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敬之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
“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馬 林
二流堂“堂主”唐瑜夫婦
相片中的人物，從右到左，前排：秦怡、張瑞芳、呂恩；
中排：趙丹、吳祖光、唐瑜、丁聰嶽母、丁聰夫人沈峻、丁聰；
後排：黃佐臨、張樂平、桑弧。
文革中的《批判二流堂戰報》（第一期）
在1955年反胡風和1957年反右派之間，曾有一場反對“二流堂及其小家族”的運動。這場運動主要是在文化部在京各單位及文聯各協會開展的。到了1957年，“二流堂”重慶時期人員的一大部分，北京時期的全部和“小家族”成員統統被劃成右派。文化大革命興起又都無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那麽，“二流堂”究竟是個什麽組織？他們的命運，留給我們什麽啟示呢？
何為“二流堂”
抗日戰爭期間，位於陪都重慶的一所叫“碧廬”的大房子裏，聚集了一批從全國各地流亡到重慶的文化人。長住的有話劇編、導、演金山、張瑞芳、吳祖光、呂思、鳳子，音樂家盛家倫，《大公報》記者高集，《新蜀報》記者高芬，民盟薩空了；時常往來的就更多了，有馮亦代、黃苗子、鬱風、戴浩、方菁、沈求我等。堅持抗戰，同情人民大眾，靠攏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專製獨裁，爭民主、爭自由，是他們共同的追求。對此國民黨當局心知肚明，就在距離“碧廬”不足20米的一個壩子上搭了個席棚，以麻將桌為掩護，設專人常年監視“碧廬”的活動。
時任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文化組副組長的夏衍，是“碧廬”的座上客和主心骨。他是奉周恩來之命，一為廣交朋友，時常就抗戰形勢和遇到的種種問題，來和朋友們通氣；二是充分利用這個據點與相關人士會麵。如在此地會見日本反戰人士鹿地亙夫婦等。
有一天，郭沫若、徐冰（解放後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來訪，話題談到不久前在八路軍辦事處看過從延安傳來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劇情很簡單。哥哥在山岡上開荒種地，遠見妹妹送飯來，就佯裝睡懶覺，被妹妹指責是好吃懶做的二流子。後來誤會解除，兄妹合力開荒，支援前線。聚集在“碧廬”的這些文化人，大多是自由職業者，居無定所，作息無序，自由散漫，落拓不羈，故借題發揮，彼此以二流子相稱或自嘲。郭沫若本是名士，加上老友相聚自然不會放過湊趣的機會說，二流子集聚之地應稱為“二流堂”。大家齊聲讚好。徐冰高聲叫喊找紙筆來，讓郭沫若題寫堂名。後來，紙筆沒找到，堂名未寫成。但“二流堂”之名卻從此流傳開來。據夏衍回憶，1949年5月，籌備建國，各界代表雲集北京，他向周恩來匯報工作以後，周恩來還特地問他：“‘二流堂’那些人回來了沒有？”看來周是把“二流堂”的那些人當作朋友掛念的。
“二流堂”堂主唐瑜其人
“碧廬”——“二流堂”是唐瑜建造的。他是“二流堂”名正言順的堂主。如何看待唐瑜其人呢？最有發言權的是夏衍。
首先是因為夏衍一生經過無數政治風雲的曆練，而又才思敏捷，著述等身，舉凡翻譯、論述、話劇劇本、電影文學、報告文學，均有涉獵，這使他洞悉世事，目光犀利，見地獨特、老道。其次，夏衍和唐瑜從1929年算起，有著66年從未間斷的友誼，他們共同經曆了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建國以後的四個時期；地跨滬、港、渝、桂、京各地，彼此親密無間，聚多離少，相知甚深。第三，文革中，他們一個是名符其實的“二流堂”堂主，一個是“二流堂”的黑後台，一起被揪出來在萬人大會上掛牌遊鬥，一起受辱蒙難，又先後獲得平反，絕對是榮辱與共。
