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字報泄露了多少國家機密？

 

 

 

　　美國中央情報局觀察中國“文革”的聚光燈，首先照射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身上，毛澤東、周恩來是他們觀察的主要對象。而毛澤東是核心人物，他的健康狀況、行為動機，特別是他發動“文革”的目的，都是美國情報機構關注的焦點。

　　 

　　“文革”時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資料圖）

　　在“文革”這個大動亂的年代裏，大字報製造出一個又一個悲劇，一樁又一樁冤案。不僅如此，大字報還成為有心之人的棋子。美國中情局曾於中國“文革”時期大肆搜刮情報，並對中國領導人的健康情況、從政風格進行大膽分析，而大字報就是中情局使用得最多的情報信息來源。

　　大字報成了美國中情局的情報來源

　　由於新中國成立後，中美兩國之間沒有正常的外交關係，也沒有其他經濟、文化的往來。因此，美國搜集中國情報的直接途徑相當少。

　　“文革”期間，美國主要是在香港、澳門設立情報部門機構， 從那些過往中國的外交人員、遊客、商人那裏搜集各類信息。他們在想方設法獲取各類正式文件的同時，也盡量搜集各式各樣的出版物，特別是大量有關紅衛兵的報紙以及各地的大字報。

　　由於“文革”期間眾多對立的派別互相攻訐，彼此大揭對方的老底，從而披露了相當多不可能從官方的公開宣傳中得到的信息，所以美國的情報部門對這些大字報、小字報非常重視。甚至可以說在這個時期，大字報是美國情報部門使用得最多的情報信息來源。基於這些信息，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在“文革”期間的各個方麵都給予了密切關注，而中國的政治形勢及走向是美國最為關心的問題。

　　在“文革”動亂期，這些機密被利用並非不可能。北京市檔案管理局1966年的“情況反映”中顯示，有些群眾根據自己的需要，自由閱讀檔案、公布檔案，甚至強製接管檔案。這一時期，檔案的安全受到很大壓力和衝擊，失密、泄密的現象，也是相當普遍和嚴重的。

　　在“文革”運動中，不少群眾和紅衛兵組織利用過一些文件、檔案和機密資料，揭露和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有的機密文件、檔案和資料被擴大了閱讀範圍；有的檔案被群眾接管；有的人把一些機密文件、檔案、資料的內容以大字報的形式公布於眾，發生了一些失密、泄密現象。

　　“文革”時中國領導人被窺伺

　　美國中央情報局觀察中國“文革”的聚光燈，首先照射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身上，毛澤東、周恩來是他們觀察的主要對象。而毛澤東是核心人物，他的健康狀況、行為動機，特別是他發動“文革”的目的，都是美國情報機構關注的焦點。

　　有關“文革”期間毛澤東的健康狀況的情報，主要是簡短的情報信息電報，消息的來源則主要是在華外交官，特別是東歐國家的外交人員。其中兩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一份是傳聞毛澤東1966年4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癌手術，這樣的小道消息很不確切，況且，波蘭醫生參與會診似乎也不太可能；另一份是1967年3月2日關於毛澤東“老態龍鍾”的情報信息電報，說毛澤東“漸老並很虛弱”，“已不能連貫地說話，並經常在說完一句話之前已找不到思路”。消息來源是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暫且不論情況是否屬實，可以想見，美國的情報部門隻能通過間接的途徑來獲取有關中國領導人狀況的情報。

　　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看，他們對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大多是捕風捉影和揣測，沒有確實的證據，而他們關心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自然是關心中國政治舞台上權力鬥爭的展開。

　　1967年9月8日，中央情報局情報處對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進行了詳細分析，報告認為周恩來需要格外重視。

　　除了他的正式職能外，周恩來也在大字報中被描繪成“‘文革’首席執行官”，他下令采取軍事行動、勸說造反派接受引導、製定政策，調解各派係之間的爭鬥等等。但他同時也扮演著“‘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如他曾多次親自會見眾多的來自各省的代表，調解各派係的紛爭，並且簽署了一些中央委員會支持或批評各省領導人的決定或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