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對庚子賠款的退還及用途

 

各國對庚子賠款的退還及用途

 

1900年，中國的庚子義和團運動引致八國聯軍武力幹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李鴻章與11國代表簽定了《辛醜條約》。

《辛醜條約》第六款議定，清政府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共十四國，而不隻是八國）的軍費、損失費4億5千萬兩白銀，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計為9億8千萬兩，是為“庚子賠款”。其中俄國以出兵滿洲，需費最多，故所得額最大，為1億3037多萬兩。中國當時的人口大約45000多萬人，庚子賠款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1911年民國之後，中國仍然履行此賠款條約。

《辛醜條約》中規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國共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美國應得到其中的3200多萬兩，折合美金2400多萬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就中國的賠款是用黃金還是用白銀一事，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據理力爭。談話間海約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賠案實屬過多---”這一信息立刻被梁誠捕捉。這說明美政府已發現其有關部門在上報庚子之亂的損失之中，有“浮報冒報”的現象。梁誠非常機敏地放棄了談判戰略，不再去和海約翰糾纏賠款用金還是用銀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歸已失之利”。於是他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美國國會及議員中四處遊說退還不實賠款。

1906年初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送呈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吸引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同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到白宮進謁羅斯福總統。他建議總統將中國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退還一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1907年明恩溥發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應該多讓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去美國留學。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鼓吹下，羅斯福給國會提出了一個諮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讚助國家成斯盛舉。"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同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實應賠償”，內容包括美國出兵中國的軍費賠償及美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賠償。

當時為什麽美國人想用退賠的庚款辦學呢？美國伊裏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麵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

1908年10月28日，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則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被派遣的學生，必須是“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須能作文及有文學和曆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聽講，並規定他們之中，應有80%學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餘20%學法律、政治、財經、師範等。

同時，中美雙方還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務部負責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於是，1909年6月，北京設立了遊美學務處，這就是清華大學的雛形。1909年8月，內務府將皇室賜園---清華園，撥給學務處，作為遊美肆業館的館址，學務處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學生，從630名考生中，錄取了47人，於10月份赴美。這就是後來庚款留美學生的由來。

1910年8月又舉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應考，最後錄取了70人。這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中，後來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胡適，他當年考了個第55名。同榜中還有後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後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那一年開始公開招考留美公費生。1933年，又開始公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

美國的退款，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京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並停付庚款。大戰平息後，中國也涉足於戰勝國的地位，各國都表示願與中國“友好”，以便用和平的辦法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所以都緊步美國的後塵，陸續放棄或退回了庚子賠款餘額。退款被廣泛地應用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和實業中。隻有日本分文不退，用這筆錢財發展軍備，建立教育，遂速成為20世紀的強盛帝國。

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將其餘的庚子賠款用於中國，成立“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或稱“中國基金會”），掌管的金額為1254·5萬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國人和5名美國人組成的托管董事會。其中的相當部分金額以獎學金的方式提供給清華大學。由於這樣的一種特殊的經費來源和運作模式，清華從創建伊始，在諸多方麵就已經具備了自己的一些特別的優勢和辦學條件，也因此而有別於國內的其他大學。這樣的環境也給了梅貽琦治校在客觀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提供了必要的辦學條件。國外的曆史學家評論道：“清華其成功的一大秘訣是，當其他院校求助於軍閥政權不穩定的施舍時，清華的年度預算是有保障的。”（4）這種觀點雖暗含誇大美國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還是公允的。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清華人”幾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華基金”的傑出教育家梅貽琦先生到台灣後，又利用這筆款項創辦了新竹清華大學。

由於清華的經費來源較為充裕，使其辦學亦有相當的自主性，這些條件又對治校方麵自然產生一些影響，促進了清華在學校的管理製度方麵和運行機製上逐漸地形成一套獨立的、具有清華自身特點的東西，並由此產生了一些特殊的體製和風格，乃至後來清華校風與學風的逐步形成，都與此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係。而這種特徵較明顯的反映出來的一個例證，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華大學出現的幾次大規模的學校風潮。其中，清華校長多次易人，竟有十幾任之多，甚至出現清華幾年沒有校長，由校務會議維持的尷尬局麵。

美國用心良苦的教育計劃，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賠款（胡適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國學生，在後來的幾十年間成了中國學術界最閃亮的明星，而他們的言傳身教，又深深地影響了後來者。

到了30年代，美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而同時，美國人在中國建立了12所教會大學，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教會醫院則出現了協和醫院，洛克菲勒基金會則資助了中國學者們的農村調查與考古行動。

1926年初，英國國會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退款用於向英國選派留學生等教育項目），即派斯科塞爾來華製定該款使用細則。當時，胡適是“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顧問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和]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俄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也將取消，而所有這些的交換條件隻有一個：北洋政府承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1924年5月，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用途，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由中蘇兩國派員合組一基金委員會（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處理。

法國庚款退還餘額總數為39·158萬餘法郎，折合美金為7·555萬餘元。此項餘額總數，按照協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繼續墊借中法實業銀行，作為該行發行五厘美金公元擔保。而中法實業銀行即以此項美金債權，充作四項費用之用：1．換回遠東債權人所持之無利債券；2．辦理中法間教育及慈善事業；3．代繳中國政府未繳清之股本餘額；4．撥還中國政府所欠中法實業銀行貸款。

1920年初，李石曾與蔡元培、吳敬恒，利用庚子賠款，創辦中法大學於北京。先生任董事長，蔡元培任校長。同年冬，蔡元培與先生再度赴法，與法國裏昂市長赫禮歐，裏昂大學醫學院院長雷賓等，合作設立裏昂中法大學協會，決定在裏昂成立中法大學。

各國議定賠款分配數額：（P27）

單位：海關兩（1海關兩合$0.742）

俄國：130,371,120

德國：90,070,515

法國：70,878,240

英國：50,620,545

日本：34,793,100

美國：32,939,055

意大利：26,617,055

比利時：8,484345

奧匈：4,003,920

荷蘭：782,100

西班牙：135,315

其他趁火打劫的：204,540

合計：450,000,000（辛醜條約規定，必須分39年還清，年息4％，不得提前償付，因此

中國實際需付980,000,000海關兩）

關於蘇俄賠款停付：（民國九年，1920）九月二十七日，蘇俄代理外務委員加拉罕，草擬第二次對華宣言，十月二日遞交張斯麐，共計八點，其第六點有關庚子賠款部分如下：

勞農政府放棄拳匪賠款，不再收受，惟中國政府將來無論何時，不得因前俄國領事或他項人等，以及俄國各種團體不合法之要求，將此項賠款付與。（P260）

讀此書還了解了一個事實：所謂退還，並非不繼續收取，而是一邊收我們的賠付，一邊給我們退還，兩碼事。隻有因為蘇聯放棄且不許我們付給流亡的白俄，我國停止對俄賠付；還有因一次大戰，停止對德、奧匈兩個敵國賠付；1937年，停止對日本賠付。

