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在中國的興起已有近四十年的曆史。如今，這個聚焦於社會信息溝通和媒體生態演變的知識領域已經形成了一個體量十分龐大的學科。它所培養的人才源源不斷地湧向新聞、廣告、公共關係、宣傳管理等眾多關涉“意識形態”的行業，不但持續地影響著社會大眾的觀念和行為，也不斷塑造著知識分子的文化共識。因此，反思主流傳播學的理念淵源、價值定位和知識體係就都有了重要的政治意義。
與社會科學的其他門類相似，中國的傳播學也起源於那個癡迷於知識現代化的年代。“新時期”的觀念巨變在大眾傳播領域的反響尤其強烈。用“科學性”來代替“政治性”是當時中國學人告別“舊時代”的一個重要進步口號，而源自美國的現代傳播理論用“信息傳播過程”代替“意識形態鬥爭”，用“受眾”代替“群眾”，用實驗和調查的方法代替批判性的理論辯論，正全麵迎合了這種“要科學、不要政治”的決絕心態。
然而，急促的觀念革命往往以反思能力的下降為代價，欣欣向榮的傳播學研究忘了“科學”的內涵中不但有實驗、分析和積累，還有超越事實碎片的曆史結構探索；也忘了“政治”的本意不隻是顯白的意識形態教條，更有隱蔽而狡黠的權力支配。這些現代化過程中的思想損耗讓知識分子們忽視了科學理論的曆史淵源和政治功能，在熱切追求學術自主性的道路上，反而常常被脅迫性的學術框架所捕獲。
好在隨著近年來冷戰史研究的興盛，出現了越來越多對戰後美國社會科學國家工程性質的揭示，讓我們不僅彌補了傳播理論史的空白，更深化了對信息傳播之內涵的理解。美利堅大學傳播學院的教授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就一直致力於這個領域的探索，並貢獻了諸多寶貴的曆史敘述。他的專著《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1945-1960）》就是關於傳播學誕生背景的一部經典文獻。
△ 《脅迫之術》一書已由王維佳、劉揚、李傑瓊三位學者翻譯，並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
正如《脅迫之術》一書的副標題所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和傳播學科的構建離不開冷戰時期國家心理戰工程的資助和引導。作者通過對大量檔案材料的研究為我們展示了二戰後幾十年間，為了滿足冷戰的需要，美國軍方、情報機構、政府部門、重要的基金會組織等如何推動傳播學者們從事說服技巧、民意測量、刑訊審問、政治與軍事動員、意識形態宣傳等課題的研究。這些以宣傳和脅迫為目的的研究項目不但在傳播學“奠基人”的選拔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幫助確立了學科的核心問題與主導範式。
辛普森所列舉的眾多史實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國國家機器對學術研究的強大支配能力。在1945年到1960年間，國防部、美國情報署、中央情報局等聯邦機構為美國所有大規模傳播研究項目提供了絕大部分資助。那些早期傳播研究中鼎鼎大名的研究基地，如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研究所、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全國輿論研究中心等都受益於總額數億美金的國家經費。很多研究機構每年預算的90%以上都來自軍方和政府的委托項目。這些政府資助的傳播研究，是單靠私人領域的財力所不可能完成的，更不用說政府還可以調用大批軍隊的人力來充當研究實驗的對象。可以說，離開以“贏心洗腦”為目標的心理戰工程，傳播研究將完全是另一番麵貌。
國家經費源源不斷地供給特定應用型研究項目的過程，就是傳播學的“奠基人”被選擇和指認的過程。在辛普森的著作中，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拉紮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霍夫蘭（Carl Hovland）、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眾多頂尖學者紛紛以服務於“帝國統治技術”的工具性角色出場，並將研究精力全麵投入到冷戰的政治宣傳事業中。如何提高酷刑折磨的效果、怎樣使用群體操控技術、哪種宣傳技巧可以更好地配合隱蔽戰、核威懾將產生什麽樣的心理反應……這些脅迫性的知識探索構成了主流傳播研究的關鍵問題。然而，這卻並不妨礙傳播學科的帶頭人們在學術圈中展現獨立、客觀、科學、進步的麵貌。在核心學術刊物和重要的學術會議上，他們隻需要把心理戰項目的研究報告裁剪打磨成科學研究論文，就可以樹立一座座傳播研究的裏程碑。眾多跌破人道準則的洗腦技術搖身一變就成為社會心理學原理在傳播學中的理論應用。正是這些研究成果，不但塑造了美國傳播學的主流方向，而且成為日後發展中國家社會科學現代化的標杆。