那麽，夏衍是怎麽看唐瑜的呢？夏衍說，唐瑜是“富貴胎，叫花命”，“像唐瑜這樣的好人，今後再也找不到了”。
唐瑜出生於廣東潮州一個華僑家庭。少年時為追求公平正義，從15歲起便和主編《綠洲》雜誌的潘漢年建立了通信聯係。1929年唐瑜隻身離家赴上海投身革命潘漢年熱情地接待了他。先把他安排在西門書店當小夥計，之後又派他到“左聯”機關料理雜物。這期間，他認識了夏衍、陽翰笙等人。他在參加“五卅”大遊行時被捕。警察對這個既不懂普通話，又不懂上海話的小“南蠻子”無計可施，又不肯輕易放過，稀裏糊塗地判刑六個月。監獄是革命者的學校。唐瑜出獄時不僅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還從同監難友那裏學會了不少對付特務盯梢的辦法，深受潘漢年的賞識，當起了潘漢年的交通員。
艱苦的革命生活鍛煉，潘、夏的提攜，加上個人的奮發努力，唐瑜從每月要靠潘提供5元錢的生活補助費，到學會了寫文章、編刊物，在文化、電影界闖出了一片天地。
突然有一天，唐瑜發財了。原來，唐瑜的哥哥是緬甸的一位華僑富商。他借滇緬公路的開通，給唐瑜送來了幾輛大卡車和一輛豪華小汽車。大卡車上滿載著戰時稀缺的物資和食品。戰時的重慶工業品、藥品十分匱乏，價格昂貴。唐瑜把大小汽車、物資賣掉；食品與朋友分享。唐瑜因此有了一大筆錢。他用這筆錢先後蓋了五六幢房子。夏衍一家居住的規模較小較簡陋，取名“依廬”的房子便是其中一幢。同情中國革命的奧地利醫生弗裏茨·嚴森（嚴斐德）的住宅也是唐瑜提供的。唐瑜蓋房子，完全是出於朋友們的需要，同時也是出於自己的濃厚興趣，所以全部由自己設計，自己組織施工，為了使用木材方便，他甚至在重慶郊區買了一座木材蓄積量可觀的小山。
“碧廬”是其中最大的一幢。當時在新華社工作的喬冠華稱它為有著西班牙風格的建築。它迎麵有高大的立柱，寬敞明亮的陽台，有單間睡房和可供多人打地鋪的大房間，有可容納幾十人聚會的大廳。這裏的住戶由堂主免費供應食宿，對朋友一律歡迎。唐瑜雖然有自己的睡房，但每逢人多或是來了家眷，他便擠到大房間去打地鋪了。一副土產的古道熱腸加西方的紳士風度，難怪被譽為“當代的孟嚐君”。
1962年潘漢年獲得假釋，住在北京郊區，每逢進城必到唐瑜東單王府井住所，北梅竹胡同來歇息、閑聊。提起“二流堂”，潘說“其實唐瑜的哥哥更像‘二流堂’的堂主”。原來早在1940年潘就奉周恩來之命在香港約見過唐氏兄弟，布置他們利用關係，在緬甸建立一個空殼公司，以備必要時疏散文化界進步人士之用。唐氏兄弟當即返回緬甸，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妥當，同時為《大公報》記者範長江，《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導演蔡楚生、妻子陳曼雲辦理了入境緬甸的手續，再回到重慶當麵向周恩來做了匯報。不出所料，“皖南事變”爆發，周恩來安排大批文化人進入緬甸。其中有攝影師吳蔚雲，畫家丁聰，詩人張光年（即光未然），音樂家趙 、李淩，戲劇家胡考，以及黨的領導人徐邁進等。唐氏兄弟對這些人不僅包食宿，還發給生活費、置裝費，足見潘說唐瑜之兄更像“二流堂”堂主言之不謬。幸好緬甸“二流堂”更具有臨時性，也未曾命名，文革期間也未曾受到追究，否則會為天下人留下更多笑柄。
最冤的是“二流堂”北京時期的堂主吳祖光及“小家族”的成員。他們受難時間之長、程度之烈超過所有人。吳祖光生前發出的“一生誤我‘二流堂’”的呐喊，可以說字字血、聲聲淚。
“二流堂”的精神氣蘊
由於整肅“二流堂”錯得太離譜，所以文革後“二流堂”一案較早獲得平反。1979年7月27日文化部黨組以[（79）文黨字99號]文上報中共中央組織部為“二流堂”平反。那時候，推動平反的七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尚未開始。