關於美國：表三八（P287）顯示，中國應付美國賠款$24,440,778，分39年償清，年息4％，則到1940年總共賠付$46,189,359；而最後美國保留$17,266,840，退還$28,922,519。占獲得賠款總數62.6％。

關於法國：法國退還過程較複雜，本來直接退還，但是因為法國在中國所開中法實業銀行倒閉，法國遂與中國“協商”，以退還庚款作為中國“支持”銀行複業之用（也就是說，把“戰爭賠償”的名義變成了中國“借給”法國銀行的“啟動資金”），同時，改組該行，使中國取得該行管理權和議決權。中國原來從該行貸得之款項，從該借款數中扣除（即是，退回的庚款中一部分還了中國從中法實業銀行的貸款）。最後，中國合計獲得利益（不全是現錢，還有中法實業銀行的債權）$37,658,451，合50,752,629.38海關兩，占法國獲得賠款配額71.6％（其實應該不足這個百分比，因為中國應當還有利息付給，最後可能是34—35％）。可惜其中隻有極少數用於學校醫院（堯曰所知僅中法大學）。

而且根據王先生所述，法國糾纏償還方式，先要求以法郎償還，繼而要求換算成“金法郎”——中國認為“金”當指“金本位”，法國認為“金”當指金屬狀態的黃金，反複改變換算單位，中間中國損失甚重。

關於英國：該書記錄頗繁雜，條目多重複處，至於一下無法計算退還總數。但是在P476有一處明示：英款退還之數，約為美庚款的一·七倍（到1940年）。美退還數目為$28,922,519，那麽英國退還數目當為$49,168,282，合66,264,531海關兩，竟然比1901年獲得的配額多——這怎麽可能——應當是中國多付了1倍的利息所致。

關於日本：日本所獲賠償，去掉補償實際損失，得七千餘萬日圓。然而為了仿效美國，從中國獲取更大利益，竟在國內發行公債，與庚款餘額組成基金，用於與中國合辦或單獨開辦學校、醫院及實業。“所開發之物質，皆為日本最缺乏者”（P483）。就是說，雖然款項用於中國，但是不由中國人掌握處理。學校有天津、漢口的同文書院和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研究部。醫院有北京同仁醫院（！！），漢口醫院，九江醫院、青島醫院，北平立民衛生實驗所。此外還有資助中國赴日、日本來華留學生，資助中國自然、人文科學研究。完全用於中國利益（日本從中不得好處）之處，總計6,100,000日圓（1916—1937），這似乎該算“退還”，但是本著首尾一致的原則，仍然排除之。

比利時：賠付的是因為拳亂造成的盧（溝橋）漢（口）鐵路損失。所得之賠款，一部分還給中國政府（可能是多收的部分），剩下$5,000,000（相當於6,738,544海關兩）用於京漢隴海等鐵路建設和教育慈善事業——仍然給中國創造利益。

意大利：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一日中意協定：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以後之庚款不必再付，中國少付1,000,000$以上（至少1,347,708海關兩）。（P554）

荷蘭：全部退還。

西班牙：未減未退，最後兩年未付（少付79,723法郎）。

結論：除俄、德、奧中途止付外，我國庚款負擔總計668,661,220海關兩。最後實付261,495,000海關兩（P565）。因為中國未向國外銀行借款賠付，得以不負擔利息，實際上反而比1895年賠償日本數目還少（賠償日本231,500,000海關兩，但是還其他各國銀行利息甚多）。

以美國倡議和身體力行，我國得以少付庚款（668,661,220－261,495,000＝）407,166,220海關兩。俄、德、奧三國停付，可以說非美國直接功勞（可以算間接功勞：如果不是美國出兵打敗德國，也許中國還要繼續支付德奧賠款）。最後支付部分占條約負擔的（261,495,000÷980,000,000＝）26.7％。至於有些國家退還數目大於辛醜條約配額數目（英國）或占當時配額數目百分比過高（達到70—80％），係退還數目中包括中國所付利息所致。

如果按辛醜條約我國負擔算，我國少付（980,000,000－261,495,000＝）718,505,000海關兩，大於自1840年以來賠款負擔（約13億海關兩）的50％。

附：支付對日本賠款的艱辛曆程

日本在近代曆史上是中國的一大外患。在庚子事變中日本獲益多多，對賠款的退還卻不積極、不配合，包藏禍心。這一點不能不為中國人永遠記取。

甲午戰後，日本標榜“脫亞入歐”，把加入列強行列視為其國家的第一目標，因此在庚子年，以“各國將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調派兵員赴該地”作答，先後派出了達２．２萬多人的日軍參戰，成為八國聯軍進攻天津和北京的主力軍。日本此次出兵是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參加國際部隊，意在通過與列強的合作來顯示自己的國力，進一步增強其對中國的影響，實現其“掌握東洋霸權”的野心。

日本在這場聯合侵華戰爭中，不但殘酷地殺戮中國人民，而且在所到之處大肆搶劫，如在攻占天津後搶銀２３萬餘兩，在通州搶銀１２９４００餘兩。攻占北京後更是肆無忌憚，日軍搶在各國之前先是從戶部銀庫搬了２９１萬多兩銀子送到日本使館，繼則從戶部的緞匹庫和顏料庫搶劫無數綾羅錦緞，還洗劫了內務府倉庫所存的倉米和全部銀兩。據統計，日本的搶劫共達３６７萬餘兩。日本的這些搶劫基本上是一種有組織的行為，他們所搶劫的銀兩、武器、糧食大部分歸於國家，其中留給侵華部隊的銀兩為２１萬餘兩，占總額的７％，交給日本中央金庫１９３萬兩，占總額的６６％，其餘的則歸陸軍省支配。

日本侵略者不但重視戰時搶劫，更看重戰後的戰爭索賠。１９０１年４月１０日，日本第一個提出了它的索賠要求，其政府要求為４７５７４０００日元，民間賠償要求為２５０萬日元（此數係日本政府在當時的初步估計），合中國海關銀３５５７７０００餘兩。各國向中國索取款的總數大致確定後，日本又看到其他國家所提出的要求高於它的要求，後悔當初所提出的數目太低，因此，當５月間各國討論中國賠款的利息時，日本反對將利息定為４厘，堅持要求按５厘的利息計算。日本的這一要求除了英國表示同情外，其他列強均表示反對。無奈之下，日本隻好放棄這一要求。賠款總額確定後，列強又將這筆賠款按當時各國所要求的數目，按比例進行了再分配。１９０１年８月達成了分配協定，日本在庚子賠款總額中所得賠款本額占中國庚子賠款總數的７．７％。根據和約第六款第十三號附件甲所載的金銀比價，１海關兩合１．４０７日元，中國對日庚款數為１０６８５４１７７日元。

