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至今，已有整整80年。然而，這場改變近代中國曆史走向的事件，卻還有很多錯誤的說法在廣為流傳。所謂“西安事變發生後，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極力主張進攻西安，欲趁亂炸死蔣介石或假張、楊之手殺掉蔣介石，以便自己取而代之”①之說，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何應欽不可能有“殺蔣”“代蔣”的心思
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出現權力真空，何應欽確實暫時取得了之前未曾有過的地位——事變當晚，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做出決議，“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委員、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但這並不意味著何具備了取代蔣介石的能力。其資曆與實力，在黨內遠不能與汪精衛等輩相提並論；在地方實力派中難望李宗仁、閻錫山之項背（何出身貴州，並無地方力量可作依靠）；即便在黃埔係中，陳誠、胡宗南等人的力量，也非何所能駕馭。何應欽軍界浮沉十餘年，不可能連這點自知之明都沒有，而生出“取蔣介石而代之”的荒唐念頭。
事實上，在12月12日晚的會議上，主張“明令討伐”者，非止何應欽一人。激烈主張派飛機轟炸西安的乃是戴季陶；陳立夫則痛斥“謂對張不可過急烈，防危及蔣先生”的張繼乃是漢奸。②戴季陶、陳立夫與蔣介石的關係至為親密，自然不可能是為了逼張學良、楊虎城殺掉蔣介石。另據左雙文教授爬梳多種史料後統計，“當時在南京的國民黨要人中，主張討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驊、葉楚傖、丁惟汾、於右任、朱培德、何應欽、吳稚暉、陳公博、陳果夫、陳立夫、張道藩、馬超俊、熊式輝、程潛等，可能的有孫科、林森等。陣容可謂龐大。”在這些人當中，何應欽“明令討伐”的立場並不算最為強硬。③
軍事討伐確實有可能將張、楊逼至徹底決裂的程度，進而危及到蔣介石的生命。既如此，為何與蔣介石關係極為親密的戴季陶、陳立夫、陳果夫、朱培德等，仍堅持主張要“明令討伐”呢？戴季陶對此有所解釋：“張、楊……劫持統帥，則必以蔣公之生死為政治上之要挾。中央既不能屈從其狂悖，陷國家於淪胥；尤不能過於瞻顧蔣公之安全，置國家綱紀於不顧。故中央對策應持以堅定。”④簡言之，在戴看來，蔣的個人安危，須讓步於“國家綱紀”。故褫奪張、楊本兼各職，明確下達討伐令，是原則問題。
何應欽想要“取蔣而代之”的謠言，源頭在宋美齡
何應欽之所以背負了數十年的“欲趁亂炸死蔣介石或假張、楊之手殺掉蔣介石”的惡名，其源頭在宋美齡。據親曆其事的陳公博回憶，12月12日晚的緊急會議，中央黨部定下了“命令討伐”的處置基調，但次日宋美齡自上海來京後，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事情就起了變化：“黨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個對峙的形勢。在中央黨部是不問蔣先生的生死，專著重在中央的威嚴；在家庭則不願考慮政府的威嚴，專著重在蔣先生的自由和生命。”戴季陶是站在最前線與宋美齡對壘者，“有一次在中央軍校開會，蔣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發脾氣，痛陳不能和張、楊講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這幾年以來，就自己訓練成一個以道自任的大賢人，穿必馬褂長袍，寫必楷書正字。他那時對於張、楊，大有‘與漢賊不兩立’之勢。到了十六日開中央政治會議之時，更大聲疾呼，主張聲罪致討，說到大義凜然之時，不惜大拍桌子，以補其聲淚俱下之不足。……孔庸之自然跟著蔣夫人主張和平解決的，因此給季陶大罵一頓，連連謝過不遑。”⑤王子壯也回憶稱，戴在會議中，因與宋美齡衝突，曾拂袖而去。
12月12日在上海聞知蔣介石被扣，宋美齡一度昏倒。其急於救夫的心情自是可以理解。在這種家、國孰輕孰重的衝突中，臨時擁有指揮調動軍隊大權的何應欽，被推上了“陰謀者”的風口浪尖。陳公博回憶：“南京忽然傳出一種謠言，說何敬之為什麽要堅持討伐，為的是不願保全蔣先生，他要迫到張、楊情急，對蔣先生加害，他好繼承蔣先生的大位，升做軍事領袖。這種謠言實在來的可怕，照這樣說話，則大凡主張討伐的，都是別有用心。……那時蔣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國家大事，而是宋孔兩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無法過問了，蔣夫人又在中央軍校演說，居然提出說主張討伐的別有用心，以是何敬之隻好噤口不言，戴、居（正）兩位老先生隻發幹急和悶氣。”⑥
宋美齡對何應欽“別有用心”的指責，隻是她當日疑心病的一部分——事實上，連宋子文也在她的懷疑之列。據康澤回憶，宋美齡去西安前，他去見她，“（夫人說）明天要同阿哥(宋子文)一道去西安。我問夫人為什麽要同去呢？她說不放心，阿哥同張、楊戲中有戲。”
宋美齡曾向蔣介石告過何應欽的狀，但蔣選擇相信何
其實，無論是戴季陶，還是何應欽，都不曾反對宋家私下利用個人關係去營救蔣介石。其反對的隻是將對張、楊的“和平解決”提交到中央討論並上升為基本政策。如12月13日會上，主張“明令討伐”者完全占了上風，但在會後，“討伐派”的支持者卻又告訴孔祥熙：“此會場之空氣係在國家之立場不得不如此，若私人有何方法可盡量營救，但不必向會中報告，如果接洽能以濟事，使蔣先生恢複自由，中央方歡迎之不暇，但目前不宜於會上聲張。”戴季陶也對欲走私人管道營救蔣介石者委婉表示“我是看大門的”，意即“大門”（國家政策）必須堅持“討伐叛逆”這一原則，但“旁門”、“後門”他管不著，別人不妨去走。何應欽則為這些欲走“旁門”、“後門”之人安排了飛機。⑦
