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啊， 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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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發的前前後後
作者：王心文
1968年12月，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一指示的發表，標誌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發展為一場席卷中國大地的大運動。其時，上山下鄉“一片紅”成了“文革”的一個“戰略部署”，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運動推向極端，從而改變了一個時代的麵貌。1978年雲南知青的集體抗爭事件拉開了全國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到1978年年底，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進入第十個年頭，全國下鄉與支邊的知青總數已高達2000萬人，實際尚在農村或邊疆接受“再教育”的還有1000萬。
全國的知青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插隊落戶，與農民雜居在一起的，他們同農民一道掙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機會，可以被抽調回城。另一類便是支邊的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他們名義上是兵團戰士，過著半軍事化的集體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資，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幹，這樣的知青有200萬人，占全國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於兵團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後從京津滬及部分省會城市來到邊疆的，年數長達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條件艱苦的基層連隊，看不到前途，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要求返城的願望比插隊的知青更迫切，更強烈。然而，粉碎“四人幫”兩年過去了，國家的整體情況在好轉，唯獨知青的生存狀態未得到根本改善，這就必然導致他們對有關政策強烈不滿。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團知青內情的人不無憂慮地說：“知青狀況如果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我看遲早要出亂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國的雲南知青大返城運動爆發了。
導致這次運動的一個前提原因是，這年秋天，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開了40多天後，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形成了一個決議，即《知青工作四十條》（以下簡稱《四十條》），這個決議不僅肯定“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而且強調指出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這個《四十條》裏還明確規定，今後農場（兵團）知青一律按照國營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知青政策的照顧範圍。正是這一條，徹底破滅了滯留邊疆的200萬兵團知青的願望。他們不僅為邊疆建設貢獻了整整十年的青春歲月，最後卻連回城的權利都給剝奪了！
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為這場大風暴的導火索。
徐玲先分娩時難產，而此時農場的赤腳醫生卻喝得大醉，結果母子不幸雙亡。消息很快便傳遍了整個農場，聞訊而來的知青絡繹不絕，將停屍房圍得水泄不通。他們個個挽著褲腿，戴著黑紗或者小白花。
這些知青一開始隻是無目的地議論，轉而便有了最初的動議，要農場領導同意舉行追悼會，要求對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員進行嚴懲，後來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醫療衛生條件的要求。於是，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發的不滿情緒，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
在與農場僵持了兩天後，知青們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種極端做法。他們抬著徐玲先的屍體，踏上了前往西雙版納州府景洪的大路。
雲南省委緊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領導也為此講了話。全國各建設兵團、邊疆農場都接到上級有關部門的緊急通知，加強了對知青動態的密切注視，以防出現連鎖反應。
知青向西雙版納州委提出了三項要求：
第一，懲辦肇事醫生，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二，改善農場的醫療衛生條件，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第三，給死者開追悼會，追認烈士，優撫死者家屬。