各國在確定了各自的所得數後，又與清政府就賠款是屬於銀本位還是金本位的問題進行了爭執。本來按條約規定，中國應付與各國海關銀，但在銀價日益下跌的情況下，帝國主義國家感到按銀付款對他們不利，於是便以條約中規定有海關兩和外幣比價為借口進行訛詐，無理堅持賠款為金本位賠款。在帝國主義壓迫下，１９０５年７月，清政府被迫承認向列強的賠款為金本位賠款，同時還答應向列強各國支付１９０５年以前所欠各國金鎊之虧損。據此，中國對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鎊來支付，按９７６３日元折合１英鎊的比價支付。此外，中國另付與日本１９０５年以前的所謂“鎊虧”７２４４８７日元（５１４９１６關平兩）。日本還得寸進尺，無理要求中國今後的對日庚款部分“按期以電信匯票購鎊匯交駐紮倫敦日本總領事接收”。

 

１９１４年帝國主義兩大陣營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集團為了拉攏中國參戰，向中國提出了緩付５年庚子賠款並免加利息的條件做誘餌。日本由於也參加了協約國集團，在庚子賠款問題上隻得采取與英美一致的步調。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日，日本同意中國將對日庚子賠款緩付５年。１９２２年底，中國對日庚款暫緩５年的期限已滿，於第二年３月，日本國會通過法令，決定把庚子賠款餘額（７２１０８７７６日元）移充“對華文化事業”之用。據此，日本製定了“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並在外務省設立了文化事務局，掌管有關對華文化事業的事務性工作，另外還設置了對華文化事業調查會作為谘詢機關，審議對華文化事業。這年底，日本主管對華文化事務的官員出淵勝次等與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等進行了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將此後的庚子賠款等用於中國所辦的文化事業為主，如在北京設立圖書館、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上海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並每年撥出３０萬補助中國留日學生經費，此外如再有餘款，在適當地點設博物館、在濟南設醫科大學、在廣東設立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等。１９２４年２月６日，中日雙方正式簽訂了《關於以庚子賠款辦理對華文化事業之協定》，共９款，決定由中日雙方各出１０人組成評議委員會。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３８０萬元投資對華文化交流演講及互派學生旅行費、留日中國學生補助費等。

《中日文化協定》簽訂後，北京政府教育部在１９２４年頒布了《庚款補助留日學生學費分配辦法》，規定各省按眾議院議員名額，確定留日生人數。但中國學術界則從一開始就對日本的“對華文化事業”持反對態度，教育界不少人士認為此舉是“似是而非之退還賠款”、“似是而非之合作”。４月２７日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退還庚子賠款事宜委員會等１１家國內學術團體，籌劃決定並管理日本以庚子賠款辦理文化事業之一切事務。全國教育學術團也發表宣言，主張中日合設文化事業理事會，理事人數中日各半，別設理事長一人，由中國人充之，這是最低之限度，並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這些辦法，將決不參加此種事業。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早在日本初議退回中國庚款、用於“對華文化事業”時，就群起反對。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６日，留日學生總會發表宣言，認為日本對在日中國留學生的補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禍心，不能接受。７月，留日學生又發表宣言，指出：“日本對華文化事業不容中國人參加意見，隻為日本帝國利益打算，全不計及中國人本身之利益，這分明是日本在中國大陸上實施殖民政策之前驅或附屬事業而已。”

１９２５年５月４日，《中日文化協定》在北京換文，在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下日本稍作讓步，同意組織中日協商總委員會。該委員會雖由中方１０人，日方１０人組成，委員長也由中國方麵充任，但日方規定該委員會的職權不得超出日本法令範圍，對於事業的計劃、規定和管理３項權限，將來如有計劃，仍須經過日本帝國議會協讚後始能生效，日本外務省的文化事務局仍然有最後決定的實權。由此可見，這個總委員會不過是一個處處得聽命於日本的虛設機構而已。有鑒於此，５月９日，全國教育聯合會庚款委員會通電各省教育會，明確表示反對《中日文化協定》。６月３日，教育界１９大團體發表宣言，反對日本文化侵略，堅決要求取消協定。８月１７日至２３日，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太原召開會議，通過了《拒絕日本、英國以庚款行使其侵略主義之教育文化辦法案》。１９２６年６月，中華改進社又向北京政府提議，以日本文化事業辦法有損我國主權為由，請求交涉廢止。８月６日，教聯會發表對日庚款特別宣言，認為中方所選定的中日協商總委員會中的中方１１名委員，多數迎合日本意旨，號召國人不承認他們的所做所為。８月１３日，日本秘密將原中日協商總委員會改名為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２１日，在東京開會，中國委員江庸參加會議，國內教育團體表示，不能承認日本庚款的非正式退還。教育改進社通電留日學生就近監視江庸的行動。

盡管知識界堅決反對日本的對華文化事業，但北京政府屈於日本的壓力，不但繼續支付對日庚款，而且也任由日方打著退還庚款的旗號來從事“對華文化事業”。從１９２３年底到１９３７年１４年間，中國共付給日本賠款達４５７３１１８１日元，加上青島公有財產及製鹽業補助國庫券，中國實付與日本的賠款數額占庚款的９９％，而在這些費用的支出中，由中國人所用部分，僅有留日學生之補助和中國學者學生之訪問費用，兩項共計不到整個庚款的１９％。日本將庚子賠款用於所謂對華文化事業隻不過是一種幌子而已，它雖想以此博得中國人民的好感，但卻掩蓋不了其侵略實質。從日本設立的處理庚款等項的機構來看，１９２３年４月成立了“對華文化事務局”，直屬外務省，局長由亞洲局長兼任；１２月又設立“對支文化事業調查會”，會長由外務大臣充任，其委員多為日本政府、議院、銀行及大學的要員。此外日本在華設立的各項所謂文化事業機構，也無一不是處於日方的完全控製之下。中國對日認款所有預算，都須由日本國會逐年通過，完全由日本操縱，這與有的國家將退還庚款指定專項用途是有本質區別的。如美國的退還雖不是無條件的，但其所指定的條件也隻是要中國必須將所退庚款用於教育事業，中國對其所退之庚款有很大的自主權；而對日庚款的使用權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最終還得服從於日本的利益。

王樹槐：《庚子賠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31號，台北，精華印書館，民國六十三年三月：

