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本文作者汪榮祖先生，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於上海，長於台灣，1961年獲台灣大學曆史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澳洲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複旦大學以及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等校客座教授、台灣嘉義中正大學講座教授、台灣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授。汪榮祖教授主要致力於清末民初紛亂之世的重要知識分子、圓明園、早期台灣史等研究。著作豐厚，出版《康章合論》、《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章太炎研究》、《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學林漫步》、《詩情史意》等中英文專書十餘種。】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by Jay Taylor，(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蔣介石身後，西方原已有蓋棺定論，多半確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最後將中國大陸的大片江山都丟掉了，於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家夥”(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傳遐邇。《紐約時報》在蔣死後的1975年4月27日的報道裏說：當年美國職棒聯盟有一位常勝教練龍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蔣之吃敗仗足可與龍教練之贏球等量齊觀，以資嘲弄。而所謂自由派論者大都深信蔣政權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無能與殘暴;蔣氏退守台灣之後，在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又建立了一個令自由世界難堪的右派獨裁政權。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他的稱號“大元帥”(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戲謔。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認為過去的評價過於嚴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認為蔣之崛起由於“堅毅、忠誠、勇敢、廉潔”(頁10)，也未免過於溢美;又認為蔣介石沒有那麽失敗，因他在台灣為民主與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了典範，更不免矯枉過正，且與事實不符。
此一過正的翻案之作，不僅由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學者的讚賞，認為是超越前人的傑作，更令一些親蔣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認為這位作者在曆史評價上幫蔣介石擊敗了毛澤東，不得不令人感到時異情變，翻案文章也應運而生。然吾人細讀之餘，雖喜其文筆流暢，正文長達五百九十五頁，讀之愉悅，但就內容而言，頗多可以商榷之處，更有不少謬誤，茲評說如下。
基本事實之誤
書中謬誤之處，不勝枚舉：若謂理學源自對十三世紀蒙古入侵的反應(頁13)，他不知十二世紀的朱熹已是集理學的大成者;孫中山被舉為同盟會的“總理”，卻誤作“總裁”(頁17)，作者不知“總裁”乃蔣介石獨享的尊號，於是又誤以為蔣死後其子經國被選為“總裁”(頁585);孫中山離開日本前《民報》的主編是章太炎，而作者誤作汪精衛與胡漢民(頁19);作者說武昌起義後，“軍閥時代已經開始”(頁21);又說辛亥革命陳其美在上海舉事，用的是“五色旗”(頁23);又誤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間，是廣州與武漢鬥爭的“英雄”(頁26);指陳潔如為“妾”(concubine)(頁59)而非蔣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黃埔軍校學生皆稱陳為“蔣師母”，檀香山華人以“蔣夫人”歡迎陳，以及蔣與李宗仁交換的金蘭帖子上所書，均視若無睹，而情願相信不實的傳言。
陶涵又說1935年已經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頁114)，說上海有“胡同”(頁148)。又說汪在河內，因不聽蔣勸告赴歐，蔣才派特務殺之(頁170)，作者不知汪發表豔電後準備赴法，因刺汪誤殺曾仲鳴，汪乃決心與日談判;作者又將曾仲鳴誤充汪之侄兒。把宋希濂誤讀為“Song Xiliang”(頁418)，曹聚仁誤讀為“Cao Zhuren”(頁459);把著名華裔作家Iris Chang誤讀為“Irish Chang”(頁626);又誤將1960年代“最令[蔣家]頭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雜誌的年輕主編李敖當作“發行人”，並誤以為李敖因提醒蔣氏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被送往專門關政治犯的綠島四年(頁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獨冤案，從來沒有到過綠島。作者又不加考證即謂張靈甫及其四位將軍兵敗集體自殺(頁373)，而不是被擊斃;作者又說陳儀被捕殺因其有通匪之嫌(頁401)，不知實因被其義子湯恩伯出賣;作者也不知所謂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體服毒自殺(頁407)，原是編造的故事。這些事實之誤絕非筆誤，正暴露作者在基本曆史知識上之欠缺。
沒能善用蔣日記原件
陶涵蔣傳的寫作方法以年代先後敘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台灣時期，並將之連接到相關的人事。蔣氏是現代中國史上的首要人物之一，與他相關的中外人事，當然十分豐富，因而這本書實際成為蔣介石及其時代史，而非基於對這個曆史人物的人格與內心世界作深入分析與解釋的大傳，結果隻是將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說。時而似乎以蔣氏的代言人自居，為之辯解，如謂“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誠懇的儒家基督徒，其動機在謀求中國的統一、現代化與獨立多於個人權力的願望”(頁10)，甚至一再為蔣介石開脫與洗刷，並將之作為論述的基調。而此基調對西方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新意，但對華文世界來說，大都是國民黨內正統派、親蔣派的老調重彈而已。事實上，陶涵曾得到蔣經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諸多親蔣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極為有限，對中國曆史又認識不足，難得看到正確的獨特見解。
蔣介石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的開放，新史料的出現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爭相閱讀。陶涵亦不後人，在其蔣傳中多加引用，但相當多的部分仍然轉引自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記可查，何必轉引?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但是這位作者卻說曾對照日記與秦編，沒有發現主要的不同(頁xi)，又言蔣氏日記為包括西安事變在內所有重大曆史事件提供了新見(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頁3)，足以令人懷疑這位作者是否真有閱讀蔣氏日記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說能夠作批判性的運用。按蔣氏日記在其生前一再抄錄副本留存，期盼日記流傳之心已昭然若揭，至於日記原件，若完全是隱秘的空間，不欲示人，又何必對許多重大事件“諱莫如深”，隱而不書?更何況本書作者也承認，現存的日記也曾經過家人的編輯與刪節(頁31)，並不完整。再說蔣氏日記原件中諸多自責自勵之語，也不足為異，原是中國傳統日記作者所優為，自我檢驗，操之在我而已。總之已開放的日記原件確有其參考價值，大可作為深入分析蔣氏性格與內心世界的豐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記牽著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論證與分析就引為證據。
蔣介石日記手稿
蔣在日記裏大談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並以修身養性自我勉勵，作者就信以為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結論說，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更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之人(頁14)，這就是被日記牽著鼻子走的好例子。整體而言，陶涵對蔣的正麵評價與蔣在日記裏的自許，頗多契合，正可略見其中消息。作為一個曆史人物的研究者，總要將其一生言行對照來看，才能下定論。作者並非不知蔣自小在鄉裏間，就擁有“瑞元無賴”的綽號，以及性好漁色，“有了妻妾，還要嫖妓”(頁38)，作者也不否認蔣時常毆打發妻毛福梅的記載以及蔣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認為陳潔如所說蔣染給她梅毒不可能造假(頁40);若然，則所謂新儒學的道德力量，似乎對蔣所產生的影響甚微，又如何能輕易下結論說，蔣介石是一位“現代新儒家”。陶涵又進一步說，蔣必樂見中共終於以儒家學說取代了階級鬥爭，而中共領導人像蔣一樣成為“現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足見這位作者根本搞不清楚什麽是新儒家，難辭濫用名詞之咎。至於說，蔣氏父子若能見到今日上海與北京之繁華，必定會深信“他們長期策劃的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此乃蔣氏父子“現代中國的遠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頁592)，讀到這裏，令人莞爾。
我們必須認識到，貨真價實的日記原件裏所說，不一定全是真話，例如陶涵在書中指出，蔣早於1950年6月26日的日記裏，就說孫立人“通匪”，情報人員又報告他愛聽的話：“孫的陸軍總部裏麵有匪諜”，而孫竟然仍是陸軍總司令(頁436，437，441)，但陶涵沒有注意到這不是真話，而是連蔣自己都不信的假話;他若真的相信，怎麽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陸軍總司令在位長達四年之久?
