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老田：觀察文革諸問題的兩個對照視野：政治眼光與行政眼光

小 中 大引用 推薦 編輯 隻看 複製    老田：觀察文革諸問題的兩個對照視野：政治眼光與行政眼光   觀察文革諸問題的兩個對照視野：政治眼光與行政眼光  　　 老田 　　 　　九月初在清華的一個會議上，聆聽海內外很多專家回顧討論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實踐問題，強烈地感受不同的觀察視野的差異。  　　 　　從政治眼光出發，看問題首先要追問有哪幾股力量出場以及各自有什麽需要和表現，影響那幾股力量進行這樣或者那樣表現的因子又是什麽，相互之間的博弈過程如何以及形成均衡的可能性。而從行政眼光出發，就很容易追問“誰叫你這麽幹的？”這個事兒對還是不對？尤其是喜歡追問：不對的責任者是誰？行政眼光本身，很容易不自覺地把自己拔高到檢察官和法官的坐席上，去俯視觀察對象的對與錯，減省各種必不可少的材料搜集和推論過程就直接進入結論。 　　 　　對照毛時代的敘述模式，政治眼光意味著首先要擴大觀察視野，納入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內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間專門談到，分析新中國的政治史，路線鬥爭意味著破除當權派的中立假設，追問組織內部各級代理人的個人利益和偏好及其對於命令和信息的扭曲，而階級鬥爭視野則要追問是否存在根本性背離多數人利益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同時還要審視當權派權益擴張方向與管理職能要求相對立的官場機會主義普遍性話題。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從研究視野中間消失，實際上意味著自覺地把政治眼光從研究中間驅逐出去，官方提倡把行政眼光升級為唯一的觀察曆史和政治的方式。 　　 　　權力要在大範圍裏起作用，離不開組織和製度這兩根拐杖。對於製度的看法，西方經濟學界靠右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一個分支叫做新製度經濟學，這個經濟學領域中間，對於製度的主流看法是把製度看作是“博弈均衡”或者“子博弈精煉均衡”，還很重視製度的“自我執行能力”。通俗地說，在涉及到重大利益衝突的領域，一切設計的製度都不好使，需要通過利益衝突雙方的長期博弈並形成共識之後，才會有製度的自我執行能力，或者說等到自願遵循製度的人數要足夠多之後，強製執行製度的成本才會降低到一個可以承受的水平，這個時候新製度才具備運作條件，一句話，沒有長期的博弈過程就沒有均衡和製度。諾斯就很重視推動新製度的第一行動集團和阻滯成本問題，新製度肯定會有“將來的受益者”起來推動，但也是反對力量起作用他們的行動會構成阻滯成本。這種對於製度的看法，顯然是一種政治眼光而非行政眼光，而在行政眼光裏，製度就是政策和設計，就是領導人的意願和講話。毛澤東曾經批評過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思路，但是同時又表示同情其部分合理性——作為政協成員，一個人總應該有個說話的講台和機會，這是在否定行政眼光的同時支持政治眼光。新製度經濟學的觀察眼光中間，倒是保留了一點政治眼光，拋棄了狹隘的行政化眼光，關注各種活生生的社會力量的博弈過程，肯定群體力量的動態博弈對於製度形成的作用。 　　 　　一、曼海姆如何區分政治與行政  　　 　　這一次聽到老餘談到，他在編輯韓先生文革回憶錄書稿時，有一個感受：“在書稿中評說文革教訓時，無數次歸結於法律、法治問題，反省造反派沒有法治觀念，批評老幹部還有毛澤東沒有法治觀念，好像大家都有了法治觀念，文革就可以順利進行，好像文革的所有問題都是源於法治觀念不強。”看起來，從研究型專家到曆史親曆者，都很容易忽視政治眼光同時不自覺地引入行政眼光。 　　 　　 韓先生的觀點，是一種看問題的方式出了根本性的偏差，他評議文革的出發點或者說方法論，實際上是德國學者卡爾·曼海姆所說的“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傾向是把一切政治問題變成行政問題。”“每一種官僚都依據他對自己立場的獨特強調，傾向於把自己的經驗普遍化，而忽視這樣一個事實：行政領域和有條不紊地運作的秩序領域都隻代表整個政治現實的一個部分。官僚思想並不否認建立政治科學的可能性，但把它與行政科學等同起來。這樣，非理性的因素被忽視了，然而，當這些因素依然迫使自已處在顯著位置時，它們又被當成‘國家的例行公事’來對待。”（曼海姆著 黎明等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19-120頁）曼海姆區分政治與行政的標準是：行政是國家和社會事務中間較為穩定的部分，人們對此已經有了充分認識並且積累的處理經驗，這種情況下的事務處置可以稱之為行政——把管理職權授予專業官員並按照既定的規則處置社會事務。但是，人們業已掌控或者能夠嫻熟處理的問題，僅僅隻是國家和社會事務中間的一部分，還有大量事務處在不穩定或者不確定狀態之中，人們對此的認識很少，並且事務演進過程中間往往還有相互衝突的力量相互作用，尚未進入塵埃落定的狀態，因此，這個領域的事務不是行政手段可以處置的，而是處於政治領域之中。 　　 　　