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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五、解讀“許家屯現象”
──剖析鄧小平改革開放得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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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以改革開放之名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的過程中，雖然不是一帆風順的，雖然他也受到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雖然也有過一九八九年那樣的全國性自發的群眾抗議風暴，但總的來說，是比較容易的。
與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相比，不要說建國前的二十八年了，就建國後的二十多年而言，就黨內外、國內外麵臨的極其複雜嚴重的生死存亡的局麵相比，就整個黨政幹部隊伍付出的努力與堅辛而言，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他搞倒華國鋒很容易；把其他那幾位馬克思主義色彩濃淡不一的領導人搞倒更容易；至於把已經和他站到一條船上、積極跟著他跑的但又不是黑下一條心跑到底的胡耀幫、趙紫陽搞倒更是幾乎沒費什麽力。如果說毛澤東時代艱辛創業步步如逆水行舟，而他則是潛力釋放型的順勢而滑；毛澤東領導下的幹部是以王進喜、陳永貴、焦裕祿為榜樣的，風餐露宿、殫精竭慮、帶頭苦幹、不講享受；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則是成克傑式幹部叢出不窮，出入豪華轎車、宴啖山珍海味、居所殿堂瓊閣、財富百千萬億、子孫富貴榮華。他甚至一直沒有言正名順的當上黨的最高領導人，一直是以太上皇“垂簾聽政”這種極落後的封建色彩極濃的方式控製中央，而且一直處於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牢騷、謾罵的嚴重不滿之中。
然而，鄧小平還是終於把這場改革開放的醜劇演成了，把幾千萬烈士拋頭顱撒熱血、幾億人民六十來年含辛茹苦生死卓絕奮鬥鍛煉而成的在中國與世界曆史上有著輝煌業績地位的黨、國家、軍隊最後演變成修正主義的“軟骨症患者”、資本主義世界的二三流的小夥伴，還真的是太容易了！
在國外，鄧小平得到了整個帝國主義陣營、修正主義陣營的捧場和支持。雖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國外不得不罵幾聲，那是因為他還打著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號，人家並不是和他“真惱”，做做樣子的，沒過幾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風平浪靜了。這隻是外因，事物的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內因。這內因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早就預料到的黨政軍幹部隊伍中的“相當大的一個多數”跟著跑。這個隊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風血雨、狂風暴雨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個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帶領全國人民開天辟地打江山換江山的曾經是堅如磐石的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中堅力量啊！
人們都已經知道，在“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鄧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馬升帳，在當時的中央委員會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其他高中低級幹部隊伍中，相當一個多數是層層舉了手的，而且在以後二十多年裏，又有許多次的“舉手”。當然，對於這些“舉手”的人，包括最上層的人，都是要做具體分析的。但是，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都是大是大非問題，“舉手”，就是站到了中國修正主義陣營裏，就是跟著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使得中國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牢牢控製了中國社會上層建築領域裏的主導權，使階級鬥爭的形勢朝著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方向一步一步地發展。如果沒有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怎麽能夠推行？何來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複辟巨變？
當回顧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變化過程，麵對今天的現實，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鄧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開放“大業”，也是依靠這個隊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說，毛澤東領導這個隊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國人民，鄧小平又依靠著個隊伍複辟了資本主義把新三座大山壓到了全國人民頭上。
那麽，為什麽這樣一個幹部隊伍為什麽既能跟著毛澤東搞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又能跟著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複辟的資本主義呢？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鄧小平以憑空捏造、指鹿為馬的手法全麵否定建國後三十年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後，必須繼續探討的“許家屯現象”。