然而，這種並不過分的要求，卻沒有得到州領導的認可。於是，知青們在景洪抬屍遊行，圍觀者不計其數。
第四天，領導們終於出麵了，他們帶來了上級的有關答複：第一，對肇事醫生嚴肅處理，追究責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開追悼會；第三，進一步落實知青政策，責成農場盡快改善醫衛條件，並統籌解決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麵的問題，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滿足。
然而，當這支請願隊伍退出景洪時，他們卻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隊伍。這是一支罷工的大軍，他們打出的兩塊橫標上寫著兩行驚心動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領導這次知青大罷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
丁惠民對一些猶豫不決的知青說：“你們情願當一輩子知青嗎？現在命運就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裏，你要麽一輩子當知青，要麽橫下一條心，除了回城，別無選擇！《國際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東流，你們還等什麽？”
不到一周，景洪農場12個分場的知青都被串聯起來，成立了“聲援橄欖壩知青領導小組”，通過宣言，丁惠民被推選為總指揮。這一事件令雲南省委十分頭疼，立即派出省、州聯合工作組，與罷工的知青進行了一次正麵接觸。
省、州工作組的領導們擺出一副官架子與知青代表見麵，居高臨下地說了一番勸導的話，使得知青們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這些領導人並沒有誠心，便突然提出一個讓他們為難的問題：“各位領導，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需要你們回答，你們是不是可以向我們交交底，你們的家裏都有幾個子女在鄉下當知青？”這個問題讓領導們目瞪口呆。確實，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子女此時還在鄉下當知青。領導們發怒了，對著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談判代表拍桌子，大聲斥責起來。
知青罷工代表立即全體退場，表示抗議。
也就是在這罷工的關鍵時刻，中央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把會議決議播發後，猶如在火堆上又潑了一瓢油，知青們的憤怒更加強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堅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罷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請願的要求，並在未獲同意的情況下，強行組隊北上。衝突再次迅速升級，又一輪鬥爭開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時地送到了丁惠民手裏。寫信人顯然熟知這裏發生的一切，他向罷工決策者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層對上山下鄉運動存在著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條》並不代表許多老同誌的意見，據說鄧副主席對知青問題已另有指示，雲雲。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來信，朋友的父親剛剛參加了北京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他將這次會議中的種種內幕和細節透露給了遠方的這位知青朋友。信中說：“……我父親說，知青問題遲早是有希望解決的，但是切忌操之過急。”
這兩封信給了罷工的組織指揮者以很大的信心與勇氣，他們決定繼續北上，並寫了《北上請願並致黨中央、華主席、鄧副主席一封公開信》。在北上請願團成立大會上，丁惠民講了話：
我們的目的是代表雲南農墾十萬知識青年向黨中央、國務院負責同誌當麵呈交請願書，並作口頭匯報，反映十年上山下鄉道路存在的錯誤和問題。我們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將全體農墾知青的最高心願———大返城的要求轉達給敬愛的華主席、鄧副主席。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順應黨心民心和曆史潮流的。我們堅信黨中央在了解農墾知青真實情況後，是會同情和理解我們這一正當要求的。
經過一番較量，知青請願團戰勝了省、州工作組，順利到達昆明，正式進駐雲南農墾總局招待所。
雲南省委派人會見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領導並沒好好看《請願書》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給了秘書。然後他卻鄭重其事地指出，知青們赴北京請願的做法是錯誤的，並向他們轉達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個電話指示：“雲南省委辦公廳並轉知青代表請願團，中央原則上不同意你們來北京。希望你們立即返回農場抓革命促生產，並配合當地黨委做好落實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這位領導的臉上現出嚴肅的表情，口氣嚴厲地接著說：“同誌們，你們必須立即停止一切不利於安定團結的錯誤行動，無條件回農場去，抓革命促生產，否則你們就要犯更大的錯誤！”