僅僅展現資金的來源和研究成果的產出還不足以對心理戰工程建立完整認識。與“文化冷戰”中的其他領域一樣，國家對社會科學界的培植並不是依靠從公職人員到學者的官方溝通，而是憑借一套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絡來完成。這一策略不僅增強了心理戰工程的隱秘性，而且更有利於在學術圈中建立緊密的人際互動和共同體意識，從而降低權力的執行成本。
根據辛普森對相關材料的整理，美國大眾傳播研究所獲得的大部分經費，實際上受到一小群精英人物的直接控製或重要影響。這群人自二戰以來秉持精英立場，持有共同的反共意識和冷戰熱忱，他們通過一係列環環相扣的委員會及人事任命，將主流學界和美國的軍事、情報機構關聯在一起，成為“政－學兩界聯係的秘密接觸點”。其中，國防部的人力資源委員會和卡內基集團、福特基金會等主要的基金組織是當時大型傳播研究項目經費的二手資金來源。這些組織一方麵緊密地配合美國政府進行研究資金的配置和分發，一方麵著力在學術圈中培育核心力量。經他們提拔的學術圈領袖則樂於控製學科領域中的各種關鍵權力，例如學術發表機會，學者晉升和教職分配的決策權等等。由此，“這些研究項目排擠掉了競爭對手，對當今主流傳播研究範式的大獲全勝貢獻良多”。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權力對學科的規製還不僅僅體現在引導、資助等正向手段上。在冷戰高潮時期，警察製度、同行壓力和學院政治聯袂配合，“積極地壓製那些站在反對立場上的傳播學觀念，特別是那些他們視為具有顛覆性的批判思想”。當年遊離於主流之外的很多批判傳播學者都曾經曆過這段艱辛歲月，恰如作者所言“對傳播與意識形態之間關係的非正統分析可能會招致職業共同體的學術驅逐，聯邦調查局的惡意審查，媒體的攻擊，甚至是暴力襲擊”。
由此可見，主流傳播觀念的形成，並非線性進化的結果，它離不開這段外部權力對多樣性思想進行選擇和壓製的曆史。這一點，恐怕正是那些長期將美國傳播學研究曆史當成正統的科學學術史、思想史來研讀的學者們的盲點。
知識的積累與演進是現代性進行自我確證的關鍵依據。與此緊密相關，知識分子對真理的真誠追求、科學研究的獨立性和客觀性都早已成為現代學術事業的道德準則。作為一種自我約束的科學精神，這些專業倫理有著令人崇敬的品質，並對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做出了很多卓越貢獻。然而，《脅迫之術》中眾多的曆史事實告訴我們，當人們片麵強調現代知識的自主性和普遍性，以至於對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因素視而不見的時候，這些崇高的倫理卻可能淪為矯飾霸權的意識形態，走向“學術自由”的反麵。
當然，建構學科正統性和學術獨立性的神話本身就是權力規製的內在需要。如果缺少了正統性和獨立性的認定，不僅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傳播學者不會輕易將這些心理戰成果奉為真經，恐怕美國主流傳播學界內部也會麵臨嚴重的道德合法性危機。那麽當時傳播學科的領軍人物是如何將“冷戰鬥士”和“進步學人”的雙重麵目縫合在一起的呢？
要完成這個任務，所需的不僅是體製的提拔和學術包裝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確證的觀念裝置，是那種處於文明秩序製高點的迷之自信，那種宗教熱忱一般的普世責任感，那種帶領人類社會由蒙昧走向現代的自詡進步意識。要理解冷戰時期美國學術精英的行為動機，這套觀念裝置可能比國家資助所塑造的表麵風光和單純而抽象的“愛國熱情”更為重要。它是主流傳播學者為自己學術事業創造合法性的德性源泉。
美國很多冷戰政策的研究成果雖然為我們展示了重要的曆史事實，但是對於上述意識形態因素的挖掘還顯得比較薄弱，多數也不太涉及這些政策與重要國際曆史背景的關聯。《脅迫之術》一書更多聚焦在心理戰與傳播研究之間的關係上，大量的證據材料幫助我們廓清了傳播學興起的具體情境。然而要想真正理解這些關係和情境，並不能停留在人道主義的層麵上進行指責和質問，還須對這套國家戰略傳播體係形成的曆史和政治邏輯有更多深入的理解。
我們可以將冷戰社會科學的興起看成是有數百年統治經驗的帝國主義麵對新的曆史條件所做出的一種回應。帝國體係的危機是二戰之後老牌殖民國家麵臨的最大挑戰。這種挑戰不僅源於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朝鮮戰爭的失利、古巴革命的成功和眾多新興國家脫離殖民體係等政治事件，更主要來自西方文明等級秩序這個全球治理法則背後的“道統”所麵臨的質疑。從聯合國人權宣言到經濟領域、信息傳播領域等一係列的“新秩序”倡議；從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發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陣營內外的興起到“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所代表的獨立自主意識，一個煥發著勃勃文化生機，同時又給不平等秩序的維護者帶來嚴重威脅的新世界呼之欲出。