中國應為庚子賠款辦清華對美國感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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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7日,在四川在線時事縱橫欄目,yangshiyi貼出一名為《美國是中國的敵人：一個可笑的說法》的主貼（因為主貼既未寫出作者名,也未標明轉貼,一般應理解為樓主作品）。該主貼整個特點就是哈美,說曆史上美國對中國恩德多多。為證明曆史上美國對中國恩德多多,謊言也就自然難免。例如,主貼在第一部分“曆史上的中美關係”的開始,就哈美說：“中國的理工科第一高等學府清華大學是用美國退回的庚子賠款建立的”。哈美的作者實際在說：是美國出錢為我們修了清華,為此,我國應對美帝國主義感激不盡。我們不先談我國應否對美帝國主義感激不盡,我們應先搞清事實真相,搞清事情來龍去脈。但是,主貼的說法隱瞞了一些事實真相,也回避庚子賠款從何而來。

首先,庚子賠款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我國,將侵略軍殺進我國首都情況下,強迫勒索所得的（猶如現在劫匪衝進家中,用刀槍逼著你交出錢財）,所以是非法的。合理、合法的是,帝國主義列強應對我國賠償,賠償它們的侵略對我國造成的嚴重損失,我國不應賠償侵略者的軍費開支等（尤如二戰後,德、日侵略者應進行賠償,而被侵略國不應對德、日軍費開支等賠償一樣）。但主貼掩飾了這一切。

其次,當初美國並沒有將全部所得庚子賠款退還中國,隻將被中國發覺美國“浮報冒報”而多得的賠款退給中國,用於支付中國留學生留美,以及為留學作準備的清華校等。“原來美國隻有參與密笏的高級官員才知道。這說明美**已發現其有關部門在上報庚子之亂的損失之中，有‘浮報冒報’的現象。梁誠非常機敏地放棄了談判戰略，不再去和海約翰糾纏賠款用金還是用銀的了。而是乘機收帆，乘其一隙之明，籍歸已失之利。於是為祖國減少了１１８６１１２１１２元賠款。留下的那部分‘實應賠償’。內容包括美國出兵中國的軍費賠償及美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賠償。”（《『庚子賠款』－－翻翻清華大學的『陳年舊賬』》）所以,主貼“清華大學是用美國退回的庚子賠款建立的”說法,既掩蓋了美國當初“浮報冒報”損失、從而多勒索賠款的卑劣；又掩蓋了美國隻退回“浮報冒報”損失、從而多勒索的那一部分賠款的事實。主貼說法,力圖給人以當初美國將它所得庚子賠款全部退還中國的印象。哈美的作者力圖誤導讀者。

再次,美國通過“浮報冒報”損失、從而多勒索的那一部分賠款,美國本應無條件退還，但美國卻要無理指派退還資金用處（債務人還你的錢,但債務人要指定債權人必須將錢用於某處，你作為債權人,你認為債務人的要求合理嗎？）,要求用於支付中國留學生留美,以及為留學作準備的清華校等。這說明美國蠻橫無理,但主貼也不去揭示它,反而要中國人對美帝國主義感謝不盡。

最後,主貼的“中國的理工科第一高等學府清華大學是用美國退回的庚子賠款建立的”說法,掩蓋了美國用多占的賠款,為美國謀取政治、經濟利益的意圖。美國人為何要用多占的賠款用於支付中國留學生留美費用,以及用作為留學作準備的清華校？為何這筆費用不能用作支付留學英、法、俄、日費用,或用作國內基礎教育呢？因為,如這筆費用用作支付留學英、法、俄、日等國費用,或用作我國國內基礎教育,都不能實現美國用多占的賠款,為美國謀取政治、經濟利益的目的。

“為什麽美國人想用庚款辦學呢？義和團運動以後，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武裝的鎮壓並不能消除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加以19世紀末期美國的排華浪潮，曾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強烈反響。1905年爆發了全國性的反美愛國運動，上海等許多通商城市各階層人民紛紛抵製美貨，使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銳減，它在中國的市場受到沉重打擊。

如何改善在中國的形象呢？他們認為隻有改變中國人的精神才能改變這點。一位叫斯密士的在華美國傳教士1906年曾回國鼓動“退款辦學”，並受到羅斯福的接見。美國伊裏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麵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鑒於當時中國留學生去歐洲和日本的比去美國的多得多（僅1905年和1906年兩年，中國留學日本的學生就達8000多人）。詹姆士認為這對歐洲和日本來說，將會帶來更多更大的利益，而不利於美國在中國的長遠利益。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

為什麽美國不省力節事由自己出麵直接辦學，而要交由中國人來辦，繞一個彎子呢？彀中有其難言之隱。原來自1877年至1900年間，美國曾在中國辦了許多教會學校。但是，當時清政府各省谘議局規定，官立學堂的畢業生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教會學校畢業生則沒有這個資格。因此美國官員感到“教會學校……從未得到官僚階級的多少支持。而它的畢業生極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的機會。難得有一個人會獲得重要的位置。”因此，美國為給庚款學生開辟仕途，欲借此在中國社會各界施加美國的影響，采取了背後操縱由中國官方自辦學校的形式。美國的如意算盤是從精神上、文化上控製中國的發展，但最終也沒能如願。”（唐紀明　薑慧《庚子賠款－－翻翻清華大學的“陳年舊賬”》）事情很明顯,美國用多占的賠款,用於支付中國留學生留美,以及為留學作準備的清華校等,是為了培訓出能出任中國官員的親美人士,以便使美國能謀取更多的政治、經濟利益。所以,美國用多占的賠款辦清華校,根本不是哈美派所說：是出於對中國的善意。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2/15142.html

請記住：美國對中國的友好作為！！（王從聖等）

來自美國的白求恩們：看抗日戰爭後期美國對中國的援助

世界航空史上最悲壯的一幕：駝峰航線(劉小童)

流沙河：美國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美國是如何被妖魔化的

附上下麵兩個帖子，不知可靠程度有多少？權當一家之言：

庚子賠款真相：實際賠了多少？

《辛醜條約》規定，中國向英、法、美、日、意、奧、俄、德、比、荷、西等１１個帝國主義國家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３９年還清，本息共計白銀九億八千二百多萬兩。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賠款，總數在１０億兩以上，這筆賠款稱之為“庚子賠款“，後來由於形勢的發展，經過延付、停付及退還，實際賠款並沒有達到這個數目。

一、庚子賠款的延付和停付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法、俄等協約國勸說中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借此打擊德國在遠東的利益。為此中國曾向各國提出緩付庚子賠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國都表示同意。