幾個知青代表小聲地耳語了幾句後，丁惠民站起來宣布道：“請領導同誌轉告中央，我們肩負雲南邊疆十萬農場知青的重任赴京請願。我們的決心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請願團近百名代表，打著旗幟，義無反顧地踏上鐵路路軌，在昆明火車站以東兩公裏處一個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體臥軌示威，致使當日應由昆明開出的數十對客運和貨運列車受阻；昆明連接京滬、京廣、隴海幹線的鐵路大動脈中斷。
消息傳出，全國為之震動，數以千計的昆明市民和學生冒著嚴寒，紛紛趕到羊方凹圍觀。當天晚上，省、市委組成工作組趕赴臥軌現場，進行說服勸阻工作。大批軍警也奉命開進羊方凹，待命行動。
60個小時過去了，鐵路線依然中斷，連秘密開往中越邊境的軍用列車也不得不停在那兒。
3天3夜後，雲南知青大臥軌的嚴重事態終於驚動了北京的最高層。
12月31日淩晨，北京方麵電告雲南，同意知青請願團赴京反映情況，但人數須限定在30人以內。
喜訊傳到羊方凹，響起了一陣歡呼聲。歡呼後，知青們又抱頭痛哭。他們終於用自己的行動震動了北京，換得了應有的一份權利。1979年1月2日，剛下過一場大雪的北京火車站迎來了這批衣衫單薄的雲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張望了一番，沒有任何人前來同他們接洽與中央首長見麵事宜。他心裏被這種怠慢與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團火，於是下了命令：“全體集合，打出我們的旗幟，列隊前進。目標，人民英雄紀念碑，出發！”
30位皮膚黝黑、衣著不整的男女知青，風塵仆仆、表情肅穆地列成兩隊，踏著吱吱作響的積雪，朝著天安門廣場走去。一麵皺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風中獵獵作響，上麵醒目地寫著“雲南農墾知青首批赴京請願團”。
一連兩天，越來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長和從各地回家過節的知青，紛紛趕到廣場來聲援雲南知青請願團，食品、飲料和禦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許多外國記者哢哢地按動快門，把關於中國知青的新聞發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兩個穿中山裝的中年人分開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們掏出工作證自我介紹後說：“對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誌？請你們隨我們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長明天接見你們。”
雲南知青赴京請願團代表終於等來了中央首長。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長程子華聽取了知青代表關於邊疆農場存在嚴重問題的匯報後，說了許多感慨之言。首長的話說得很誠懇，很感人，對知青們有安撫，也有鼓勵與小小的指責。
對於上山下鄉的道路正確與否，首長們沒有評說。他們隻是讓知青們回去後，“把生產搞好，把公共食堂辦起來，把豬喂起來，還可以養雞，養鴨，把菜也種好……你們要在那裏安家立業，以那裏為家，創造新樂園……”首長最後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是新時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遠一些，我們把希望寄托於你們。你們的意見，我們負責轉達給黨中央。中央已經派農林部副部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到你們那裏去。你們回去後要幫助農場某些幹部轉變作風……”
會見後，首長與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後，還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來，噓寒問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個人名義致電王震，以檢討的口吻說了一些話。
沒過幾天，中央首長接見雲南知青代表的談話，以及知青的檢討電報同時刊登在全國各家大小報紙的頭版頭條。
就在元旦過後不久，雲南省的一個工作組來到猛崗農場，要在場部召開知青代表大會。
工作組的組長是省知青辦的副主任，一位兩鬢斑白的老幹部。他走上台後，看了下麵一眼，然後念起了講稿：“國營農場廣大青年職工同誌們，戰鬥在農場生產第一線的廣大青年工人、幹部、黨團員同誌們……”
下麵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開頭那句是什麽？”
副主任沒有聽出台下人的話中之意，把開頭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頓時嘩然，會場一下子如開了鍋似的沸騰起來：“知青就是知青，你們搞什麽鬼？怎麽幹了十年，連知青也不是了嗎？……”
會場大亂，知青們情緒激憤，有人當場痛哭起來，更多的人則衝上台去質問副主任。副主任這才知道自己的頭一句話便出了問題。可是，麵對質問他還強辯說，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條》裏規定的，自己沒有說錯……
事關自己的切身利益，見過大世麵的知青指導員龍勝雲忍不住站了出來，他的一番話很快贏得了眾人的支持：“知識青年同誌們，戰友們，我們的真實身份是兵團知青，我們是響應黨和毛主席號召，到邊疆來上山下鄉插隊落戶，而不是來就業找工作的。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現在兵團撤銷，‘文革’也結束了，為什麽還有人任意篡改我們的知青身份，剝奪我們落實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權利？《四十條》是不能接受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管什麽人講的話，哪一級領導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實，不遵循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罷工潮又掀起了。