（一） 從許家屯看幹部隊伍內“相當大一個多數”怎樣跟著修正主義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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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屯在抗日戰爭初期參加了革命，解放戰爭後期已經是一位師級領導幹部，在淮海戰役中還受了傷。解放後，自一九五六年就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並在一九七六年後擔任六年省委第一書記。他曾長期分管江蘇的工業、農業生產，好象還是有些工作幹勁、有些革命熱情、有些實際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蘇省工農業總產值躍居全國第一，他應該說在那個毛澤東時代還是做出了一些實際貢獻的，而不完全象鄧小平那樣城府很深、“柔中寓剛、棉裏藏針”、以橋牌玩樂為嗜好、搖鵝毛扇的那種人。但是，作為一個從舊社會參加革命過來的土生土長的江蘇人，他當然應該知道家鄉在解放前的貧窮和破敗，他更應該知道新中國的輝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內，蘇北的大規模水利建設、南水北調、南京長江大橋、江蘇的社隊企業等等，這些對翻天覆地地改變了江蘇麵貌的巨大成就，他應該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有過這些親身經曆的他，怎麽能夠失去記憶和對比呢？他怎麽能夠讚同鄧小平對於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發展緩慢停滯”的胡說八道？他憑什麽得出“列寧、斯大林的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的結論？他在洋洋數十萬言的《香港回憶錄》大談補資本主義的課，卻沒有一句以事實為依據的關於補資本主義課的必要性的說明。
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材料，還有許家屯《回憶錄》中的記述，七十年代末期，在鄧小平剛一提出改革開放，在中國社會開始發生曆史性變化的關鍵時刻，正在江蘇省委任第一書記的許家屯對於當時在中國共產黨上層發生的激烈鬥爭，並不是明顯的或暗中的站在鄧小平一邊的。他當時有一句名言：“兩邊打槍，中間趴下”，他采取的是一種觀望折中的態度。對於當時開始風行全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他在江蘇省也是按兵不動，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麵鋪開的，顯然與安徽省、四川省落後多了。所以，雖然這時江蘇省的工農業總產值已躍居全國第一位（當然，這是江蘇省在建國後三十年持續高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但是“貓論”創始人鄧小平卻並不喜歡他這位“逮鼠標兵”，鄧小平當時器重的是改革開放跟得緊的分別時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與萬裏。“春江水暖鴨先知”，這種冷暖之別，許家屯不會沒有感覺的。
在一九八三年春節，鄧小平帶領全家人到蘇州遊山玩水，許家屯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鄧小平匯報江蘇省的工作，鄧小平一開始竟不願意聽。大概許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懇請，鄧小平同意聽了，又限製在隻聽２０分鍾。鄧小平此時對許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見。這在許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運算的時刻之一，也許，在這之前的幾年中，他已開始或者已經完成這個過程了。在這“２０分鍾”內，許家屯拿出當了二十七年省委書記的全部工夫，竟然讓鄧小平聽了兩個多小時，並還在匯報中做出了他的一項重大發明：江蘇省這許多年的發展“大部分……幾乎全靠市場經濟”。鄧小平當然聽得高興。但是，許家屯這樣賣力投靠的結果，並沒有使他得到鄧小平的賞識和重用，隻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維持了下去，把他派到香港任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的社長。雖然許家屯對這個職務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並以這個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職而提為正部省級作證，但他還是抹不掉鄧小平對他不信任的陰影。
然而，許家屯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任職還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轉折。從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陣營，為鄧小平的“一國兩製”以及把香港的資本主義引入大陸內地積極賣力，在分社內大反“極左”，在香港社會上和英國殖民政府、和各色資產階級拉關係做交易，每天吃喝玩樂、燈紅酒綠、“因禍得福”的享受資本主義的“天堂之樂”。就這樣，許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轉變，在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拜倒在資本主義的石榴裙下，還根據他對“改革開放”的理解，大力渲染“資本主義補課論”，並在修正主義集團內部鬥爭中選擇了先走一步的“上策”，跑到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繼續安享“天堂之樂”去了。
但是，他還是比鄧小平多了點羞恥之心。他回顧自己的曆史，感到了極大的反差塗在自己身上難堪和諷刺：“本來想都想不到、更極不願見到的事，竟成了現實”……“一個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旅遊’到資本主義的美國‘休息’”，頗有些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慨。
然而，人的行動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許家屯自封為“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這“忠誠”二字並不是純粹的，是要打折扣的，至於他加入到鄧小平改革開放行列裏後，就完全變成假冒偽劣的了。事物的發生、發展總是有因有果有過程的，神差鬼使並不存在。許家屯既以“資本主義補課論”，又以自己在香港的全部行動，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作了最好的詮釋。如果說他的《香港回憶錄》還有些什麽價值的話，那就在這裏。
“許家屯現象”並不是孤立的，就改革開放前的狀態而言，中國共產黨內的高中低各級領導幹部隊伍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和許家屯類似的。明察秋毫的毛澤東積自己數十年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黨真懂馬克思主義的不多。”“據我的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的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因此，毛澤東非常擔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很容易”。毛澤東費盡心血想要努力避免的事，結果仍然不幸而言中。這不能不令人深思、再深思。