由於這位作者並未真正試圖去了解蔣介石，因而會作出不少令人費解甚且矛盾的結論。他說蔣像毛一樣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主張中國統一，是愛國者，但又說非堅持一個中國，蔣政權便無法立足台灣，然則其堅持一個中國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位;他說蔣預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蘇俄以及美國在越戰必敗，展示其戰略遠見，但他最想實現的遠見，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中共政權的滅亡，終究落空;他說中蘇共決不可能分裂，結果分裂了。他說蔣在台灣二十五年仍然是獨裁者，卻又說蔣為台灣的現代化與民主奠定了基礎;他說蔣“本質上不是一個殘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頁591)，為了國家的奮鬥與生存，有時必要作出殘酷的決策，但又指出蔣異常的殘忍，為報私仇不僅殺了楊虎城，而且連楊的稚子與秘書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過(頁416)，濫殺無辜的婦孺，總不能說與國家生存有關。作者對於這些不一致的論述，全不處理。
陶涵對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認識既甚有限，而又不參考學者們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蔣介石槍殺陶成章一案，已有定論;毛思誠所編《民國十五年之蔣介石先生》也不諱言殺陶，而作者仍謂：蔣自己暗示並未涉案，隻是負起責任，以免牽連到陳其美雲雲。事實上，南京二檔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已有雲：“餘因此自承其罪，不願牽累英士，乃辭職東遊”，自謂獨認殺人之罪，以免牽累指示他殺人的陳其美，並不是說代人受過。作者既不解文意，複又畫蛇添足地為蔣說項：“當天的報章雜誌都未提到蔣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現場。”(頁24)嚴格而論，“蔣介石刺殺陶成章”的提法有點言過其實，以蔣當時的年齡、身份、地位，並沒有殺陶的個人利害關係，他隻是以小弟的身份替大哥陳其美執行殺陶的命令，但陳欲殺陶之心尚不如孫文之深刻，孫、陶交惡，曆時既久，事跡斑斑，而蔣於1943年7月26日的日記中也自認：“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殺陶)而起。”陶成章被刺殺後，孫在表麵上譴責殺人並為陶祭奠，但明知殺手為誰，不僅不予追究，而且加以信任與重用。所以，按史學的理性與因果律來分析，蔣固然是直接為了陳而刺殺陶，間接也是為了孫而刺殺陶。作者陶涵也不得不指出，民國五六年間，蔣氏見不得人的事跡，頗多是在上海“隨青幫從事犯罪活動”有關(頁31)。
蔣是孫中山唯一傳人嗎?
陶涵視蔣為孫中山唯一的傳人，亦非新見，如“蔣與孫單獨在永豐艦上相見是他生平事業的轉折點”(頁41)這一段話，實據董顯光的《蔣總統傳》(見董書49頁)而陶涵並未注明出處。然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與孫在艦上共患難的計有胡毅生、陳策、熊秉坤、楊虎等十五人，而蔣介石姍姍來遲，離艦時“一起離去”的也不隻蔣氏一人，至少還有陳策、陳煊、陳群、黃惠龍等人，明顯不是“單獨”相處。作者也不察，書中所用蔣介石與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合照，孫之左右兩邊各少了一人，一邊是何應欽，另一邊是王柏齡，為了突顯站在孫後的蔣介石，何、王都成了隱形人(變造的照片見頁46)。陶涵不能細察也就罷了，還要為孫所以獨寵蔣找沒有根據的理由：“盡管蔣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個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務，例如了然俄國新社會的情況，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藍圖。他是一個勇敢而又顯然很誠實的人。”作者認為這些“素資”乃是蔣崛起的主要原因(頁41)，卻不知何種人物才當得起“思想家”的稱號。至於作者說孫死後，蔣具有比其他領導人有更多的追隨者，他是孫中山的“第一號信徒”(second to none as a disciple of Sun Yat-sen)(頁48)雲雲，更與事實不符。
蔣介石崛起的一個主要關鍵是中山艦事件，事件之前，雖然廖仲愷已死，胡漢民離去，但汪精衛仍是他的上司，即使在軍事上，他上麵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闓，更不必說中共的潛力與俄國顧問的權勢，都是他“出頭天”的挑戰，他在日記中一再表示有人要陷害他，就是這種心理的反射;事變之後，這些挑戰基本排除。這無疑是一項極大的政治豪賭，蔣之所以得逞主要由於俄共為了便於國共合作，不願與這位“紅色將軍”翻臉。所以這事件從理性分析與前因後果看，根本是蔣介石的奪權行動，而且僥幸成功。然而作者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蔣論，說汪精衛是“反蔣聯盟的成員”(頁56)。此論乃時隔多年之後，蔣介石所堅持的說法。吾人須知當時汪是革命政府的首腦，權位正隆，蔣曾刻意奉承，汪亦視蔣為親信，有何必要組織聯盟來對付一個下屬?更何況事變前後汪正在生病，事變翌日蔣往探病，蔣日記有雲：“見其怒氣猶未息也。”一個加害人似乎不會對被害人如此生氣;二檔館秘藏蔣刪去的一段日記，對汪如何“生氣”有更露骨的描述：“見其怒氣衝天，感情衝動，不可一世，因歎曰：政治勢力惡劣至於此極，尚有信義之可言乎?”蔣於得手後得意之餘寫下汪氏罵他的氣話，誰是被害人豈非再明顯不過，後來蔣發覺會授人以柄，故而刪除，刪除之後自不再見諸原件，然刪除留下痕跡，卻極其難能可貴。作者陶涵如此重視蔣之日記，卻不顧蔣在日記裏明言往探汪病，卻斷然說“汪忽然托病迅速離去，前往上海而後轉往法國”(頁57)，好像汪是畏罪潛逃似的。中山艦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或犧牲者就是汪精衛，周德偉在《餘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稿中說得最為明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內容均非實錄，不過藉以排汪而已。”說得很對。作者陶涵隻能在不是實錄的內容裏打轉，全無意了解一下汪精衛的處境與心情，也不知汪於去國前有一首充分透露心情的五言雜詩。
中山艦事件