此時，有一行自稱中央調查組的六人小組到達了猛崗。
猛崗農場的知青對中央調查組人員給予了最高規格的歡迎：成千上萬的知青迎出農場幾公裏，在公路上夾道歡迎。農場大門口搭起了鮮花牌坊，插起彩旗，橫幅標語大書“歡迎你，北京來的親人”。
每一個知青都很激動，因為他們相信，當中央調查組了解到農場知青的實際情況後，《四十條》裏不公正的條款就一定可以改變。
調查組人員心裏卻不安起來。他們的使命不是來解決問題的，而是來宣傳《四十條》，解釋有關文件的，隻是借調查走走過場。更麻煩的是，他們並非真是從北京來的。
發覺受騙的知青們怒不可遏，有許多知青甚至要衝上台揍這些冒牌的中央調查組人員。好在罷工指揮部緊急決定，將冒牌調查組的人護送出會場後，便將他們驅逐出境，才沒造成更大混亂。
罷工指揮部決定即日起罷工升級，並通電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調查組3日內不到猛崗農場並答複知青的要求，猛崗農場知青將進行共和國曆史上規模空前的千人大絕食運動。
他們提出了一個口號：“不回城，毋寧死！”
3天很快就過去了。1月23日晚上7點整，通電的最後時限已到，中央調查組依然杳無蹤影。
當晚9時，首批參加絕食的男女知青，共計311人，在場部露天會場集合，經過莊嚴宣誓後，一一進入絕食現場。
他們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國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為盟，然後齊刷刷跪下，麵向家鄉，右手握拳，誓言鏗鏘。這種悲壯古樸的宣誓儀式，讓當事者與旁觀者都不由自主地湧動起一股壯烈之情。萬餘名知青為進入絕食場地的壯士們送行，一時間淚飛如雨，哭聲慟地。
幾分鍾後，一份事先擬就的電報稿通過電話傳到縣城郵電局值班室。以後，每隔兩小時，猛崗農場知青以罷工指揮部名義向當地縣、州、省委以及北京通報一次絕食現場情況。
就在知青開始絕食時，中央派來的調查組一行數人向猛崗急速奔來，領頭的便是調查組組長魯田。魯田是農林部副部長兼國家農墾總局局長，還兼任著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是一位從抗日戰爭的烽火中走過來的老幹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領導同誌的指示，到雲南調查並妥善處理農場知青大罷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雙版納，在那裏親眼目睹邊疆農場的落後與混亂狀態，感慨不已。
在橄欖壩農場，知青們給魯田做了一鍋“鮮魚湯”。那所謂的“鮮魚湯”，隻有湯沒有魚，味苦澀，腥臭撲鼻。原來知青將河裏長滿綠苔的鵝卵石取來下鍋熬湯，還給取了個好聽的名字“鮮魚湯”。那裏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時間要吃這樣的“鮮魚湯”！
魯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濕的草房，屋頂發黑，漏了許多窟窿，屋裏的牆角和床底下竟然長著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這樣簡陋不堪的屋裏，每間同時住著兩對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們大多屬於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兩三歲了……
在猛臘農場，魯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脫下上衣，裸露出累累傷痕，那是在兵團工作時被打的永久紀念。他得知一個統計數據，知青中傷病率高得驚人，貧血接近百分之百，營養不良達百分之百，患胃病、腸炎、風濕性關節炎等急慢性疾病的達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經與月經不調等婦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殺率高居各項死亡率之首……
這就是全國知青生存環境的一個可悲的縮影。知青上山下鄉到底有多少價值，是否成功，今後還真要再堅持搞下去嗎？魯田想起，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上，中央主要領導多次到會表示，堅持要按“既定方針辦”，堅持上山下鄉的正確道路決不動搖，會議產生巨大矛盾，最後才勉強通過了那個決議。
魯田也聽說了，最近北京流傳著鄧小平一句不無幽默的話：“我們花了300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魯田想，小平同誌的話絕非出於偶然，這也許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經曆過許多次風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個意味深長的試探氣球。
應全體知青的強烈要求，調查組與知青見麵大會立即在山坡的露天會場舉行。中央調查組的首長被請上主席台就座，罷工指揮部成員坐在台下知青隊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會場與山坡上黑壓壓的知青少說也有三五萬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島，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圍著。魯田的腦子裏冒出一句古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當他走上講台，說出第一句話，也就是按規定把知青稱為“青年職工”時，台下便咆哮起來：“我們不是青年職工，還我知青！”
魯田有點發急，但他必須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決”此事，便對著話筒苦口婆心地勸慰起來，從罷工的危害講到中央的決議，試圖喚起人們的理智，讓他們耐心等待將來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聽下去了。知青罷工副總指揮、北京知青吳向東走上台，拿起話筒，才說了首句“北京來的首長同誌們，我親愛的知青戰友們，兄弟們，姐妹們---”喉嚨便顫抖了，話不得不停頓了下來。