曼海姆還談到，官僚保守主義者如何看待革命，“官僚把革命看成是在一個其各方麵有序的係統內的不幸事件，而不是社會賴以生存、保存和發展的基本的社會力量的活生生的表現。那種司法的、行政的心智，隻能構成封閉的、靜態的思想體係，它總是麵臨著自相矛盾的任務：不得不把產生於活動著的力量之間的非係統化的相互作用的新規則並入它的體係之中，似乎這些新規則隻是原有體係的進一步詳細闡述。”（同上書，第120頁） 　　 　　結合曼海姆的看法，把政治問題當作行政問題來處置，就相當於要強硬地把政治問題提前行政化，劉少奇等人的反幹擾，就是這樣一種處置方式：通過鎮壓反對意見及其力量來恢複行政化的條件。韓先生的觀點是法律和法治，這是另外一個行政化的設計方向，可能意味著每一個政治的參與方都能夠恰好遵循不損害他方的天定律例（肯定是天定而不是人定的），這樣，政治領域就能夠象行政領域一樣：參與各方彬彬有禮地按照天定律例來進行。準確地說，文革諸事務是政治而不是行政，這首先是反文革陣營的各個參與方，不願意遵循革命就像請客吃飯、繪畫繡花那樣進行，率先采取強製手段處置實際存在的不同政見，反幹擾、抓遊魚，把對立麵和批評意見用強硬手段在短期內徹底瓦解掉，這就取消了問題的政治性了。反文革陣營的作為，並不是因為沒有法律和政策在先，而是因為根據法律和政策無法有效地處置對立麵的意見和力量。 　　 　　對於提前的行政化，硬性刪去政治化內容的“反幹擾”做法，1966年8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有幾段插話對此進行過評論：“中央自己違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來了，又來鎮壓。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人家提意見，就是聽不進去，聽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什麽群眾路線，什麽相信群眾，什麽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為什麽不能反？看你站在哪個階級方麵，向哪個階級作鬥爭。……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麽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麽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二、文革諸問題的政治博弈特點  　　 　　因為還沒有看到北航文革的全部回憶錄，所以，討論文革是政治而非行政的話題，就從韓參與撰寫的清華文革為例來展開。  　　 　　據《清華蒯大富》一書記載，1966年6月份，“九日晚到十日晨，一夜之間，從前頑固的保皇先生們都突然‘嘩變’紛紛起義，‘我們受騙了’的大合唱登台表演了，各係打狗隊十、十一日紛紛出去，很多狗被打得落花流水，夾尾而逃。”（蒯大富大字報《工作組往哪裏去？》） 　　 　　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623報告之後，葉林在工作組進行傳達，然後工作組就取消25日辯論改為層層討論，結果是“清華的師生一下就全過去了。所以當時的清華又是‘我們上當了！’”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清華那群高素質的幹部、教師和學生群體，竟然兩次集體受騙上當，這是怎樣一種非凡的經驗和驚人的感受？  　　 　　以文革初期為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典型的政治事務，而資反路線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存在著這樣兩群人，一群是壞幹部——這些人隻顧自身的政治利益而不顧事實諸如葉林為首的工作組，二是群眾中間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隻顧媚上，清華文革初期兩次出來說“我們上當了”的人群，就是資反路線的“群眾”基礎。這兩群人所踐行的標準——為了向上爬而敢於踐踏一切規則的勁頭——顯然不是法律問題，老田把壞幹部+假積極組成的同盟稱之為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壞幹部不是不懂政策和法律，但是利益所在就導致法律靠邊，馬屁精也不是完全不明事理，但是為了利益可以把這個視而不見，更為可怕的是：政治機會主義同盟中間的兩群人，在做坑人利己的壞事之時，還往往要假以大義——例如說我們“反幹擾”是為了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打擊反革命和右派。  　　 　　以清華工作組安排的“反蔣”“反蒯”運動為例，一個月之內大批幹部、黨團員和積極分子，  　　 　　兩次出來合唱“我們受騙了”“我們上當了”，難道這麽多的人真的是缺乏做出正確判斷的政策知識和準確信息嗎？這個關鍵的事實折射出：積極分子的投機性大於普通群眾，黨團員的投機性大於積極分子，幹部的投機性大於黨團員，高級幹部投機性大於低級幹部，這種情況的存在，肯定不是法律和法治的問題。照理說，應該是投機性較高的高端人群受到了更多的政策和法律訓練，更少違背政策和法律的行為，更能夠尊重別人合法權益而不是恣意侵犯並作為政治投機的手段。