1917年8月，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年即停付德國之賠款。1919年凡爾賽和約第128款規定德國放棄1917年3月14日以後的賠款，德國賠款即告終止。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和匈牙利分別於1919年和1920年放棄所占奧匈帝國賠款也至此結束。俄國的庚子賠款，先後經過緩付、停付，最後聲明放棄。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中國開始考慮停付俄國庚款。1920年蘇俄政府下令取消內外國債，凍結存款。1924年中俄雙方簽訂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蘇俄政府表示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並聲明該款所擔保的各種優先債務清償後，完全充作提倡中國教育款項之用。至此，俄國賠款也告結束。

二、關於庚子賠款的退還

美國的退款。最先和美國政府交涉退還贓款的是駐美公使梁誠。他於1907年向美國當局提出核減賠款之事，他說：“貴國如能倡首，義聲所播，興起聞風矣“。當時的國務卿海約翰答應代向總統謀求。海約翰去世後，梁誠爭得了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同意。後來，梁誠又在美朝野人士中大肆活動，美國當時有不少報刊發表文章，讚成退款之舉。梁誠回國後，退款交涉由伍延芳辦理。1907年12月3日美國總統在致國會的諮文中，要求國會授權退還庚，作為教育之用，派遣學生來美為其方式之一。這項提案在國會順利通過。1908年美國總統簽署此法案。這次退還賠款一千多萬美元，此空前之舉，在美國輿論界引起巨大反響，一片讚美之聲。此次退款尚有餘額，後來又第二次退還，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主要用途有二，第一次退款主要是用於留美學生及興辦清華學堂之用，第二次退款作為發展教育文化之用。

其他各國的退款。美國退款對各國均發生啟示作用，各國競相效仿。1920年3月中國教育部設立籌辦興學委員會，財政部、稅務處、司法部也做類似的建議。國務會議決定由外交部處理，此後開始了對各國退款的交涉。1920年12月英國通知中國，英將退還庚款，作為中英兩國共同利益之用，並希望以英式教育教導中國人，促進英國對中國的影響，發展中英貿易，增進英國經濟利益。法國這時也通知中國退還庚款。至於日本的退款，發生的波折和爭執較大，日本始終堅持以挪用庚子賠款的手段，在華搞所謂的“文化事業“，1923年--1936年的部分事業略具親善旨意。從中可以看出美國與日本在侵華中的矛盾。日本的退款中國無一團體申請到補助。其次是用於留日學生的補助。三是用於日本在中國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後則用於侵華戰爭。比利時在1925年訂立中比協定退還庚款。意大利於1933年訂立中意協定，退還庚款。荷蘭在1926年將庚款全部還給中國，但指定用於水利事業65%，文化事業35%。

總之，中國實際支付給帝國主義的賠款數額共五億七千六百多萬兩，約占總數的58%，中國少付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其實對帝國主義的賠償一起到了四一年對日本宣戰!英美等國才一致同意取消了庚子賠款!

中立國和日本的傀儡都得到日本賠款

二戰後，有很多國家可以根據國際法得到日本賠款，最後的結果是，印度尼西亞：8億美元；緬甸：2億美元；越南：3900萬美元；老撾：278萬美元；柬埔寨：417萬美元。

二戰時的“中立國”也“爭取”到了日本賠款，瑞士：11億日元；西班牙：20億日元；瑞典：5億日元；丹麥：7億日元。

根據國際法，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沒有資格得到賠款，卻經過“鬥爭”得到了賠款。韓國：3億美元；新加坡：2500萬新加坡元；馬來西亞：2500萬馬來西亞元；泰國：150億日元。

看到哪些數字了麽？中國什麽也沒得到。有人說，當年是因為美國幹涉，國民黨才不得不放棄賠款的，這成立麽？上麵數字已經無情的粉碎了這類謊言，美國是有幹涉，但是，隻要賠款不要過高，中國還是可以得到一定數額的賠款的，至少可以和印度尼西亞一樣得到8億美元賠款。

蔣介石放棄日本賠款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蔣介石就說，中國對日本“以德報怨”，而且釋放日本甲級戰犯。1949年菲律賓和蔣介石商討對日索取賠款，蔣介石卻說：“要對這次戰爭負責任的是日本軍閥，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負擔戰爭賠償的作法是不公平的”。

1952年蔣介石簽訂了“華日和平條約”。中華民國放棄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款的權力。

蔣介石這些行為，都是為了爭取日本支持在台灣的民國而出賣國家利益。

中G放棄日本賠款

1950年的朝鮮戰爭中，中國和蘇聯聯合支持朝鮮，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中國由1951年讓日本賠款500億美元，最後是和國民黨一樣，分文不要，徹底放棄日本的賠款。1965年5月，廖承誌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中國不準備靠他國的戰爭賠款來建設國家，而且要求沒有戰爭責任的一代人為前人支付戰爭賠款是不合理的”。

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款的來龍去脈

按照國際慣例，在每一份戰後簽署的和約中都包括戰爭賠償的內容。這種由戰敗國向戰勝國繳納的賠償，款額往往大得驚人，如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甲午戰爭結束後，戰勝的日本就通過《馬關條約》以戰爭賠償的名義從戰敗的中國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銀兩億兩。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在長達１４年的抗日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在戰爭結束後，戰敗的日本卻沒有向作為主要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繳付賠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戰爭破壞遠較中國為輕的東南亞國家卻不同程度地獲得了賠償，其中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所得賠款分別為２億美元、５．５億美元和２．２３億美元，甚至連當時尚未統一的越南南方吳庭豔政權也獲得了賠款３９００萬美元。

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我們還是讓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張群曾在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大聲疾呼：“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伴隨著廣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戰詔書的公布，在中國大地上飛揚跋扈了整整十四個年頭的太陽旗頹然墜地——中國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終取得了勝利。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上午１０時，日本代表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裏號”上，簽署了投降書。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國軸心集團中，日本是最後一個在投降書上簽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與德國已分別於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和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向盟軍投降。

從表麵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國投擲原子彈和蘇聯出兵東北的行動在內的盟軍聯合打擊下乞降的，但實際上，對促使日本投降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是中國八年的全麵抗戰。

中國的抗日戰爭貢獻最大、損失也最大。據統計，在這場曆時持久的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總計高達３５００萬；各種損失折合當時美元計算數額高達１０００億以上。

麵對如此慘重的經濟損失，要求罪魁禍首日本給予中國戰爭賠償是天經地義的。中國政府對此態度相當明確，當時的國民政府外長王世傑在闡述戰後中國對日基本政策時指出：盡管中國不主張采取狹隘的報複主義，但就賠款問題則“應一本正義與公道之要求，以從事解決。”為此，中國政府特意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和統計戰爭中各項人力、物力損失的情況，以便對日提出賠償要求。