台下一片寂靜。魯田站在旁邊，有點兒不知所措。不自覺產生一種不祥的預感。
吳向東終於又開口道：“我，吳向東，1969年下鄉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這個講台上，當著我的故鄉北京來的首長和親人的麵，當著我患難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麵，說幾句公道話。請你們記住，這是一個30歲男知青留給這個世界的肺腑之言。說完這些話，我想我從此問心無愧，因為我已經盡了我的最大努力來報答大家的信任。”他盡情訴說了知青的種種苦難與不幸，講出了一代知青的心裏話，說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願望，最後，說：“在我的發言即將結束時，為了捍衛一個真正的知識青年，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尊嚴，也為了拒絕剛才強加給我的'農場青年職工'的不真實身份，我決定以最後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抗議！”說完，他轉過身，麵對全體調查組成員，從褲袋裏掏出一把鋒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開了手腕，刹那間指頭粗的血柱有如噴泉般噴湧而出，不等人們清醒過來，這位勇敢的知青便麵帶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響著淒厲警笛的救護車將傷員載走了，會場已無法平靜。魯田早已老淚縱橫，他決沒想到，現行的知青政策會對知青傷害得那麽深那麽致命。他幾乎有了一種身為劊子手的負罪感。
他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講台，對準話筒說：“我要鄭重地、負責地和全心全意地為了剛才的話，也為了那個不公平的稱呼向你們道歉。我這裏正式向你們說一聲：你們，知識青年同誌們，你們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發出了長達十幾分鍾的掌聲。
接著，魯田告訴台下的知青們，他也有兩個在農村插過隊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來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難與迫切心情，但還是要請大家耐心等待一陣，讓中央有個全盤考慮分批解決的過程……
然而，知青們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個身患嚴重心髒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魯田麵前，大哭起來：“伯伯，伯伯，救救我們吧，救救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聲與話音，引起了台下數萬知青的共鳴，他們一起對著台上的中央首長，齊刷刷地跪下來，哭得石破天驚，大地顫動！
魯田大慟，淚流滿麵，不能自已。麵對眼前這個女知青和台下數萬長跪不起的知青們，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壓著一座泰山，難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麵向話筒說道：“知識青年同誌們，孩子們，你們起來吧，我決定，現在就通過電話向黨中央請示，反映你們的回城願望與要求。”這位老人決心冒著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風險，挺身而出，為苦難深重的知青們請命了。
淩晨5時許，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通話，滿臉倦容的魯田重新走進了會場，登上主席台。他對著話筒，用略帶嘶啞的嗓音對著下麵靜寂中的知青們說：“知識青年同誌們，現在讓我負責地回答你們的問題。首先，我希望所有絕食的同誌立即恢複進水進食，全體知識青年停止罷工，返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因為中央領導同誌已經明確表態———知青同誌們，你們的合理要求是應該得到滿足的！”
一陣窒息般可怕的靜寂後，全場爆發出驚天動地的歡呼聲，瘋狂的跺腳、鼓掌聲，歇斯底裏的號啕大哭聲。許多知青衝進絕食現場，把他們的英雄高高地抬起來，拋向空中。
返城的大門打開了。國務院批準了知青辦的一個包括“六條”辦法的請示報告，於1979年1月下旬下達各省市自治區。“六條”大致內容如下：
其一，積極辦好農場，盡可能地把知青穩定在農場中。這是前提，但也是一條不現實的前提，幾乎等於虛設。
其二，需要商調回城的，可以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
其三，城鎮職工退職退休後，可以招收其在農場的子女。
其四，從國營農場參軍的知識青年，從1979年起，退伍複員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時，允許到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
其六，上海郊區去雲南農場的青年，本人願意回原籍社隊，可以允許。
1979年2月上旬，雲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等市有關領導商討如何落實國務院“六條”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雲南墾區各農場傳播開了，知青們聞風而動。很快，知青返城大風暴就從雲南蔓延到了全國。
上山下鄉運動，就此宣告終結。
----這話中肯！
現在仍然有些人閉著眼睛說瞎話,說什麽太祖時代公平. 農民整個階層當時嚴重受欺壓,城鄉差別不是一般的大. 下鄉知青忍受不了農村的艱苦生活,那農民的後代就應該一輩子受苦受難?
沒有鄧公,農民到現在還會受欺壓,中國比朝鮮強不了多少.