李雪峰所說的清華有著“一萬對七百”的優勢，這個占據優勢方麵的一萬人，難道是因為法律普及方麵出了問題？亦或者缺乏相關的政策和法律限製嗎？政治或者法律製度要能夠起作用並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就清華的經驗而言，有一個初始條件必須達到：政治投機行為不再成為追逐政治利益的主要方式，這又有一個等價命題：在日常的政治生活領域內部就需要有製約政治投機的足夠力量，而不是等到事後的或者外在的力量來幹預和製約。  　　 　　蒯大富對於對立麵的批判，其正義性就在於：要在政治生活時刻發生的日常領域，建立起批判性的製約力量，老田個人認為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以及文革的正義性，不是因為蒯大富在政策和法律水平方麵超過壞幹部和假積極群體，而是因為蒯大富所代表的批判性力量，雖然還很不成熟，但確實是民間成長起來的、針對了公有製社會政治異化的關鍵領域、且有可能最後引導出合理政治生活的建設性力量的唯一來源。 　　 　　而蒯大富後來看待問題和處理對立麵的方式，也抄襲了典型的行政方式。從蒯大富自身的遭遇和所見所聞來說，壞幹部+假積極所組成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都毫無值得肯定之處，因此，得出“反托”的看法並采取相應的手段，從行政視野裏去看問題，都沒有大的錯誤。但是，就政治眼光而言，這一件事恰恰錯在這個地方，反托及其後的一係列針對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對準了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兩群人，結果是很清楚的，把對立麵塑造得無比強大、最後強大到自己的陣營根本無法應對，哪怕采取極端的武鬥手段也未能摧毀對方，最後是軍宣隊和工宣隊這種以維護最低限度秩序的“利維坦”角色出場，清華文革才最後收場的。以行政視野看待和處理政治問題，其結果就是如此。 　　 　　蒯大富並沒有與武漢的大學生造反派約定，采取一致認識和行動，但是，對曾經有過保守派經曆的異己派別的看法，卻異常相似，湖北大學的造反派學生是這麽看待不同中間派別的：“保守派，他們是保守組織中的基本群眾，他們和人民的矛盾是內部矛盾。但必須指出，作為他們在保守組織中所組成的勢力是反動勢力。他們的保守不但取決於思想上的受蒙蔽，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他們的社會地位。這些人經濟上與走資派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係，往往受走資派的小恩小惠，政治上往往是走資派的紅人，思想上極端的奴隸主義。不過這些人是能覺悟也是可以爭取的。”這些人被造反派稱為小資產階級革命派，即便這些人後來參加了造反派，但他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保守派覺悟之後從反動勢力中進化而來的，他們由於一度受蒙蔽，加之本身的地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恨不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行動往往不可理解，稱之曰‘過火’，武漢曾一度流行的‘同意思想兵的觀點，不同意思想兵的作法’，便是這些人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實寫照。這就是紅三司出現的曆史必然。應該說，紅三司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勢力，人們稱之為‘康老三’。在鬥爭最關鍵的時刻，是不允許小資產階級革命勢力——保守派；或者向左轉，靠近革命勢力——即革命造反派。這就是三司革聯的出現和紅三司垮台的根本原因。”（楊闖《湖北大學文革親曆記》）從這個認識出發，隻要是稍微偏一下，就很容易得出斯大林那個著名的觀點：中間派是最危險的。 　　 　　從壞的結果掉過頭去看，解決這些問題就要真正做到團結大多數，這就需要走出行政視野，把政治機會主義同盟中間兩群“壞人”（壞幹部和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的“壞”先放在一邊，真正做到以理服人，爭取這兩群人中間的大多數，然後才有可能組建強大的新政治同盟，並且在新政治同盟中間逐步地掃除舊的政治投機行為以及與投機相關的利益分配方式。說到底，團結大多數，組織新生力量去催生新生事物，這些文革中間的詞匯，恰好是認識和處理政治領域事務的關鍵詞。等到新的同盟很強大了，新的認識很穩固並且得到大多數人的讚成了，這個時候，蒯大富想要進行的反托事業，才算具備了初始條件。不過這樣的新同盟的成長和壯大過程，新的認識形成並得到多數人同意的教育過程，肯定需要一個極端漫長的過程，並且如果沒有現實的教育，多數人的認識肯定是無法順利轉過來的。所以，毛主席說文革不是一兩次三四次就能夠完成的，認識的循環和政治同盟乃至新的政治規則的奠定，不可能是設計出來的——少數人設計出來之後多數人遵循就行。  　　 　　三、在頭頭與群眾之間：投機還是不投機  　　 　　我記得1968年毛主席接見五大學生領袖的時候，韓曾經為缺席的蒯大富辯護，說他搞武鬥也是迫不得已，這個說法很符合事實，假如本派的很多成員就是要求以極端手段伸張自身的意誌，這個時候如果簡單地迎頭反對，肯定會被快速淘汰並失去影響力。