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關東潮
--作者:李遠江
自1653年的數百年來,闖關東的熱潮不斷衝破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綿延不已。源自流民自身渴望生存的意誌和希望,無疑是移民潮最頑強的生命力,但政府的政策導向,又往往將移民潮真正推向高峰。
招民墾荒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百萬滿人有90多萬“從龍入關”,此時的東北“沃野千裏,有土無人”。而中原地區由於戰爭,人口急劇減少,土地緊張的局麵得到緩解,氣候寒冷的東北對關內農戶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要守衛這塊“龍興之地”,就必須駐軍,而駐軍就需要有軍糧。無奈之下,1653年,順治皇帝開出了史無前例的優惠政策來吸引關內人去東北。那時候,對於移民東北的農戶,政府不但每人每月補助一鬥糧食,還規定,每開墾出來一晌土地,另獎勵六升糧食,如果能夠號召他人隨行,還授予官職,招到“五十名以上,文授縣主簿,武授百總”,“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若是到了一百名,“文授知縣,武授守備”。
如此優渥的政策激勵,使“燕魯窮氓聞風踵至”,短短十五年後,僅奉天、錦州兩府人丁就增加到1萬6千餘,較順治朝增加3倍多。
可惜,這段“官情民願”的關東移民蜜月期很快戛然而止。經過十餘年的墾殖,遼東地區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關外生產的糧食已經能夠滿足當地駐軍的需要。為防止關外民人過多侵害滿人利益,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宣布《遼東招民開墾條例》作廢,禁止漢人移民關外。
自此,移民關外已屬非法,“燕魯窮氓”再去關東,就隻能“闖”了。
封禁
自華北各地出發,經山海關,進入東北腹地,原本是一條通暢的“移民之路”,但現在卻變成了充滿血性和悲壯的求生之旅。嚴苛的封禁政策,成為橫亙在“闖關東”者麵前的一道無形卻真正強大的“關隘”。
早期出關民人在東北各地很受歡迎。各地駐防八旗士兵,絕大多數把土地租給民人。在出關漢民的努力耕耘下,關外大片土地被開墾出來。特別是盛京地區,因為距關內近,氣候條件好,耕地超過了一千萬畝,成為關外糧倉。
反觀中原地區,由於人口急劇增長,人地矛盾益發突出,加之自然災害頻發。關外流民的生活狀況通過商旅或書信傳回關內,使更多的貧苦百姓對東北地區充滿了向往。
1715年,山東登州府門樓村周德新、周德純兄弟正是在此背景下,踏上漫漫的關東之旅。他們是幸運的,雖然沒能趕上清初招民開墾的好年景,但是他們到達的旅順夏家村還有大片土地可以開墾,更重要的是,這個時候朝廷對闖關東的移民還處於不鼓勵也不驅逐的放任自流狀態。經過數十年的努力耕作,繁衍生息,周家不但在夏家村立足,而且日益壯大。
東北遼闊的土地漸漸得到墾拓,關內流民也通過各種途徑“闖”到關外。在此形勢之下,1740年,乾隆帝發布了全麵封禁令,不僅嚴禁關內民人移民關外,還要求已經移民關外的民人要麽就地入籍,要麽返回關內。從此,山海關隻允許商人往來貿易,凡出入山海關者必須持有原籍或貿易地給發的印票,驗票放行。
山海關關防緊閉,迫於官府的封禁和遼東日趨密集的人口,流民由陸路出關繞行其他長城關口,開始經錦州、廣寧、開原,衝破奉天省的邊界,流入吉林省,形成流民北上的大趨勢。
另有大量流民不得不改走海路。相當一部分人從現在的旅順、金州及大連海岸上岸,然後北上尋找肥沃的土地,而這也成了後來通過海路闖關東者的偷渡“金三角”地區。
乾隆帝全麵封禁的結果就是闖關東的目的地由遼寧逐步擴展到吉林。除部分在“金三角”地區定居外,絕大多數因為官府的查禁在偷渡地短暫停留,而後直接北上吉林。