蔣如何取得國民黨的領導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簡短，幾乎是蔣介石的個人秀，說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將領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揮下級軍官(頁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這位總司令的功勞。其實，誠如美國學者焦丹(Donald A. 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一書中所說，當北伐攻勢已經取得成功後，蔣才在廣州誓師。攻克武漢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而李、唐在陶涵的筆下都是“軍閥”。陶涵用李宗仁的回憶錄說蔣在作戰時如何勇敢沉著，卻全不提蔣在長沙第八軍軍前墜馬的窘態，其主觀選擇性之強，可見一般。當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軍以少勝多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主要得助於反帝風潮的擴大與大量俄援的到來。攻克武漢後，正待大舉北上，蔣總司令卻決定回兵江西。陶涵說，蔣急於東下江浙，為了穩定武漢，發展經濟(頁63)，有違史實。蔣介石日記所雲：“餘決離鄂赴贛，不再為馮婦矣”，才是真話。蔣不願成就李、唐等“諸侯”的功業，故另謀發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慘敗，還得靠武漢的“諸侯”以及俄國顧問前來相救，才獲勝利。
蔣介石到上海後突然清黨，明擺著要清除異己，穩固自己的權力。汪精衛應邀自法返國，蔣竭誠歡迎汪主席回國主持黨務，並親往迎接，力數共黨陰謀，要打倒國民黨，但汪往訪陳獨秀後，知並無此事，自無隨蔣一意孤行之理，遂與陳共同發表聲明，謀求維護孫中山聯俄容共之既定政策，決定由武漢中央處理，然後到南京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汪又電蔣告知“中央已經決定遷都南京，不日即可來寧開會”，要蔣耐心等待，然而蔣急不可待就發動四一二血腥鎮壓，與中央決裂，造成寧漢分裂。陶涵顯然誤解這段史實，說是蔣認為汪已正麵響應蔣要清共，同一日卻與陳發表聯合聲明，並一起潛赴漢口，蔣遂決定清黨(頁65-66)。陶涵除要為蔣找政變理由之外，還作假設說，若汪留滬與蔣一起反共，則汪可控製政局，蔣將永遠無法取得國民黨的領導地位(頁65)，真是太不了解蔣，更不知槍杆子出政權的硬道理。清黨殺戮之慘，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陶涵似無必要說殘暴與險詐雙方都有，以淡化蔣氏所為。至於陶涵說隻有數百共黨被殺，顯然不實;說周恩來雖被白崇禧抓到，但蔣命令放人(頁66-67)，卻無直接證據，至於說周與蔣一直互通款曲，顯然言過其實。蔣介石想要以武力解決武漢中央，結果兵敗;徐州戰敗後，更是兩麵受敵，在壓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認為蔣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 ground)，而將自己前途置於不可預知的情況，不知蔣自南昌以來，以個人的主見、情緒、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別立中央諸多事實，顯然是造成革命陣營內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實為再度複出之本。蔣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來?何“不可預知”之有?
蔣介石何時解散過特務?
蔣介石建都南京後，雖成為全中國的統治者，但他堅持大權獨攬，仍有黨內與地方上的挑戰。為了清除黨內與地方上的異己，不惜大動幹戈，所謂黃金十年期間，內戰不絕。陶涵認為蔣所作乃國家統一所必須，然而地方諸侯都是他北伐統一中國的夥伴，黨內同誌更都是中山信徒，而必欲清除之，則顯然為了滿足個人獨裁之欲望，容不得不願從己之人。陶涵不能否認蔣是獨裁者，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蔣之手段也非目的”(頁101);他不否認“藍衣社”，但說不同於希特勒的“棕衣社”(the Brown Shirts)，辯稱希特勒有特務二百萬人，而“藍衣社”於1938年解散時隻有三百人(頁102)，蔣介石的特務何時解散過?戴笠為蔣從事特務工作，由一個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萬人而成為超過十萬人的軍統，“藍衣社”不可能隻有區區三百人。陶涵說蔣在演說或日記中從無希特勒或共產黨偉大領袖的稱呼，又說蔣於1932年稱頌法西斯的秘密演講是日本人的宣傳(頁102)，他不知蔣有1935年元旦秘密演講，不但自稱領袖，而且要特務們作為“領袖的耳目”(見蔣氏《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陶涵不能否認特務謀殺楊杏佛、史量才等知識分子的具體事實，卻說蔣可能不曾下令殺這些人，或戴笠未事前征得蔣之同意雲雲(頁104)。按特務乃主子之鷹犬，鷹犬豈能自作主張?又說蔣即使會殺人，也是為了“中國的生存”(頁105)，又說共產黨比蔣更殘忍(頁107)，更進而說蔣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國以來最有權威的中央政府(頁121)，莫不以不確定或不真實的話為說。
抗戰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終止先安內、後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戰爭遂如箭在弦，一觸即發，斯乃此一事變的曆史意義。然而陶涵的結論是：此一事變“沒有改變曆史，蔣之決定才是定調”(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於是認為蔣於事件中沒作任何承諾，回南京後他有另一次機會發動全麵軍事進攻，以解決共黨問題，但是他不屑做(頁137，142)，這真是太不了解事變本事的始末了。至於陶涵說，蔣去西安之前已經是受人歡迎的領導人，回來之後則成為全國的英雄(頁135)，也非實情。事實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學潮四起;之後他之所以受到全國的歡迎，正因他答應停止內戰，共赴國難。若事變後仍然大舉內戰，全國上下豈能繼續支持蔣政權?蔣氏當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並不是因為他忠厚老實，而是為情勢所逼，不得不爾。至於說若無西安事變，毛或將逃亡到外蒙或蘇俄，以及張學良自認犯了大錯才送蔣回京雲雲，皆彈國民黨正統觀之老調而已。
圖左：蔣介石 圖右：張學良
陶涵說蔣介石長期不抵抗，是為了準備對日作戰，然而不抵抗期間嚴重消耗國力的多次內戰又作何解釋?至於說一旦抗戰，他便堅定不移(頁146)，亦非事實，此書根本無意深入探討抗戰期間蔣方與日方秘密和談的詳情。蔣命黃河決口，八十餘萬人喪生，居然說此舉阻擋日軍西進長達六年之久;蔣麵對如此重大傷亡無動於衷，而陶涵竟說很少有領導人在大戰中會有動於“衷”(頁155)。長沙大火是嚴重的錯誤決策，而陶涵隻願意說“可能是蔣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著又說蔣不曾下令摧毀將要淪陷的城市，又說蔣夫人寫信給她美國同學，宣稱火燒長沙不是蔣的責任(頁160)，於是陶涵照單全收蔣氏夫婦的一麵之詞。