一、知青下鄉並不始於更非止於“老三屆”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就已經開始， 1964年國務院就曾發布有《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中央成立了“知識青年下鄉指導小組”和安置辦，各地區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鄉的專門辦事機構，1961、62、65年全國各地均有城市中學生下鄉插隊或者去農場，人數已達一百多萬。1966年文革爆發後，上山下鄉運動中斷，不但中斷，已經下去了的知青還趁機離開農村或農場返回城市造反，鬧得很厲害，希望能否定上山下鄉運動，將戶籍遷回城市。但到了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國又掀起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此時首批下去的主要就是後來所稱的“老三屆”、即66、67、68三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其實談不上畢業，從66年春夏文革發動，學校就停課鬧革命了，串聯、造反、打派仗，甚至武鬥，根本沒讀書。之所以說“主要”，是因為幾乎同時下去的還有69屆初中生，這屆初中招生時恰逢文革發動，有的地方有的學校來不及招生運動已經爆發，就沒招生，有的地方有的學校卻招了，比如上海就招了，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王安憶就是69屆初中生，並且還寫過一部《69屆初中生》的長篇小說;又如本人家鄉四川省江津縣龍門區(現為重慶市江津區龍華鎮)，區上的中學沒招生，下麵龍門公社剛剛興辦的農業中學卻招了首屆也是最後一屆學生。這些學生剛進校運動就開始了，連課本也沒有見到，沒上一節課，到“畢業”時正趕上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成了首批下鄉的“知識青年”。首批下去時，三屆甚至四屆學生集中一起下，又是開頭，而且“最高指示”是新的，並正值文革狂熱和領袖崇拜的巔峰時期，便弄得聲勢很大，開動了所有的宣傳機器，動員大會誓師大會歡送大會場麵熱烈，確實有不少人“激情燃燒”熱淚盈眶，是發自內心地響應號召，是自願，但不管自願不自願，最後全都得下去。首批之後，全國的中學陸續“複課鬧革命”，開始招生上課，但不能考大學，大學雖然後來也招生了，卻是從“工農兵”中推薦，沒中學生的份，於是每屆中學生畢業都得下鄉。此時的政策早已是“深入人心”，各級組織不過是循例行事，不需要再有強大的宣傳聲勢，於是一屆比一屆下去得悄無聲息，“打起背包就出發”的新知青們早就從先他們下鄉的自家或者鄰家哥哥姐姐那裏了解了“廣闊天地”的真實情形，也就沒有了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更不見有人熱淚盈眶，倒少不了總有人淒然淚下和失聲痛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期間的1973年有過小幅度的知青政策調整，規定城市家庭可以留一個“身邊子女”不下去，病殘的可以不下去，已下去可以將戶籍辦回城裏，除此之外，仍是全都得下去。，直到1980年，全國才完全停止中學生畢業後就到農村的政策，結束了知青下鄉的曆史。
從上述事實可見，在“老三屆”之前，已有文革前就已下鄉的大批知青，與“老三屆”同時下鄉的，在有些地方還有69屆初中生，在“老三屆”之後，更有長達近10年的中學畢業生下鄉，若論人數，三者相加，很可能要遠遠超過“老三屆”，一部知青的曆史，不能少了他們。
二、下鄉知青並不都來自城市，更不都來自大城市
現在的知青話語，言說的都是城市知青，並且集中在大城市下去的知青，實際上，當時的知青下鄉運動是全國性的，全國所有的中學畢業生，大城市要下，中小城市要下，鄉鎮要下，甚至本來學校就建在農村“廣闊天地”裏的也要下。仍以我的家鄉四川省江津縣為例，縣城的有一所公辦中學和一所民辦中學，所有的畢業生都下了，我所在的龍門區有一所公辦初中和一所上麵提到的龍門公社辦的農業中學，農業中學並不在街上，而是建在離街數裏的農村，兩所中學的學生大半是農村戶口，其餘則是街上戶口，所謂“街上”，是指龍門公社下轄的龍門街村，公社本來就是農村人民公社，街村更是和農村生產大隊平行的建製，和城市是不沾邊的，連“鎮”也不是，但兩所學校的畢業生一樣得下鄉，農村戶口的就直接回家，叫回鄉知青，街上戶口的就去插隊，成了下鄉知青。其實，當時是否下鄉的標準並不是家在哪裏，而是看是否是否是非農業戶口，是否吃商品糧，龍門中學學生中有父母在農村村小教書的，有父母在設在農村的商店工作的，家就在農村，從學校回家都是回農村，這時同樣得“下鄉”當知青。
當年的大城市不如現在大，更不多，以四川為例，就隻有成都和重慶，而縣城和鄉鎮街村卻是以百以千計，雖難以統計，但可以肯定，從縣城和鄉鎮街村下鄉的知青，數量要遠遠大於大城市。
三、知青並非都是中學生，也有小學生，甚至文盲