文化部黨組的報告，在敘述了“二流堂”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經過後指出：“所謂‘二流堂’是我黨和一部分黨外人士聯係的場所，參與活動的同誌，都是傾向進步，要求民主的。”報告引證了周恩來1970年5月9日對文化部和藝術院校的群眾說過的話：“二流堂”不是一個組織，它沒有正式手續，不像哥老會、青紅幫有個手續；就是一個在一塊吃吃喝喝，不是和“二流堂”一沾邊的就是壞人?！
無需多加說明，這個平反報告帶著明顯的時代烙印，是小心翼翼的，極其初步的，辯誣超過證明，遠遠沒有恢複“二流堂”的真實麵目和曆史價值。
夏衍生前曾在唐瑜的一個冊頁上，大筆一揮題寫了“二流堂主不朽”幾個大字。“不朽”，用於活著的人並不多見。夏衍如此題寫，不排除撫今追昔，笑談往事的意味，但當我們把“二流堂”的興衰，其同仁所受的磨難，與中華民族在苦難中振興聯係起來觀察，就會發現一些神聖、永恒的東西蘊藏在裏頭，發著耀眼的光。不朽，無非是被後人記住，引起共鳴。它是些什麽東西呢？
1. 愛國意識
在近代史上華僑愛國是出了名的。就唐氏兄弟而言，論財富、地位，遠遠比不上陳嘉庚、司徒美堂、邵逸夫、霍英東等人。但是他們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紓家功革命，罄其所有，盡其所能，義無反顧，終生不渝，而又與我國人文知識分子優良的傳統結合得如此緊密，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唐瑜一生造了許多房子，但他造房子一不為生計，二不為牟利，三不為傳留後代蔭及子孫，他全然是為朋友，為革命，為急人之所急。直至解放後，他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條件，也一直是買房、租房居住。文革中，他被掃地出門，無處棲身，才第一次在虎坊橋分得三間公房居住。
唐瑜一生從不亂花公家一分錢，他長期主管幻燈工作，每逢下麵有人來談幻燈工作，他總是自掏腰包請客吃飯。
說來有趣，在“三反”運動中，唐瑜還當了一回“大老虎”（貪汙萬元以上的稱謂）。那是建國初期，為籌建八一電影製片廠，唐瑜被委任為副廠長，奉派赴香港采購電影器材，回來時正趕上“三反”運動。他兼具隻身化妝赴港、經手大量現金、在香港社會聯係廣泛等諸多可疑條件，怎能不被查？一查，發現貨與款嚴重不符。再查，是買回來的東西多，而花的錢少。多出來的器材，是唐瑜用自己的錢為公家買的。這無異於自己出錢買了頂“大老虎”的帽子戴在頭上。這種事恐怕隻有他才能做得出來。
到了晚年，唐瑜早已沒有了其他經濟來源，全靠工資生活。平日在家裏，每每從電視、報紙上，見到什麽不平之事、受難之人，被感動了，便悄悄寫封信或寄點錢去。他自奉十分節儉，一輩子除了喜歡吃以外，幾乎沒有什麽突出的嗜好。說幾句題外話，吃有三品，一曰能，二曰懂，三曰好。能是“飯桶”，不必說。他是既懂且好，不辭辛苦。為了品嚐海鮮餡的餃子，他坐火車可以到站不下車，往前多坐兩站。我們下放湖北鹹寧五七幹校期間，他竟能專程跑到武漢，挖牆打洞、千方百計尋訪到曾經為毛澤東烹製武昌魚的廚師，原汁原味地品嚐之後，評價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所謂武昌魚，不過是鯿魚，極為普通，唯魚腩味甚肥美。而他在吃上麵又十分注重節省，夏衍說他“富貴胎，叫花命”，也是他們一起在新加坡吃完飯後，唐瑜堅持要把折籮（剩菜）帶走時的喃喃自語。
唐瑜彌留之際，曾把他的獨子唐頌叫到床邊說：“我恐怕沒有多少錢留給你。”事後唐頌告訴我，“父親留下的錢是人民幣三萬五千元”。