中國要求日本賠償的政策與盟國戰後對戰敗國總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１９４５年２月英美蘇首腦舉行雅爾塔會議時，便製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給予盟國戰爭賠償的原則。規定德國應賠償２００億美元，其中１００億歸蘇聯，８０億歸英美，２０億歸其他國家。戰後，英、美、法、蘇對德國實行分區占領，成立盟國管製委員會，德國的賠償以盟國從各占領區拆遷工業設施抵償。同時，對於追隨德國與盟軍作戰的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五國同樣提出了賠償要求。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盟國與上述五國計立的和約中規定，意、羅、保、匈、芬五國分別向蘇聯、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亞、希臘四國賠償２．５５億、３億、０．７億、４億和３億美元。

對於日本，以美英蘇中為首的同盟國在日本投降後成立了一個賠償委員會，專門協商日本賠償問題。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該委員會一致認為，為了剝奪日本進行戰爭的產業能力，防止軍國主義複活，決定加重日本的戰爭賠償。方式是把日本工業設備的一大半拆遷給各戰爭受害國作為賠償。為此，指示各國分頭調查、統計戰爭期間的損失，以便具體確定賠償的方案。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經過兩年多的調查核實，同盟各國向日本提出了索賠要求，總計金額為５４０億美元，中國也在其中。但是在賠償如何分配的問題上，各國意見不一，英國要求占有賠償的２５％，美國要求３４％，蘇聯要求１４％，法國要占１２％，澳大利亞要占２８％，僅這幾個國家，還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國的要求，分配比例總和已超過了１００％。

中國在會上以“受害最久，犧牲最烈”為由據理力爭，堅持應獲日本賠償總數的４０％，但各國不依，僅同意占３０％，此後各方爭執不休，問題一拖再拖，久而未決。國民黨政府由於忙於打內戰，因而後來對日本賠償的分配問題也就無心顧及了。不過，國民黨政要張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所作的外交報告中仍大聲疾呼：“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這充分表明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而日本方麵，直到舊金山對日和約簽字，從未向任何國家提起過戰爭賠償問題。這中間一晃就是四年。

二、美國為稱霸世界，操縱舊金山，會議把中國拒之門外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２日，美國公布了對日和約草案，並在７月２０日向同盟各國發出了召開舊金山會議的邀請函，從而把一度被擱置的對日和約問題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國大為驚訝的是，在美國起草的對日和約草案中所列的對日作戰國家的名單中沒有中國，其後中國也沒有收到出席舊金山和會的邀請函。這意味著中國——這個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戰中曆時最長、貢獻最大、損失最重的國家，將不得參加盟國對日和約的擬定和簽署工作。舊金山和會把中國關在了門外。

毫無疑問，美國是策劃將中國排除在對日集體締約之外的主謀。此舉的出籠與當時美蘇對立的國際形勢及美國戰後稱霸世界、遏製蘇聯的全球戰略有著密切的關係。

二戰結束後，美國憑借戰爭中壯大起來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急於在世界建立“美國式的和平”，充當世界的霸主。但是戰後實力同樣強大的蘇聯以及在蘇聯影響下在東歐建立的一係列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國的夢想。美國便在“遏製共產主義擴張”的幌子下，糾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地與蘇聯展開角逐。於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曾經並肩浴血奮戰的昔日盟友開始分道揚鐮。至五十年代初，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已經形成。此間發生的國際事件如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爆發，東、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鮮三八線的劃分，無不被打上美蘇冷戰的時代烙印。其中，中國事態的發展最典型地反映了這一時代特色。

從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對中國人來說的確稱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４年。這期間，點燃內戰戰火的蔣介石退踞台灣；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則於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麵五星紅旗，宣告了新中國的誕生。麵對中國形勢的變化，美、蘇兩大戰後強國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蘇聯於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立即承認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美國則極力否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執意拉扯著日趨末落的蔣介石政府。

為了平衡新中國的誕生給資本主義陣營帶來的衝擊，就必須在遠東重新扶植一個新的反共堡壘，以遏製共產主義的發展。美國選中了日本。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美國陸軍部長亞羅爾在一次演講中公開宣布：“今後對日占領政策是扶植強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禦今後在遠東方麵發生新的共產主義威脅的堡壘作用。”這標誌著美國對日政策來了個１８０度的大轉變——由戰後初期的抑日變為扶日。此後，美國走上了重新武裝日本的道路。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鮮半島爆發的戰爭點燃了美蘇兩大陣營間的第一次武裝衝突。隨著美國和中國先後的介入，朝鮮戰爭已由單純的內戰升級為一場國際戰爭。

美國為了打贏這場所謂“遏製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爭，急欲啟用日本這一反共先鋒。為此，美國力主盡快與日本締結和約，解除對日本的軍事管製，恢複其主權，以便使日本盡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開舊金山會議的建議，就是在這種火藥味極濃的氣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於美蘇對中國政府的認同不一，在邀請國、共哪一方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問題上雙方發生了爭執：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由台灣蔣介石政府參加和會，這遭到了蘇聯政府的堅決反對。眼看舊金山會議有擱淺的危險，美國為了早日實現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國作為主要戰勝國的權益於不顧，借口盟國對中國政府的認同有分歧而單方決定不邀請中國代表出席舊金山和會，主張中國應在會外與日本單獨締結和約，對於將由中國哪一方與日本締約，美國強調“應由日本去決定”。

這種把中國排除在對日和約談判之外並且給予日本選擇締約對象權利的做法，使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失去了主動地位。中國海峽兩岸對美國無視中國權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強烈的反對：７月１６日，蔣介石在台灣發表談話指出：“中國被拒絕參加對日和約簽字，乃破壞國際信義之舉，政府決不容忍。”８月１５日，周恩來外長代表新中國政府對此提出了抗議，指出將於９月４日在舊金山召開的對日和約會議，背棄了國際義務，中國不予承認。

然而，美國當局不顧中國方麵的強烈抗議，一意孤行，於９月４日－８日召開了有５２個國家出席的舊金山會議，並操縱會議通過了對日和約。

舊金山和約是很不公正的條約，它把對日作戰的起始時間定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從而抹殺了中國人民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起，特別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這幾年對日寇的單獨抗擊的曆史。同時，和約在賠償問題上極力寬大日本，隻是泛泛地規定：“日本國對戰爭中造成的損害及痛苦，將向盟國支付賠償。”對於具體數額根本沒有提及，同時對戰勝國的賠償要求作了原則上的限製：即隻能“利用日本人民在製造上、打撈上及對各該盟國的貢獻的其他服務上的技能與勞作，作為協定賠償各國修複其所受損失的費用”，而且必須在“日本可以維持生存的經濟範圍內進行”。這種重重限製的賠償規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勞務充作賠償，實際上是變相減免日本的戰爭賠償，與１９４５年盟國賠償委員會作出的加重賠償的原則是相抵觸的。因而遭到了亞洲、歐洲正義國家的反對。除了中國、朝鮮、越南未被邀請赴會外，緬甸和印度拒絕出席會議，而出席會議的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會後拒絕簽字。這樣，由於中、印、蘇等國的抵製，當時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