繼1968年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掀起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後，1970年《人民日報》又發表《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文章，號召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也下鄉。於是，根本沒上過中學、甚至一天書也沒讀過隻要是非農業戶口的青年統統得下鄉，下鄉前叫做社會青年，簡稱社青，下鄉後就變成知青。我就是這樣的知青。本人因家庭出身地主，1964年小學畢業不得升初中，失學(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我們當地“出身不好”的子女就一律不得上中學，而且小學高小階段也隻能上民辦學校，因為民辦學校隻辦了高小，不然公辦小學連初小也不會讓上)，居上麵所說的龍門街村，無工作，不時到磚廠挑磚，去碼頭挑煤、卸貨、下一點苦力，到1971年11月，街村開了個會，宣讀了一下名單，去公社辦了一紙社內遷移證，插隊到本公社的黃沙大隊第4生產隊，就成知青了。龍門街村和我同時下鄉插隊的社青有幾十人，最高文化程度的就是高小畢業，還有許多隻讀過初小的，甚至還有一天書也沒有讀過一字不識的文盲。他叫周積龍，是個傻子，所以從沒上過學校，別說是小學，就是幼兒園也沒上過，但其時已21歲，符合16周歲至25周無工作的下鄉條件，也便在劫難逃，必須得下，於是搖身一變，一下子由文盲加傻子變成了“知識青年” (周積龍身體還算強健，但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下鄉後得有人照料，好在他家弟兄姐妹眾多，當年符合下鄉條件的就有4個，如果能夠插隊在一起當然最好，但一個生產隊不可能接收這樣多“知青”，便被分到了相距僅幾裏的兩個隊，一個隊2人，他和他三哥住在一起)。
我們這樣的“社青”下鄉以後，並不隻是名義上成了知青，實質上也是“享受”知青的“待遇”：下鄉時保留12個月的商品糧油肉供應，一年後不管自己所掙的工分多少，都按本隊單身勞力的最高標準分糧，統一給安置費，由生產隊給蓋房和置辦農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種自留地可使用隊上從社員那裏收來的肥料(豬糞)，房子漏雨了可以要隊上給免費維修翻蓋，後來“大返城”，都盡可能安排了工作(那個周積龍也回到龍門街村，但因是傻子，哪個單位都不要，實在沒法安排，例外;此人於上世紀80年代在龍門街上走失，不知所蹤)，現在，退了休下鄉的年頭要算“知青工齡”，退休金能夠多一點兒(據說這要感謝胡耀邦，知青下鄉年限算工齡，是他拍板決定的)如我，1971年下鄉，參加工作是多年以後的事了，去年退休，工齡卻從1971年算起。
沒上過中學的青年甚至文盲也成了知青，看似荒唐，其實符合知青下鄉運動的內在邏輯。試想，既然一屆屆的中學生都得下農村，而如果不讀中學就可以不下，豈不是不讀中學就可以逃避?隻有不管文化程度，隻要到了年齡都得下，才是“公平”的，才無空子可鑽，運動才可以持續不斷地推動下去。這其實很能說明上山下鄉運動尤其是文革發動後大規模知青下鄉運動的實質，並不是什麽知識青年要到廣闊天地裏去大有作為，接受再教育，而是國家經濟一團糟，無法解決城鎮勞動力就業，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便轉嫁到農村。農村確實是“廣闊天地”，兵團、農場多在邊遠地方，插隊更是一個個成了孤零零的個體，將集中在城鎮的無業可就的大軍分散開來，問題便可消解於無形。
四、知青的不滿情緒、絕望感及其表現
知青下鄉後，大多數人初期都是要掙表現的，苦活累活搶著幹，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好的評價，贏得被推薦招工或者上學的機會，但大家很快發現，這是沒用的。1970年下鄉的“首批”知青，一年多後就有被招工的，到1973年，加上被推薦上大學的先後走掉為數不算太少的人，走掉的勞動表現未必好，勞動表現很好的未必能走掉，走掉走不掉，和勞動表現沒關係，而明顯是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以我們龍門中學的“首批”知青為例，1972年因江津境內新建國防工廠招工，走掉了一批，幾乎全是區、公社、街村三級幹部的子女，再就是和掌權的革委會一派的下鄉前學生紅衛兵組織的頭頭或骨幹。這對走不掉的知青們打擊巨大，本來就埋藏著的不滿情緒爆發且相互傳染，加上1973年後幾乎就沒再招工，沒走掉的在當時看來是永遠也走不掉了，真要一輩子在農村“紮根”了，我沒做過廣泛的調查，不好說全國的情況，但在我們江津，可以說留下來的知青們陷入了群體的絕望。
一方麵是對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一方麵是對前途的絕望，知青們變得不安分了，不僅越來越多的人不肯再在生產隊好好勞動，更有絕非個別的知青經常尋釁滋事，打架鬥毆，偷雞摸狗，甚至公然搶劫，，成為當年鄉村社會的公害!