國共合作抗日，乃大敵當前不得不爾，蔣介石雖不能也不敢公然決裂，然其“溶共”與滅共之心，未嚐稍歇。陶涵承認1938年10月武漢陷落後，蔣介石已將防共的重要性置於抗日之上。因中共發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與閻錫山圍堵共黨於西北一隅(頁163)。當時國強共弱，弱者不會愚蠢到挑釁強者。震驚一時的新四軍事件，目的就是要將長江以南的共軍清除，然而陶涵單取一偏之論，認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軍襲擊國軍而又不聽命之故，以附和蔣方之言，又進而說毛與周意見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陶涵並以其事後聰明說，各方對新四軍之同情，中共大獲宣傳效果，就是毛所要達到的挑釁目的雲雲(頁172-177)，真是倒果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來於1941年1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第二版開天窗處所寫“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蔣於同年1月30日在日記上得意地寫道：“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過，誠如陶涵所說，此一事件其實使蔣得不償失，反使新四軍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與中山艦事件的後果大不一樣。
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中國抗戰不再孤立，並得到強大的外援，自此美、蔣關係恩怨不斷，也影響到整個中國的命運。許多蔣傳作者喜歡將美蔣關係聚焦於一些聳人聽聞的人事上麵，本書作者陶涵也不例外。最明顯不過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國上任後，至其與蔣鬧翻離職回美，此一時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筆下，幾乎就是蔣、史鬥爭史，喋喋不休。與其他美國作者相比主要是比較同情蔣，呈現褒蔣貶史的異趣，與梁敬錞等人的觀點略同而已，但是事實就是這些，隻能炒冷飯而已(頁196-294)。這樣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曆史發展。作者若能從大處著眼，便知從珍珠港到中途島，美國的策略是聯合各方全力打敗日本;中國已苦撐四年，敵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擊日本的目標與利益顯然相同。然武漢失守後，由於地形阻隔，中國戰場呈膠滯狀態，蔣介石遂采防共優先於抗日的策略;美國參戰後，蔣認為日寇已不足懼，共黨才是心腹之患，於是處處試圖防之、溶之、滅之，不免與美國欲結合包括共黨在內所有力量打敗日本的策略相背。當美國決定要武裝共軍抗日時，蔣再也不能“忍辱負重”，不惜決裂。蔣史交惡，若從大處著眼，實際上是美蔣在策略上的矛盾，隻是史迪威直率無忌，對蔣甚不禮貌，稱之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當麵辱之，使得矛盾更為戲劇化而已。
誰是和談破裂之始作俑者?
約自1943年起，美國勝券在握，遂逐步籌劃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建，期盼統一強大而親美之中國，與美、英、蘇並立為四強，以為其東亞盟友;強大亦是苦難中國所盼望，蔣亦何嚐不想成為四強之一的元首。本書作者並不諱言，積弱之中國幾臨崩潰的邊緣，蔣又時以中國將潰敗向美索取更多美援，然而戰績不佳，令美沮喪，複有國共間的磨擦，成為戰後最大的隱憂;若不解決，中國如何統一?若不能統一，又遑論強大?共黨問題原是蔣介石的最大關切，然解決之道，與美並不相同。美國以民主立國，於戰後中國建立民主之聯合政府，固其所願，亦是統一富強中國的基石，但是蔣以統一政令與軍令為前提，要中共必先交出政權與軍隊，而後容納共黨參與其政府，無異招降納叛，於抗日戰爭期間壯大之中共豈能接受?故調解之美使，雖絡繹於途，並無善果;即以馬歇爾之尊貴，亦徒勞無功。蔣初欲聯合美蘇逼毛就範，後知不可能，遂力言可一舉滅共，並深知美國民意反共，必不我棄。美國之終於轉向親蔣反共，果勢所必然，如杜魯門致馬歇爾密函所言：“為了地緣政治之故，萬一和談破裂，美國隻有支持蔣介石。”(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even if talks brok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Chiang Kai-shek)(引自頁355)於是蔣乃有恃無恐，一意孤行。依美國計，若蔣果能迅速用軍事力量解決毛共，未嚐不能達到其預期之戰略目標。既有此種想法，國共內戰終不可免。馬歇爾於和談破裂後在公眾場合將責任歸之於國共雙方的極端派，顯然是外交辭令，因國共兩方都是蔣或毛說了算，沒有什麽極端派可言;事實上，馬在其文件中透露：“(我)必須說，蔣及其政權要負和談失敗最大部分的責任。”(見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頁635)多年之後，馬在私下訪談中更直說：他曾被(蔣介石)“出賣”過好多次(betrayed him down the river several times)，“賣到下遊”(down the river)是美國人用語，背景是將黑人轉賣到密西西比河下遊去當奴隸，比喻極為嚴重的“出賣”與“欺騙”行為。馬顯然抱怨在和談期間，屢上廬山，不斷受到蔣之詐騙與愚弄。蔣之所以要愚弄馬歇爾，因在美國壓力下不得不談而實不願談。蔣之不願談，其跡顯然，曾一再公開說，中共問題足可以武力解決。正因馬歇爾警告蔣刻意用武力解決爭端之後果(頁354)，故蔣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記上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10月間，又在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揚言五個月內打垮共軍;既能如此，又何必和談?然則和談破裂之始作俑者豈非蔣乎?然而本書作者陶涵處處引用蔣之說法，指馬歇爾偏袒共黨，總是指責蔣而不指責毛，與共方埋怨馬偏袒蔣介石，相映成趣，正見馬歇爾豬八戒照鏡子兩麵不是人也，其窩囊可知。陶涵同情蔣，認為蔣是一清廉愛國的中央政府領導人，謀求中國之統一與民主，而毛共拒絕參與其政府，在蘇聯支持下公然叛亂。如此說法，原是蔣氏舊說，並無補於曆史真相之理解。
誰是國軍潰敗之禍首
陶涵依據蔣《蘇俄在中國》(1957)一書所說，國內外之幹預使蔣氏無法做到先前不去占領東北之決定，以至於他最精良的軍隊陷於東北泥沼之中。所謂外國幹預無非是因為蘇聯聲言與蔣合作，以及美國的鼓勵並協助蔣運送八個集團軍到東北(頁327)。多年之後，蔣又抱怨當時馬歇爾的立場與態度使他決定爭奪東北(頁339)。這些都是事後聰明的話，要把責任推給別人，當時的他，意氣風發，認為可於短期內剿滅“共匪”，豈有不想收複東北之理?