──剖析鄧小平改革開放得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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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以改革開放之名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的過程中，雖然不是一帆風順的，雖然他也受到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雖然也有過一九八九年那樣的全國性自發的群眾抗議風暴，但總的來說，是比較容易的。
與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相比，不要說建國前的二十八年了，就建國後的二十多年而言，就黨內外、國內外麵臨的極其複雜嚴重的生死存亡的局麵相比，就整個黨政幹部隊伍付出的努力與堅辛而言，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他搞倒華國鋒很容易；把其他那幾位馬克思主義色彩濃淡不一的領導人搞倒更容易；至於把已經和他站到一條船上、積極跟著他跑的但又不是黑下一條心跑到底的胡耀幫、趙紫陽搞倒更是幾乎沒費什麽力。如果說毛澤東時代艱辛創業步步如逆水行舟，而他則是潛力釋放型的順勢而滑；毛澤東領導下的幹部是以王進喜、陳永貴、焦裕祿為榜樣的，風餐露宿、殫精竭慮、帶頭苦幹、不講享受；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則是成克傑式幹部叢出不窮，出入豪華轎車、宴啖山珍海味、居所殿堂瓊閣、財富百千萬億、子孫富貴榮華。他甚至一直沒有言正名順的當上黨的最高領導人，一直是以太上皇“垂簾聽政”這種極落後的封建色彩極濃的方式控製中央，而且一直處於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牢騷、謾罵的嚴重不滿之中。
然而，鄧小平還是終於把這場改革開放的醜劇演成了，把幾千萬烈士拋頭顱撒熱血、幾億人民六十來年含辛茹苦生死卓絕奮鬥鍛煉而成的在中國與世界曆史上有著輝煌業績地位的黨、國家、軍隊最後演變成修正主義的“軟骨症患者”、資本主義世界的二三流的小夥伴，還真的是太容易了！
在國外，鄧小平得到了整個帝國主義陣營、修正主義陣營的捧場和支持。雖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國外不得不罵幾聲，那是因為他還打著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號，人家並不是和他“真惱”，做做樣子的，沒過幾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風平浪靜了。這隻是外因，事物的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內因。這內因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早就預料到的黨政軍幹部隊伍中的“相當大的一個多數”跟著跑。這個隊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風血雨、狂風暴雨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個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帶領全國人民開天辟地打江山換江山的曾經是堅如磐石的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中堅力量啊！
人們都已經知道，在“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鄧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馬升帳，在當時的中央委員會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其他高中低級幹部隊伍中，相當一個多數是層層舉了手的，而且在以後二十多年裏，又有許多次的“舉手”。當然，對於這些“舉手”的人，包括最上層的人，都是要做具體分析的。但是，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都是大是大非問題，“舉手”，就是站到了中國修正主義陣營裏，就是跟著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使得中國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牢牢控製了中國社會上層建築領域裏的主導權，使階級鬥爭的形勢朝著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方向一步一步地發展。如果沒有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怎麽能夠推行？何來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複辟巨變？
當回顧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變化過程，麵對今天的現實，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鄧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開放“大業”，也是依靠這個隊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說，毛澤東領導這個隊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國人民，鄧小平又依靠著個隊伍複辟了資本主義把新三座大山壓到了全國人民頭上。
那麽，為什麽這樣一個幹部隊伍為什麽既能跟著毛澤東搞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又能跟著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複辟的資本主義呢？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鄧小平以憑空捏造、指鹿為馬的手法全麵否定建國後三十年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後，必須繼續探討的“許家屯現象”。
