國同胞舉行追悼法事。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男爵和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汪榮寶，都出席了儀式並致頌辭。此後自1930年起每年9月1日即在鍾樓舉行震災紀念, 在日王氏後人每年都會敲響鎮守在東京慰靈堂的梵鍾，堅持至今。本次百年紀念活動再次敲響梵鍾，重新喚起了中日友好、善鄰共擠的曆史記憶。1931年, 王一亭率書畫代表團赴日本參加書畫展覽, 親眼見證了複興紀念館和鍾樓的竣工，王一亭不禁百感交集, 當場揮毫繪就了四幅絹畫, 留作紀念。日本人民一直對王一亭銘記在心, 也將這四幅絹畫懸掛在紀念館大客廳至今。而且在畫旁配上王一亭的照片, 並附有充滿感激之意的介紹文字：“1923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時, 以上海為中心的援助活動的先鋒…在賑災時表現出全部的熱情”。現在在日本東京的橫綱公園（陸軍被服廠舊址）內，有一座紀念關東大地震的東京都複興紀念館, 一走進該館二樓的展示廳，就能看到牆上掛著四幅絹畫，分別為《拾得大士圖》、《寒山大士圖》、《鐵拐仙人圖》、《蛤蟆仙人圖》，乃近現代上海著名書畫家王一亭1931年所繪畫作。這四幅畫，敘述著中日民間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複興紀念館裏陳列著以王一亭為代表的中國慈善家在大地震中救災恤鄰的資料。迄今97年，這座誕生於中國的“友好之鍾', 經曆了歲月和時代的風霜雨雪，始終矗立在橫綱町公園，為中日死難者鳴響至今。1931年王一亭訪日時特為剛竣工的複興紀念館揮毫繪就的那四幅絹畫一直懸掛在紀念館大客廳。“幽冥鍾”見證了中日友好。1983年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在蘇州為王一亭立碑並題辭: "王一亭先生恩義永遠不忘記。"
王一亭先生一連串的豐功偉績，向我們啟示中日友好、國際友好的重要性。梵鍾的敲響顯示了和平友好之永恒存在。王一亭先生的“友好之鍾”象征著：中日兩國, 崇高的友誼，永恒的和平。讓王先生的梵鍾世代鳴響，警醒世人，願悲劇再不複生。王一亭是一個愛國的實業家、社會活動家、書畫俱佳的藝術家，更是有著一顆菩薩心腸的大慈善家與友善的民間使者。台北故宮博物院學者賴毓芝說: "其多重的身份大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一生致力於追求"體製上強國、佛教上救贖眾生、藝術上保存傳統文化"的理想，身後被人們讚譽為“一代完人”。
"500 Miles" - Peter Paul and Mary 1962 (written by Hedy West in 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