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站在群眾的前頭，加以正確的引導，讓多數人逐步地形成正確的認識並自覺地疏遠錯誤的認識，後一個選擇其實就是毛澤東那個強硬的說法（把老虎打死）的合理內涵。不過，選擇前一個是容易的，支持武鬥並以此作為頭領服務於本派群眾利益的表現形式是很劃算的，選擇後一個是很困難的而且往往還有失敗的危險還可能傷害到自身的頭領地位。 　　 　　西方的選舉政客大多數也是這麽選擇的，每到美國大選年份美國的政客們都要出來代表美國人民利益反對邪惡中國或者中共，激起敵意並采取簡單地攻擊對方的方式來進行情緒上的滿足和代表。台灣的選舉戰中間，政客的言行和表演及其處理與選民的關係的方式，與蒯大富在原理和邏輯上完全一致，哪怕投機不利於團結不利於穩定和發展，但是，隻要有利於爭取選票那就幹吧，更為可怕的是，凡是不選擇這麽幹的人，肯定會被輕易淘汰出局，因此，各種挑撥和離間的計謀，上百年來都成為選舉戰中間標準的發言方式，既不會後退一步，也肯定不會前進一步。政治領袖或者頭領，在與支持者群眾的交流互動中間，最容易選擇各種低成本贏得支持的投機策略，選舉政治中間的表現最為明顯。這個現象老田稱之為“投機互鎖”——群眾中間的極端主張最易得到風頭主義的表現來顯示，而頭頭在確立與群眾的互動關係時最容易做的選擇就以自己的投機去讚成群眾中間的投機，在群眾中間的投機風頭主義和頭頭的投機跟隨之間，雙方都不會簡單放棄，而投機的氣氛會在頭頭和群眾的互動中間得到逐步地加強。以頭領減少其投機性來看，文革的進步還是明顯的，造反派頭領的進步及其處理與本派成員和外派關係的方式，十年期間都有著顯著的進步。 　　 　　政治頭領選擇以投機的方式來處理自己與本派成員的關係，不僅民主條件下的政客都是這麽幹的，這個選擇其實也就是1966年夏天之後蒯大富的一貫選擇：從1966年年底的反托到1968年夏天的武鬥——都是就本派成員的現有認識水平出發進行最低限度的投機表態，而不是從長遠利益和切合實際的需要出發去加以引導。進行正確引導確實要冒政治利益受損的風險，如果為了正確引導不惜克服困難甚至喪失頭領地位也在所不惜，這其實就是毛澤東用各種方式強調的五不怕精神、鬥私批修和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夠解放自己的內涵針對性所在，進行正確的選擇需要與投機收益的誘惑劃清界限，為此必須要冒風險。 　　 　　解除投機互鎖的最低要求是頭頭首先要有“擔當”——為了實現正確的引導不惜冒風險和承受個人利益損失。不僅僅毛澤東這麽說過，嶽飛也說過“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孔夫子也說過“臨財勿苟得臨亂勿苟免”，一切有經驗的政治人物，都知道作為權力代理人必須承擔風險的重要性，隨時隨地要以自身的最大化利益和最小風險來進行選擇的人，在任何時代都不是合格的政治人物。而清華的工作組、壞幹部和馬屁精式積極分子群體，恰好就是把自身的利害關係作為唯一的行動圭臬，這屬於政治上“零擔當”的群體。 　　 　　1967年在謝富治的親自幹預之下，蒯大富等代表團派與對立派的四派頭領在簽署了524協議，預備雙方以九比四的比例，選出革委會的組成人員。結果，這個協議剛剛簽署來不及實施，四派的兩個簽字人就在本派內部被迅速邊緣化，四派中的激進頭領通過“五三〇分裂”迅速確立起自身新的頭領地位。簽署協議的兩個頭領被逆向淘汰出局，其實是每一個政治場域中間都常見的現象，這意味著：那些真正負責任的頭領，想要通過做工作把本派成員引導到正確軌道上的人，往往有很大可能被投機分子以簡單的投機手段邊緣化，這種逆向選擇的風險切實存在，有可能反過來鼓勵那些有預見性的頭領選擇投機：既然結局不可能好到哪裏去了，那還不如我先來投機一把算了，就算是最後必定要陷入泥坑，那最後也是我而不是別人領著大夥下泥坑。這個選擇在成熟的革命家中間，也是經常有的，不是有一種說法——與其你篡黨、不如我篡黨嗎？清華四派頭頭中間，利用群眾中間的風頭主義的投機思想狀態，對造反派頭頭進行逆向選擇的機製，其實就是投機互鎖的一種重要表現。而團派和四派群眾之間的風頭主義競爭言論和相互攻訐，則是投機互鎖的另外一種重要動力機製。 　　 　　從文革的經驗看，要解決造反派批評鋒芒所指的外部投機者及其所依附的投機政治規則問題，首先還必須要解決內部的投機者問題——解除投機互鎖，隻有解決了兩個方麵的問題，才有一線希望出現光明的未來。這個事兒做起來難度到底有多大，卻是不好評估，至少一兩代人是做不完的。  　　 　　四、當權派與造反派相互威脅的“策略處境”及其形成過程  　　 　　文革在每個單位都分成兩派，群眾組織中間兩派的相互對立和缺乏建設互信的管道，最後發展成為互為政治上的威脅力量。在派性政治博弈中間，美國對外戰略中間的那種“單邊安全”戰略就格外有市場——削弱對方的力量才是建設自身安全的出路。從單邊安全戰略出發，對立派力量的增強就是對己方的威脅上升，為此，需要不顧一切地削弱對方：把對方說成是反革命或者沒有任何合法性和正當性，就是派性論戰中間的主要努力方向，在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的談判時期，對方名額增加或者支持對方的幹部進入革委會，都被視為對己方的威脅，因此，開動宣傳機器妖魔化對方的頭頭或者幹部代表，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策略。