我隻能仍以江津為例。江津的本地知青，因離家近受家庭約束相對比較“老實”，但許多人也並不肯成年呆在生產隊出工，農忙季節勞動強度最大的時候就回家，農閑尤其是分糧的時候才回到隊上，即使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也是每年都有那麽兩三個月根本不在生產隊，而是跑到本縣林區的一家伐木廠打工掙錢去了。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和社員們對這樣的現象當然都是不滿的，但也無可奈何，因為1973年後上麵對“知青政策”強調得很厲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比起重慶知青來，我們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下到江津的重慶知青主要來自於同一所中學，是1970年下來的“首批”，即“老三屆”初中生，是在學校造過反在重慶搞過武鬥的，集中下到江津，插隊卻是分散的，各區鄉都有，一般一個生產隊隻2人，如果走掉一個，就隻剩下孤身一人。1973年後，走不掉還留在農村的重慶知青已經很少有還在生產隊好好出工的，而是常年幾個十幾個的糾集在一起，今天去你的知青房，明天去他的知青房，去到哪裏就用自製炸彈炸哪裏的狗，見到雞鴨隻要不是在圈裏，就抓，農民自留地裏的蔬菜也是經常遭殃的，弄得有些地方的農民隻要聽說“知青來了”，就像聽到“鬼子進村”，又緊張又害怕。農民惹不起知青，農民有老婆兒女，而且是一盤散沙，知青打架是一起上，而且個個都是亡命徒。重慶知青是經常打架的，但很少和農民打，而是去趕場，這一撥重慶知青和那一撥重慶知青打，也不知道為什麽，也許原來在學校就是兩派，也許是為了女知青，打得頭破血流，那個狠勁，那份凶悍，讓趕場的農民看著都害怕。重慶知青還有搶劫的，當扒手的，龍門街上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有一個趕場天，下雨，重慶知青搶農民賣的鬥笠，農民不依，被捅了刀子，殺成重傷，知青被抓判刑。另一個趕場天，有兩個非本公社的重慶知青扒竊被發現，人少勢單，這次趕場的農民不怕了，大發作，幾十人一路追打到場外長江邊的沙灘上，一人逃脫，另一人被一陣亂扁擔猛砍，直到毫無反應，有人說像是死了，才一哄而散。這個重慶知青，當時其實沒死，但就在那沙灘上躺著，沒有人管，當天他父母從重慶趕來接走，聽說死在了路上。重慶知青的搶劫、扒竊並非孤例。本人在林區打工去趕附近的鄉場，到館子吃飯，便被掏包，被掏時即已發現，卻不敢做聲，和扒手一起的共四男二女，一眼便可看出，都是重慶知青，得手後並不跑，而是用挑釁的眼神看著我，這哪裏是扒，分明是搶。我隻能自認倒黴，白丟了十幾斤糧票和二十幾元錢，這對於當年的我，可不是個小數目!
知青的此等表現，現在的知青回憶文字盡皆絕口不提，想是認為不光彩，有損知青的整體形象，但真相如此，不應該被掩蓋。而且應該看到，正是知青們普遍的不滿和絕望，才有了後來首先在雲南西雙版納爆發的勢不可擋的“知青大返城”，正是後期為數非少知青的“不良”表現，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使得城鎮家庭和農村社會都難以繼續承受，才最終促成了知青政策的徹底改變。可以設想，假如下鄉知青都是“無怨無悔”，或者隻是默默地受苦受難，前後持續20餘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會否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戛然而止並壽終正寢?
結束語：本文旨在給知青話語填充“空白”，既是“填空”,別人說過的情況就一概不再言說，比如知青在農村勞動生活條件的艱苦，又比如有不少女知青被侮辱強奸等;文章也不顧及體例，隻列一二三四，以方便讀者跳著看，看自己所不知道的，已經知道的可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