流民越來越多,甚至一些早期到達大連、旅順等地定居的村民,也開始繼續往北遷移。1776年,周家兄弟的孫輩後人周成文,帶著自己的妻子曲氏,離開周家兄弟已經定居了61年的夏家村,遷移到北邊的另一個村子,繁衍生息,最後周姓竟成了這裏的主要姓氏,這個村子幹脆就叫周家崴子了。
流者自流
在乾隆全麵封禁52年後,有過一段延續達11年的“弛禁”。
1792年,華北大旱,大批災民匯集山海關,直隸總督慶成奏請由山海關副都統德福“分別查驗”,逐一放行。麵對蜂擁而來的災民,德福擔心嚴厲查禁會激起民變,於是奏請朝廷,準許“無業平民出關覓食”,隻需“詢其籍貫,注記冊檔放行”。乾隆皇帝批準了德福的奏請,火速傳諭,通令山海關對災民一律放行。並斥責墨守成規的總督慶成“貧民攜眷出關者,自可籍資口食,即人數漸多,斷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驗禁止耶”。
隨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慶二年(1797年)、嘉慶五年(1800年)連年大水,嘉慶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決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的弛禁令延續11年之久。
嘉慶執政的第八年(1803年),中原災情稍有緩解,嘉慶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重申對東北的封禁令。為了防止漢人借經商務工之便滯留不歸,嘉慶帝嚴格要求各處關防對“攜眷出口之戶概行禁止”。
然而,強大的人口壓力一直是華北農民闖關東持久而旺盛的推動力。從1661年至1753年的92年間,山東人均耕地麵積從10畝多下降至7畝,1766年至1887年,人均占有耕地始終在兩三畝水平上徘徊。人多地少,豐收之年尚難解決溫飽,遑論災荒之年。
因此,雖然嘉慶時期對民人出關墾荒的禁令,一次比一次強硬,所采取的措施,也一次比一次嚴密,但事實上,終嘉慶一朝,闖關東依然是禁者自禁,流者自流。據統計,吉林一地,到嘉慶十六年(1811)民人33 025戶、307 781口,較乾隆朝增加1.5倍。而黑龍江一地,嘉慶十三年(1808)有民人26 207戶、136 228口,是乾隆朝的3.7倍。嘉慶帝嚴苛的封禁,不但未能阻止闖關東的大潮,反倒使更為偏遠的黑龍江成為新的移民目的地。
大趨勢
嘉慶禁令在其兒子道光帝時被衝開決口,鹹豐年間掀起大規模移民高潮。
那時清朝社會危機四伏,天災人禍、內憂外患。1833年記載的一次山東地區黃河洪災描述“黃流東趨,一片汪洋,災民蕩析離據”,利津有些村莊“死傷居民甚重,有一家全斃者,有淹死僅存數口者,有房屋倒塌壓死者,慘苦情況不堪言狀……已救出數千口,唯無安身之處,大半露宿荒郊”。
1855年,黃河在蘭考銅瓦廂決口,奪大清河入渤海,一時間,河南、河北、山東諸省災民遍野。與此同時,太平天國運動和撚軍起義席卷大半個中國,難民們紛紛逃亡關東。禍不單行,北方的俄羅斯不斷入侵,不僅割占中國大片領土,而且大肆滲透到東北三省,企圖通過事實上的殖民,進一步割占這片土地。
內憂外患,開禁已成必然之勢。鹹豐十年(1860年),黑龍江將軍特普欽數次上奏,要求“解禁”。清政府順勢宣布“移民實邊”,廣招漢民,出關開墾。據《黑龍江省誌》載,1861年,呼蘭、巴彥等地相繼被開墾。呼蘭由民人楊繼明押預保,朝廷放荒200萬坰(東北地區多數地方1坰合15畝)。1868年,王常廳所屬的皮信溝和淳水泉存底,村民佃戶一次認領荒地25萬坰。
1878年,清政府解除漢族婦女移居關外之禁,關內漢民更是攜家帶眷湧進東北。更多的流民不僅來經商務工,而且定居下來。
“移民戰”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闖關東潮迎來一個高峰。
民國建立之後,中國進入了全麵軍閥混戰時期。中原地區更是慘遭荼毒的主戰場,加上數次大災,百姓大批流離失所,再次把求生的目光集體投向東北。