策略處境的形成，是派別競爭過程中間，增強各派別內部投機互鎖的重要機製。 　　 　　在文革期間形成的策略處境中間，最重要的表現是當權派和造反派的對立，我們追溯一下這個對立的來由和衝突的性質，能夠看到問題的根源所在。我們以外交部為例，在1966年文革初期十五天白色恐怖期間，陳毅指導下派出15個工作組，去外事口單位和院校指揮運動，主要的方式是有當權派和多數派（後來演變為保守派）聯手把很多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這是文革整個政治博弈的起點，當權派及其打手們一方對另一方造成致命的政治危險。陳伯達後來在中央開會時，當麵批評陳毅說他支持的張彥工作組是全國最壞的工作組，陳毅表示接受批評還為此做過檢討。 　　 　　1966年6月，在外交部內部姬鵬飛開會動員號召大家寫大字報，結果44個青年人僅僅因為把貼出的眾多大字報歸納整理出一張大字報，馬屁精式的高官劉新權說這些人是想要推翻領導，陳毅和姬鵬飛等人就特別聽得進這樣的話，就被外交部當權派聯手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當做重點打擊對象，死整幾個月，這是第二個形成造反派對策略處境有著切膚之痛的體會。 　　 　　1966年年底周總理明確表示支持外交部造反派成立組織，結果外交部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之後，很短時間就發展到1700多人（全部約2200多人），占外交部的絕大多數。此後，在周總理的捏合之下，陳毅勉強認錯並於1967年1月24日做了“亮相檢討”，造反派也同意原諒陳毅的前期錯誤，大家預備實現三結合了，周總理同時安排在外交部的奪權試點內容是奪取運動的領導權和業務監督權為此建立部司兩級監督小組（周同時在廣播局指導奪權試點，同時奪取運動領導權和業務領導權）。今天回顧外交部十年文革進程，周總理親自出麵捏合陳毅為代表的當權派與造反派，雙方成立革委會，這是唯一一次有可能走出策略處境的機會。 　　 　　結果，這個唯一的機會不幾天就被陳毅浪費了。陳毅就反口說自己的檢討是被逼的（這是說周總理逼迫他作檢討，除周之外沒有其他人做過他的說服工作），他本人沒有什麽錯誤，還破口大罵造反派說他們是野心家（2月12日）。陳毅的反悔，使得外交部的“三結合”連表麵文章都維持不住了，造反派經過一段時期的醞釀於4月16日召開勤務組會議討論，以15票讚成1票反對通過“打倒陳毅”的口號。此後，造反派砸掉了保守派的辦公室，甚至逼得人數很少的保守派在外交部站不住腳，搬出外交部。 　　 　　在外交部當權派和造反派的對立中間，雙方逐步地共同塑造了一種相互威脅的策略環境。第一步是外交部當權派對於44人大字報的粗暴鎮壓過程，造反派不僅積累了不滿，而且有了官老爺完全無法相信的證據；造反派成立組織並得到總理的支持，還發展為外交部的大多數，尚能夠接受總理的調處，在陳毅檢討之後還表示擁護他，不料陳毅不到兩周時間就變卦了；到了4月中旬造反派勤務組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打到陳毅”口號之後，雙方嚴重對立和互不兼容的態勢業已形成。此後，再也沒有能夠實現矛盾緩和，更不用說和平共處了。不僅僅是蒯大富如此，就算是很多老革命家難道就高明了嗎？ 　　 　　把當權派和造反派互為最大威脅的背景突出出來，再去回顧陳毅在處理與外交部造反派群眾的關係上麵的係列講話和措施，基本上是朝著激化雙方矛盾和對立方向使勁的。如果僅僅從很多陳毅的講話內容看，確實不愧高於蒯大富，畢竟是有多年從業閱曆的人士，他說的很多話也不算壞話，例如說反右運動得罪了很多人，文革的後遺症還要大；例如不要搞逐步升級，什麽缺點都說成是路線錯誤；例如說發動群眾批評幹部，是我黨健康的表現。這些都說的很好，問題在於：陳毅以這種教師爺的姿態說話的時候，他考慮到了聽眾的感受和心理了嗎？說到底，外交部以陳毅為首的當權派自身已經成為造反派眼裏的最大威脅力量，而且經過幾輪政治博弈之後，可以信賴陳毅的證據逐步消失，要形成新的互信，陳毅必須以自身的言行去接受對立派的苛刻考察，這個時期還抱住高高在上的老爺姿態不放，在那裏指手畫腳，這到底是要解決矛盾還是要激化矛盾？ 　　 　　到了1966年之後，除了文革小組諸公之外，絕大多數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業已喪失了真正與群眾進行交流和對話的能力，造反派和當權派的對立隨著運動深入，步步加深，到底是當權派的責任多一點還是造反派責任多一點？從外交部造反派和當權派的博弈過程看，應該算是標準的動態博弈過程：先是當權派表演一番，造反派進行策略性的跟進；結果周總理的捏合，陳毅檢討了錯誤，造反派也表示諒解；結果陳毅反悔，造反派定性陳毅是不可相信的人而必須打倒。在雙方的博弈中間，當權派是首先施加各種威脅對方策略的主動進攻方，造反派的策略是被動跟進性質的；在周總理進行調處的時候，造反派表示足夠的和解誠意，但是陳毅沒有起碼的誠意。 　　 　　說到底，派性的對立和衝突，起點是你是否兼容對立麵的合法政治權利和利益，不兼容對立麵的合法政治權益，這是所有派性政治的起點和展開邏輯。到底是當權派的派性大還是造反派的派性大？文革受到具體單位內部的派性對立能量的驅使，蹣跚前行的過程，特別值得反思和深入追問，可以肯定的是：基於派性視野下的不兼容對立麵合法權益的動力，不是所謂的法製或者民主製度能夠消解的。 　　 　　