這就是那個一輩子被視為黨內資產階級而屢遭批判的人。我忽然想到，那些號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大人物，什麽時候也把自己的財產公布一下呢？
一個連唐瑜這樣的好人、愛國華僑都容納不下，一味加以打擊迫害的時代，絕不是一個好的時代。
2. 硬骨頭精神
骨氣的本意是對真理和信念的堅守，對謬誤的抵製。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保持骨氣代價極高。
夏衍的腿在關押期間被打斷了，但是究竟在何時？何地？何人？何種情況下？在什麽問題上形成對抗？用何種刑具打斷的？打斷後有無進行醫治？他從來不說。平時不說，寫文章時不說，對親朋好友乃至對子女也不說，像唐瑜這樣的人問過他兩次，他還是不說，至死也沒和任何人說。有如他當年在國統區辦報，對待欲說不能說的問題，便在版麵上開一個天窗，給讀者留下無盡的遐想。
記得上世紀50年代中期，夏衍已年過半百，剛剛從上海調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長。有一次我跟隨他外出開會回來，朝陽門內文化部大樓前有十幾層的高台階，他出了小汽車，上台階是一步跨兩級，“噠噠噠”地跳躍著跑上去的。我當年二十多歲，當然跟得上他。他笑著對我說，這是他當年在日本讀書時，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養成的習慣。後來，我跟唐瑜兄又曾談起過此事。瑜兄說了自己的感覺，夏衍不說自己腿被打斷的事，仿佛是出於一種恥辱感。恥辱！為誰感到恥辱？為他奮鬥終生的理想？為他參與締造的新中國？為人類文明的橫遭踐踏？我們無法猜透。如今夏公拖著瘸腿走了，讓我輩淚眼模糊地凝視著他留下的一長串，一深一淺的腳印，從他那拒絕控訴中，領略一代知識分子的風骨，領略無聲勝有聲的無盡含義！
瑜兄不讚成打那麽多的右派，對他們公開表示同情，竟然寫報告給文化部黨組，借口幻燈工作是冷門，無人願幹，要求多分配些右派分子到幻燈處工作。
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被劃為軍內大右派，要和夫人馬楠一起下放勞動。他們的兩個女兒一時無法安置。唐瑜說：“到我家裏來吧！”他一諾千金。陳沂的兩個女兒在唐瑜家居住經年，後來她們分別讀完了中學、大學，都已成才。凡是從那段曆史走過來的人都知道，這樣做需要多大的勇氣，承擔多大的風險，即便是有心又有力的老同誌，做到這點也很不容易。2009年，瑜兄到上海參加紀念“左聯”活動的會議，病倒了。馬楠拿了些錢給唐頌，唐頌說：“有錢花，用不著。”馬楠動了感情說：“我知道你父親不缺錢用，但有的時候精神的東西，也要借物質來表現。我這不是報恩，要講報恩，我們全家下輩子也報答不完唐瑜對我們的恩情。他老了，這些錢你設法用在他身上吧！”
潘漢年犯的是驚天大案，1962~1963年，潘假釋期間，誰都不找，哪也不去，唯獨跟唐瑜聯係。連夏衍、胡愈之等人由於他們擔任著重要職務，都囑咐唐瑜不要告訴，怕連累他們。唐瑜呢？瑜兄說：“像你那樣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充其量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分子，反正就是這個樣子了。”
當時的社會主義教育學院是文化係統的“黑幫”集訓班。陳荒煤是從辦公室裏被揪出來的，不準回家，直接從重慶押解來京接受批鬥，腳上隻穿了一雙涼鞋。荒煤從“一二·九”時期的北平，30年代的上海，抗戰時期的延安，解放後的武漢、北京，一直從事文藝工作。如今在社會主義教育學院，熟悉的人可以說是打頭碰臉，比比皆是。但是，卻單找唐瑜，“你能不能借一雙鞋給我？”由此可見，瑜兄的俠肝義膽、不畏強暴在朋友中已經成共識。