９月１８日，周恩來外長代表新中國政府嚴厲譴責了舊金山和約，指斥它是“一個複活日本軍國主義，敵視中蘇，威脅亞洲，準備新的侵略戰爭的條約”。同時聲明，“舊金山和約由於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準備、擬製和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是絕對不能承認的。”

然而，與新中國政府捍衛民族權益的嚴正態度相反，退踞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為了爭得與日本締約的所謂“正統地位”，轉而承認舊金山和約，追隨美國的意願走上了與日本單獨締約的道路。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２日，台灣當局外長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台灣當局願意以舊金山和約為藍本與日本簽訂雙邊和約。

三、日本利用舊金山和約玩弄花招，美國推波助瀾，台北為爭正統放棄賠款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極大地改善了日本戰後所處的不利地位，因而１１月２６日，日本國會便非常痛快地批準了這個和約。與舊金山和約同樣給日本帶來好處的，即日本對於中日雙邊和約締結對象的選擇權。日本當時的首相吉田茂很興奮地宣布：“日本現在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對於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以及其與日本將來之關係，不擬輕予決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這一權利謀取最大的益處。事後證明，吉田政府的確在這個問題上絞盡腦汁，大做文章，極盡陰險、奸詐之能事。

為了等待時機，日本政府在與中國締和問題上采取了拖延的對策，但為了防止盟國指責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費苦心地搞了一個民意測驗，讓日本國民就同北京還是台北締結和約表態，但得出的結果卻令人哭笑不得：支持與台北或北京締約的比例一模一樣，均為３８％，而餘下的２４％則是無所謂的。這樣，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難辨，難以作出決斷為由，理直氣壯地拒不表態，靜觀事態的發展。而私下裏針對台灣急於與之締約的心理，不時散布一些可能與北京締和的言論。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蔣介石派駐日本代表董顯光拜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詢問有關締約的事宜。岡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國現在若與貴國訂立雙邊和約，勢將引起大陸中國國民對我之仇視”，因此，“我們現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時機，以待日本實現獨立自主後，研究何時同中國簽訂和約或選擇中國的哪一方問題，我國曆來尊重中華民國政府，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土隻限於台灣。”言下之意似乎是並不準備與台灣方麵締約。

五天以後，吉田在日本參議院的演講更讓台灣心驚。吉田公開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後三年內提議根據舊金山和約與日本討論締結和約，日本政府自然願意談判並締約，絲毫不會提出反對。”事後吉田還在會見董顯光時表示：“日本不能忽視大陸上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係列言論，使台灣當局如坐針氈，台灣當局為了保住所謂的正統地位，一方麵連續電令駐美大使顧維鈞策動美國對日施加壓力，一方麵又在草擬的對日和約當中廣作讓步，特別是在日本方麵尤為敏感的賠償問題上更為明顯。如草案中規定：中國“承認日本國如欲維持足以生存之經濟，則其資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賠償所有此類損失及災難，同時並承擔其他義務”，因此，隻要求“利用日本國民為中華民國從事生產打撈及其他工作，以作為補償。除此以外，中華民國放棄一切賠償要求，放棄該國及其國民因日本國及日本國民在作戰過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動而產生之其他要求。”這個草案已初步放棄了日本賠償，僅僅保留了一部分勞務補償內容。

與此同時，台灣當局又處處小心謹慎，生怕惹惱了日本，喪失了締約的機會。有個小插曲充分表現了這一點，即當駐美大使顧維鈞遵命與美方交涉後，美國合眾社發了一個消息，內稱顧大使對日本拖延雙邊和約表示不快。台灣外交部聞訊大驚失色，立即查詢此事，並發表否認聲明，指稱電訊報導有誤等等，由此可見台灣誠惶誠恐到了何種程度。

由於美國當時出於反共目的，在亞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棄蔣的政策，因此，在台灣力爭與日本簽約的問題上給予了大力支持。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５日，美國白宮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與中共拉籠關係之任何企圖。”此後又於１２月１０日，派舊金山和約的主要策劃人之一，負責對日締約的杜勒斯作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蔣和約而對吉田政府施加壓力。杜勒斯直接了當地要求日本與台灣締約，並威脅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華民國簽訂和約，美國國會就不批準舊金山條約。”

在美國的強硬幹預及台灣方麵作出了重大讓步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才“不情願”地改變了態度。１２月２４日，吉田表示不承認共產黨中國，願與台灣締結和約。１９５２年１月３０日，日本委任河田烈為中日和談首席全權代表赴台，與國民黨政府外長葉公超進行雙邊談判。

１９５２年２月３０日談判正式開始，至４月２８日和約簽字，前後進行了正式會談３次、非正式會談１８次，曆時６７天。談判期間，日本方麵又一次暴露了其陰險、狡猾的麵目。

戰爭賠償問題是和約的重要內容，因而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十分激烈。根據中方起草的和約草案，在賠償問題上隻要求日本對中國提供勞務補償，其他賠償已經放棄，這是台灣當局作出的重大讓步，而且與舊金山和約的原則一致。但日本對此卻堅決反對，蠻不講理地堅持台灣可以根據舊金山和約沒收日本在華財產和資產作為補償，不應再提勞務補償的要求。由於雙方觀點相差懸殊，談判多次陷入僵局。不僅如此，日本仿佛把戰敗國的身份忘在了腦後，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約草案，氣焰囂張至極。

而台灣方麵在談判初期自恃有美國撐腰，認為隻要美國以不批準舊金山和約相威脅，便不難最終迫使日本就範，因而在談判中據理力爭，態度甚為堅決。對中方草案隻作細節修改，重大原則毫不讓步。誰知至３月下旬，風雲突變，美國先於３月２０日，操縱國會以６６票對１０票批準了舊金山和約，後於４月１６日宣布舊金山和約將於４月２８日生效。美國的行徑對台灣當局來說不啻於背後一刀。因為美國國會承認舊金山和約，使台灣在對日談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時，美國限定了和約生效時間等於給了日本有力支持。因為一旦和約正式生效，日本解脫了戰敗國的束縛，恢複了主權，在對華締約問題上將更為主動，這對台灣來講極為不利。

在這種形勢逆轉的情勢下，蔣介石政府為了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與日本達成和約，被迫在賠償問題上作出全麵讓步，於３月２５日決定放棄全部賠償。僅在條約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認其賠償之義務，我方亦承認日本無力作出全部賠償，為此……我方宣布放棄以勞務進行賠償之要求。”