在外交部的當權派和造反派業已形成互不兼容的策略處境前提下，實際上隻剩下兩種破局方式：要麽是支持造反派到底把陳毅為首的當權派徹底邊緣化——這是“向左破局”，要麽是放棄對造反派的支持那麽陳姬喬等人就獲得了自由行動的空間徹底幹掉造反派——這是“向右破局”，至少看不到第三個可能性。王力和戚本禹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講話，不存在任何錯誤，毛澤東和周恩來不支持他們，實際上否定的是“向左破局”選項，剩下的就是當權派主導下的“向右破局”過程。毛主席和周總理否定了向左破局選項之後，此後的外交部文革運動，就是陳毅及其貼心手下的“表演時間”了。 　　 　　正是體現了陳毅等人強烈的單方麵向右破局的意誌和願望，外交部1967年10月開始了“批極左、抓壞人”運動。1968年春天外交部出現91人大字報，題目就是《揭露敵人戰而勝之》，這個大字報雖然受到周總理的嚴厲批判說是“老保翻天”，但外交部老爺鎮壓群眾的意誌並不因此稍懈，1968年夏天進駐軍宣堆之後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隨後就開始了軍宣隊、老幹部和保守派練手鎮壓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這個運動成就卓著，到1971年外交部打出了1600多人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達到了把造反派當做反革命一掃而光的目標。我們今天知道，外交部延續數年的係列抓壞人和反革命運動的成績，就是外交部老爺們主導的文革向右破局的最終結果，是陳毅所代表的外交部老爺們展示自身政治智慧和能力的成績單，陳毅雖然後來離開了外交部，但是他的主要副手和同路人姬鵬飛和喬冠華都始終在場參與並指導運動進程，他們在相互博弈的政治現實中間如何走出策略處境所設計的唯一選項就是這個。 　　 　　從外交部的文革經驗看，對於相互威脅的策略處境形成過程及其固化，陳毅為代表的當權派要負主要責任。在策略處境固化之後，隻剩下一個單方麵破局的選項，毛主席和周總理否定了向左破局，陳毅後來也離開了外交部，他的手下們選擇了把向右破局進行到底，在短期內反文革派好像贏了，但長期後果又怎麽樣呢？不過，如果沒有造反派方麵的深入反思，外交部的老爺們就肯定要一贏到底了，而造反派的反思也一定要達到超越單方向破局的高度，否則自己的委屈就白受了。看馬繼森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一書，反思的高度不夠，似乎痛感毛主席和周總理沒有支持向左破局，這樣的境界還不足以對鎮壓造反派的法西斯老爺們及其打手給出強有力的批判，真正有力的批判需要走出單方向破局的狹隘眼光，要站到比對手更高的位置上去看問題。 　　 　　四、經驗主義和“飽和”帶來的行政化眼光  　　 　　韓先生信奉法治解決問題，可能有一點經驗主義的根底，因為北航在文革期間迅速實現了大聯合與三結合，較為快速地實現了穩定，沒有出現派性的惡性膨脹。從這個基礎出發，可能會輕易地看待一些難於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把那些問題看得過於簡單，我不是解決了嗎？你要是做到了這一點那一點，不就沒有問題了嗎？老田個人傾向於認為，北航能夠聯合起來，確實有一些好的經驗，也確實突破了一些現實存在的障礙，經驗值得總結，但是，如果認定這些經驗就能夠解決所有地方的所有問題，那恐怕也是說大了，如果韓與蒯易地而處，也不見得就能夠把清華完全領導到北航的路子上來，韓在清華能夠爭取到“羅文李饒”的有限度支持或者不拚命反對嗎？我知道韓曾經試圖要捏合四派和團派，四派人士是個什麽態度，他應該有著深刻的記憶。這種事後的曆史假設當然不成立，但是，從反麵提出一個高難度的問題，可能有助於促進思考的全麵性。 　　 　　還有一點，造反派中間對於民主和法製的迷信和追捧，其實在1974年就出現了，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題目不就是《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嗎？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這個強烈的呼喚是與當權派對造反派的累次鎮壓的高成本記憶聯係在一起的，因為造反帶來的多輪鎮壓，已經感到受不了了，想要設計一種沒有成本或者低成本的政治參與渠道和方式。這種思路在造反派中間形成明顯的政治認識分化：能夠承受較高成本的人士還堅持從前的認識，對高成本早已厭惡和痛恨的人士也早就打算放棄一切去尋找新的出路了。不過在造反派群體中間，承擔高成本的人士也不是多數，按照楊道遠的估計：政治上很堅定的人在造反派的骨幹中間看有沒有百分之十？毛主席也是這麽說的：左派曆來是少數。 　　 　　有個法國學者阿蘭·巴迪歐用“忠誠”和“飽和”兩個詞匯來分析這種政治態度和認識的轉變過程，通俗地說，所謂忠誠就是一個人願意為他所讚同的正義事業奉獻出多少無收益的投入數量（或者說：願意承受的最高成本），而飽和就是那樣一種狀態：已經付出了最大投入還沒有收益因此預備隨時改弦更張了。顯然，《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所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深切的感受，因為備受“林彪體係”的多輪鎮壓或者迫害，個人所付出的代價早已經超過願意接受的最高成本，因此，對於原先認定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路徑，也不再認真了，按照巴迪歐的看法：就是飽和了。