陶涵認為滿洲一戰(遼沈之役)，決定了中國的命運(頁373)，並作無端假設說，若於1948年秋天將東北的軍隊撤出，將可保住黃河或長江流域(頁392-293)，根本是不實的猜測之詞。東北戰場固然重要，但是在遼沈之役結束前，蔣充滿信心的軍事優勢已經在消失之中，中國的命運也已經被決定。蔣的軍事行動原有備而來，故和談一破裂，立刻“全麵進攻”;沒有得逞之後，始改為“重點進攻”，一個重點在陝北，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已攻克延安，但是胡部轉戰陝北，捕捉不到共軍主力;一年以後，毛又回到延安。另外一個重點在山東，蔣介石發動三個兵團二十餘萬眾，擬一舉殲敵於沂蒙與膠東地區，結果全副美式裝備的張靈甫師，全軍覆沒。約略同時，劉鄧大軍千裏躍進大別山，南窺南京，像刀鋒指向心髒。蔣遂又改為“重點防禦”，分為二十個綏靖區。這三個階段猶如三鼓，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所謂遼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戰役，已屬三而竭之時期，勝敗命運早已決定矣。
陶涵點出，蔣於內戰失利之際仍然認為自己無過(頁400)，責怪桂係陰謀(頁397)，甚至大罵馬歇爾“失去中國”(頁388)。作者也指出，蔣曾明令湯恩伯將軍不聽李代總統的調遣(頁403)等等，但仍然認為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失敗與失望的陰暗氣氛裏，仍然是一冷靜的儒者”，“他知道他要往何處去”(頁395)，又說“蔣從來不曾偷過國家的錢也沒有私人金庫”(頁401)。這位生活在民主社會裏的作者，太不理解專製世界了，和珅大貪汙特貪汙，乾隆皇帝需要貪汙嗎?希特勒與斯大林也沒有私人金庫啊。
蔣介石專製獨裁卻以極大軍事優勢於數年之內失去整個中國大陸，任何蔣傳作者難能說蔣不是失去中國大陸之人。陶涵說蔣是“儒者”，是優秀的軍事家，實在太沉重;希望他作政治與經濟改革以維持政權，也太奢求;他畢竟是軍人出身，一生戎裝，卻在此生死大戰中，一連串的荒腔走板，犯了兵家最基本的錯誤。蔣自稱讀過兵學大師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作，但克氏在《戰爭論》(On War)一書中明言要擊敗敵人，必須要消滅其武力，殺傷其兵力，使其不能再戰，“吾人必須視殲敵之全部或一部為作戰之唯一目標”(We may look upon the complete or partial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as the only object of all combats)(On War頁304)。此乃兵學之最基本常識，而蔣正反其道而行，隻知攻城略地而不能殲敵，最後坐困圍城，為敵所殲。凡陝北、魯東、遼沈、平津、徐蚌諸戰，莫不如此，屢犯兵家大忌而不自知，既已下野仍然指揮軍隊，潰敗之禍首，舍蔣其誰?蔣傳之作者豈能不辨?
蔣介石丟掉大陸應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然此敗軍主帥，仍掌控國民黨政、軍、特等權力機器，美國人雖欲去之而不能，又拜天時與地理之賜，在台灣島內發號施令長達二十五年之久。陶涵寫孤島上的蔣介石近二百頁之多，幾近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其生命曆程而言，差可相當，然就重要性而言，殊失比例原則。陶涵提到蔣在1946年之秋，就已想到“有朝一日有可能到台灣避難”(the possibility of some day taking refuge on Formosa)(頁362)，不知是蔣未卜先知，還是陶涵事後聰明?難道蔣在國共內戰未決之前已經失去信心，就想逃亡到台灣?陶涵不是也提到蔣會在五個月內消滅“共匪”嗎?當時如此有信心，怎會先想到逃難呢?