戴浩，是總攬“二流堂”事務和對外交際的一個人物。他多才多藝，風流倜儻，1939年曾入延安抗大學習，後潛回重慶。他除了演話劇、拍電影之外，什麽黑白兩道、軍警憲特、黨國顯貴，結交了個遍。連蔣緯國也開著吉普車和他同出同進，招搖過市。在舊中國，混跡官場有十字訣，其中一條是：“梨園子弟殷勤奉”。可見官府和藝人結交，實出於雙方需要，古今同理。戴浩利用自己的人際關係特長，為黨、為朋友做了許多別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階段，已經淪落成一個腐朽沒落的集團，原北平公安局局長在撤退台灣前，曾對他說：“耗子（戴浩的綽號）這麽多年你說你鑽了我們多少空子？我要是不走，你能讓我鑽你們一個空子嗎？”
戴浩這樣的人1957年成為大右派，可以說是理所當然。1962年熟知內情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找到瑜兄帶話給戴浩，囑咐他寫一份檢討，即可由統戰部出麵，為他摘掉右派的帽子。戴浩斷然拒絕，說：“不寫。一寫我不就等於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了嗎！”
文革中，戴浩這種頑固對抗的態度，受到了更加嚴厲的批判。說他是：“徹頭徹尾、徹裏徹外的右派分子。”戴浩竟欣然接受，敬謝不敏說：“得，這樣我豈不就成為右派完人了嗎！”從此又多了一個“右派完人”的綽號。
麵對知識分子既可殺又可辱的現實，講氣節、做硬骨頭的代價是十分昂貴的。就戴浩而言，老婆離婚了，棄他而去；工資降到六十幾元，要維持四口之家，其艱難可想而知。當黨組織從噩夢中醒來，真正了解自己忠誠的兒子，把他攬入懷抱的時候，距離戴浩告別這個紛擾的世界已經不遠了。我們終於在他的訃告中看到這樣一句話：“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優秀思想品質將永遠記在我們心間。”
3. 平等寬容
上世紀80年代楊在葆和我拍了一部電影《代理市長》，楊是導演兼主演，我是總製片人。中宣部審查時認為有些台詞過分激烈、刺激，要改。我們頂牛，不願意改。夏衍聽說後把我們找去一起看片討論，說服我們做適當的修改。說：“不改，花了這麽大的力氣，不能放映豈不是損失太大了。”
在此期間，我跟在葆不服氣，曾直接寫信給總書記胡耀邦，向他申訴。那天在葆騎著我的破自行車從北影出發直奔府右街，中南海西門。憑著耀邦同誌親民愛民的好作風，加上在葆的明星麵孔和好口碑、好人緣，居然很順利地就見到了耀邦同誌的秘書把信遞了上去。沒過幾天，耀邦同誌的批示就傳達下來了，大意是：“這部電影我看了，台詞有點刺，有什麽了不起？比那些跟四化不沾邊的電影強多了。”有了這個批示後，《代理市長》在全國一路綠燈，順利公映。
耀邦同誌是我們心目中最受尊重的領導人，我們對他懷有良師益友，甚至兄長般的感情。《代理市長》得到他的支持和肯定，我們心裏是高興的。但是我們並沒有從中得到過多的“勝利的喜悅”。因為我們清楚地知道，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如何領導文藝創作，以及如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簡單說，有兩種領導方式。一種是夏衍身上所體現的，平等、尊重、理解、寬容、探討、批評、提醒；另一種是長期執政形成的官氣十足的衙門作風，我審你改。哪種領導更符合文藝創作的規律，有利於創作的繁榮呢？
“四人幫”被粉碎以後，瑜兄曾兩度僑居港、美、加拿大。有人曾以“唐瑜還會回來嗎？”請教夏衍。夏衍第一次回答：“他為什麽不回來？”第二次回答：“他為什麽要回來？”仿佛是在打啞謎，包含著什麽禪機。其實不然，隻要聯係一下時代背景就很清楚了，前一段是思想解放，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一段是思想禁錮，對提倡寬容的人也不寬容。這期間夏衍給唐瑜的信裏說：“天要下雨，人要內耗，奈何？奈何？”透露出心情上的一絲悲涼。“內耗”就是整人，不容人，就是折騰。像北京時期“二流堂”堂主吳祖光這樣長期與我們共患難同歡樂的老同誌，就因為他仗義執言，說了幾句真話，就一定要清除、勸退，加以排斥，未免太過了吧！