因此，老田有一個看法，造反派對於政治認識的分化，是沿著自願成本線來呈現的，楊道遠看起來象是一個死不改悔的走社派（願意接受無限成本），如魯禮安可能就是一個願意承擔三分錢成本的走社派。 　　 　　五、不能夠低估政治問題的解決難度  　　 　　前些時看到郭鬆民批評造反派不足的文章，該文可能是以那些低成本走社派為對象發議論的，如果簡單地擴展為對全部造反派進行評論的話，那就肯定是大有偏頗了，首先指責大多數肯定就是不對的，其次，是低估了解決文革諸難題的難度和障礙，一句話，沒有看到文革諸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而不是行政問題。 　　 　　政治問題的解決，不是設計製度或者領頭人進行明智選擇就能夠解決的，而是一個艱難困苦的創造過程：要創造新的力量、新的組織形態和認識，要根本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內在動力，實際上就是要創造新的人。按照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前首相布萊爾的精神導師）的“結構化”看法，人們的行為都要受到既有社會結構的影響和製約，同時又以自己的行動來創新舊有的結構，結構和人是一種共同成長和演化的長期辯證過程。韓的看法對照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韓隻承認結構的合理性，至少是漠視了人們行為的創新空間及其對結構革新的合理作用，當然，韓這個看法可能是有鑒於文革各方的投機性和派性表現來說的，但是，過分關注消極麵的結果，顯然產生了終結政治並過分地回歸行政眼光。 　　 　　1967年2月3日和5月16日，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這個地方，毛澤東兩次會見外賓時，都強調說：“解決這樣的問題，隻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我們黨裏暴露出許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資本主義就不讚成了，要組織合作社他就不讚成了。”“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我們政府、中央、公安部毫無辦法，紅衛兵、群眾一起來，就有辦法了。幾十年我們不清楚的事，紅衛兵一鬧就清楚了。你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麽法子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毛澤東年譜》第六卷） 　　 　　為什麽黨內或者官場內部的政治蛻化變質問題，一定要引入外部的“非專業人士”來參與，這從結構化的視野去回顧共產黨政權的蛻變趨勢，才能夠理解毛主席曾經對外賓的抱怨：具有最高行政地位的毛澤東，反而很多事情管不了，需要紅衛兵來就管住了。在舊有結構的庇護之下，新的結構向著蛻化而不是健康的方向發展，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彭真為了死保鄧小平的牌友吳晗，竟然以發布中央文件的方式“要有計劃地製造一場混戰”。彭真死保吳晗，隻是一個典型案例，毛澤東所說黨閥和學閥的結合，意味著很大程度上不衝破舊的結構及其以權力和話語權相結合的維護力量，結構化的方向隻能是蛻化，為了尋找可能的好的結構化方向，這才需要缺乏專業知識和必要信息的外行的幹預，才能夠激發結構化過程走向健康方向。 　　 　　不僅如此，舊有的結構會自動地走向蛻化方向，更為嚴重的是，很多大權在握的老爺們根本就沒有反思和問題意識，覺得一切都好。沒有外部非專業人士的衝擊，甚至無法給僵化的頭腦輸入必要的“問題意識”，所以毛澤東說：“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雖然有那麽多文章，中間，五月十六，又發了一個‘通知’，可是，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衝，你們不注意也不行。”“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 　　 　　根據毛澤東的經驗，引入非專業的群眾運動，對於掌握權力和話語權的精英群體來說，一是破除其舊有結構的自我複製和退化趨勢，二是給官場人士輸入必要的問題意識。當然，對群眾運動的“非專業性”也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這一點需要預先了解並做出必要的限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三句話是毛澤東在1945年七大上說的，針對的非專業人士參與政治過程及其批評意見，需要他們提供的政治壓力幫助實現有利的結構化方向，但是，卻不能夠以行政眼光去較真——群眾說怎麽辦就怎麽辦。 　　 　　不過，對於最願意放棄社會主義製度的那些人來說，群眾參政的問題乃是一個假問題，他們有一個天然的解決方案：把管理權對群眾的開放的程序重新封閉起來就完了，讓工人農民成為純粹的勞動工具。