蔣介石在台灣
蔣介石是如何“複職”的
蔣介石逃難到台灣之後，仍然是在野之身，但他人下野，權未下野，依舊掌控黨軍政機器，下令搬運黃金、故宮寶物等等，更不在話下。不過，為了名正言順，他急欲複職。陶涵寫道：1950年2月3日，李宗仁告知台北當局因健康緣故必須留在美國，於是蔣介石決定複職。蔣複電讚賞李為國付出，但在日記裏卻罵李是“無恥的人渣”(a shameless scum)。陶涵雖然指出，蔣自稱若不複職不僅台灣而且整個民族將毀於一旦是“自戀式的幻想”(narcissistic fantasies)，但立刻補充說，此後蔣無論在公眾或幕僚之間不再重複此類幻想(頁428)。陶涵有所不知，蔣後來對大陸同胞廣播時自稱“民族救星”!更重要的，陶涵輕描淡寫蔣之複職過程，掩蓋了不少真相。當年蔣辭職下野，按憲法李應以副總統繼任為總統，但蔣隻令其為代總統，是於法無據的，更幕後操控，使李有職無權，最後隻好抱病赴美就醫。當國府先後遷至廣州與重慶時，已有複職的呼聲;及撤退到台灣，蔣大權獨攬，複職更是迫在眉睫，然因顧忌美國人的態度，一時未敢貿然行事。最顧麵子的做法當然是得到李宗仁的合作，陶涵若得見李宗仁於1950年2月6日寫給居正的信，便知台北方麵一直在逼他“讓賢”，但是李反對蔣複職，稱之為“複辟”，更不能將國家名器私相授受，堅持護憲的立場。居正時在台北任監察委員，蔣必悉此函內容，故蔣乃發動李在台舊部，如白崇禧等人，屢電促李返台。李以病體未愈不能長途旅行為由婉拒，然堅持複職必采合法途徑，“方免違憲之咎”。其實，李病體已經複元，誠如其回憶錄所說，如其貿然回台，必將任由蔣擺布，逼他勸進;蔣氏一旦複正大位，李雖欲求張學良之處境而不可得。蔣知李不可能被利用，遂於3月1日不顧違不違憲，在台複職。陶涵有所不知，蔣複職之後，杜魯門仍以總統之禮接待李宗仁，以表示蔣複職之不合法也。
排除異己
陶涵根據美國領事館的情報，說蔣曾考慮將部分運台黃金轉運到菲律賓，以防萬一(頁415)，卻不明白指出蔣所謂與台灣共存亡雲雲之不實在。不過，當時共軍準備攻台，美國明言不會出兵相挺，還有聯合國托管台灣之說，確實是危急存亡之秋。陶涵並不諱言，蔣氏父子在台灣重構其黨政軍機器，為了內部的安全，不惜殺雞儆猴，以致有萬人受審，數千人遭處決，所有高級將領都受到監視(頁412)。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希望有人能取蔣而代之，魯斯克(Dean Rusk)曾一度想驅蔣之後，將台灣置於麥帥控製之下，也曾要住在紐約的胡適來取代蔣，但為胡所拒。孫立人美國軍校畢業以及在印緬作戰的功勳，當然也是被看中的對象，但孫並無意願，於麵見麥帥時直言效忠蔣(頁404)。陶涵所謂美國中央情報局台北站於1950年3月，向上級報告說，孫將軍準備政變，以及一個月後美國在台軍事武官報告有一高級官員，可能就是孫，對他說台灣在蔣統治下無望(頁433)。這些都是美方一廂情願的說法，美國學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其《朝鮮戰爭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書中，引美國國務院文件透露，遲至1950年6月19日，美方尚欲派遣最可信賴的密使告訴孫立人，若願政變，美國將提供必要援助雲雲(Cumings：頁508)，若先前情報屬實，又何必再問孫願不願意?陶涵也提到，美國國務院1950年5月3日收到極機密的文件說，孫將軍“秘密告知”美國人，他正在準備政變。魯斯克於同年6月初又收到聲稱是孫友人送來政變密函，魯將密函燒掉而後報告國務卿艾奇遜雲雲。陶涵警覺到魯斯克可能沒有想到的一種可能性：“密函根本是偽造的，以便盡快落實孫政變之罪。”(The letter was a forgery intended to justify Sun's early arrest for plotting a coup.)(頁433-434)直到1955年時機成熟後，果然就羅織孫氏部屬為匪諜而後整肅孫。陶涵提到，當孫被捕後，美國海軍上將雷德福感到“驚駭”(appalled)，連最支持蔣的美國保守派議員也告知蔣，孫立人是國軍中最優秀的將領，他不可能包庇共產黨。蔣在美國人的壓力下不敢下毒手，不得已隻好將孫軟禁。陶涵接著說，當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Rankin)到台中看望孫將軍時，看到孫將軍很“享用他的玫瑰花園”(頁484)，又不免將孫之冤情淡化了。陶涵不知當時台中有名的“將軍花”是貼補家用的，孫除了在物質生活上並不寬裕外，冤情更使他午夜醒來，搥胸悲鳴!
朝鮮戰爭爆發後，第七艦隊進駐海峽，蔣立足台灣才趨穩定，美國為了冷戰之需又轉而支持蔣介石。孫立人與吳國楨都成為蔣氏父子所要排除的異己，目的主要是為兒子接班鋪路。蔣在日記裏用惡毒的話罵孫立人、罵吳國楨，最後這兩人都被整肅，並不令人奇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早於1950年元月，蔣就在日記裏痛罵陳誠，說陳公開批評蔣，責備蔣幹預他辦事等等(頁424)，蔣又說陳“傲慢”(頁426)，當任命陳為行政院長時又說陳“失去革命軍人的品格”(頁429);同年9月蔣、陳又在會議上對峙，陳罵蔣獨裁，蔣罵陳瘋狂，而蔣又不準陳辭職雲雲(頁445)。蔣在日記裏如此不堪地罵陳誠，實在令人費解，陳誠不是蔣之心腹嗎?安敢如此?事實上，陳誠從省主席到行政院長到副總統到死，並未如孫、吳被整肅，不免令人起疑，日記所載或許也是伏筆，為日後整肅陳誠留下線索。隻是陳誠死得早，沒擋經國接班之路，也就沒有下文了。然而陶涵的解釋居然是，蔣罵陳而又用陳，是運用孫子兵法來對付一個得到民眾愛戴的政治人物(頁463)，真有點教人莫測高深了。
美國的“協防”台灣
朝鮮戰爭幫了蔣氏大忙，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之擴張，又視蔣為盟友。陶涵指出艾森豪威爾在競選中，喊出廢除雅爾塔密約、擊退鐵幕、結束朝鮮戰爭以及“放縱蔣去對付紅色中國”(“unleash” 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 “Red China”)等反共口號。所以艾森豪威爾當選後，蔣立刻向來訪的美國海軍部長提出反攻大陸計劃，但是美國人檢視之後，覺得“完全不切實際”(totally impractical)。當美國副總統尼克鬆(Richard Nixon)於1953年訪問台灣時，更向蔣直言反攻大陸毫無成功的機會，陶涵說這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最直接了當的拒絕。於此可見，艾森豪威爾於當選前要“放縱”蔣，當選後又要“拴住蔣”(chain him up again)，因而蔣對美國新政府的熱望未能持久(頁457，458，469)。但陶涵認為蔣並不因此感到煩惱，隻要美國人不公開揭穿就好(頁468)，這等於說不揭穿騙局就好。不過，蔣畢竟獲得《中美協防條約》與大量美援的補償。陶涵透露，由於美蔣軍事同盟，到1957年為止，約有一萬個美國人住在台灣，包括情報員、軍人、官員與家屬，幾年以後又增加了一倍之多(頁490，521)。