惟宋美齡救夫心切，難以理解戴、何等人的做法。故在高層會議上與戴、何有過激烈衝突——宋美齡自己承認，“當激烈辯論，情緒亢張之時，竟無暇計及發言之態度矣。”宋美齡還將對何應欽“別有用心”的指責，寫入了她讓端納帶給蔣介石的書信之中。12月18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匯報西安的情況：“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引文括號內文字係文件原文）。⑧顯然，據周所探查到的消息，宋美齡在給蔣的信函中說了對何應欽不利的話。稍後，延安有多份指示要求在對“黨內外積極分子做宣傳時”，須“集中一切注意力”痛罵“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集團”，大約也是受了宋美齡言辭的影響。
事變和平解決後，宋更公開發表《西安事變回憶錄》，不點名地批判了戴、何等人。宋宣稱，自己當時絕非“救夫心切”，而是為了民族和國家：“餘為婦人，世人必以為婦人當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討，故餘必力抑個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並譴責中央高層“於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欲“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是非常欠考慮的決策。至於戴季陶、何應欽等人的意見——“為維持國民政府威信計，應立即進兵討伐”、“國家存亡應重於個人之生命”，宋認為他們說這些話時，詞色之間對自己有一種“彼一婦人耳，僅知營救丈夫而已”的蔑視。總而言之，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宋美齡把“討伐派”完全放置到了反派位置。⑨該書的出版，讓戴季陶非常不快，消極避世了很長一段時間。陳立夫也感慨：“他（戴季陶）被傷害了。畢竟誰不讀蔣夫人的書！這本書傷害了許多人。”⑩
至於何應欽，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其實是讚賞的。蔣寫道：12月16日，聽聞何應欽命“中央空軍在渭南、華縣等處突然轟炸進攻”，自己當時的心情是“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17日，蔣給何應欽下達手諭，命其停止轟炸，理由是“中(即蔣介石)於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何也嚴遵手諭，停止了轟炸；並領會到蔣的言外之意，是在給張學良下通牒，若三日之內，蔣介石未能被釋放，則武力討伐仍將繼續。蔣介石獲釋後，何應欽仍堅持主張討伐張、楊。蔣對何的信任和重用，也未因宋美齡之辭而有所變化。1979年何應欽90大壽，蔣經國在祝壽詞中特別稱道：“西安事變發生，敬公擁護領袖，號召忠義”，則可謂蔣氏父子對這段公案的一次蓋棺論定。（11）
綜上，既知“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準備乘機發動大規模內戰，除掉蔣介石並取而代之”乃是一樁冤案，則依附在此說之上的其他衍生論調，自也隻是無本之木。
注釋
①國、共兩黨當日均有此種說法。在大陸，這種說法尤其傳播廣泛。②徐永昌日記，1936年12月16日：“得趙芷青電，報告述南京中央集會時戴季陶等，或是頓足，或是叫歎。張溥泉謂對張不可過急烈，防危及蔣先生，陳立夫即指為漢奸。”③左雙文，《西安事變後的南京討伐派——以戴季陶、何應欽為中心的再探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④⑤⑥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P236-237。⑦《王子壯日記》第4冊，1937年5月12日，P132-134。沈雲龍等，《齊世英先生訪問記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P201。轉引自左雙文，《西安事變後的南京討伐派——以戴季陶、何應欽為中心的再探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⑧周恩來關於西安事變後的情況給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電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收錄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3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2011，P419-420。⑨宋美齡，《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⑩楊天石，《陳立夫與西安事變——讀陳立夫口述曆史之二》。收錄於《追尋曆史的印跡 楊天石解讀海外秘檔》，重慶出版社，2016。（11）熊宗仁，《西安事變研究中的重大缺失——論何應欽主“討伐”之動機及“親日派”問題》，《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另，徐永昌日記1936年12月19日雲：“按蔣先生致何敬之手諭，無異對張漢卿下一限四十八小時決定之最後通牒，蓋蔣先生劈空言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在星期六、日以前不許衝突與轟炸，則星期六、日以前，如張仍不放渠歸者，星期六入夜後即可開始總攻，祇不悉當時之漢卿與兩日來之敬之悟也不。”也可見何應欽對蔣介石手諭的理解是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