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鄧小平在1975年就說過：文革的兩派都錯了（據《譚啟龍回憶錄》）。造反派對於走資派的批判，對鄧小平為代表的老爺們來說自然不對，但是，保守派一貫反對造反派批判走資派為什麽也錯了呢？因為，“白虎堂”原本就是機密重地，泥腿子闖進來就是一種原罪，不管你是從左邊門進來的還是右邊門進來的。所以，隻有對那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說，泥腿子參政的問題才是一個真問題，必須通過實踐的逐步上升去解決這個真問題。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是綱，在這個主張背後，群眾或者勞動者的政治角色或者政治上的權利義務被突出出來並且具有不可剝奪性質；鄧小平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建設過程的生產活動中間，群眾或者勞動者的勞動工具角色被絕對強調。共產黨高層的不同政見主要在於：勞動者的政治角色如何看待？文革說是要“認真搞好鬥批改”，而“改”字中間最重要的政治實踐是“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築”，共產黨高層中間一直有人想要叫“大老粗滾回車間勞動去”，但是，最想說這個話的人們，自己也不過是些文盲和半文盲，其中有一個人特別善於搞政治，所以，他沒有直接說大老粗應該滾，而是說我們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是目的地和政策效果是一樣的。1985年中組部下發文件，不再從基層的工農兵中間培養和提拔幹部了，改而從大中專畢業生中間選拔，此後管理事務意味著真正與“被管理者”無關了。 　　 　　毛澤東所說的走資派或者黨內資產階級，是與他在階級鬥爭為綱的主張下賦予被管理者政治角色相對應的，這些在公有製社會活動的作為資產階級，並不是具體地占用土地或者資本的地主富農資本家那樣一群人，而是一股活生生的社會力量，這股力量因其在公有製社會中間的優越地位，尋求占用資本的人格化群體那樣的永久性優勢地位，為此，這股力量能夠引導並且再造出他們需要的一切，在不改變公有製的情況下，就已經能夠確立自己的優勢並且製造出其他人的劣勢。從基層的政治生活經驗看，壞幹部與假積極兩相結合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就是公有製社會政治退化方向的主導力量。而與壞幹部這一群人相互配合行動的人，就是姚文元等人在政論文章中間反複提到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嚴重的人”——通俗地說就是為了向上爬能夠蔑視一切規則的人。法律或者政策，乃至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學習，對於這一群人及其合作者來說，都不過是空話。 　　 　　從世界曆史演進曆程看，一個新的製度確立，並誕生出一大批新的社會關係的自覺承擔者，把大多數民眾的思想、情感和價值觀都引導到新的軌道上來，不僅需要通過複辟和反複辟的漫長曲折，還需要認真的建設和引導，前後需要好幾代人的時間。象文革那樣的群眾性運動，在很短時間內就近乎激發全民的政治熱情，產生了大數目的深度參與者和思考者，這有可能縮短新共識的形成時間，迅速提出大多數人都願意參與思考的真問題，這看起來有利於新製度的建設，所以，毛主席把老百姓平時在家裏說閑話到爭論政治問題的變化視為正麵的現象。（“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同時，也是因為短時期內激發的深度參與者過多，真正能夠起到引導作用的領導力量不足，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或者投機性恐怕也難於避免，一句話，這是政治問題而不是行政問題。正是在這個維度上，毛澤東說對陳毅要一批二保，在728接見結束之後又返回來要官員們不要反過來去整蒯大富，實際上這意味著不管是陳毅還是蒯大富，要終結本人所在陣營的機會主義行為是超越他們能力和眼界範圍的，毛主席這種態度是政治家的態度和眼光，在大多數政治主題尚未形成解決問題能力的早期，還不是追究責任的合適時候。換句話說，學徒期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普遍犯錯誤，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進行教育和提高，而不是處分和指責。過早的指責，意味著終止學徒期，這相當於終結政治回歸行政。 　　 　　但即便是這樣，恐怕也不能夠認定，建設社會主義製度比鞏固資本主義製度更容易，文革期間的文章就經常說：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私有製代表封建主義舊的私有製都花了漫長時間，而社會主義是要在根本上消滅私有製並且不承認任何特權，其製度建設的難度更大，需要克服的障礙也更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日初稿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修訂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