東三省被奉係首領張作霖掌握。而此時,處心積慮的日本也一直醞釀向東北實施移民計劃。他們的算盤是:通過大量的移民,使大和民族成為東北的主體民族,從而從根本上同化滿洲,實現統治。
盡管張作霖的統治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但他卻不希望受到日本控製。為了對抗日本的移民計劃,他采納了王永江的建議,有組織、有目的地從山東、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萬人口的速度向東北大量移民,這個數量,遠遠超過那些俄羅斯、日本和朝鮮等地的國外移民。
張作霖自覺從關內移民的數量到底有多少,沒有準確的統計。不過,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在統治東北時期,大力發展工礦商業等,使東北的經濟狀況大大優於關內平均水平,確實從客觀上為關內流民來東北創造了更多更好的機會。
但這樣的情勢並沒有延續多久。很快,“九一八”事變發生。事變之後,日本執行向東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鮮人的大陸殖民主義政策,公布了針對華北移民的《取締外國勞動者規則》,並嚴加限製移民入關;關內民眾也不願去東北做亡國奴。已經移民的商民,也相繼扶老攜幼轉回故鄉,“凡由大連進口之輪船,無一艘不告人滿”,出現移民回流潮。
搶奪勞工
也正是由於日本人的殖民政策,這個時期的關東移民潮呈現出又一個變化。事變之前,移民流向北滿者多,且多為務農;事變之後,移民流向轉變,多分布在南滿的城市和工業區,勞務移民增加,超過一半的人在礦山和工廠中當苦力。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偽滿政府鑒於東北勞動力不足、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進行以及向北邊開拓,急需大量勞力,重啟移民之門,但那時關內民眾已經不是自發自願闖關東。偽滿政府實行了可恥的強掠勞工措施。
據統計,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間,日本從華北誘騙、販賣和抓捕的勞工總數約達到704.7萬人,隨行家屬223.7萬人,其中96%以上被運往東北。
山東仍然是日本“搶掠勞工”的重災區。
民國時期山東移民東北的第二個高峰期之所以出現在1939年到1943年,“除了戰亂、旱災”,日本“到山東招騙勞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災難加劇了惡性循環。1940年左右,山東惠民縣流民闖關東者多為招騙勞工。臨朐縣的人口更從1939年的38萬驟減到1942年的20萬7千人。
為誘騙勞工,招工者描繪了一幅幅美景。後來被招去鐵礦礦工的劉憲明兄弟,1940年時正流落青島街頭,父親和兩個妹妹先後死去,兄弟倆走投無路。招工人對他們說“活不累”,“吃的是大米白麵,住的是洋樓,一天掙2元,願意長幹長幹,不願意發了財六個月就可回家”。兄弟倆以為找到了出路,報了名,“頭幾天確實好,吃的是細糧”,到了大連就吃的是窩窩頭,“從大連坐的火車是悶罐,人和行李分車裝,車上了鎖”。
在河北人李向榮的記憶裏,招工的經曆更為淒慘。
1935年,他被騙到吉林修路,勞工們“必須像牛一樣低頭幹,稍一抬頭,就亂棍抽打”,吃的是“發黴的棒子麵窩頭”,住在“臨時搭的窩棚裏”,至於工錢“始終誰也沒摸到”。更有人丟掉性命,日本人拿一根大鞭子,看誰不順眼就上去狠狠地抽一頓,有的工人就被活活打死。
1936年,日本政府把向中國東北移民確定為國策,計劃時間排到1956年,這一國策的核心內容被確定為20年內向中國東北移民100萬戶,即500萬人。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盤是,20年後,100萬戶日本移民經過繁殖可達1000萬人,占東北總人口1/5以上,一旦實現這一目標,便可在偽滿洲國建立起以“大和民族”為指導核心的“日本的秩序”。