文學翻譯大家楊憲益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有錢難進‘二流堂’”。黃苗子說：“一流人物‘二流堂’。”我們對“二流堂”不可小覷。對“二流堂”裏的小人物同樣不可小覷。論思想境界、事業成就、道德修養，他們並不比什麽大人物差。要更具體地比對祖國、對人民的愛，對真理的堅守，對朋友的誠信，他們比起許多高官顯貴，隻高不低。就說唐瑜吧，終其一生，說他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事實俱在，他是當得起的。
4. 快樂的天性
達觀快樂是“二流堂”袞袞諸公的共同天性，其表現又各異其趣。
黃苗子有一幅自畫像：一個胖老頭赤裸著上身坐在床上，認真地修改著自撰的悼詞。那神情專注，一絲不苟，生怕有所遺漏的神態讓人不笑也想笑。此事的緣起是瑜兄與幾位老友商定，各自撰寫或互相撰寫悼詞、挽聯，集中評比，評出優劣。意在避免那天到來的時候，家屬和單位，為逝者貢獻大小，評價高低，引起不快。
人說，樂極生悲。瑜兄有本事反轉過來，將悲劇演繹成為喜劇。為了逃避“二流堂”專案組對瑜兄實施的跪沙礫、扇耳光的暴行，有一次他出逃了。那年頭北京大街上不像如今這般嘈雜、擁擠、眼花繚亂，來往的車輛還比較少。獲得暫時自由的唐瑜從東城走到了西城，漫無目的，最後竟鬼使神差地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他累了，坐在金水橋畔，盤點自己的一生。弱冠之年，提著大捆的鈔票，投奔革命，如今有國難報、有家難投，酷刑之下度日如年，如此革命不革也罷！想著想著不免悲從中來。電報大樓的時鍾顯示已經過了午夜12點，一天奔波下來，水米未進，怎是一個年近六旬的老人所能承受的呢！總不能一直坐下去吧，他突然間靈機一動，有了。他站起身，邁開雙腳，義無反顧地向前走去，大步跨過寬闊的長安街，走進了公安部的大門。
“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逃犯，來自首的。”他的如意算盤是本想借此來個罪上加罪，能晉升一級被關進秦城監獄，逃脫專案組的折磨。誰知第二天就被送回文化部的牛棚。
“你當秦城監獄是你開的？想進就進，又不是‘二流堂’。”多年後，提起這檔子事，麵對我的揶揄，瑜兄隻是抿著癟嘴嘿嘿笑，也不搭茬兒，一派天真。
倒是有一個人未經申請，也未經逃亡，不知怎地便從城裏的半步橋監獄轉押到了秦城，他就是黃苗子。那天，安排甫定，獄方就找黃苗子談話，主題是到秦城後的感想。黃覺得沒啥好談的，獄方堅持要他談。事實上，秦城監獄，較之原來的關押處，在食宿條件上都有所改善。獄方是出於施惠於人希望聽到讚揚，還是有“犯人思想動態”之類的報告要寫，外人不得而知。黃苗子無可奈何，便操著帶有濃重廣東口音的官話，拖著長聲說：“我的感覺係（是），從一個木頭造的籠子裏頭，搬到了一個金子造的籠子裏頭來了。”整個兒一股子“二流堂”的堂風、堂氣。
順便說一句，據多事者統計，“二流堂”袞袞諸公，無論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冤，沒有一個自殺的，這與他們快樂的天性、樂觀的精神不無關係吧！
“二流堂”不是一個什麽嚴密的組織。他們集結在一起，追求光明，鞭撻黑暗，獨立思考，服從真理，維護個人尊嚴，推崇民主、自由、平等；他們個個事業有成，人人達觀快樂。難怪許多人心向往之，年老的知名文化人就有啟功、王世襄、楊憲益、邵燕祥、薑德明，等等。
（作者為北京電影製片廠原廠長）
轉自《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