陶涵指出，美國協防台灣有條約依據，但是並無防衛外島金、馬的承諾;然而蔣介石不僅堅拒自外島撤退，而且在小島駐上十萬大軍，不僅可作為反攻大陸的跳板，而且可在東南沿海挑釁，以激化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矛盾，甚至戰爭。當金門炮戰於1958年發生後，有些美國官員揚言要在金門使用原子彈。事實上，美國已將八英寸可以發射原子武器的大炮，運往金門。是年5月宋美齡訪美，在美國全國性的“會見媒體”(Meet the Press)節目中公開說：“大陸同胞正在問，台灣為什麽還沒用原子彈來對付中共政權”(People on the mainland were asking why Taiwan did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她顯然認為大陸同胞很願意與中共偕亡，而陶涵對此全無評論(頁494)。另外還有一則仍然沒有解密的美國情報說，蔣有意於1958年9月將美國卷入與中共打核子戰，可是陶涵接著說，據他所知，蔣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戰(頁496)，未免太不了解蔣宋想要收複大陸的渴望了。其實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鷹派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出其不意地直接問蔣，是否要美國使用原子武器來對付中共，蔣想了一會建議說，可用技術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著說，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毀共軍所有的大炮，但原輻射可殺傷包括金門人在內的兩千萬中國人，更何況若蘇聯卷入戰爭，台灣也可能被原子彈炸光光。蔣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問題，隻說如果原子彈會引發世界大戰，他並不讚成用(頁500)。可惜陶涵未能理解到，杜勒斯顯然要蔣撤守金馬，以避免可怕的核子戰爭，故用言語來測試蔣，蔣之反應情見乎詞而陶涵未能深入分析，自無法理解蔣氏想乘第三次世界大戰來收複大陸的隱衷。陶涵提到，蔣經國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議與肯尼迪政府共同摧毀中共飛彈與原子設施，所謂“將那嬰兒絞死在搖籃裏”(strangling the baby in the cradle)(頁518-519)，後因美國覺得茲事體大而婉拒。宋美齡於1965年8月又到美國，要求魯斯克國務卿提供她丈夫摧毀中共核子設施之能力，但她並未成功(頁527)。此時蔣自己正在積極製造原子彈，後來秘密為美國偵知而遭廢止。於此可見蔣對原子彈是望之彌堅的，直到中共試爆氫彈成功，他的核子夢才醒過來。其實，陶涵明白艾森豪威爾隻是作核子恫嚇，不可能真的動用原子武器。當法軍被圍困於越南的奠邊府時，唯有用原子彈可以解圍，當時連副總統尼克鬆都躍躍欲試，卻被艾森豪威爾喝止(頁471)。原子彈確實是紙老虎，但紙老虎有很大的威嚇力。美國不斷在口頭上作核子威嚇，使得中共即使勒緊褲帶，也要核子了。
美方顯然欲以金馬換取台灣與大陸的分離，因而毛澤東情願不取金馬，蔣因得以保住金馬外島，然而陶涵卻認為蔣挺得住杜勒斯要求撤離金馬的壓力，又一次證明蔣具有行其所是的能力(頁501-502)，完全忽略了客觀情勢。陶涵雖認知到艾森豪威爾與之前的杜魯門都在尋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並不想幫助蔣反攻大陸，惹火上身，也不願毛取得台灣，但未明確指出此一政策終於無成。到後蔣時代再有人想要追求幾十年來美國可望而不可即的政策，不僅為時已晚，而且更不切實際。
陶涵提到一些令人矚目的事，很可以說明蔣介石的性格，但因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而無結果。例如朝鮮戰爭爆發後，蔣曾請願提供三師兵力赴韓助戰，但為杜魯門所拒，不過麥帥仍不斷要求蔣出兵。當美國CBS電台於1950年12月8日采訪蔣，並以此事相問，蔣居然未重申前請，卻改變主意要聯軍的海空軍協助他進兵中國大陸以牽製在朝鮮的共軍，而他做此要求時明知美國不會同意，而自己也沒有準備好(頁447)。但陶涵未能進而分析這種缺乏誠意、得寸進尺、漫天喊價的表現說明了什麽。又如美國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於1961年要蔣氏承認“外蒙”，又要給“台獨”分子廖文毅入境簽證，於是蔣一方麵經由美國大使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轉告白宮說，美國與“中華民國”簡直就是主奴關係，如果繼續如此，將有嚴重後果;如果美國讓廖入境，更是對蔣以及蔣政權的陰謀。另一方麵經由CIA台北局主任克萊恩(Ray Cline)傳達他對美政策之不滿，或將采取自殺性登陸大陸的激烈行動。肯尼迪怕與蔣“同歸於盡”(pull the house down on himself and on us)，又有鑒於古巴導彈危機後餘悸猶在，遂致函蔣無限期推遲廖入境與“外蒙”入會問題(頁512)。這是蔣以玉石俱焚來要挾美國得逞的例子，但陶涵對此手段未加應有的說明。再如當大陸三年自然災害發生後，蔣又聲言無論美國同意不同意，他都要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並告知美國人，如果美國要阻擋，台灣可能爆發反美暴動。當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哈裏曼(Averil Harriman)於1962年3月14日訪問台北時，蔣又說他若不反攻，將要失控，但是哈裏曼揭穿蔣在“虛張聲勢”(bluff)，台灣局麵不會失控。陶涵說，美國人到最後才理解，蔣之所謂“反攻大陸”隻是一種表演、一種語言、一種心理與政治，以及內部士氣之所需“(頁515)，並非真的要跨海作戰，但他對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又無解析。陶涵如果能把蔣介石對付美國人的這些手法連同他如何對付陳潔如、汪精衛、張學良、李宗仁、葉公超等人合而觀之，也許更能洞悉蔣介石前後相當一致的性格。一個人的性格自小養成，成長後仍會由不同方式表現，如果能夠詳細論證，才能將一個人的人格分析得入木三分。
語焉未詳的逸聞