然而，得了勢的日本變本加厲，居然抓住台灣方麵急於簽約的心理，對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堅持在和約中取消有關賠償問題的條款，否則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談判。台灣當局無可奈何，於４月１２日答應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蔣、日和約的最後簽字直到４月２８日下午３時才告完成，此時距舊金山和約生效僅僅還剩７個小時。

因此，在蔣日和約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賠償二字，其相關內容僅是在和約以外的議定書中加以確認的。

議定書第一條乙項原文為：

“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

另一處相關內容是在和約正文附錄的記錄中，原文是：

日本國全權代表：“本人了解：中華民國既已如本約議定書第一項乙款所述自動放棄服務補償，……是否如此？”中華民國全權代表：“然，即係如此。”

蔣日和約的締結，引起了新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即和約簽字一周後，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嚴正聲明：“對於美國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對於公開侮辱並敵視中國人民的吉田蔣介石和約，是堅決反對的”。並且指責蔣介石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允諾是“慷他人之慨”，中國政府和人民絕對不予承認。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指出：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中國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時２７分，當那架銀白色的總統專機掠過浩瀚的太平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機場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蘇三國為基點的國際戰略新格局便誕生了。

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的實況，通過衛星向世界各地進行轉播。這次行動改善了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起中美間相互敵視的曆史，在世界範圍內引起的震動不亞於一場大地震。

受到衝擊最嚴重的莫過於中國東部近鄰日本。麵對美國１８０度的急轉變，一貫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日本措手不及，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是歪著嘴看完電視轉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識時務者為俊傑”，佐藤內閣深諳此理。盡管內心不滿，但為了跟上美國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鬆訪華後，便秘密地委托東京都知事美濃部在訪華時給周恩來總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親自訪華”。誰知當即被周恩來以“佐藤政府說了不做”為由加以拒絕，並宣布中日談判不以佐藤為對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來回絕佐藤的試探，並非表示中國不願與日本複交，相反，新中國早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０日便發表過迅速準備對日和約的社論。僅僅因為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承認蔣介石政權並與之締結非法和約，才導致中日兩國長期的敵對。尼克鬆總統訪華後，形勢的發展有利於解決中日曆史上遺留的問題，因此毛澤東曾明確指出：中日恢複邦交問題“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總之，現在到了火候，要抓緊。”周恩來回絕佐藤，一方麵體現了欲擒故縱的外交策略，一方麵也是對長期敵視中國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個懲誡。

果然，６月１７日，佐藤榮作內閣被迫下台，７月７日，田中角榮內閣登場。田中在就職當天便表示了要與中國恢複邦交的願望。對此周恩來於７月９日迅速作出了反應，他在歡迎也門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宴會上專門加了一句：“田中內閣７日成立，在外交方麵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隨即又讓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孫平化借率領上海舞劇團在東京訪問演出之機，轉告田中：“隻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麵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當時日本政府要想恢複中日邦交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對待中國一再堅持的中日複交三原則（三原則的主要內容是：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另一個就是有關日本戰爭賠償問題。關於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在不承認日台條約時已強調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者殺害了上千萬中國人，使中國蒙受數百億美元的公共財產和私人財產的損失。中國擁有要求賠償這些損失的權利”。這就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賠償數額將相當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這一問題，便轉而指望中國高抬貴手。為了探摸中國的態度，預先就雙方的爭執點達成諒解，需要一個從中穿針引線的人。當時日本公明黨委員長、正在訪華的竹入義勝充當了這個重要的角色。１９７５年竹入義勝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於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５日與中國方麵會晤的細節：

“我把我們的意見全說了，共有十幾條，並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讚成這些意見，事情就好辦了。……周總理最後問我，假如我們接受你們的建議，日本政府會采取行動嗎？於是，我就從北京打電話給田中先生，請他作出決斷。田中回答‘行’，很幹脆。最後一次拜會周恩來總理的時候，周總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並對我說‘這基本上是我們關於日中聯合聲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驚，內容和後來的日中聯合聲明差不太多。”竹入義勝的活動為中日邦交談判打下了基礎。

關於日本戰爭賠償的問題，在中方草案第七條這樣寫著：“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但是在日後中日聯合聲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個別改動，去掉了“權利”二字換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蓋著談判桌上的翻雲覆雨，唇槍舌劍。在中方放棄賠償的問題上，中日雙方果然有一場短兵相接的較量。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６日，田中首相抵達北京的第二天，中日兩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輪外長談判。當談判進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賠償問題時，日方代表高島忽然狂妄地聲稱，根據１９５２年日本與台灣締結的和約，日本戰爭賠償問題已經解決，因而不存在中國放棄什麽賠償權利的問題。同時對中日間終止戰爭狀態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絕，會談因此不歡而散。

次日，周恩來會見田中，一反前一天溫和的態度，以嚴厲的口氣譴責了日本的行為。他說：“聽了今天上午外長會談的匯報。高島條約局長是破壞日中邦交正常化來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高島局長是搞訟棍那一套嘛！我不認為高島局長的意見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時周總理對中日賠償問題再次重申不承認台灣的允諾，指出：“當時蔣介石已逃到台灣，他是在締結舊金山和約後才簽訂日台條約，表示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那時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是在大陸上。我們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出發，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賠償負擔而受苦，所以放棄了賠償的要求。”“毛主席主張不要日本人民負擔賠款，我向日本朋友傳達，而你們的條約局長高島先生反過來不領情，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款，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我們經過５０年革命，蔣介石早已被中國人民所推翻。高島先生的說話不符合你們兩位的精神。”麵對周恩來總理義正辭嚴的聲明，田中一行垂頭喪氣，連晚飯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聯合聲明起草小組再次開會，高島一上來便對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聲言日本國民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要求深為感動。至此，由於戰爭賠償問題引起的風波方才平息下去。不過中方體諒到日本方麵的難處，同意將聲明中有關賠償的“權利”一詞換為“要求”。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時２０分，中日兩國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聲明第七條寫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至此，中日兩國間懸而未決長達２７年之久的賠償問題，以中國政府的大義之舉宣告結束。

摘自《西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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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關東軍的覆滅（二）
13.  日本關東軍的覆滅（三）                       
14.  日本關東軍（Japan’s Kwantung Army）
15.  日本在侵略華期間在中國戰場共投入多少兵力?占總兵力的多少?
16.  抗戰中陣亡的國軍將領名單和斃命的日軍將領名單                       
17.  抗日戰爭中日我雙方軍事力量對比
18.  平型關大捷: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19 . 平型關大捷
20.  明、清、民國三朝對日宣戰書！
21 . 日本投降書全文及代表簽字[組圖]
22.  日本向中國投降書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