這些移民來的日本人,基本上不開墾荒地,而是將中國人的良田霸占,然後把一部分中國農民變成他們的佃戶,一部分趕到窮山僻壤開荒。1941年,一個日本“開拓團”來到方正縣土地最肥沃的伊漢通鄉,放火燒了老住戶分散在各處的房子,逼迫他們和伊漢通鄉等地的農民遷走。正值寒冷的初春,在此居住的2000多中國農民被趕到縣城西部的山區,無處居住,約一半的村民凍死。
一直到戰爭結束,闖關東的移民們這樣悲慘境遇才得以改善。
北大荒
曆史總是充滿戲劇性。
和闖關東幾乎同樣充滿滄桑感的詞,還有下南洋、走西口,幾百年來,這幾個沉甸甸的詞,記錄著生活在中原地區的百姓四麵突圍、謀求生路的曆史。
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一種是迫於生計的流亡,一種是政府政策性的移民。自1653年的數百年來,主動招撫也好,被動流亡也罷,這股闖關東的熱潮不斷衝破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一直綿延,其源自流民自身渴望生存的意誌和希望,無疑才是移民潮最頑強的生命力,但政府的政策導向,又往往將移民潮真正推向高峰。
時光流轉。在戰亂中建立起來的新中國,一方麵,人口急劇增長,人地矛盾突出;另一方麵,災荒頻仍,中原地區的土地再次不堪重負。一次新的、也是距今最近的關東移民高潮,在政府的號召和鼓勵下掀開。
這就是開發北大荒。
人際罕至、冰雪覆蓋的北大荒下,埋藏著肥沃的黑土。政府號召關內的人們主動到關外進行“墾荒建設”。據資料記載,1956年,僅山東省就組織了10餘萬青年開赴黑龍江。
這年的黑龍江林甸縣,突然被從山東濟南曆城地區響應開荒號召而來此開荒的山東人填充得滿滿當當。當年4月至5月,該縣“接收山東省13836名青年誌願墾荒隊員來本縣墾荒,分別安排在5個區55個新村。”依據當時的軍隊編製,這些新村被統稱為某團某連。
兩年後,山東省肥城汶陽公社的汪錫禹一家五口人也成了響應“號召”的典型,坐上火車,踏上了移民關外之路。一輛密不透風的悶罐車把他們帶到了黑龍江的安康,不久,汪錫禹一家又坐上了一輛馬車,也來到林甸縣的新村。此時,這裏已充斥著熟悉的山東鄉音,汪錫禹一家迅速地適應並安頓下來。
這樣的“闖關東”,已經少了些悲苦況味,多了些激情夢想,甚至還夾雜著榮譽。
1978年,北大荒移民墾荒運動結束,東北大地已經不再是闖關東之初的蠻荒之地,而是中國的工業中心和名副其實的“北大倉”。持續三百多年的大規模關東移民浪潮也暫時畫上句號。
關東路
不管有沒有封禁令,關東之路一直難走。
幾百年來,多少闖關東的人一輛推車,或一根扁擔、兩個籮筐,前挑幼子、後挑家當。一肩挑起全家的希望,一步一步跋山涉水向東北。
大連一直是海路“闖關東”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從關內渡海到大連的人甚至有一個專門的稱呼——海南丟。從海上到大連,不知多少人葬身海底,像周家兄弟能安然抵岸者,十之一二。
今年76歲的劉文忠,老家在山東省蓬萊市小濠島村。1893年秋天,由於蝗蟲災害,莊稼顆粒無收,劉文忠祖輩們一家的生活終於再也無法支撐。劉文忠的爺爺決定要帶著全家老小出來逃荒。一家8口人劃著小舢板出海。
船行不久,海上驟起大風,小舢板整整在海上漂了兩天。快要漂到旅順的岸邊時,又襲來了一陣巨浪,一家8口人中的6個人在一刹那間就都被海浪卷走了,隻剩下劉文忠父親和姑姑被海浪卷到岸邊,活了下來。在當地好心人的照料和收留下,才得以幸存。
李統信一家要幸運一些。20世紀始,從山東到大連、營口、旅順逐漸開放定期輪船。李統信一家在1939年去大連時,坐的就不再是周家兄弟和劉文忠當年那種小舢板,而是一艘叫“大連丸”的日本輪船。由於沒錢,李家人隻能擠在最低層的下等艙。船艙裏彌漫著暈船者的嘔吐物和大小便混雜的臭味兒,仿佛公共廁所,這味道讓李統信終身難忘。