（一） 從許家屯看幹部隊伍內“相當大一個多數”怎樣跟著修正主義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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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屯在抗日戰爭初期參加了革命，解放戰爭後期已經是一位師級領導幹部，在淮海戰役中還受了傷。解放後，自一九五六年就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並在一九七六年後擔任六年省委第一書記。他曾長期分管江蘇的工業、農業生產，好象還是有些工作幹勁、有些革命熱情、有些實際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蘇省工農業總產值躍居全國第一，他應該說在那個毛澤東時代還是做出了一些實際貢獻的，而不完全象鄧小平那樣城府很深、“柔中寓剛、棉裏藏針”、以橋牌玩樂為嗜好、搖鵝毛扇的那種人。但是，作為一個從舊社會參加革命過來的土生土長的江蘇人，他當然應該知道家鄉在解放前的貧窮和破敗，他更應該知道新中國的輝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內，蘇北的大規模水利建設、南水北調、南京長江大橋、江蘇的社隊企業等等，這些對翻天覆地地改變了江蘇麵貌的巨大成就，他應該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有過這些親身經曆的他，怎麽能夠失去記憶和對比呢？他怎麽能夠讚同鄧小平對於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發展緩慢停滯”的胡說八道？他憑什麽得出“列寧、斯大林的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的結論？他在洋洋數十萬言的《香港回憶錄》大談補資本主義的課，卻沒有一句以事實為依據的關於補資本主義課的必要性的說明。
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材料，還有許家屯《回憶錄》中的記述，七十年代末期，在鄧小平剛一提出改革開放，在中國社會開始發生曆史性變化的關鍵時刻，正在江蘇省委任第一書記的許家屯對於當時在中國共產黨上層發生的激烈鬥爭，並不是明顯的或暗中的站在鄧小平一邊的。他當時有一句名言：“兩邊打槍，中間趴下”，他采取的是一種觀望折中的態度。對於當時開始風行全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他在江蘇省也是按兵不動，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麵鋪開的，顯然與安徽省、四川省落後多了。所以，雖然這時江蘇省的工農業總產值已躍居全國第一位（當然，這是江蘇省在建國後三十年持續高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但是“貓論”創始人鄧小平卻並不喜歡他這位“逮鼠標兵”，鄧小平當時器重的是改革開放跟得緊的分別時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與萬裏。“春江水暖鴨先知”，這種冷暖之別，許家屯不會沒有感覺的。
在一九八三年春節，鄧小平帶領全家人到蘇州遊山玩水，許家屯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鄧小平匯報江蘇省的工作，鄧小平一開始竟不願意聽。大概許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懇請，鄧小平同意聽了，又限製在隻聽２０分鍾。鄧小平此時對許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見。這在許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運算的時刻之一，也許，在這之前的幾年中，他已開始或者已經完成這個過程了。在這“２０分鍾”內，許家屯拿出當了二十七年省委書記的全部工夫，竟然讓鄧小平聽了兩個多小時，並還在匯報中做出了他的一項重大發明：江蘇省這許多年的發展“大部分……幾乎全靠市場經濟”。鄧小平當然聽得高興。但是，許家屯這樣賣力投靠的結果，並沒有使他得到鄧小平的賞識和重用，隻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維持了下去，把他派到香港任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的社長。雖然許家屯對這個職務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並以這個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職而提為正部省級作證，但他還是抹不掉鄧小平對他不信任的陰影。
然而，許家屯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任職還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轉折。從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陣營，為鄧小平的“一國兩製”以及把香港的資本主義引入大陸內地積極賣力，在分社內大反“極左”，在香港社會上和英國殖民政府、和各色資產階級拉關係做交易，每天吃喝玩樂、燈紅酒綠、“因禍得福”的享受資本主義的“天堂之樂”。就這樣，許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轉變，在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拜倒在資本主義的石榴裙下，還根據他對“改革開放”的理解，大力渲染“資本主義補課論”，並在修正主義集團內部鬥爭中選擇了先走一步的“上策”，跑到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繼續安享“天堂之樂”去了。
但是，他還是比鄧小平多了點羞恥之心。他回顧自己的曆史，感到了極大的反差塗在自己身上難堪和諷刺：“本來想都想不到、更極不願見到的事，竟成了現實”……“一個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旅遊’到資本主義的美國‘休息’”，頗有些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慨。
然而，人的行動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許家屯自封為“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這“忠誠”二字並不是純粹的，是要打折扣的，至於他加入到鄧小平改革開放行列裏後，就完全變成假冒偽劣的了。事物的發生、發展總是有因有果有過程的，神差鬼使並不存在。許家屯既以“資本主義補課論”，又以自己在香港的全部行動，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作了最好的詮釋。如果說他的《香港回憶錄》還有些什麽價值的話，那就在這裏。
“許家屯現象”並不是孤立的，就改革開放前的狀態而言，中國共產黨內的高中低各級領導幹部隊伍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和許家屯類似的。明察秋毫的毛澤東積自己數十年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黨真懂馬克思主義的不多。”“據我的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的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因此，毛澤東非常擔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很容易”。毛澤東費盡心血想要努力避免的事，結果仍然不幸而言中。這不能不令人深思、再深思。
我們不要躺在主義上睡覺，胡適先生“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完全正確的，鄧喜歡研究問題，毛喜歡琢磨主義或喜歡玩人（與人鬥，其樂無窮），孰優孰劣，看老百姓的生活就知道了。
對這樣的奇文真是無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