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那些被小施萊辛格稱為“至關重要核心”（TheVital Center）的美國文化政治精英們承擔的不僅是“國家”的使命，而是所謂“文明”的使命。他們一方麵要在暗中施行強力手段挫敗世界範圍內的激進運動；另一方麵又要重塑對第三世界的文化領導權和全球文明等級秩序。而曆史已經證明，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在這兩個方麵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為了在伊朗、埃及、朝鮮、菲律賓、危地馬拉和越南等眾多地區遏製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國家冷戰機器對各種顛覆手段和“統治技術”的需求不斷擴張。相比於大規模的軍事入侵，心理戰不但代價低廉，能夠有效減少戰爭傷亡帶來的國內輿論壓力，而且其執行過程的隱蔽性和懷柔性也代替了老式殖民帝國的囂張蠻橫，能夠避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鬥爭的進一步激進化。心理戰工程及其資助下的眾多傳播學項目聚焦於說服效果、軍隊士氣、態度改變、刑訊審問等“脅迫技術”的研究正是對這種需求的回應和滿足。
與此相伴隨，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傳播研究在“發展”和“現代化”領域引人注目的成果又為重塑西方世界的道路自信和文化感召力奠定了基礎。冷戰社會科學所推行的發展主義和現代化理念在政治內涵上並不是二十世紀的創造發明，而是古老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和帝國主義文明等級論的延續和改良。這些觀念在不平等秩序遭遇危機時以現代科學的麵貌重新登場，與各種革命理論奮力抗爭，並在之後的曆史中取得了顯著的優勢。正如辛普森所指出，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被認為是發展傳播學的奠基之作，是一部保持政治中立的科學性著作。然而，事實上，勒納著作的構想、寫作和推廣卻是服務於美國在中東地區開展高級宣傳項目的特定目標。
就這樣，美國社會科學家把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謀和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擔當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前者是後者實現的必要手段，而後者又給前者創造了不可或缺的道德合法性。離開這種認知一致性的構造，我們就無法理解冷戰時期的傳播學者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從事“脅迫之術”的研究，並將其當成一項科學進步事業來看待。
回到這段冷戰的曆史背景中，我們更能體會，當“科學是無國界的，科學家是有祖國的！”這句名言從一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口中說出，它所表達的真實政治含義是什麽。與披著主權國家外衣，行使維護“帝國文明秩序”強權的“軍事-科技”機器剛好相反，這裏的“祖國”恰是對一種反霸權集體意識的召喚，是追求平等的知識分子們對精神家園的渴望，更是建立一種新型世界秩序的根據地。“科學家有祖國”不是對民族身份和國家主權歸屬的靜態承認，而是對脅迫性學術秩序的告別與否定！
當這個意義上的“祖國”退化為“國家利益”、“國際一流”、“國際高水平”等被挖空了政治含義的概念空殼；當發展中國家社會科學的研究問題和研究範式唯歐美主流學術圈馬首是瞻；當各種冷戰社會科學核心刊物上的文章發表數量成為認定學術成果質量的最高標準，也就意味著那種對知識自主性的不懈追求令人遺憾地中斷了。如今，壓製與反抗的年代終究遠去，全球學術政治的等級體係得以重建，並在後危機時代掩蓋了曾經的猙獰麵目，展現著它一定程度上的溫和與包容。然而，冷戰的龐大製度遺產和意識形態遺產並不會因此而消弭，帝國使命的代際傳承也終不會讓傳播研究的發展走上一個脫離曆史情境的普遍化之路。能否在學科體製和學術風格上創造出真正具有反思性和自主性的共同體，這不僅是中國傳播研究者的使命，也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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