從海上抵達大連的山東人,少部分人留了下來,更多的人仍無以為生,隻好繼續向北。自19世紀末開始至民國,東北興建起數十條鐵路。遍布東三省的鐵路亦成為關內民眾闖關東的交通首選。據統計,整個民國時期,東北共建成20餘條鐵路。鐵路沿線日益成為流民最鍾愛的落腳處,並促使關東移民沿鐵路線往縱深發展。民國時期,300多萬移居黑龍江的關內流民,在鐵路沿線和鬆花江沿岸,建立了數以千計的居民村屯,開墾400餘萬坰地,增設30個治,初步形成以鬆嫩平原、三江平原、鬆花江流域和牡丹江域的主要產糧區。
隻有少部分走陸路的人從山海關直接坐火車到東北,七成以上闖關東的人,為了省錢,都是先走海路到大連,再從大連坐火車北上。
大連往北的鐵路已四通八達,這給那些有經濟能力的人省了很多腳力,但他們往往得按照盤纏的多寡,決定火車那頭的目的地。據1930年日本人做的一份調查,多數闖關東者所帶路資不足15日元。他們兜裏可憐的一點盤纏,多半是借高利貸而來,要不就是賣房賣地,或者親友救濟。以同時期花費計算,若先走較便宜的海路,如從青島坐最廉價的三等艙到大連,耗資約3.4日元,上岸後若轉乘火車,從大連到奉天的車票是6.16日元,到吉林13.2日元。一般來說,等他們買完火車票,這些流民的兜也就空了。
為吸引客流,“滿鐵”挖空心思,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1908年開始“苦力皆靠貨車運送”。“滿鐵”將北滿的農產品運至大連,回程的空貨車即用來運送關內移民,獲利巨大。
很多人連這樣的貨車也坐不起。1928年6月,日本人小澤茂一在大連遇到一名李姓寡婦,她們一家7口所攜旅費在山東即被敗兵所劫,一路步行討飯到青島,幸得鄰居伸援手買船票到大連,寄住在一小店。他們向店家借9元派人去旅順找在礦坑工作的長子,因延時未到,店主竟要求他們賣掉8歲的女兒還錢。
求生的欲望,就是這樣緊緊吸引著成千上萬中原百姓前仆後繼的腳步。他們像撲火的飛蛾,明知前途凶險,仍然忍悲含淚,一路向北、向北,甚至直抵最北端的黑河,直到找到活路。
多年以後,著名編劇、祖籍山東的大連人高滿堂感歎:“坐飛機從大連到黑河,隻不過是兩三個小時,但一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卻跋涉了一年、兩年甚至許多年,才到達了這片黑土地。在飛機上俯瞰關東大地,多少亡靈長眠在這裏……”
尋根
在長達三百多年的闖關東移民潮中,一波一波的移民不斷地湧向東北。但是,他們很少隻身闖關東,往往以家庭或村組的親友為單位集體行動;他們也很少去完全陌生的地方,往往去投靠先期已在某地落腳的親友。新移民變成老移民,而老移民又為再來的新移民指引方向,提供方便。新舊移民之間甚少衝突,更多的是相互幫扶、融合。當時東北各地都有類似同鄉會的“鍋夥”組織,是當時闖關東的老鄉合夥做飯的地方。有窮苦的家鄉人來了,“鍋夥”總仗義地給個吃飯的地方,還幫著找工作。若有人發跡了,也不忘給“鍋夥”湊點兒份子。
這些來自中原地區的移民,對鄉土和宗族有著深切的認同感,那是他們的根。
根,是埋藏在移民血液裏的基因密碼。哪怕他們已在東北生活數十年,繁衍數十代,哪怕那些移民後代根本就在東北土生土長,他們仍然記得,根在關內。一份族譜,一個地名,一首輩分排序詩,就是他們尋根的鑰匙。
祖籍山東濟寧、現居北京的許蘭武,講述了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大爺爺早年闖關東,死前留下遺願,要落葉歸根,葬到家鄉的土裏。孝順的伯父於是將大爺爺的遺體,從漠河一直背回了老家。”
對周家兄弟的第12代嫡孫周純官而言,時間將在1989年的那個瞬間永駐。那年,他費盡周折地從山東族人的手中找到一本族譜。發黃的冊子上麵,一行字跡讓他激動萬分:“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純、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順雙島夏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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