陶涵雖提到一些較為輕鬆而有趣的逸聞趣事，惜語焉未詳。陶涵刻意寫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Wendell Wilkie)訪問重慶的經過(頁216-220)，他指出威氏性好酒色，其中高潮是“號稱與宋美齡有一夜的浪漫約會”(are puted one night romantic engagement with Soong Mayling)，內容與李敖或芬比(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2003，頁91-96)所述雷同，因故事同來自威爾基的好友考爾斯(Gardner Cowles)，小名麥克(Mike)。陶涵知道此公來頭不小，是著名《展望》(Look)雜誌的發行人，於1985年出版《麥克回顧》(Mike Looks Back)一書。這本回憶錄的初稿於1982年就已寫成，其中記錄了這段羅曼史。陶涵認為考爾斯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支持蔣家者，絕非是一個喜歡揭露醜聞的人”(a conservative, a political supporter of the Chiangs, and not a muckraker by any means);換言之，陶涵知其人，故不認為考爾斯是會造蔣夫人謠的人，但又質疑為何在渴望謠言的重慶沒有其他外國人，包括外交官與記者在內，報道或傳播此事。陶涵知道考爾斯是當事人之一，而其他的當事人都不可能承認這件事。考爾斯是事隔多年後的回憶，而此緋聞隻是回憶的一小部分，並無政治動機可言，事實證明也並無商業價值。如陶涵所說，當此一故事的節錄本初次出現於1974年出版的《皮爾森日誌》(Pearson Diaries)後，在美國並未引起多大注意，然台北當局曾代表宋美齡打民事訴訟，考爾斯道歉罰款了事。陶涵認為這位出版家很可能不願在法庭上重述此事，也可能為了顧及著名的亡友，不願再大肆張揚此事;然而十餘年後，考爾斯為他家族所寫的回憶錄，仍然保存了此一逸聞。陶涵既說威爾基可能酒後誇飾，考爾斯加油添醋，但又說宋美齡與考爾斯分別在重慶和紐約兩度見麵的言行，一直沒有得到解釋(頁218-219)，令人感到模棱兩可。當代學者也各持己說，中國大陸的楊天石教授認為絕無此事，因威爾基的重慶公開日程無此節目;但是普林斯頓大學克勞士教授則相信，“威爾基與蔣夫人有一晚情人的約會是可信的”。
另一則逸聞是，當李公樸與聞一多在昆明被刺後，舉世震驚，馬歇爾也認為乃蔣或蔣政權所為(馬的認知不錯，國民黨內部文獻確定出自警備司令霍揆彰，並不是陶涵所說的兩個低級軍官)。蔣向馬歇爾抱怨說：“抗議昆明謀殺案的那些哈佛教授們知道些什麽當地的情況?”平常不苟言笑的馬歇爾忍不住回答說：“他們不隻是一群軍事中學堂的畢業生”(they were more than a bunch of military high school graduates)(頁359)，陶涵就此點到為止。
聞一多
再一則陶涵描述的趣事是，當史迪威於1946年10月因肝病逝世後，蔣在南京舉行盛大的追思會，許多在緬甸作戰的官兵應邀飛來與會。約有一千五百名中外人士濟濟一堂，靈堂布滿鮮花，牆上掛滿包括蔣氏本人在內重要人物所送的挽聯，然而“蔣在當天的日記裏，並未提到史迪威之喪”(Chiang's diary that day did not mention the passing of Vinegar Joe)(頁362)。陶涵既然認為此事值得重視，可惜未將此貓哭老鼠的事例做些人格上或心理上的分析，蔣恨史入骨，卻刻意給史如此盛大的追思，貴賓雲集，當然不是痛失良友或愧對故人，而是做給美國人看的，或是把喪事當喜事辦，值得深入分析。
陶涵在書中也提到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之事，蔣經國逮捕了囤積物品的孔令侃。宋美齡聞訊趕到上海，責備蔣經國不應兄弟相殘，並立即發緊急電報給在北平的蔣介石。當時東北局勢緊張，而蔣迅即飛返上海，處理家務事，使北平守將傅作義感歎：“蔣介石不愛江山愛美人。”(Chiang Kai-shek loves the beauty more than the throne)(頁387)陶涵寫到：孔令侃很快被釋放，經香港轉往紐約與其父母團聚。蔣經國老虎打不下去，人心收拾不了，江山果然難保，卻未進一步追究傅作義最後在北平不戰而和，是否與此有關。
陶涵一再提到，周恩來是蔣介石的朋友，並說周氏逃過CIA策劃的炸機之難後，蔣在日記裏說飛機上所有的共產黨都死了，可惜周不在飛機上，感到遺憾，但仍認為蔣很可能善意傳話給周，說自己並未參與此案，所以周也不責怪蔣雲雲(頁483)，這並無確切的證據。陶涵更無端猜測說蔣在大陸如有在台灣那樣的政治控製，同樣也能在那裏實施土地改革(頁485)。陶涵又說蔣介石為顧忌美國的批評，隻輕判了雷震十年(頁507);雷震因為籌劃組黨，而入十年大牢，何來輕判?正說明陶涵對雷案所知，極為有限。
不切實際的曆史地位
陶涵的蔣傳是一本厚重的書，長達七百二十二頁，但質量並不厚重，主要問題有好幾方麵。首先，此書取材雖廣，但對材料的考辨不夠嚴謹，以致泥沙俱下，真偽相雜。此書出版前已有中西文蔣傳多種，不無參考價值，但陶涵取用無多，中文著作更無論矣。英文近著如芬比之蔣傳，也未提及。其次，為人立傳自當客觀，然客觀並非善惡是非並舉，而不加分析與評論。若謂蔣既是儒者又是現代人，既暴躁殘酷而又勇敢正直，其間不無矛盾難協之處，有待作者說明。引錄蔣之日記，應具批判眼光，以為佐證，不宜由其自說自話，視為定論。若謂從日記可知蔣為一誠實之人，即太天真。陶涵下筆之際，有時也會出一下蔣的“洋相”，然隨即加以粉飾，不能稱之為公正。如何評價蔣這一號人物?陶涵引了一些有趣的事證，惜未能深入分析其事來理解其人，卻一再說蔣是新儒家。我們不妨聽聽現代浙東大儒馬一浮對蔣介石的評語：“此人英武過人，而器宇褊狹，缺乏博大氣象;舉止莊重，雜有矯揉，乃偏霸之才;餘以先儒所言，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勉之，正為其病痛所發;若是王者，必下拜昌言，然他全不理會。”馬氏於抗日期間講學樂山複性書院時，親自見過蔣，得此印象，乃是一位真正現代儒者的持平之言，故能明察秋毫，誠虛兩字尤言簡意賅。
陶涵所見顯然與馬一浮相差甚大，欲為蔣氏別立不切實際的曆史地位，諸如機敏的戰略家、精明的軍事領袖、成功的外交操弄者、現代新儒家、誠實不欺的個人，以及愛妻子的丈夫等等，莫不令人質疑。由書名可知，作者更有意視蔣為啟動中國模式民主現代化進程者，然而通讀全書，蔣氏平生所作所為，殊少與民主進程有關，此書難免令讀者有言多不實之感。作者陶涵認識蔣之不足，實與其對中國現代史事所知有限有關，諸多之事實謬誤更證明其尚未能掌握中國近現代史的基礎知識。此書對西方讀者或感新鮮，但對華文讀者而言，主要貢獻隻是提供了一些美方的數據與觀點而已。
摘自《閱讀的回響》，2017年文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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